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封,一方蘊含希望的熱土
—— 訪參加大禹論壇的“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曹錦清教授
作者: 田宏杰
7月25日,大禹論壇在汴開壇,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農業大學、華東理工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南京師范大學等多所全國著名高校的10多名“三農”問題專家齊聚在古色古香的禹王臺公園古吹臺上,發思古幽情,論黃河文明,暢談中原新農村建設,縱論當今“三農”問題。借此機會,記者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教授,《黃河邊的中國》一書的作者、華東理工大學曹錦清教授進行了采訪。他們在開封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所言,無不滲透著兩位教授對中原崛起和對開封復興的信心和希望。
溫鐵軍的黃河情結
坐在古樹參天、幽香陣陣的古吹臺上,大禹文化的氣息給溫鐵軍教授諸多啟迪和靈感。他頗有感觸地對記者說:“今天我們坐在古吹臺上談論‘三農’問題,這具有特殊的意義。古人云‘治水如治國’,可見治水對于我們這個農業大國的重要性,也足見大禹的偉大。大禹作為中華民族農耕文化的象征,留下的許多東西值得我們效法,他那‘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大公精神,父歿而繼、知難而進的大勇精神,用博采眾長以疏導之的辦法完成治水大業的大智精神,其精神實質值得我們細細品味。河南作為一個農業大省,必須有一流的新農村建設理論,今天我們聚集在這里,開理論之題,拓實踐之路,共同探求富民之策,尋求黃河岸邊新農村建設之道,冀望推進中原崛起、社會和諧,其意義非同凡響。”
他說,他曾經到過許多國家,每到一處,他都會花上一整天的時間呆在當地的博物館里仔細參觀,沉思良久。此次來到黃河岸邊的開封,由于時間太緊,他沒有時間到黃河一覽,但黃河給他的靈感和振奮卻一點也沒有減少。
“我時常在想這樣一個問題。當馬克思根據達爾文、莫爾根的理論,提出要走出地中海范圍,穿越大山、荒漠的阻斷,到東方去探尋他假說中的‘亞洲模式’時,身處當代中國的我們難道不感到震撼嗎?我們的黃河文化孕育了偉大的中華文明,我們難道不應該好好地探尋一下它的源泉嗎?”溫鐵軍說到黃河文明的話題時,顯得有幾分動情。
他曾經長時間在農村進行過調研,非常喜歡和農民接觸,因此深知農民的生活狀態和所思所想,談到新農村建設的話題,他說,新農村建設的含義非常廣,不光是農村的經濟發展,更需要我們在新時期的“和平崛起”。東方文明如果不能在文化上復興,我們就沒有經濟上崛起的“軟力量”,我們中國人何時能夠在心中構建起我是中國人的尊嚴?又何談中國農民的尊嚴和自豪感?新農村建設就是要我們復興我們的黃河文明。他說,黃河文明的特點就是高度組織化的群體文明,這和我們正在進行的新農村建設、發展農民經濟合作組織都是一個道理。
溫鐵軍說,21世紀新農村建設的序幕已經拉開,有著6000年農耕文化的中原大地的新農村建設該怎么搞?古城開封,地處中原腹地,歷史悠久,如何能在新的歷史時期把握機遇,再求復興?這是落在我們這一代人肩上的神圣使命。他希望,通過開封人民的不斷努力,在很短時間內,一個“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一定會在中原大地上出現。
開封的盤鼓讓曹錦清教授流淚
談起10年前為寫《黃河邊的中國》一書來開封考察農村、和農民密切接觸的情景,曹錦清仍然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談到農民的生活狀況,他滔滔不絕。當時,他獨自一人來到開封,每日風塵仆仆,四處奔波,和農民同吃同住,與商賈、學者、官員等各方面的人交談。為了盡可能觸摸到真實的中國農村,曹錦清沒有驚動官方,而是完全依靠自己在河南的人際關系,進入“調查現場”,掌握當地生活、生產情況的第一手資料。每天晚上,不管多么勞累,他都堅持把一天的見聞和思考記錄下來。
曹錦清沒有和官方進行過多的接觸,僅和河南大學的孟慶琦、開封市委黨校的李永成等學者短暫接觸之后,就投入到了緊張的考察工作之中。1996年調查完之后,曹錦清用了整整兩年寫作《黃河邊的中國》一書,該書于2000年9月出版。從開始調查到現在整整10年,其間,曹錦清一刻也沒有忘記他在河南考察的100多天的寶貴時光。當時他住在河南大學招待所,古城開封給他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此次來到開封,和老朋友們進行短暫的會面之后又該分手了。他百感交集地告訴記者,10年,彈指一揮間,真不知道下次會在什么時候來。
在大禹論壇舉行的間隙,我市安排了大李莊盤鼓隊進行表演,那一聲聲震撼人心的鼓聲,使在一旁觀看的曹錦清淚如泉涌。一旁的一位熟人問他“是不是眼睛不舒服”,他只是搖搖頭。觀看完盤鼓表演,曹錦清發自肺腑地說:“真是太震撼了!”在緊接著的演講中,他的開頭語就是:“在我的記憶中,我沒有怎么流過淚,但是今天我流淚了,我聽到的是黃河的咆哮、大地的震顫、中華民族的崛起和新農村建設的召喚。”他建議把“大李莊盤鼓”改為“中原盤鼓”或“黃河盤鼓”,只有這樣,才能顯示出中原文化、黃河文化的磅礴氣勢。
此次到開封來,他再一次踏上中原農村這塊熱土時,他的內心充滿了激情,他看到,蘭考的馬路寬了,新房子多了,他看到的蘭考人也更有精神了。但是他也無不擔憂地說:“農民的日子好過了,富裕了,下一步呢?這時候,政府千萬不能忘記‘富而教之’的古訓,如果富而不教,緊接著的肯定是一部分人的富而墮落,隨之而來的是家庭的不和等諸多不該出現的社會問題,這樣,富裕的意義就會顯得黯然失色了。今天我們進行的新農村建設,需要問農民這樣一個問題:我從何處來?現在身處何處?我的明天將要到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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