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莊的復興

——重構村莊財政與鄉村集體經濟

胡  靖

    摘要：村民富裕難以掩飾村莊短期內迅速凋敝的事實：房舍荒棄，設施殘缺，垃圾遍地，污水橫流……原因多種，政策之偏不可忽略：集體經濟被強行瓦解，政府財政又長期不下村，“零財政”下村政府于公共物品只能是一片“空白”。社會主義新鄉村，基石之一是村政府的公共能力。希望在哪里？復興集體經濟！

一、村莊：被人遺忘的角落

    農民越來越多在離開絕對貧困，甚至有不少的人開始富裕起來。同時，越來越多的村莊滑向凋敝，被人遺忘。
    筆者自從2003年以來，每年帶領華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優秀的大學生去農村做住戶調查。仿效毛澤東《尋烏調查》、費孝通《江村經濟》的調查方法，在一周的時間里，天天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每每回到學校，總是對村莊的凋敝“耿耿于懷”。村莊凋敝并非是指農戶的凋敝。相反，有不少農戶自己的住房建設的很好，吃的也不錯，家用電器也與城市居民沒有太大區別，日子過得還算滋潤。與之相對照，村莊的整體景象是：房舍荒棄，污水橫流，垃圾遍地，福利設施殘缺、公共福利空白——我將其概括為“村莊凋敝”。人與村莊的平衡，是鄉村長富久安的核心。如何取得？
    筆者細讀國務院最近發布的關于“穩定農業發展和促進農民增收”的意見，深為其政策具體、針對性強、操作性強而嘆服?？雌饋恚袊磥頂的贽r業可以平安無事了，不過更久以后還很難說——“三農”問題復雜、龐大，絕非數載之功，是漫長的系統工程。具體到國務院的意見，在農業發展、農民收入等棘手問題對策有明顯的突破，但對村莊問題未作重論，盡管第八條提出了要“搞好農村民生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更沒有針對村莊財政體制這一事關村莊公共事務的核心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村莊的凋敝趨勢能否得到遏制還得打個大問號。如果村莊繼續凋敝下去，那么一切努力都可能被一票否決。

二、凋敝：村莊的噩夢

    第一、房舍荒棄。村莊里的年輕人不在家里，外出打工去了。多數一年才回來一次。村莊里平常只有老人和兒童。并且，不少的兒童也由于跟隨父母到所在地的“民工子弟學校”學習而不斷離開村莊，導致“撤點并?！辈粩?。由于人氣不旺，村莊非常冷清。常常見到的是老人躑躅的身影。在陽東縣崗表村，一半的住房都門窗緊閉。這個村莊的部分老人也隨著子女搬到城鎮居住，“城鎮化”了。留下的一片片住房（不少還是新建的）淹沒在荒草里，空空蕩蕩，銹跡斑斑，日曬雨淋，形似廢墟！今年4月從韶關的黃坑鎮調查歸來，學生在調查日記中寫到：晚上九點多，給叔叔家打個電話，報平安。電話那頭傳來叔叔低沉的聲音：“我很想你們啊……你們走后，這條村就變得冷清了……”。
    第二、生產條件吃老本。今天的村莊的耕地、水利的基本格局，主要還是在1958年大躍進至1979年改革元年期間的20年完成、定格的。改革30年，特別是在2003年“胡溫新政”以前，政府對村莊內的微觀農業設施既很少關注，也很少投資。分散單干的農民對此無能為力，農業行為完全短期化、暫時化、原子化。什么農業項目賺錢，就擴大播種面積，增加化肥、農藥的投入，以刺激產量增長。根本不管什么“可持續農業”問題。但是，鄉村水利這類需要組織起來、合作起來才能“搞定”的事情，卻連一個牽頭的人也難找到。即使有了牽頭的人，村里的老人們的體力也難以勝任。今年在南雄調查，小陂村的雷書記抱怨最多的就是溝渠淤塞太嚴重，導致一些耕地積水無法排出去，承包戶不得不撂荒。一旦村莊水利報廢，一家一戶的農民無能為力，農業的麻煩就大了。
    第三、污水橫流，垃圾遍地。農戶的生活也在逐漸“現代化”，受現代生活方式的影響，農戶在生活中普遍使用洗衣粉、肥皂、洗發水、洗潔精等無機化工產品，由此產生大量難以分解的生活污水，成為農村污染的一個重要源泉。由于村莊內沒有健全、科學的排污管道，農戶就只有隨意地將不易分解的污水排放到房前屋后的各種溝渠、陂塘之中。結果是一走出農戶整潔的房舍，就常碰到淙淙流淌、臭氣熏人的污水。污水流到哪里，就臭到哪里，污染到哪里。排到河溝里，導致河溝發黑、發臭，魚蝦越來越少；滲透到地下水，導致井水被污染。同城市居民一樣，農戶也大量使用塑料袋、玻璃瓶、塑料瓶、紙箱、紙巾。與過去農家的廢棄物多是木、竹、棉、麻、石制品不同，這些現代垃圾很難被自然分解。由于缺少甚至干脆就沒有垃圾回收的公共設備，如垃圾桶、垃圾箱、垃圾車等，大量生活垃圾沒有辦法進化無害化處理，只能長年累月地分散丟棄在河邊、路邊、屋后。它們花花綠綠，隨風飄散。不僅破壞景觀，而且藏污納垢，成為各種病菌的滋生場所。污水和垃圾使得村莊美麗宜人的自然環境大打折扣。
    第四、福利設施殘缺、公共福利空白。村莊是村民聚居的場所，客觀上需要自來水、球場、衛生所、托兒所、公園、廣場等公共福利設施。這與美國的大農場、農戶單家獨戶居住非常不同。但是由于村政府長期處于“零財政”狀態，這些非常具體的、也非常必要的福利設施不少處于空缺狀態。比如多數村莊內沒有路燈，一到夜晚就漆黑一片。只聽狗吠，不見人影。更沒有圖書室、歌舞廳、廣場等文化娛樂設施。多數村民的娛樂方式就是躲在家里看電視，或者打牌、賭博。村莊的業余生活單調、乏味，缺少樂趣。華中科大的賀雪峰教授在深入的田野調查以后，得出了“農民之苦，苦于喪失生活意義”的見解，非常有洞見。
    “零財政”，同時也使得村莊的幾乎所有公共福利呈空白狀態。對老人的撫慰、對孩童的關愛、對婦女的照顧等最簡單的公共福利均無法展開。就連給過生日的老人買一個蛋糕，給成績優異的小學生獎勵一本書的錢都沒有。更不用說紅紅火火組織籃球賽、乒乓球賽、象棋賽，豐富村民的業余生活，提高村民的福利水平。村政府一般都有一個辦公樓，但多數時候是“空對空”，利用效率很低。村干部自己每月只有三四百元的上級財政撥付的“工資”，對公共福利的態度也是無能為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村莊凋敝的后果是嚴重的。作為中國“二元社會”長期化的一個典型的現象，凋敝的村莊嚴重降低了村民的生活質量，加劇了城鄉之間的發展失衡，讓留守在家的農民無可奈何地生活。同時也殃及了外出的打工仔、打工妹。2008年金融風暴導致沿海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破產倒閉，近2000萬青壯年農民工下崗回鄉。但故鄉的村莊已非“樂土”，凋敝的村莊迅速湮滅了他們回家創業的雄心壯志和生活的情趣。而當他們被迫折返城市尋找新的工作時，繁榮的城市又“居不易”。許多大城市歡迎農民工來從事“臟、累、苦”的低薪工作，但普遍拒絕這些“低素質”的勞動力入戶定居。最近，諾大的上海大張旗鼓地宣傳“上海居住證轉戶籍政策首批獲益者產生，40名在滬務工的優秀農民工獲得上海戶籍”，而上海的民工有數百萬。在另外一個“文明城市”深圳，有1000多萬的常駐人口，但戶籍人口長期控制在200萬以下。不要說農民工，就是一些畢業多年的大學生，也沒有機會獲得深圳戶籍。在“二元社會”大背景下，中國農民工的命運就只有年復一年地尋尋覓覓，在城市和鄉村之間“蕩秋千”。一點辛苦錢，不少都貢獻給了交通部門。

三、村莊衰敗的根源

    村莊凋敝的一個重要根源是村莊財政改革的失敗。1983年“廢除”人民公社以后，中國開始了聲勢浩大的市場化改革。凡是集體經濟性質的，一概廢除（除了少數陂塘、水庫、山林以外）。結果是集體經濟迅速瓦解。鄉鎮企業、村辦企業賣的賣、分的分。村政府沒有了經濟實體，逐漸變成為“空殼村”。在2004年以前，“三提五統”一直向農民收錢，但主要是“養人不養事”。這點錢“養人”都不夠，自然難以解決村莊財政問題和村莊公共品問題。甚至連農村義務教育都要靠民間的“希望工程”。但“三提五統”在村民心中多少保留了村莊公共財政的概念?！拔褰y”的確應該消除，民兵訓練、計劃生育、教育附加、烈屬優撫等本來就是各級政府的責任，向農民要錢的確沒有道理。但“三提”，特別是“公積金、公益金”還是有必要的，因為它服務的對象就是村民。如果保留“三提”，必要的時候，村政府還可以“師出有名”地向村民派“義務工”、“積累工”以解決迫切的村莊公共品問題。如此，像小陂村令雷書記頭痛的溝渠疏浚問題就不難解決。因此，“三提”并非“農民負擔”。2004年以后，痛感農民負擔沉重的中央政府把“三提五統”、“義務工、積累工”、農業稅全取消了，并且還對種糧農民進行收入補貼。這總體上無疑是功德無量的大好事。與此同時，村莊公共品的供給問題卻沒有得到解決，反而因為“三提”的取消受到了掣肘。對此，政府開出的處方是“村務公開，一事一議”。
    但因為“零財政”，村政府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威信。錢都沒有，還能做什么事情呢？那些遠在他鄉打工的青壯年農民還會聽你村委會的召喚回來“一事一議”嗎？留在家里的老頭、老太太還能“一事一議”嗎？所以，在多數村莊，特別是距離城市較偏遠的村莊，“一事一議”實際上就是“有事不議”——任由村莊凋敝下去。
    當然，不可否認，政府在2004年以后，逐漸加大了財政下村的步伐，力求以強大的中央財政來彌補村莊的“零財政”問題。村莊道路、電網、通訊、校舍等條件都得到一定的改觀。我們在住戶調查的過程中也感覺到了。但這是不是政府意識到了“一事一議”的村莊財政政策出了問題呢？
    綜上，村莊在短時期內迅速凋敝的邏輯就比較清晰了：集體經濟被強行瓦解，政府財政又長期不下村，這種“雙管齊下”的錯誤政策，共同扼殺了村莊財政和村莊公共品供給，直接導致了村莊的凋敝。這是30年農村“改革”需要深刻反思、甚至檢討的地方。

四、告別“零財政”：集體經濟的復興

    國務院意見第20條特別提到“2009年新增中央投資中，安排650億元用于農村‘水電路氣房’、重大水利工程以及農村教育、衛生等基礎設施建設。”650億元可以視為對村莊財政的補充或替代。說明政府正在努力克服“二元財政”，真正履行“公共財政向農村傾斜”。這是遏制村莊凋敝的正確的方向。但是以全國68萬行政村計算，每個村得到的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不過九萬元左右，能夠做多大的事情呢？即使全部用于“養事”，大約也只能修一條600米長的簡易鄉村水泥公路。顯然，村莊公共品的供給完全依靠中央財政是不夠的。況且，各個村的情況千差萬別，中央政府難以“一刀切”?？梢哉J為，盡管2004年以后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來解決村莊“零財政”的問題，但是，村莊的凋敝仍然沒有得到根本的逆轉。
    未來的趨勢應該是在繼續加大財政下村的同時，重新探索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新路徑，讓集體經濟或農村合作經濟成為遏制村莊凋敝的另一重要力量。當然，集體經濟并非要恢復原來的“人民公社”模式，而是要在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發揮集體經營的積極作用——讓集體經濟成為村莊財政的重要資金來源。為什么要對“集體經濟”噤若寒蟬呢？“集體經濟”有其優缺點，同樣家庭經營也有其優缺點。關鍵是要揚長避短、發揮各自的優勢。完全不應把二者搞得“勢不兩立”。十七屆三中全會對此有如下表述：“統一經營要向發展農戶聯合與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層次、多形式經營服務體系的方向轉變，發展集體經濟、增強集體組織服務功能，培育農民新型合作組織，發展各種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鼓勵龍頭企業與農民建立緊密型利益聯結機制，著力提高組織化程度”。這說明中央政府仍然對“集體經濟”寄予希望。
    事實上，當村莊的集體經濟比較成功地發展時，其利潤的一部分必然會成為村莊財政重要的資金來源，村莊凋敝就能得到良好的遏制和治理。這在少數比較成功的村莊已經得到了驗證。如在華西村、南街村，集體經濟甚至完全替代了政府的財政下村。

（責任編輯：汪毓楠）

● 胡靖，華南師范大學“三農”與城鎮化研究所教授。

2009年《綠葉》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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