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充分重視農村集體經濟

近十年來，在繼續探索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如何深化改革的過程中，一直存在著一種貶損農村集體經濟的傾向。它影響著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相當的負面效果。要以農業為基礎，就必須給農村集體經濟以充分重視，這已成為一項迫切的任務。

一、貶損農村集體經濟傾向的表現

貶損農村集體經濟的傾向，有各式各樣的表現。其影響較大的，主要有三種：一是在認為集體經濟就是合作經濟的前提下，從根本上否定合作經濟，自然也就否定集體經濟。二是把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分開，容忍合作經濟，貶損集體經濟。三是不是一般性地貶損集體經濟，而是專注于貶損改革后在我國農村新形成的社區合作經濟，否定雙層經營體制中的集體經營層次。

貶損傾向的論據，也是多種多樣的。其中具有較大迷惑作用的是：（1）認為現在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生產力水平低，所以不需要合作社或集體經濟組織；（2）認為農業的自然再生產特點使它適宜于分散經營；（3）說農民怕合作，患有“恐合癥”；（4）把集體經濟等同于“財產歸大堆”、“重吃大鍋飯”、“重搞政社不分”；（5）認為強調集體經濟將會損害甚至否定農村體制改革的成果。

以生產力水平低和農業具有自然再生產的特點，來否定合作社或集體經濟的必要性，在理論上并沒有多大說服力。因為國際、國內的經驗表明，在近現代條件下，即使在以手工勞動為主或工場手工業階段上，合作社對于勞動者也都有自己的用場。而農業的自然再生產特點，也不足以否定農業對于合作社的需求。至于說農民患有“恐合癥”，則是缺乏分析的武斷之詞。實際上，農民對于合作服務、合作開發、合作積累、合作保障的需求，都是十分強烈的。例如，1995年在全國25省區的“百縣百村”所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有74％的村干部和農民認為有必要建立健全鄉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之所以對集體經濟或合作經濟有強烈的需求，說到底，是因為這關系著農民的根本利益和全面發展。

把集體經濟等同于“財產歸大堆”等一類論據，具有突出的恐嚇效果，因為它很容易使人想起過去人民公社體制下的弊端。其實這種“歸大堆”、“大鍋飯”等錯誤做法早已糾正。經過1978年以來的改革，我國農村在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的基礎上，創立了以農村社區合作經濟組織為載體的雙層經營體制。這是集體經濟在新的條件下的又一種實現形式。實現形式的這種變化，是進步，是改革，意義重大。

但是社區合作經濟的集體經濟屬性從根本上說并沒有變，所以我們仍然堅持使用“農村集體經濟”的概念，當然這是指在雙層經營體制這種新的實現形式意義上的集體經濟，這同回到舊體制去完全是兩回事。硬要把集體經濟不加分析地歸結為過去的公社體制，說成是“要搞舊體制的復歸”，表明了貶損論者對農村改革的設想就是要改掉集體經濟，而不把改革看作是要為集體經濟尋求更加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有活力的實現形式，看作是農村集體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

在弄清楚以上的問題之后，就不難明白，重視集體經濟建設，恰恰是鞏固和發展農村體制改革成果的不能回避的任務。因為只有加強集體經濟的建設，才能保證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的有效運行，才能不斷完善雙層經營體制，使它更好地發揮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體制功能。

人們知道，在我國，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的簡稱。它包括城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或者合作社經濟。農村集體經濟，則是指農業以至農村中的各種合作社經濟。這些基本概念，都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了的。上述貶損農村集體經濟的幾種觀點，都偏離了《憲法》的有關規定。

更大的問題在于，貶損農村集體經濟所造成的思想混亂，同我國農村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實踐情景非常難以適應。

從實踐看，改革以來的農村集體經濟，可以區分為“全指”和“特指”兩種類型。全指，包括農村中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諸如農村社區合作經濟、各種農業專業合作經濟、正在改革的供銷合作和信用合作經濟等。特指，只包含農村社區合作經濟。它是在人民公社體制的基礎上，引入家庭承包經營方式，形成統分結合、雙層經營新體制的合作經濟。這種合作經濟的類別名稱，先是叫作地區性（或地域性）合作經濟組織，后來改稱社區合作經濟組織，黨的十三屆八中全會在《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中，則將其稱為鄉村集體經濟組織。

近些年來，隨著農村經濟專業化、社會化程度的快速發展，適應商品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全國各地農村出現了一大批農業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據統計，到1994年底，此類組織全國已有148.4萬個，涉及農村各業的生產經營、加工銷售、技術服務、資金融通等廣泛的產業領域。但是，在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的混亂思想狀態的影響下，此類組織中的絕大多數都很不規范。其運行中的問題很多，難以肩負其應當肩負的合作制任務。供銷合作社的改革，已經經歷了十幾年的歷程，但距離真正辦成農民自己的合作經濟組織的目標，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十幾年來少有進展，目前仍處于起步的探尋階段。

到1994年底，全國農村已設置社區性農業集體經濟組織218萬個，其中以原生產大隊為單位設置的有67萬個（涉及原生產隊370萬個）；以原生產隊為單位設置的有151萬個。兩者合計涉及原生產隊521萬個，占統計隊（或村民小組）數534萬個的97.6％。單從統計數字看，我國農村的社區合作組織，即鄉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全國農村已有很高的覆蓋度。可是事實上，正是此類合作經濟組織的建設，受到混亂思想的干擾最為嚴重。

二、對鄉村集體經濟重視不夠的現實后果

毫無疑問，鄉村集體經濟現行的雙層經營體制，具有良好的制度功能。它否定了效率低下的人民公社舊體制，卻又不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它在堅持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必要的統一經營的基礎上，賦予農戶以生產經營的自主權，為農戶提供服務，從而能夠保證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的順利運行。它能夠調動集體和農戶兩種積極性，擴大農業的外延范圍，發展多種經營，向農業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它能夠運用集體的合力和統籌協調能力，提高農業生產的物質技術裝備水平，推動農業生產力的進步。它能夠發揮組織資源開發和協調資源利用的功能，興辦鄉村集體企業，帶動當地多種成分鄉鎮企業的發展，從而促進和保證農村經濟的全面振興。它能夠以組織農民、服務農民、靈活采用各種經營形式、實現勞動者自助功能、保護農民的利益合作制原則和實效，對正在蓬勃興起的貿工農、產加銷一體化建設，在內外部關系的設置和運行規則上，起到依托作用、中介作用和參照作用。

雖然國家在鄉村基層經濟組織方面的農村改革試驗，已取得重要成果。可是，已有的努力，同現實需求遠遠不相適應，并且由于不斷受到“貶損論”的影響，對待鄉村集體經濟的建設，一直存在著重視不夠的現象。

重視不夠，突出地表現在許多地方沒有把鄉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問題，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在對農業有所忽視的情況下，幾乎不再提起鄉村集體經濟的建設問題；而在意識到農業發展滯后，因而對農業比較重視的情況下，也依然沒有把鄉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和完善作為重要對策。黨中央關于鄉村集體經濟的總體方針和政策是明確的、一貫的。但它的貫徹落實卻受到不同程度的漠視。負責指導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建設的有關職能部門，多數都在努力工作，但他們在當地工作大環境的制約下，往往是勢單力薄，只能忙于應付實際問題，不能將主要精力用于推動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在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完善方面所開展的工作，也往往是事倍功半，難以收到預期的效果。

由于沒有把鄉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列入重要工作日程，有的地方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以后，雙層經營體制的建設一直處于自流、半自流狀態。在建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工作上，不少地方只是“起個名字，掛個牌子”，流于形式，不起作用。在這種狀態下，出現了許多可以避免而沒有避免的問題，其集中表現有三個方面：

一是集體財產嚴重流失。包括三種類型：（1）管理流失。由于集體財產管理混亂，一些地方的基層干部貪污盜竊、多吃多占、違紀支取、超支拖欠，嚴重侵蝕農村集體經濟的基礎，敗壞集體經濟的聲譽。僅1994年全國農村有15％的集體經濟組織在財產管理上有違紀、浪費行為，其金額達28.8億元。（2）體制轉換流失。大的流失有兩次：一次是在1981年前后普及包產到戶的過程中，不少地方再現分光、毀壞和浪費集體財產的現象。據估算，當時全國下放到戶的集體財產約貶值40％，并且有相當部分折價款和欠款沒有收回。一次是1992年以來實行的產權制度改革，集體財產通過低價投股、經營者配股、職工無償占股和低價拍賣等方式，形成財產流失。（3）平調流失。一些地方或部門，無償平調鄉村集體所有的土地、資金和物資。有的將集體企業升級為全民企業。有的將集體的土地無償地劃作開發區或工業小區。有的把以集體投資、投工興辦的共有基礎設施劃為國有財產。還有克扣、挪用國家或部門的農業投資，把興辦農村有關事業的費用轉嫁給鄉村集體負擔。

二是雙層經營體制的運行出現大量矛盾和糾紛。在集體經濟組織的內部關系方面，農業承包合同糾紛每年數以百萬起計，發生率很高。各類服務實體的出現和產業領域的拓展，使承包合同關系日趨復雜多樣，而由于承包、發包主體不夠確定，合同內容和方式不夠規范，致使難以履行，難以監督管理，又帶來許多新的矛盾和糾紛。集體經濟的民主管理，不少地方已多年不再提及。在外部關系方面，黨、政、村、社、企之間的關系一直處于不清晰狀態，或者是處于“原則上有說法，事實上理不清”的狀態。政府職能部門、國家辦的服務機構、國有企業等外部組織同鄉村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關系，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無序狀況。合作社特別是社區合作社同當地個體經濟、私人經濟、其他混合所有制經濟之間的關系，也有相當大的隨意性。合作社在農民進入市場過程中的協調和監督地位尚未有效確立。

三是相當一部分農民群眾和干部對農村集體經濟的預期模糊。農村合作社特別是社區合作社還提不提，要不要，應當怎樣設立，怎樣運行，如何深化改革，如何發展等等，許多農民搞不清楚，有關干部往往也搞不清楚。領導機關文件上沒有的，自然是“說不清”；文件上寫了的，基于理論上的混亂狀態，也往往認為“怕是還得走著瞧”。拿土地使用權的流動來說，無論文件規定土地承包期十五年，還是再延長三十年，作為給予農民一種長期穩定家庭聯產承包制的信號是必要的。但是，作為對指導土地承包關系的具體操作原則卻不夠清楚。因為實際上隨著農戶人口的自然增減和從業結構的變動，土地承包關系在規定期限內一成不變是做不到的。這種情形，加上對土地使用權“依法有償轉讓”的規定理解不一，對作為土地所有者代表的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功能莫衷一是，這就必然導致鄉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對承包土地的管理和調整上，感到十分為難。近一個時期，基層在延長土地承包期方面反應微弱，這是重要原因之一。

三、對鄉村集體經濟重視不夠的直接原因

從客觀上說，在改革過程中，集體經濟要擺脫體制的束縛，找到適應現實條件和經濟發展要求的新的實現形式，必然受到實踐經驗的制約。這在推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和其后幾年對農村社區合作制的摸索中，表現尤其突出。直到現在，在農村合作社建設的某些環節上，也仍然存在著缺乏實踐經驗的苦惱。例如，貿工農、產加銷一體化建設中合作制原則和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地位問題，鄉級集體經濟組織同鄉鎮政權之間的關系問題等，都還有等于新的經驗的昭示。在這種情況下，實踐中對鄉村集體經濟組織建設出現某些觀望和疑慮現象，是難以避免的。

但是，從家庭聯產承包制在全國農村普及的時候算起，畢竟已有十余年過去了。迄今對鄉村集體經濟建設重視不夠，已不能只用客觀原因來解釋。現在看，正是在“貶損論”帶來的認識混亂下，在實踐的層次上，又導致了如下三個直接忽視鄉村集體經濟建設的原因：

（一）對現存問題的嚴重性認識不夠。

財產流失、運行糾紛、預期模糊等現實存在的問題，都有相當的普遍性。它們各自都有著自己實現的條件和方式，同時又相互依賴，相互促發，形成惡性循環。問題的存在和循環，使相當數量的農村集體經濟這些年來一直處在一些尖銳的矛盾之中：

一方面是隨著經濟快速發展而出現的財產高積累勢頭，令人鼓舞；另一方面大量的財產流失，卻不免使人沮喪。一方面是農村集體經濟事實上肩負著十分繁重的經濟、社會任務，其順利運行無疑是完成繁重任務的保證；另一方面卻是運行障礙頻仍，而且很少看到治理運行障礙的有效措施。一方面是農民群眾迫切需要組織起來，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跨越中實現自衛、自救、自助、自強；另一方面卻由于種種原因難以對合作制確立明確的預期。

對于農村微觀經濟制度建設來說，這些矛盾都不是枝節性的小問題，而是事關全局的大問題。矛盾的生成和克服，直接關系著公有制在農村的命運，關系著農業和農村經濟的興衰，關系著工農關系、城鄉關系的基礎和前途。面對這些矛盾，設想出一個沒有矛盾的清平世界，當然于實踐無補。問題在于是消極地還是積極地對待這些矛盾。如果能夠充分認識現存問題的嚴重性，進而采取積極的態度和措施去解決問題，克服矛盾，那就會大大推動農村改革的深化，加快合作經濟建設的步伐，從而為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更為有效的制度保證。

（二）對實際經驗重視不夠。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探索的路子當然還要走下去。但是，經過十余年的實踐，我們已經有了許多成功的經驗。現在的問題是對這些經驗缺乏認真總結，沒有賦予足夠的重視。這是對鄉村集體經濟建設從整體上重視不夠的重要成因之一。

鄉村集體經濟建設的成功經驗，概括地說有如下幾個方面：

1、國家在鄉村基層經濟組織方面設立改革試驗區的經驗。河北省玉田縣、山東省平度縣等試驗區，經過九年完善農村基層經濟組織和經營制度的建設，由于較好地發揮社區合作的功能，并以社區性合作為依托，發揮專業合作的功能，其經濟發展都從試驗初期處于該省中等水平而先后躍居前十名。那里經濟和社會的進步幅度均極為可觀。

2、北京、上海、蘇南等地依靠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經驗。那里的中觀經濟環境有其特殊性。可是，其原先的基礎和現行農業格局以至產業格局，同別的地方又有許多相似性。因此，不能認為他們的經驗沒有任何普遍價值。它們對全國農村具有前景意義，對其他大中城市周圍、交通沿線等農村經濟的發展，也具有直接借鑒意義。在他們的經驗中，領導者對鄉村集體經濟發展的認識程度和關心程度，是個關鍵環節。

3、在農業中仍保持集體經營的村或社的經驗。到1992年底，全國農村在農業中仍保持集體經營的村或社還有7036個。那里集體經濟的發育水平普遍較高，經濟發展勢頭強勁；各種生活設施建設、文化教育、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干群關系、社會風氣等等，都呈現嶄新的面貌。農民收入普遍較高，生活質量顯著改善，共同富裕已經上路。它們散布于全國各地，以自己的業績改正著集體經濟只適于特殊地域的誤解。它們中的不少單位，改革初期也很窮困，有的在改革以后仍經歷數年徘徊，但后來通過發揮集體經濟的優勢，使面貌陡變。現在，它們大都成為集體經濟制度在農村獲得成功的旗幟。它們對“高水平的集體化”具有展示前景、開拓途徑的典型價值。

4、約占全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總數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上的農業集體經濟組織的經驗。據相關部門1995年對全國71.3萬個農業集體經濟組織的匯總資料，其中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上的有16萬個，占22.4％。據了解，這些組織中的大多數，雖然不像上述7036個統一經營的村、社那樣強盛，但它們也顯示了集體經濟發育水平較高、集體實力較強的明顯優點。拿為農戶家庭承包經營提供服務來說，它們憑借較強的集體實力，在農業整個服務體系所提供的總服務量中，已占絕對優勢，而且服務及時，手續簡單，費用低廉，甚至提供無償服務。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在這里已比較普遍地開始起步。到1994年，全國農村實行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村、社已約有10萬個。它們的各項經濟、社會指標，均明顯優于集體經濟發育水平較低的村、社。

全國現在還約有五分之四到四分之三的村、社集體經濟年收入低于10萬元的水平。其中不少村、社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以后的最初幾年，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很快，但由于忽視雙層經營體制的配套完善，導致后勁不足。家庭經營格局細小、分散的局限性日趨明顯。可以認為，它們從相反的方面證明了農村集體經濟建設的必要性。順便指出，即使在這樣的村、社中，也有一些單位，在地方領導部門的關注下，比較重視集體經營層次的建設，在不同程度上盡可能地發揮了合作制的組織協調作用，因而使那里在勞動積累、資源開發、公共設施管理、組織生產與生活服務以及保持較好的社會秩序等方面，都好于忽視集體經濟組織建設的其他同類村、社。這就為它們以后的較快發展提供了條件。

（三）對現實地位和前景意義估計不足。

應當看到，正是受到貶損最多因而不予重視的鄉村集體經濟組織，一直擔負著極其繁重的任務。

在經濟發展上，它是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的基礎”的糧食生產的主要行為主體。它是保證國計民生順利運行的農、林、牧、漁各業產品的首次生產者和供應者。它是農村經濟開發和多種經營的主要組織載體。它是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的骨干部分——鄉村集體企業的舉辦者、所有者和經營者。

在農民問題上，人們知道，我國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面臨的一項根本任務，是實現工業化。通過工業化改變工農人口結構，在新的基礎上鞏固工農聯盟。可是，由于我國人口眾多而農民又占絕大比重的特殊國情，由于所處當代國際環境和歷史條件的制約，也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共產黨的領導，我們既要實現工業化，卻又不能走“羊吃人”式的讓廣大農民破產的道路。農民轉出農業，變成工人或其他勞動者，只能在產業結構的變動中實現，在農民不斷獲得新的就業門路、不斷增加收入的過程中實現。這是一條與“破產轉移”相對立的“致副轉移”的道路。走這條道路無疑是一項浩繁的歷史工程。

這項工程的啟動，可以追溯到新中國建立初期，但實際上被推遲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之后。改革以來的事實表明，鄉村集體經濟在微觀經濟構造的層面上，對致富轉移工程的起步和跨越，將發揮基礎性的保證作用。它致力于實施擴大公共積累，用集體的力量裝備農業，推進農業的規模經營，提高農業效率。它在多種經營的基礎上，實行產業收益互補，在微觀層次上盡可能地改善農業比較利益低下的局面，保護農業生產者的積極性。它千方百計地擴大產業領域，就地為農民提供就業機會，推動農民向農外產業轉移。它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推動工業布局和城鎮布局的改善，從而加速城鄉一體化建設。它通過堅持公有制、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導的分配制度和實施農村的社會保障功能，保證實現共同富裕。它通過不斷壯大的集體經濟實力，為加強農村基層黨、政組織和其他組織的建設，提供經濟上的支持，使它們更好地發揮作用，從而為農村工業化過程創造良好的環境。

以上情形表明，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存在和運轉，關系十分重大。沒有它或者離開它，我國農業的發展、農村的振興、農民的轉移，以至我國整個經濟、社會現代化的實現，都將遇到極大的困難。它不是“已經消亡”或者“即將被取代”的組織，其功能猶著，使命很重，需求正旺，活力待發，是不應等閑視之的。

四、提高思想認識，充分重視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

肯定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從根本上說，是因為集體經濟所涵蓋的種種合作社經濟，是勞動者自己的組織。它在內部關系中，否定資本本位制，實行勞動本位制，能夠有效地維護勞動者的利益。以這種優越的內部關系為依托，在外部關系中，合作社能夠幫助勞動者找到一種既能獲取專業化利益又能謀取社會化利益的有效途徑，把直接經營項目中的利潤保留下來，減少外流，并通過市場競爭，打破從事相同行業或相鄰產業的外部經濟組織的壟斷局面，形成公平買賣的約束機制。它是改變小生產分散、落后的經濟格局，實現規模經濟和集約化經營的可靠道路。而合作制的實現形式，又具有多樣性和變通性，因而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在我國現在的條件下，農民群眾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向心力，從經濟基礎方面來說，一個重要的支點，就是黨和政府要為農民組織起來、發展經濟、增加收入、實現共同富裕，提供遠比資本主義政黨和國家更多的關注、引導和支持。否則，就會從經濟基礎這個根本點上脫離農民群眾。而貶損集體經濟的傾向，則在事實上起著削弱或渙散這一重要支點的作用。

“貶損論”帶來的對鄉村集體經濟建設的忽視，不僅在經濟改革和發展方面造成各種不利影響，而且在政治上也造成若干不利后果。拿黨的政策來說，沒有集體經濟的穩固和發展，黨在農村實行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就會失去支撐，甚至無從談起。例如：（1）沒有集體經濟組織作為載體，沒有集體經營層次的發育，就談不上“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建立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政策”；（2）沒有集體經濟的發展，在農村經濟領域將勢必丟棄“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政策；（3）沒有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也就談不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政策；（4）沒有集體經濟的發展，就會失去把允許先富的政策同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聯結起來的基本組織手段；（5）沒有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完善和逐步壯大的集體經濟實力，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就會失去其基礎環節，“積極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政策就只能在殘缺的狀態下運轉；（6）忽視合作制原則和集體經濟組織的介入，就會使科教興農政策的貫徹執行失去一種有效的、對農民有利的中介組織，就會使貿工農、產加銷一體化的內部關系偏離以農民利益為主要取向的原則，甚至使其成為盤剝農民的組織手段；（7）沒有集體經濟的發展，就無法實行“國家、集體和農民個人相結合的農業投資體系的政策”……

忽視鄉村集體經濟建設，在政治上帶來的一個重大問題，是相關的上層建筑究竟應當附在什么樣的皮上？例如，在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要強調集體主義教育，宏揚集體主義精神，而如果不重視集體經濟建設，不使農民從集體經濟的發展中得到實惠，那就難以使教育奏效。事實表明，這些年來在社會主義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取得顯著成效的農村，幾乎都是集體經濟發展較快較好的地方。集體經濟的實績，本身就是一種集體主義的凝聚力；而它為思想道德教育的陣地、手段和活動所提供的物質保證，又能使相關教育更具有吸引力。而有些地方政府的干部，“下鄉看大戶，開會叫大戶，入黨選大戶，提干用大戶，有錢給大戶”，對鄉村集體經濟卻很少過問，這就必然脫離廣大的農民群眾。特別是在一些貧困地區，由于忽視集體經濟的建設，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幾乎少有起色。黨中央曾明確要求“對于貧困村發展集體經濟，各級政府應在資金、物資、技術等方面給予必要的扶持，使之形成自我發展的能力”。可是，一些地方或者由于種種原因不愿作出資金等生產要素的投入，或者雖有投入卻撇開了“發展集體經濟”這個支點，因而成效甚微。

農村沒有健全有效的集體經濟組織，本來應當由它行使的組織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進行經濟開發、為農戶提供服務等職能，就失去了正當的載體。這就往往迫使地方政府或者忽略這些事項，或者在這些事項上借助其他載體，動用行政手段，而使若干經濟行為發生扭曲。面對這種情景，集體經濟的“貶損論”者又獲得了指責地方政府亂用行政手段、不尊重經濟規律的口實。其實這些地方的問題，恰恰是受了“貶損論”的影響，不重視集體經濟組織建設的結果。

集體經濟組織在監督和支持政府有關行為方面，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來說，所以屢禁不止，不斷出現反彈，就同農民手里缺乏集體經濟組織這種組織制度屏障直接有關。集體經濟組織健全了，其在法律上的地位和權力明確了，集體經濟實力增強了，它就能幫助農民監督政府行為，抵制違例負擔，并代替農民承受正當負擔，還能通過集體經濟組織的統籌功能和發展功能，讓農民看到有關正當負擔的使用，真正有利于他們的經濟、社會利益。

從當前農村的實際狀況出發，圍繞農村集體經濟建設，應當努力解決好如下思想認識問題：

一、關心生產關系的進步，重視制度建設。改革經濟體制，正是為了消除生產關系上的障礙，建立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經濟形式和制度。新的經濟形式和制度，在其基本框架確立之后，大都要經歷一個不斷擴展、調整、充實、完善的過程。在涉及像我國農業、農村和農民這樣一個廣闊無比的領域中的改革時，情形更是這樣。在這里，任何對制度建設的忽視，都將對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二、把集體經濟的建設擺在農村微觀經濟制度建設的首位。在我國的現實條件下，包括各類合作社在內的農村集體經濟，不僅是農民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高其市場地位的有效手段和屏障，而且是在新的歷史階段上鞏固工農聯盟、實現農業和農村經濟現代化的重大組織保證。黨和政府的關注，會使合作社建設成為國家保護農業和繁榮農村經濟的政策體系中成本最低、后勁最大的有效政策之一。因此，對于各類合作社都要滿腔熱情地引導農民去發展它，完善它。要細心研究它們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特定功能和地位，研究它們的相互關系，總結、推廣群眾對合作社各種具體形式加強管理和改進、創新的實踐經驗，消除其生成和運轉上的障礙，抑制違背群眾利益和意愿，使其更好地發揮作用。

三、教育群眾和干部，明確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性質。家庭聯產承包制，不是單干。它是把家庭承包經營引入集體經濟，從而成為集體經濟的一種責任制形式，一種經營形式。新的實現形式的基本特征，是雙層經營體制的確立。正如黨的十三屆八中全會的決定中所說：“這種雙層經營體制，在統分結合的具體形式和內容上有很大的靈活性，可以容納不同水平的生產力，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和旺盛的生命力。這是我國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的偉大創造，是集體經濟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決不是解決溫飽問題的權宜之計，一定要長期堅持，不能有任何的猶豫和動搖。”

四、充分重視社區合作組織集體經營層次的建設。現在，在多數農村，集體統一經營層次的發育，更為滯后。農村集體經濟當前存在的前述種種問題，都是這種滯后的表現。而這種滯后，反過來又成為引發農村各種經濟、社會問題的一個重要根源。因此，對于改變這種滯后狀態，應引起足夠重視。忽視它的建設，集體經濟的作用和潛力就不能發揮出來。只有重視集體經營層次的建設，努力完善各種制度，切實保護和使用好各種集體資源，下功夫加強集體實力，不斷提高其活力，才能樹立和鞏固其參與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其各種固有制度功能和優勢，進一步贏得農民的信任和擁戴，完成其繁重而光榮的歷史使命。

總之，對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建設，要提高認識，擺上日程，把它作為國家對農村改革和發展實施宏觀指導的重大方針之一，不失時機地采取有力的步驟，切實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可以說，集體經濟制度在引導中國農民沿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實現農業和農村經濟、社會向現代化的巨大跨越中，將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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