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平和之心行平常之事

——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志愿者工作分享

                                            潘家恩

平常事、平和心

今天我給大家分享的不是志愿者的具體工作內容或方法，而是一個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問題——我們如何認識志愿者本身及志愿者的參與心態問題。它不僅關系到是否能夠使我們的工作可持續下去，還關系到我們會怎么看待自己的服務對象，怎么把握自己在這些行動中的位置和角色。

我們說現在志愿者們正在從事的這些工作，按道理來講，都是一些很平常的事情，其實大家都應該干，也都可以干。既然我們做的事情都是一些平常事，或是由一些平常事組成的，那么就應該對我們自己做事的過程保持一種平和的心態。  

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成立于2003年，是一項完全依靠民間社會力量辦起來的公益事業。從建院至今幾乎所有的工作都是以志愿者為主體來完成的，到現在為止學院十幾個工作人員其中80%也都是志愿者，學院還是一個為各種志愿者提供教育培訓和實踐服務的平臺。我們對來到學院的各界朋友也會盡一切努力、盡可能詳細認真的介紹鄉建歷史，與大家交流學院的工作思路、我們這幾年來的基本經驗和教訓。這并非一個簡單的接待，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能夠通過這個平臺讓更多人參與當代鄉村建設這項事業。

因為如我們所知：一項關系到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建設性事業絕對是充滿艱辛，同時也是積重難返的。所以中國鄉村建設將不可能僅靠十幾個人，或僅靠幾百個人能夠完成的，而除了自己的探索外，我們可以做的就是搭建平臺、培訓農民帶頭人和有鄉村建設意愿的志愿者，以讓更多想做事或者說有做事意愿的人在這里得到交流并尋找到認識與行動的結合點。

那我們為什么要去農村，去做鄉村建設呢？其實我們的前輩晏陽初先生回答的非常好。他說，我們不愿安居太師椅，空作誤民的計劃，所以才到農民生活里去找問題。而我們要做的第一步這是離開象牙塔，跨進泥巴墻，走進沒有圍墻的另一校園，來到沒有天花板的社會試驗室。但是當我們這只腳剛邁出去后，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又擺在了我們的面前。

我們是如何離開腳下這片土地的？

作為一個外來者，我們到農村如何找準自己的位置？而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我們更需要發掘的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是如何離開腳下這片土地的？說起來很荒謬，現在正在從事志愿工作的很多朋友老家就是農村，本身我們就是這片土地的主人，為什么要以志愿者的身份來回報建設這片土地呢？為什么在自己的老家反而不好做工作，反而會遇到各種冷嘲熱諷和阻力？為什么知識不斷爆炸增多，農民越是感覺高不可攀？為什么我們的知識越多，所受教育越高，我們與鄉親們的距離越大、鴻溝越深？為什么我們在專業領域內出類拔萃，但面對家鄉父老的簡單需求，我們依舊感覺無力？為什么當我們以自認為的志愿者點滴義舉來做點事時，我們自己和這個社會將會以另類的眼光來看待我們，無論它是肯定還是否定。

總之，經過了教育，學會了知識，我們自然的離開了土地和鄉村。

鄉村建設，誰是建設者？建設者在哪里？鄉村沒有得以建設的原因是什么？原因當然有很多，也有很多的大道理，但是否可以從作為鄉村本來主人的角度來做出一種理解，反思讓我們離開這片土地的邏輯，警惕讓我們沒法建設家鄉的一種說法。

首先，正如我們都經歷的，我們的教育是上升的，是從小學到中學，從中學到大學，大學再往上走也意味著從農村到城市，小城市到大城市的諸多不可逆，而這個邏輯與我們所要推動的鄉村建設和農村教育從根本上說是充滿矛盾和沖突的。因為，我們本來希望教育是可以為鄉村發展服務和注入新鮮血液的。

    其次，我們現在所接受的教育和學習到的知識多是建立在高度抽象并已概念化的基礎之上，而農民生活的改進、建設鄉村的途徑又都是需要既具體又實在的措施。在接受多年的書齋式教育之后，我們的思維變的跟公式一樣的簡單和完美，通常會十分爛漫化的看待錯綜復雜的“三農”問題，以得出諸如“（農民、農村）只要怎樣怎樣，就能怎樣怎樣”的胸有成竹。然而只要我們在農村認真的生活觀察一段時間，就會發現其實農村中的很多問題并不是那么簡單。即使我們認清認準了農村的真問題，大多數時我們也會有意無意的外化了緊接其后的行動方案。比如：我們大多數的學生寫論文或其他文章時，都已經形成了一個八股式的結構，那就是結尾一定要加上一大堆政策建議，給政府、給企業、給別人，唯獨不給自己。然后就感覺一切已經辦妥，到此為止。雖然往往大家都知道大多數的政策建議是不會有機會進入決策者（決策部門）的視野，而自己暫時也不會是決策者。但大家還是一遍遍地這樣做，把問題的解決推給了除自己以外的政府和別人。

鄉村建設，從廁所開始！

學院成立兩年多來，我們接待了很多批志愿者，也接觸了不少“有識之士”，在剛認識時感覺都非常的好，給我們的交流文章中常常有類似“三農大戰略”之類的宏大敘事和三農重任在肩的鐵肩道義，確實在說法上可謂同道中人。但當我們在實際工作中接觸后發現很多人都不屑于做事，尤其是小事，或者也可以說沒有能力做好一些小事。而我們都說鄉村建設的可貴之處就是從小事開始，從“做”開始。無論是當年晏陽初先生教農民識字，還是教農民小朋友洗手。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前輩們勇于彎腰與緊貼地面步行的可貴精神。它更告訴我們這樣的一個道理：鄉村建設將關注到普通百姓的普通生活，而它本來就是由這樣一件件小事組成的。

近八十年后，從同樣的一件小事開始，我們將鄉村建設請下了高高在上的大腦與嘴巴。學院是在一個廢棄的中學校舍基礎上修建的，原來全校共用一個又臭又臟的廁所。而這卻是關系到全體學院工作人員、志愿者、學員及來訪者在內不可忽略的實在事，我們剛來時因為百廢待興，根本顧不上。來來往往的參觀者、來訪者、志愿者也都抱著各自忍一忍的心態，我們也都不認為這有何不正常。

直到有一天臺灣著名建筑師謝英俊來學院為志愿者義務講課，他發現這個問題后皺了皺眉頭，對志愿者說，我們培訓結束后留下來蓋廁所吧。于是就有了一幫戴著眼睛從來沒蓋過房子的大學生在著名建筑師的帶領下，一起蓋起一個至今為學院發展發揮重要作用的生態廁所。針對農村廁所臟、亂、差、并已日益成為病菌傳播、影響農村生活質量這一普遍現狀，同時考慮到北方嚴重缺水，不可能在農村中照搬高耗水同時需配套大量地下管道設備的抽水馬桶。志愿者們共同修建的廁所采用了尿糞分離的處理方法，并利用本地生態建筑材料，體現了生態可持續的理念。

這個例子一方面說明一行勝于百言，就在“說（看）法巨人，行動矮子”的人群中，志愿者如何在行動中尋找到改變的力量，如何在改變自己、反思自己中產生改良社會的動力。另一方面，既然鄉村建設是一項綜合的基礎的生活的建設，那我們是否應該認識到，與我們目標人群相關的生產生活方式、觀念習慣等的改變，雖然很小，但是否應是我們需要努力的工作內容。

那我們該怎么做呢？晏陽初晚年說自己一生有兩個發現，除了發現普通平民身上所蘊藏的重要“腦礦”外，他還在實踐中認識到包括自己在內知識分子的無知，而教育自己的正是農民。所以，除了去農村，農民化，與農民結合以外，晏先生還讓我們拋下習以為常的東洋眼鏡、西洋眼鏡、都市眼鏡，換上一副農夫的眼鏡。他告訴我們，和農民一起進行鄉村建設，不僅要講究方法技巧，更重要的是要改變原有的思維與先入為主的認識習慣，改變我們對農民的固有認識，發現他們身上所可能蘊涵著的巨大潛力，改變對農村美好生活的想象，發現除了鼓起來的腰包外，臉上的微笑同樣是農民幸福的重要指標；發現負擔的減少與收入的增加對農民來說具有同樣的意義。發現農村中已有的各種資源，發現建設家鄉不僅只是我們這些外來人的單方想法和愿望。

所以我們先應改變自己，努力使自己充分的農民化，但這并不只意味著看起來像農民，或者可以靈活地運用與農民打交道的各種方式方法，它還包括我們是否可以真正地理解農民，理解他們的行為邏輯、背后的文化支撐及他們存在的問題。同時，它也不意味著我們“化農民”，就應該跟農民一模一樣，中國有八、九億農民，多一個少一個不會產生多大的區別。而我們需要做的是與農民真正結合，利用我們已經擁有的知識儲備和資源網絡。既改造我們的知識，使之可以為農民所用，又提高農民自己運用知識技術的能力。既不浪漫我們的行動，夸大我們的作用，又不浪漫農民的需求和判斷，意識到作為一個社會人，農民群體在城市文明與消費文化夾裹之下追尋現代化時的迷失與困境。

外地志愿者與村民志愿者

現在我們一般理解上的志愿者多為外來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似乎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只有那樣才具有從事志愿工作的基本條件。但我們都應該認識到，這些戴著眼睛的志愿者且不說對本鄉本土的了解幫助有多少，就其數量相對與中國這么多的農村社區來說也必將是杯水車薪，并且大多數外來者始終是要走的。如何能夠尋找培育社區本身的志愿者和當地帶頭人，這樣才能為相關工作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如果客觀的加以分析，很多外來志愿者所從事的工作，我們都應該可以找到或者培養起社區中的人（鄉村教師、鄉村各種帶頭人等，每個鄉村社區不可能找不到一些有做部分志愿工作的熱心人）來替代。

如：學院在村里辦了電腦培訓班，其中就要求前一期學員學成后成為后一期學員的輔導員，并要求前一期學員整理出自己的筆記，以補充后成為后期學員的講義。這樣無論是輔導還是學員自己整理的講義，很多都建立在本地人的語言和理解之上，所以與他們有同樣基礎背景的其他學員接受起來就容易的多。

同時我們建議志愿者的各項工作能與村里的各種新老組織（經濟組織如合作社、文化組織如文藝隊、公益組織如老年人協會……）相結合，從而使我們的服務及能力建設工作擁有持續發展的載體和保障。

可能有一些朋友會問，外來志愿者與本地志愿者是什么樣的一種關系？我們認為外來志愿者可以扮演催化劑、發現者和啟動者（而非等同于“啟蒙者”）的角色，重在調動社區本地成員的積極性并激活社區本身潛伏著的創造力。而本地志愿者本地組織工作的成本誰來支付呢？我想因地制宜，如果能夠真正地調動起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用他們能夠自己想辦法解決的最低成本來進行運作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們就看到了一些用印泥當化妝品、用頂針敲飯盆當樂器的鄉村文藝隊，我們也看到了類似河南退休工人全義務教農民腰鼓隊的例子。

我們需要“眼高手低”，更需要全社會的耐心

    我們經常會把自己理解為一個行動者，但是否我們只埋頭趕路就夠了？我們是否還要經常抬頭看路、不斷學習并保持與外界的接觸呢？我們是否需要具有一種自我反思的能力？前輩所說的行知合一，不僅告訴我們行動要跟自己的認識相統一，還提出如何既能有一種正確的認識，同時也具有一種付諸行動的能力，并可通過這些行動來體現修正自己的認知，但避免自娛自樂。

學院成立至今，一直以來就有四個類似的問題環繞在我們的周圍：

1、你們還能存在嗎？

2、你們還能存在多久？

3、你們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4、你們能改變中國的大環境嗎？

它不僅是對鄉建學院提出的問題，它還代表了很多朋友對類似行動所做的質疑和態度，它更反映出了一種思維習慣和評價標準，它自然而然地把不包括自己在內的對方當做改變社會面貌的理應承擔者，并引發了另外的一些說法、不屑和質疑。諸如：就憑這么些大學生志愿者，難道能夠改變社會嗎？當然不能！中國幾十年來每年培養多少萬個大學畢業生，每年有多少萬的農業大學畢業生走入社會，那又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多少？為什么“三農”問題又會由來已久呢？如果我們看到并承認這樣的現狀，就應該能夠理解我們的環境與局限，那為什么要期待著把這么重大的任務推給少數一批尚顯稚嫩的行動者身上呢？我們是否曾經想過，當我們在這樣問或這樣想的時候，已經在有意無意地將自己也有的一份責任推給了別人。

而這些，代表了當前主流社會對志愿者行動的想象與期待，她又從很大程度的構成了中國當代志愿者行動的社會環境。

也許我們曾經懷疑過身邊的志愿者明星，也曾經感慨過社會的浮躁、物質與魚目混珠，但可否一起收起我們拔苗助長般的期待和評價，從培植志愿者及志愿精神的土壤開始，給剛剛破土萌芽的中國志愿行動以難得的耐心。

在這行與知的跳躍通融中，在志愿精神土壤有待形成的現在。作為社會環境構成之一的我們，如何避免一種不由自主的悲壯的志愿者情結？如何避免由于道德制高點所產生的心理暗示而不能真正的置身人群？如何避免從自戀走向自憐而越發無力？如何能夠卸下志愿者頭上的光環？

也許，并沒有太多深奧的理論，如果都能把所想的一些問題和所做的一些小事變成我們自己對生活本身的一種理解、所追求的一種方式和習慣。可能很多問題就不再成其為問題。比如說，鄉村建設從廁所開始，我們不僅用生態可持續的方式給學員和參觀者做出示范。更重要的是，學院所有的志愿者和學員都需要從自己開始按要求使用并維護這個廁所，因為，我們認為它就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份，很重要，并不是做給別人看的。

所以，我們既要大處著眼，志愿者需要對發展、教育、知識等大概念進行批判與反思，需要有更廣闊的發展視野及對未來世界和美好生活的全新想象；我們也需要小處著手，保持平和平常之心，不吝彎腰和動手，從小事和身邊的事情做起，改造自己及所擁有的知識，使之真正有用并可為大眾服務。我們更需要社會各界保持耐心并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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