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十一五”規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引發國內學界對新農村建設的實踐反思與展望。溫鐵軍介紹，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一些海歸人士提出，由小農經濟發展成歐美那樣的規模化農業，速度太慢，索性走“公司＋農戶”模式，由公司進入農業。后來又有政協委員提出這樣的提案。1995年，有關部門專門成立了農業產業化領導小組。
溫鐵軍說，農業產業化方案提出后，一些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搶先低成本上市，而今卻風光不再。藍田、德隆一個個都倒了下去，它們從股市上套了很多錢，卻沒有多少真正用于農業。數據顯示，主營業務為農業類的上市公司在深滬兩市已近200家，其平均業績幾乎年年低于上市公司的整體平均業績水平，但農副產品近幾年的價格卻在不斷攀升。
溫鐵軍對記者表示，世界農業經營模式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美國、歐盟等西方發達國家為代表的公司化農業體系，其特征是大農場、規模化經營；另一類是以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為代表的小農國家的綜合農協體系。“這些年我走了4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調研中有兩個沒看到———沒看到哪個發達國家有現代化農業建設的成功模式，也沒看到有哪個發展中國家有成功的城市化典范。”這位幾十年來一直研究農村問題的專家說，“中國農業之所以出問題，主要是因為錯劃了類。”
溫鐵軍指出，歐美模式有它特別的背景，是西方殖民者屠殺當地土著居民，經過多次戰爭掠奪形成的大農場，這些國家每個勞動力對應的土地規模是我國的800多倍。而中國小農經濟幾千年亙古沒變，而且土地嚴重短缺，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以小農經濟的基礎去照搬歐美模式，其結果是災難性的。我國過去照搬歐美模式，已經導致2.4億農戶利益受損。”溫鐵軍說。
溫鐵軍告訴記者，國外以新農村建設為名的農村重建計劃，主要發生在東亞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國家和地區，這種模式走的是綜合農協模式之路。最早開展新農村建設的是日本，隨后是韓國，再后就是我國臺灣省。溫鐵軍指出，我國的新農村建設，應該借鑒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綜合農協模式，但必須找到規避這種模式的高成本問題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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