人民公社作為“東方紅盛”時期的核心話題之一、最為突出的成就之一、最具特色的時代標志之一，它曾經引起了眾多討論、眾多的思考，至今仍是人民難忘、難舍的話題。大家對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概念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一切歸公、沒有個人私人財產、工作內容都由公家統一安排等。大家應該知道人民公社是從最開始的初級合作社、到中級合作社、再到高級合作社、直至人民公社而逐漸形成的。

    人民公社的關鍵核心不是共產、不是集體所有、不是集體第一。人民公社的核心本質就是“合作”。人民公社就是人民一起大合作，一起合作發展、一起合作致富、一起合作奔共產主義。合作就是互幫互助、互通有無、分工協作、資源互享、一起發展。（1）合作需要一定公共財產為基礎，這些公共財產只能是歸集體所有，所以保持公有是合作的前提條件，而不是核心目的。同時并沒有規定所有的東西都是集體的，屬于個人私生活的東西仍然是歸私人所有。（2）合作是分工合作、也是講究人與人之間的勞動差別，所以要計工分的、是按勞分配的，不是搞純粹的極端平均主義、也不是單純的大鍋飯。（3）合作不是犧牲小家為“大家”，而是在“大家”這個大集體中更好的發展各自的小家（中國俗語說得好：一個好漢三個幫。沒有幫手也就成不了好漢）?！按蠹摇笔菫楦髯缘男〖野l展提供一個平臺、提供一個好的大環境。（4）合作是分工合作，是允許各個社員發揮各自的主觀能動性的。在不破壞社員之間的合作關系的前提條件下，也是允許在一定的范圍內搞承包責任制的。（5）合作就是走人民群眾路線、走團體合作發展路線，也就是現在講的“團隊精神”?，F在的社會已經不是原始社會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增加了，只有走集體路線、合作路線、搞團隊精神，才可能發展的更快更好。（6）合作需要一個計劃，否則就無法有效合作，這樣就產生了計劃經濟。計劃的優點是一切都是有秩序的、一切都是有規律的，這樣人們就可以心安理得的進行生產活動，生產效率自然就比較高。例如，原來保留下來的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以及近幾年取得極好的社會效果的一系列“新農村合作化運動”，就是很好的說明。（7）合作使黨員、干部、群眾能夠時刻都緊緊的團結在一起、戰斗在一起，這樣黨群關系、干群關系能夠始終如一的保持魚水般的親密，而不至于變為水油、甚至水火的關系。在人民公社時期根本不存在任何的民族矛盾、地域矛盾，根本不存在任何的分裂概念。同時上下也能夠一條心，生產效率自然就高。例如，人民公社時期黨員群眾齊心協力一起共建大型水庫、攔河大壩等所表現出來的勞動干勁就是最好的寫照。那時候的勞模就是他們自己流血流汗換來的勞模，是貨真價實的勞模，是經得住實踐檢驗的勞?！，F在的勞模是什么東西，大家自己去分析吧。（8）合作使得領導與群眾、干部與群眾、黨員與群眾始終團結戰斗在一起，這樣也就沒有了滋生腐敗的空間。人民公社時期，黨員干部家里有幾個針線頭估計都是透明的。他們即使想腐敗，也是“有賊心、沒賊膽”。因為他們貪污受賄的錢根本就沒有地方去花，他們只要消費，狐貍尾巴就會自動露出來，根本不需要人民群眾去專門的監督他們?，F在即使那些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合作也是講究財務透明、有專門的監督體制，如果不透明根本就無法進行合作。

    單干路線就是強調突出獨立的個體經濟，強調個人的個體勞動、淡化相互之間的合作勞動。（1）雖然從人性自私的角度分析，會起一點作用；但是因為單干脫離集體、脫離團隊、孤軍奮戰，其結果終究是弊大于利。一個拳頭的戰斗力要比五個分散的手指更強大，就是很好的說明。（2）因為單干淡化了集體公共利益，所以一些屬于公共集體的財產就得不到很好的保護，出現人人負責、人人又不負責的怪現象。這樣一些集體財產就遭到大量的損失、破壞而無人問津。（3）因為單干強調突出個人經濟利益，所以單干的壞處不僅僅是喪失了社員之間的相互作用力，而且使得社員相互之間的矛盾沖突增多起來，這樣又增加了許多不必要的內耗、窩里斗。（4）社員之間的內耗、窩里斗等內部矛盾的增加又進一步破壞了民族團結、破壞了良好的社會風氣、破壞了民族的凝聚力、嚴重影響了生產力。例如過去基本是夜不閉戶，現在加三道防盜門都不管用；而這些害人的人與被害的人卻基本都是過去的普通社員，也都是一般群眾，這就叫做“自相殘殺”！（5）單干使得勞動個體只能進行最原始的小農式生產，大規模的機械化作業就用不上了，這樣勞動生產率就永遠上不去，也就永遠發不了大財。（6）單干強調個體經濟的獨立性，計劃的內容只能適用個體自己。在集體這個大環境中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計劃，大家就自然的各行其是，這樣就導致社會生產的無序性。“自由==散漫”。突出個體的自由，也就增加了集體的散漫、無政府狀態。一個國家的生產如果處于一種無政府狀態中，它的生產效率肯定是很低的。例如，安徽小崗村的失敗就是一個很好的反面說明。（7）“單干承包”加劇了“國家分裂”的速度。搞承包單干，官僚只要完成國家的征收任務（農業稅）就可以，至于農民具體收多少與他們的政績沒有任何具體責任關系，這樣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就等于沒有了關系，也就不存在魚水的關系，這就是“承包到戶、不需要干部”?！皢胃沙邪本褪侵灰r民按時“繳貢(農業稅)”就可以了、剩余多少由農民自己自由支配，如果剩余多就可以改善生活、變為富裕戶，如果剩余不多、甚至不夠自己的溫飽，就只能怪自己沒有本事，政府是沒有責任管這些的。政府的責任就是“按時收稅”，農民的生死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上蒼的惠顧。這樣農民與國家的關系基本是離心離德、貌合神離、各顧各的，這樣發展下去只能是分裂亡國的結果。“承包單干”換句話就是“分家單干”，從國家大集體層面講“分家就是分裂”。像“貴州甕安群眾事件、西藏3·14事件、新疆7·5事件”就是最好的說明。（8）“單干”路線使人們群眾與黨員干部等人為的分為兩個“不相干”的群體：官僚群體、人民群體。官僚群體除了搞一些官場的游戲規則、搞一些貪污腐敗、為自己買官賣官之外，他們基本是無所事事。他們職位的晉升也是主要靠官僚集團內部的相互斗爭，人民群眾根本沒有作用的，這也就難怪一些黨政領導人說“他的權利是上級領導給的、不是人民群眾給的”，這也就難怪一些黨政領導會說“是為人民群眾說話、還是為黨政群體說話”？在這樣的情況下，官僚集團講究的“三個代表”也只能是適用于他們官僚集團內部，而無法擴展應用到人民群眾內部，所以官僚集團的成員也只能是“代表他自己、代表他老婆、代表他孩子了”。

    生產關系細分為兩個基本組成部分：所有關系、相互關系，前面關系決定后面關系的性質。社會主義不是一種生產力，而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其它的各種主義都是如此。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就是“合作分享”，共產主義的生產關系就是“共有共享”，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就是“私有獨享”。因為所有關系決定合作關系，所以所有制的性質也就決定合作的水平、合作的質量、合作的深度、合作的廣度等。全方位的、長久的合作是最好的、最優的、最能提高生產效率的、最能解放生產力的，而實現全方位的、長久的合作只能發生在生產資料公有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是強調在公有的條件下實現全民的、全社會的、全方位的、持續長久的合作。資本主義因為它們相互之間生產資料的私有性、他們相互之間沒有長久穩定的公共生產資料作為合作的基礎平臺，所以他們只能實現部分群眾、部分內容、暫時的合作，永遠實現不了全面的、持續長久的合作。例如資本主義國家經常出現的政局不穩定、社會動蕩不安、政策朝令夕改等現象就是最好的說明。

    “單干”不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也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更不是共產主義的生產關系，它只是一種最原始、最落后的“生產方式”，是人類發展進步的一個“大毒瘤”。單干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雖然沒有破壞公有性質、沒有破壞所有關系，但是它卻破壞了合作的關系、破壞了相互關系，所以它對社會主義是“弊遠遠大于利”。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是“極力否定”單干的，大家可以看看那些罪惡的資本家們也是天天搞強強聯合、團體合作、團隊精神等。像北約、歐盟、世貿組織、南北合作、南南合作、經濟一體化等無不是避免單干、加強合作的、共同發展的活生生的例子。

    人民公社時期是政社合一，即政府負責人直接負責生產指揮，政府領導人的直接政績就是生產的產量。在人民公社時期也正是國家重點發展輕重工業時期、建立強大軍事國防力量的時期，而搞這些前期的投資建設所需要的原料、資金、能源等只能依靠大量的占用農業資源。（具體原因及情況，看我另外寫的《中國工農“恩怨情仇”淺析》）。當時的國家政策就是：農業人口在留下自己基本的口糧外，其余的都統統上繳國家去搞建設。這樣農民基本沒有多余的個人收入，也就談不上富裕二字，農業也沒有自己的任何積累。

    在三年自然災害的歲月里，許多中國農民餓死的根本原因是地方官僚主義造假虛報產量造成的。當時國家政策是：地方自己報告自己的實際產量，給農民留下足夠的口糧后，其余的統統上繳。國家當時給地方下達的“統購計劃”就是根據“地方上報的產量”扣除“農民的口糧”后而制訂的（公式A:統購指標==地方上報的產量--農民應得的口糧）。這樣農民在上繳完國家指標后留下的實際口糧是（公式B:農民實際的口糧==地方實際的產量--統購指標）。我們把上面兩個AB公式進行合并（公式C：農民實際的口糧==農民應得的口糧+（地方實際的產量--地方上報的產量））。在這個公式C里面，如果“地方上報的產量”與“地方實際的產量”一樣相等，那么“農民實際的口糧”就等于“農民應得的口糧”（國家不會故意把農民活活餓死的，否則至少會導致沒有人種地產糧食了），故此，如果農民得到應得的口糧是不會餓死的。但在實際現實中的“實際上報的產量”都是“遠遠大于”“地方實際的產量”（為了官僚個人的政績），這樣“農民實際的口糧”就“遠遠少于”“農民應得的口糧”，有的地方甚至就沒有留下口糧，這樣就造成一些地方發生餓死人的事情。當時的自然災害只是外部原因，不是根本原因。因為在自然災害發生的前一年曾出現過大豐收，因為官僚主義就放棄了收割，這樣直接加劇了自然災害的程度。例如，當時北京的“紅星人民公社”就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如實的上報產量、沒有弄虛作假，他們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就沒有發生一人餓死的情況。所以餓死人事件的罪魁禍首是官僚主義，不是國家政策，更不是自然災害。

    “單干全面”剛剛開始時，也就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造成的農業豐收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五大因素：
   (1)種子革命。1973至1976年，我國南方“秈型雜交水稻”（育種代表為袁隆平）和北方“雜交粳稻”（育種代表為楊振玉）良種相繼育成。從七十年代后期開始大面積推廣，到八十年代中期大體完成推廣，使水稻單產較以前選育的普通良種約增加“20%”。與此同時，小麥、玉米、棉花、油料等其它農作物也都陸續發生了種子革命。如，70年中后期，山東冬小麥產區開始推廣山農輻63、煙農15號等良種，小麥單產較以前選育的泰山1號等良種約增加“20%-30%”；玉米開始推廣丹玉6號、魯單33號、魯單36號、煙單14號、掖單2號等良種，玉米單產較以前選育的煙三6號、群單105號、魯三9號等良種約增加“20%-40%”等等。這對提高農作物的產量和品質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搞過農業科技的人都知道，一個良種從配育到選育、繁育、推廣，順利的話也要十幾年的時間。而要配育推廣良種，還需要建立農業科研推廣體系，這些體系只有在人民公社時期才存在，現在基本都消失了。  

   （2）化肥革命、農藥革命。60年代末70年代處開始，我國各地陸續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廠、農藥廠，使我國1975年的化肥施用量較1965年增長“3.1倍”。1972年中美發表《上海公報》以后，西方允許部分民用產品對華出口，我國又迅速引進了13套大型化肥生產裝置，這些裝置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剛好建成投產，迅速增加了每畝化肥的施用量，這在長期以農家肥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顯的增產作用，增產幅度一般達“20%-50%”。另外新型高效農藥“六六六、敵敵畏”等更是有效的消滅大量害蟲，為提高農業產量提供了極大的保障。
   （3）水利革命。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自1958年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開始，各級政府每年利用農閑組織社員（“義務工”）興修水利，整田改土，修造梯田，大面積墾荒，全國建成大小水庫七八萬座、塘壩無數，廣袤的田野上，人工河道網、田間道路網、溝渠網、防護林網形成，極大地增強了農業灌排能力和防災抗災能力，保證了農業的穩產高產。這些現在很難組織完成的、投資無法用數字來衡量的農業基礎建設工程?！?U>即使到了今天，仍使我們在這方面不用投入，只來獲益”。據央視一臺前階段報道，2007年開始，重慶市擬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修建的水庫進行維修，以彌補30年來在農田水利上的欠賬，需拿出300億資金。這僅僅是一個重慶市針對水庫這個單項的維修資金，若將全國范圍內修建的水庫、塘壩、人工河、溝渠、梯田、農路網、標準農田等用資金來衡量，那將是個天文數字。所以沒有“毛主席時代、人民公社時期”的人民群眾義務奉獻、付出巨大代價打下這些農業基礎，也就沒有今天的農業豐收，這就是“前人栽樹、后人摘桃”。
    （4）農業機械的大量投入。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簡明教程》（1985年）記載，1975年我國農業現代化裝備水平進一步大大提高，拖拉機和手扶拖拉機的產量分別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動力機械增長“4.9倍”，用電量增長“4.7倍”。按照這一發展趨勢，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農業機械的投入量還會增加。農業機械的大量投入，為機械深耕、農業灌溉提供了可能，極大的提高了勞動效率、增加了農業產出量。
    （5）耕作技術革命。由于農田水利系統的形成、生長期短且高產穩產抗倒良種的相繼育成推廣、農業機械及化肥、農藥的大量使用，間作、套種、復種技術得到全面應用和推廣，作物復種指數大大提高，從一年一熟實現了兩年三熟、一年兩熟，大大地提高了農業產出率。
    綜上所述，“單干”剛剛開始時產生的農業豐收，是我國“前期”對農業和支農工業大量投入的必然結果。而所有這些“前期投入”都是在“人民公社時代、在毛主席時代、東方紅盛時期”，在響應黨的“共建社會主義、共建共產主義”的號召下做到的?，F在搞市場經濟、搞單干，沒有人會愿意再付出幾十年的精神、物質、青春等巨大的代價搞良種之類的基礎科技的研究，沒有愿意再“義務出工”去修建大型水利建設等，這樣就導致近幾十年中國基礎科研力量的驟減，一些大型水利設施有減無增等。
    單干路線終結了人民公社，也終結了政社合一的歷史，也終結了那些官僚主義們造假的可能。這個時候國家的工業體系早已經建立，工業領域不再直接依靠農業的投資，農業領域也相對擁有了自己積累發展的機會；同時隨著科技的進步、良種、化肥、高效農藥的大量推廣，土地畝產量比以前大幅提高（例如糧食作物比過去增產幾乎翻一倍）。這個時候農民群眾除去完成國家定額計劃外，自己就可以多有一些剩余，也就相對的比以前富裕了、生活條件改善了。所以說單干后農民致富的關鍵不是搞單干，而是國家上調的計劃數額少了、人民公社時期打下的基礎開始發揮作用了、現代科技進步了。換句話說，如果人民群眾繼續走人民公社路線，則生活會比現在更富有。例如，河北的周家莊就是最好的回答（周家莊與其周邊同等情況條件的鄉鎮比）。

    限于當前大部分群眾的思想意識的歷史局限性、國家法律規范的不確定性、路線強調突出單干性，即使一些單位、個人可以暫時組織起來搞合作化、搞集體化，但是它們因為缺少法律的保證、制度的支持、政策的協調，它們終究不會做大、做強、很難持續下去，所以搞集體化、團隊化、合作化的任務，只能由政府來倡導、來牽頭、來組織。否則，這個政府就是空頭政府、沒有實際意義的政府、可有可無的政府、偽人民政府。這就好似一個人的腦袋不是用來思考問題、不是用來解決問題，而只是用來吃飯、喝水一樣，那么這個人的腦袋就不能稱為真正意義的腦袋，而只能充其量的稱為“肉球”。

    總之，合作化運動是人類發展的必然選擇，人民公社是人類前進的必然選擇，單干是無可爭議的毒瘤。如果希望國家的富強、民族的興旺，走合作化之路、走人民公社之路是不二的歸宿，否則一切都是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