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雙百人物”評選揭曉,著名水稻育種專家袁隆平也在建國以來的百位英雄之列,這完全應該的,并表示祝賀。可惜“永貴大叔”榜上無名。我以為這兩位英雄都是那個時代的代表,也暉映著那個“以糧為綱”的火紅年代的足跡。
我出生在上海最邊遠的小鎮上,與浙江平湖相鄰。聽母親說,我還在嬰兒時,母親還帶著我種過地,后來就回到爺爺奶奶的家,父親一人留在平湖工作,從那時起我就在國家“以糧為綱”的氣氛中的小鎮上長大……1958年我們公社成立也開始修路,不久就通車了,1963年公社也來了電了。1958年先是跟母親吃手工業聯社的食堂,后來改為跟祖母在公社居民食堂吃,總有一種感覺吃飯后兩三個鐘頭后就餓了,不過那個時候大家都一樣,后來食堂散伙了。三年困難時期供應的標準是在原來糧食配給基礎上,每人每天減一兩米,我們小孩的口糧是不減的。我們當地的生產隊也基本是這樣。在記憶中,大躍進時沒有什么離譜的高調,困難時期也沒有餓死人。我家就在小鎮的水運碼頭上,也算是個“信息港”,隔壁是茶館,我家也是常常有人來坐坐、來聊聊,船來船去的農民們對我家很熟的,經常寄放東西,坐下來也時常聯系到農村的收入與糧食。見了面問候語也就是,“吃飯了嗎?”可見糧食對我們是多么的重要。
1958年公社有了自己的中學,在早先讀中學要到縣城,我的姑姑和叔叔就是那樣。困難時期他們都已經是上海的大學生了,一個家庭有兩位大學生真得還很稀罕。1963年公社通電了,家家戶戶也都通了有線廣播,一日三次的廣播,讓農村活躍了許多,新聞聯播、文化生活、音樂歌曲、還有縣里、公社里的許多事,說的最多也許是“以糧為綱”、“八字憲法”、“農科知識”……百姓們也跟著,國事、家事、天下事,農業生產是大事,還習慣于利用廣播節目,來判斷時間,關注天氣,學歌、唱歌……哈哈,好處可多了!
我們公社先后辦起了農機廠與農科所,1963年還辦起了農業中學。以農科所和農業中學為基礎的農業科學也搞的轟轟烈烈。無論是小學的農忙假還是中學的農忙假,我們鎮上學生都要去生產隊勞動鍛煉。然而到農科所下屬的種子隊、苗圃、畜牧總場勞動是最多的。“以糧為綱”的政策熏陶很多,有時候不光是勞動,還要下生產隊去讀報和宣傳一些農業政策、農業科技,主要是鼓勁的。68年公社的初級中學與農業中學合并為完全中學。我就是這個完全中學的第一屆高中生,這在文革時期是極其少見的。學校也肩負著教學、教材改革的試點。在當時的農科活動中,“九二O”是很有名氣的。我們學校還有幾大間的實驗室。公社的“九二O”拌種的工作幾乎都來自這幾個實驗室,“九二O”菌種又產于這幾個實驗室。
由于注重科學種田,當時有些好的生產隊的糧食單產愈千斤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國家高度重視和全國眾志成城的熱情。增產措施、農業技術的普及與農田和水利建設農村是普遍歡迎的。就是在公社化初期農村教育水平還很低,要找一位小學畢業生也不是每個生產小隊都能做到的。但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已經完全不同了,初級小學都建到了生產大隊,四年級開始都到公社的中心小學就讀,接著就是鼓勵上兩個中學之中一個,小學不念是不行的,這些是1963年那時的事。記憶中也就是那時起掃盲工作已經基本完成(我還幫助母親識字掃盲呢),農村的教育已經從小學普及向初中普及轉變,勢頭是比較迅猛的。
那個時期學校為農村培養了許多人才(雖然還僅僅是高小畢業生和初中生),由于我們經常性的農村義務勞動,這點感受是很深刻的。無論是電灌站、打谷場上管機電、農機廠、農科所、苗圃、畜牧總場都可以看到同校的同學回鄉后在當時農村比較重要崗位上他們的身影,這是農村教育的快速進步。兒時還記得,農村的地方病、傳染病(都是編了號的)還是很猖獗,我們當地的血吸蟲病和橡皮腿病就很出名,所以基層的防疫工作也沒少他們的身影。70年有一個月的學習醫藥衛生知識(也是走“五七”道路的一部分),帶我們的赤腳醫生,盡然是我小學里的同學。我們公社是上海血吸蟲病最嚴重的地區,63年有一次普查,得病率檢查的一半,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接著就是醫治,我在八年時間里就醫治過6次,這些醫治都是免費的,重病人送縣人民醫院,一般病人都在本公社衛生院治療,由于病人太多了(好幾千人那),分期分批還是多,學校的校舍在兩個假期也都成了病房,第一年來的都是上海大醫院的醫生。黨的領導和人民的醫生感動著無數的病人和家屬。許多樸實的農民給醫生下跪表示謝意,醫生都趕緊攙扶,口里不停說著,我們是來向貧下中農學習的,要感謝的是:毛主席、共產黨。
落實“以糧為綱”,卻有著農村落后深層次的問題。沒有農村文化素質的提高和醫療防疫能力的增強,怎么能解放生產了呢?沒有農田水利建設基本保證,怎么能旱澇保收呢?沒有種子及其農科的進步,怎么能持續穩定的糧食增長呢?沒有黨領導的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怎么能解決落實“以糧為綱”的總方針呢?
現在也有不少提法,也太夸張了。比如在糧食領域里功勞,不光是袁隆平一個,也不光是袁隆平農科小組。翻開當年的奮斗史,像袁隆平那樣就有成千上萬,所以我們感謝不僅僅是袁隆平一個人,而是千千萬萬,是整整的幾代人。我懂事時就知道“農墾58”優良品種,以后新的良種不斷涌現,像“花育一號”、“花育二號”、“單豐一號”、“牡丹一號”等新品種在六十年代就有幾十種。也許在雜交水稻領域中,袁隆平也不是最早的,吉林海龍縣河洼公社社員李貞生,于1967年就成功培育出雜交水稻新品種,論早應該是他,還培育出玉米稻、高粱稻、葵花稻等。袁隆平小組研究也是那個火紅的年代里開始的,袁隆平小組成就的核心是雄花敗育的普通野生稻的發現的,而真正發現者是海南三亞農科所一位女同志,通知湖南省的袁隆平農科小組(其實當年也不會以人名來命名的,這是現在稱呼),小組派李必湖前往海南確認,李必湖看到后欣喜若狂,發現了野生稻中一株雄性異常的不育株野敗,那是1970年的冬季。這才使得袁隆平、李必湖的研究小組有了長足的進步。
縱觀全國農業科研,從1963年到1978年“科學實驗田”也是隨處可見,公社級的農科所幾乎每個公社都有,“科學種田”蔚然成風,從1965年至1978年糧食產量就由19452萬噸增至30475萬噸,年均增長率是3.9%。1978年國家在海南島崖縣召開的雜交水稻、雜交玉米、雜交高梁(當時被稱為“三雜”)育種推廣工作會議上,介紹經驗有許多,但此時袁隆平小組名氣還沒那么響。袁隆平小組的真正出名,那還是八十年代的事惰了。我們今天感謝袁隆平研究小組是理所應當的,但給予太多貴冠和光環也并不實事求是,更不是袁隆平一個人的功勞。有些人給袁隆平評價是“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大師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袁隆平養活了十三億中國人”等等,也都屬于言過其實的。因為糧食不光是水稻、還有小麥、玉米、高粱……我們也應該感謝那些默默無聞的專家和土專家,他們對我國糧食生產的貢獻也是功在千秋的,比如像那位我們還不知名的海南三亞農科所那位一位女同志……
在那個時期,對我國農業建設作出貢獻的,不僅是科學種田,我們也不能忘記“大寨精神”、“紅旗渠精神”、“工農互助協作精神”……然而這些也都是我國農業前進道路上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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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