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建設的三個關鍵詞

——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實踐舉例

                                                 潘家恩

新農村建設從實踐中來，又時刻回應著實踐所提出的各種問題。鄉建前輩們努力從實踐中發現總結問題，然后以此為解決問題的基礎和提出改良方案的前提。雖然當代的社會經濟條件發生了很多的改變，但這種實踐方法對現今的鄉村建設實踐卻有著很大的借鑒意義。

作為一個立足民間和基層的鄉村建設實踐機構，我們從實踐中發現了一些當代新農村建設必須面對的關鍵問題，它也可幫助理解我們所進行工作的內容和背景。我們暫且將其歸納為“組織、可持續、文化技術” 三個關鍵詞。

一、組織 

新農村建設的主要對象是農民，主要場域是農村。“三農”問題雖然矛盾錯宗復雜，而“大市場與分散小農”，“農村急待發展與三外素（勞動力、資金、土地）的紛紛外流”將是其中的主要矛盾。而促進農村社區內部的組織與合作將是緩解這一矛盾的基本思路。

自分田單干以來，中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效率確實得到了明顯的提高，然而更多問題也接踵而至。一方面是原子化的個體小農根本無法抵御市場風險及已漸成規模的資本集團的競爭。另一直接后果則是社區凝聚力很難得以建立，鄉村公共事業多陷困境，無論是農田建設、還是鄉村道路等基本設施建設。而市場化進程的加速更日益加劇了這些問題的突出程度。

近年來，我們結合農民的現實需求，以農民合作經濟為切入點，在現有鄉村經濟—文化的背景基礎上，嘗試探索一種農民組織的現實空間和互助文化。我們在全國范圍內推動發展各種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希望解決單戶農民辦不了，辦不好，辦起來不合算的事情。同時還推動各種形式的婦女協會、社區老年人協會、村民學習小組，希望能創造一個幫助他們自己走向聯合的機制與平臺，并以此為基礎嘗試在他們自己生活的社區中，謀求一些問題的協調解決，如利用婦女協會解決社區內部的家庭糾紛問題，利用老年人協會解決社區養老及道德滑坡問題，利用學習小組解決各種經驗（如農業技術、家庭教育等）的交流分享問題。

在實踐中我們看到農民走向組織聯合后，不僅可以弱化風險、提高自身能力；更為當前一盤散沙的鄉村社會重新走向整合并促使資源回流提供了載體和主線。它使農民在組織中掌握資源，從而獲得力量。比如組織起來的農民通過發展社區內部的資金互助，就可克服資金外流這一金融剪刀差；合作組織發展這一過程本身也將發掘培養各種本土人才，客觀上促使當地人力資源的開發。

組織既是手段，通過它可以幫助農民增收減負、提升社區內部凝聚力和團體意識；組織也是目的，組織起來使農民獲得一種新的生活和更為穩定的鄉村秩序、組織化程度的提高本身就是新農村宏偉藍圖的重要特征之一；組織還是保障，當我們動員發展生態農業時，如果沒有形成內部的組織約束而僅靠外界的制度監督，農民開玩笑說“有二十個警察也看不住我違規用（農）藥”。

那組織是否就等同于農民合作社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那僅僅是農民走向合作組織這一大方向中的一種形式或一個產出。所以我們要看到并發展各種形式的組織，更需要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建立有利于組織發展的環境和農民自己的合作文化。學院舉辦的各期以“合作組織”為主題的農民培訓，不是僅僅在課堂上講授合作的好處、怎么合作等等書本知識，而是通過設置各種學員親身參與的場景，比如：案例討論、學員內部自我管理、集體唱歌、做合作游戲、團隊訓練、演講激勵、模擬合作社成立場景、模擬合作社遇到困難并解決……，讓參與者在組織化的場景中找到組織合作的力量和感覺。總之，它通過“做中學”和“農民教育農民”，以促使農民在合作中學會合作。

我們說，“三農”問題不是或不僅是“三農”本身的問題，新農村建設也不可能僅做農村的工作就可解決問題。且不說當今城鄉聯系的越發密集而導致其互相滲透影響，如果沒有城市的膨脹式發展，何以產生目前這么嚴竣的三農問題？所以，新農村建設一方面要組織農村，讓農村本土的力量得以生長；另一方面要組織城市，組織城市中的知識分子、志愿者、普通市民、廣大消費者，幫助他們認識到“如果沒有鄉村的正常呼吸，城市也必將窒息”、幫助他們找到服務農村和城鄉良性互動的具體措施。

    組織也將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工作手法。無論是政府自上而下的“以工補農、以城帶鄉”，還是民間鄉村建設實踐的募集資源、試點研究，總結推廣，其基本辦法都是促進不同資源更為合理的配置。尤其擺在民間鄉村建設者面前的，一方面是“土豆狀”的分散小農，另一方面則是高度零碎并尚未被組織過的社會力量。而如何做好橋梁？如何能讓城鄉真正互動起來，則舍組織無他途。

    我們知道了組織在新農村建設中的重要意義，卻并不是說組織就是狗皮膏藥，更不會一“合（組）”就靈。

長期積累下來的各種問題和矛盾讓我們的組織合作面臨著諸多的先天不足。比如：組織起來后如何面對鄉村社區內部可能浮現出來的原有矛盾（宗族、政治、家庭……），在國家法律尚未正式出來、本應擁有的支持措施尚未到位的前提下，組織起來的最初成本由誰承擔？動力何在？……

我們的憂慮也在現實實踐中找到了充分的案例，無論是河南南馬莊合作社，還是河北翟城合作社、山東姜莊合作社，都有過第一筆被騙的生意記錄。

農民要想走上合作互助這樣的一條路，社會環境和市場秩序還急需改變。

二、可持續

發展和進步正在和將要我們付出巨大的生態代價。生態的真正敵人是什么？有人說是資本主義，因為其不斷擴張、不計生態成本的特性；也有人說是由人類本身不斷擴張的欲望所致，它讓我們無法停下征服同胞和自然的步伐。而我們認識到，除了人性及社會形態這些難以輕易改變的原因之外，由此衍生出來我們每個人的生產生活方式是否也是影響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因為它實實在在的落到了每個人每一天的大部分行動中，同時也產生著更為普遍深遠的影響。

新農村建設，來自資源的限制既明顯又易被忽視。生態問題也絕不是少數人制造出來的預言故事，它就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現實。對于整個國家來說，它意味著能源緊張、環境污染、物種急劇減少；對于普通農民來說，它意味著自己及子孫后代是否還有田可種（土地板結），是否還有水可澆（水位下降、環境污染明顯），是否還能種的起地（種子、農資、灌溉成本增加）等問題。而對于普通消費者來說，它意味著是否還有可能讓自己和家人吃到健康無污染的食品！

于是，環保運動作為環境問題的“影子”而產生發展起來，它指出了問題的嚴竣和緊迫，力圖阻止“發展”——這列高速列車的前進步伐，但事關中國十幾億人口生計與發展的航空母艦又豈可輕易擱淺？

可否有一些相對合理的替代方案，即不僅輕易說“不”，更是努力做出有改進可能的“是”？不僅使環保成為有閑白領們茶余飯后表達愛心的義舉，而也使其成為數億農民們自覺自知關心腳下土地的習慣與意識；不僅使環保局限于治理幾處大污染，保護幾個珍稀物種，或發展多少個綠色產業，而也能使大家認識到普通農民安全無害地生產好一粒糧食、或者幫助農民有條件地完成一項安全生產，這也許同樣是有意義、離我們更近的環保。 

是否我們可以推動一種大眾的、從生產領域開始的、農民可以參與操作的環境保護，或者也可以說一種從源頭開始的可持續生產生活行為。因為環境保護本身就是相對于人類各種破壞環境的行為來說，所以真正有效的環保也應從人入手，從這些行為入手，通過推動行為方式朝可持續方向轉變來加以進行，而不是簡單地將環境與人二元對立。人本身作為環境系統中的一部分，不是不生存發展，而是如何能夠做出可持續原則要求下的行為選擇。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村更需要環保，不僅因為它擁有最多的人口組成，與生態更為直接的一線接觸，它也是我們所有食物的真正來源，它更是目前我們所熟悉的環保行動所忽略、回避和倍感無力的。

充分考慮到農民作為新農村建設的真正主體，所有的工作將需要從他們的需要和已有的理解習慣出發。那么，在農村中，我們的可持續工作需要并可以做些什么？

比如，現在一提起新農村建設，大家都自然而然地聯想到村莊建設和蓋房子，并提出了很多的憂慮，但如果暫時不考慮政府“一刀切”和“面子工程”的流弊，蓋房子雖然不是新農村建設的全部，但也應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方面，因為蓋房子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說，本身就是千百萬農民一生中的大事。而目前我們的農村蓋房正在盲目地效仿城市，有很多不持續的做法。無論其所用建筑材料，紛紛放棄本地的天然環保建筑材料，還是外觀上照搬城市早已過時的做法（如將瓷磚貼在房子外邊等）。雖然已經有報告指出，我國建筑80%高耗能，城市污染40%是由建筑垃圾所致，如果在新農村建設的進程中，廣大農村照搬城市這種高耗能型建筑，則將使當前已經十分嚴竣的生態破壞和耕地減少進一步惡化。但目前卻很少有人對事關數億農民“安居”的農村建筑問題作分析并提出可行的改造意見。

學院所試驗推廣的鄉村生態建筑正是基于農民這一基本需要和可持續發展這一基本原則。一方面，我們因地制宜，使用可回收再利用或農民可自己生產或就地取材的建筑材料｡例如木、草、土｡減少建筑垃圾及加工、運輸過程中的能源消耗，同時這些材料（木、草等）使用之前都需生長，這一過程本身就是吸收二氧化碳，對環境有利的。另一方面，發揮這些天然建筑材料的優勢，結合各地傳統智慧和現代建筑科學，真正蓋出農民需要和居住舒適的房子，比如采用保溫的草土墻體、高效節能炕等。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還將建筑知識平民化、使用簡單工具與技術，便于普通農民的學習和掌握。同時結合農民合作組織，有效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參與協作｡

再如農村廁所，這永遠都會是一個不過時并關乎到農村中每個人切身需要的事情。一直以來，農村中的人畜糞便本身就是生態農業中的重要肥料，但如果我們未加一定處理，不僅造成農村居住環境的臟、亂、差、并已日益成為病菌傳播、影響農村生活質量的重要原因，而我們是否可在農村地區全面推廣城市“衛生廁（抽水馬桶）”呢？且不說它將損失大量的有機肥料，抽取大量地下水這種高耗能處理辦法而不可能在農村照搬，單說農村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公共財政用來做類似城市的地下管道鋪設？正是基于這一兩難困境，學院修建了尿糞分離式生態廁所，并試圖在不同地方因地制宜地推廣類似技術。生態廁所嚴格實行尿糞分離，既確保糞便干燥后減少臭味，加草木灰等無害化處理后可直接還田，還節水并改進衛生條件。廁所建設充分利用本地生態可回收建筑材料（草、土、柳條），相比磚和水泥的制造過程所要消耗能源并釋放大量二氧化碳來說，這些本土自然材料在生產過程中能夠固定二氧化碳。不僅不污染環境，按照《京都議定書》要求，將來向大氣中超量排放二氧化碳是要付費的，而這樣相反的做法將可以得到生態補貼。小小的一個廁所，多角度地體現了生態可持續理念。

這些生態建筑、生態廁所的不同做法，都承認并肯定農民在蓋房子、改進廁所衛生這些方面實際而又普遍的需求，它也是我們所有工作的基礎。而我們正在做的則是促使這些普普通通的生產生活能夠與可持續相結合，在需求與可持續之間尋找到的一種平衡。從而使得環保不再高不可攀，除了在說法上有“從小事做起，從我做起”的類似意愿，我們還可以在生活中產生更多可以與可持續建立起聯系的小事，可以有落入生活、結合生活的環境保護具體做法。

    可持續不僅僅只是農業資源和環境本身的問題，我們既應該看到農民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對于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有著最為直接的影響，還不應忽略目前以消費為導向的流通模式正在強有力地推動農民不計生態成本地開掘資源，以利于資源的自由流動并形成所謂市場意義上的最優配置，而非考慮本地的實際需要，雖然它在一定范圍內增加了效率，但卻也在生態意義上增加了成本。這些流通環節也如不持續的生產方式一樣大大增加了能源消耗。是否我們也應該推動一種適度的本地消費，就如生態建筑的取材盡可能就地就近一樣，既可減少由此導致的能耗，同時也確保資源在本地的流動。

    當然，我們并不是反對所有的資源流通，就像雖然提倡本土建筑材料，但對其它建筑材料卻沒有偏見。我們的生態建筑示范屋中也有瓷磚，只是它是在衛生間里，而不像很多農民的房子一樣貼在房屋外面。

本地消費也正是這樣的一個相對概念。

三、技術文化

晏陽初先生當年提出，中國最大的礦產，既不是金礦，也不是銀礦，而是蘊藏在億萬農民身上的“腦礦”。所以，我們既要可持續地開發金礦銀礦，更要開發取用不竭的“腦礦”。而農村中所真正需要的各種技術無疑是開發農民潛力，挖掘和培養鄉村內生力量比較直接的一個工具。

歷史先輩通過實踐證明了科學技術在鄉村建設中的特殊作用，它不僅在推動農民致富增收，改進生產方式方面最為直接。它更是作為工具和手段，幫助農民獲得了改變自己生存狀況的力量與自信。而農民在鄉村建設的諸多方面中也表現著對科技最為直接的渴求，它更為我們這些更易接近科技的外來知識分子利用自身優勢改變農民生活提供可能。

然而我們要問的是：為什么在當年晏先生做了大量技術推廣并已總結出成熟經驗的定州，八十年后當地老鄉卻找不到當年的很多好品種，而只能在回憶或傳說里閃現曾經的高優技術。有村民說，現在的品種被改來改去改沒了。暫且撇開其他因素不談，作為技術的使用主體，面對漫天飛舞的各種技術服務，農民與技術的關系是什么？農民需要的是什么樣的技術？

“五四”運動給中國帶來了“科學”，而當年的晏先生沒有滿足于概念化和精英化的“科學”，提出了“科學簡單化、農民科學化”，將其請下了神秘而又高高在上的神壇，以便于農民的接受掌握。現今，農民所需要的技術需要簡單化，但又不僅只是簡化。如我們所見，今天大多數的現代農業技術也確實是簡化了，簡化到農民可以習慣并依賴于種“懶漢棉”和“衛生地”，但這卻又有可能引發出另外的更多問題，在“方便”的同時，水源污染了，蟲子的種類越來越多了，各種怪病出現了。而在這看似方便的背后，則是被開發商和市場所壟斷控制的技術，越來越依賴于它的農民不僅無法真正的參與掌握其技術核心及成本支出，更不得不為此而付出最為寶貴的資源和代價。我們所看到的如土地板結、水位下降、生物多樣性遭受破壞等諸多問題，難道與此類技術及它的運作規則沒有關系嗎？

另一方面，技術有問題，但又不是單純技術的問題。我們在村里推廣生態建筑時，就有農民說，這樣蓋不行，如果這樣蓋，她那還只是上小學的兒子將娶不上媳婦。原因為何？她們認為這個房子用的材料太“土”，雖然她也承認土墻冬暖夏涼，她也看到自己所顧慮的問題（如：防鼠？防火？是否不牢固？等）正一個個被建筑師解決，但她還是堅持認為城里人和周圍鄰居都是用鋼筋水泥，自己還是跟他們一樣吧。還有一個頗具戲劇性的例子，山西永濟農民協會會長鄭冰在1997年剛剛創辦寨子村科技中心時發現，村民在購買農資時非常盲目，浪費現象嚴重。農民來買化肥往往先問：別人都買啥？而且有人一進店就說要買800元的化肥，鄭冰問后知道他才有2.5畝地，合理施肥300元就已足夠，但他卻堅持認為化肥使用越多越好，還對鄭冰不賣給他多余的化肥很有意見。

可見，除技術本身外，觀念認識和周圍的環境都影響著農民是否可以正確地運用對他和環境有利的技術。

文化呢？它不僅僅是指哪個村中能收到多少個電視節目之類的指標，它更是農村過日子的方法。一方面，我們看到農村中四、五歲小孩都能熟練演唱當下風靡全國的《兩只蝴蝶》和《老鼠愛大米》，另一方面，農村中道德水準的整體性下降、鄉村傳統文藝形式和公共娛樂活動的逐步枯竭也是明眼人顯而易見的現實。

兩方面的對比提醒我們：全球化城市化進程中日趨開放的農村已經不是晏陽初時代的農村了。一推門、一開電視，中國農民已經生活并習慣于一個以消費、時尚為主導的城市文化包圍圈中，它不斷為農民制造著各種可欲不可及的需要。于是這樣的一種悖論得以產生：文化現象看似豐富的背后，是步步為營般文化資源的枯竭和功能的喪失。如何能夠倡導一種新的文化，一種受眾、形式和功能都全面多元的文化，一種真正與大眾生活高度相關、自發的、活的、為大眾服務的文化。

對于鄉土社會來說，文化是手段。文化活動在調動人參與方面的獨特優勢，通過各種易于農民參與的大眾文化活動即可起到組織農民、提高社區凝聚力的作用，它本身也可極大程度地調動農民積極性，讓其創造性地參與自身發展和社區建設工作中。通過組織腰鼓隊，蘭考陳寨村的婦女們達到自我組織、鍛煉身體、找回自信等多重目的；通過農民自編自演的節目，許多鄉村文藝隊挖掘出了村莊中潛藏著的文藝人才和文藝形式，還起到宣傳新思想和移風易俗的作用。比如：很多農村婦女協會自編自演不同形式的《戒賭歌》和戒賭題材小品，演出后起到出人預料的效果。

文化也是目的。鄉村建設歸結到底是人的建設，是生活的建設。而一種健康的，能讓文化的擁有者獲得力量，與生活和環境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文化本身就是我們所追求新農民新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    

作為鄉村建設的推動者，同時也是這些技術文化生產機器的零部件之一，我們需要徹底反思技術文化及我們自身的問題，需要改造我們的知識，重新定位科技、文化與農民的關系，重新思考農民接受技術的方式和特點。結合農民本土科技文化能人挖掘培養與農民組織載體的建立，發揮農民在其中的能動性，在與農民的互相改變，互相融合中探索出一套農民可以知情、參與和掌握的技術開發辦法及屬于農民自己的平民文化。

    上述關鍵詞既是我們從事新農村建設實踐的三條主線，也是理解和認識這一實踐的三個角度，更是我們所面對的三類具體問題。它們絕非孤立存在，也不可偏廢一方，如何結合起來加以思考和實踐則是我們的工作思路。

    比如，在蓋生態示范屋時，考慮到北方冬天室內需要升溫，如果能夠在門窗上做出一些技術性的保溫處理，則可以大大減少燃料煤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接近可持續。那如何做呢？首先，我們根據物理學中的保溫原理并借鑒城市房子雙層玻璃的做法，利用當地已有材料（普通玻璃、膠片紙、雙面膠），開發設計出了價格低廉、簡單易學的多層保溫玻璃。為了便于在本地實踐推廣，我們讓村中婦女協會的成員來參與制作，在做的過程中她們既學到了知識技術，也為技術的完善和本土化做出貢獻，而婦女協會這一組織載體又為這些技術的交流和傳播提供了保障。

這種技術從實際需要中產生，體現了可持續方式在生活中的具體運用，同時它又結合農民的組織及技術的改造，它不設專利，我們希望它會像民間農村成千上萬的本土經驗一樣可以更為自由地加以傳播和創造。

再如，我們所說的新農村建設，絕不是將城市與農村對立起來。我們雖然看到了城市、城市化及市場所存在的許多問題，但更需要承認它將一直與鄉村并存，它也很大程度地影響著農村自身的建設。在我們所支持的各地農民組織發展歷程中，他們都面臨著組織起來后依舊遭遇的諸多困境：既有由市場不規范引起的上當被騙，也有由于找不到相應市場而使生產出真正有機農產品的農民組織利益受損。  

所以，目前我們正在以“有機生產、文明消費、公平貿易”為切入點推動生產者（農民、農民組織）與消費者在雙方受益下合作，使得農民獲得合理價格保障而有條件進行有機生產，也使城市居民在真正享受到食品安全的同時還從源頭上確保了生態和可持續，更使得作為生產者的農民和作為消費者的市民重新建立難得的信任關系。

為了實現這樣的互動和可持續，除了需要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外，它需要我們既要組織農民，在內部形成有機生產的監督機制；還要組織城市消費者，教育消費者，更需要改變我們對農業及農業技術的認識，結合幾千年的農耕文明和各地的有機農業實踐，發掘出一套便于農民接受和創造的本土化有機農業技術。

通過以上的討論和一些我們正在從事的實踐事例，它讓我們認識到：新農村建設的限制既來自長期以來小農經濟和大市場的不適應，也來自資源對人類發展的剛性約束，還來自被權力和利益所控制的技術文化，而這些限制常常是結合一起的。

所以，我們的做法也不可簡單的拘泥一方。作為初步的探索階段，我們在實踐中產生了問題和困惑，暫時還沒有找到現成的答案和完美具體的做法。暫且將其提出，以希望能引起更多的思考、交流與行動。

二〇〇六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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