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開展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工程，目標并非向農村撒錢這么簡單，而是為了使中國充當自己的“火車頭”，讓中國有能力決定自身的命運。

新加坡經濟學家，曾以世界銀行專家身份為中國國務院‘十一五’規劃撰寫建議報告的南洋理工大學教授陳光炎向本報分析新農村建設的戰略意義時說，“將發展的中心從沿海地區轉向中西部和轉向農村，長期以后，中國可以自己做火車頭，不必成為別人的車廂”。

他強調，建設新農村與發展農村經濟的首要戰略意義，是提升農村地區的消費，擴大中國內需市場，使中國能當自己的“火車頭”。

當中國變成一個“大火車頭”后，將帶動區域以致世界經濟。屆時，香港、臺灣、東南亞，甚至日本都依賴中國市場，這對兩岸關系和中日關系的戰略影響，更不言而喻。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工程的期限是從現在到2010年，即2006年到2010年中國第十一個五年經濟規劃的階段。以今年為例，中央下定決心把資源投向農村，用于“三農”問題的支出將達到3397億元（686億新元），等于同年國家財政支出約8.8%。

解決三農問題包括提高農村生產力，促進農民增收及改進農村的基礎設施。

出口型經濟

受制于貿易伙伴

不少評論認為，中國政府扶持農村弱勢群體，主要是基于政治考慮，即安撫近年此起彼伏的農村群眾性事件。不過，陳光炎則從更大的戰略角度分析這工程。

陳光炎指出，中國過去20年來經濟發展得益于沿海地區的崛起。然而，沿海經濟屬外向出口型經濟，這種經濟模式的很大風險，是中國在經濟上受制于主要貿易伙伴，連帶政治也備受影響。

歐美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已對中國出口經濟造成困擾。去年，中美貿易額高達2116億3000萬美元（3425億4000萬新元），美國成了中國的最大出口市場，一旦美國經濟放緩，中國經濟將隨之減速，這可能連帶影響中國就業與社會安定。

因此，建設新農村與發展農村經濟的首要戰略意義，是提升農村地區的消費，擴大中國內需市場，使中國能當自己的“火車頭”。

談到工業反哺農業與城市反饋農村，陳光炎指出，日本、臺灣、韓國在工業化的首20年歷程，都曾走過“城市剝削農村—城市補貼農村”的發展歷程。

根據他的研究，1995年到2000年是農村往城市“輸血”或者說農村“失血”最多的時候。由于財政稅收、農村儲蓄被轉投城市，以及農產品被行政壓價的原因，在1995年至2000年間，平均每年有2000億至4000億人民幣的資源從農村轉向城市。

陳光炎說：“現在中央政府積累了一點資源，把這些錢放回農村，我覺得是非常好的現象?！?/p>

緩解城鄉差距和地區差異，不僅有道義上的正當性，在經濟上也有合理性。

他說：“我們在世行做過一個模擬，把相等于5%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固定資產投資從城市轉到農村，發現城市增長會下降一點，農村增加會上漲一些，但全國GDP總額會上升3.2%，就是說效率提高了?！?/p>

他比喻說，好比一胖一瘦兩個孩子，城市是那個胖孩子，你給他肉，他都不想吃了，把一小部分的肉和菜分給瘦孩子，后者的營養立刻顯著改善。

中國貢獻論

陳光炎現任南洋理工大學亞洲研究所所長，1999年至2002年間他是新加坡政府首席經濟學家。在2002年至2005年，他在北京擔任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經濟部的高級經濟學家。當時，他常利用周末到沿海與內陸的工廠農村參觀；中國31個省份，他走過28個。如今，他在上海仍有辦公室，繼續往中國各處調研。

陳光炎有感而發：“現在大家說‘中國威脅論’，我認為中國應該提議一個‘中國貢獻論’?！?/p>

“我一個美國朋友在非洲做世行項目。他看到現在非洲窮人都買得起中國的自行車和摩托車了。過去可沒有這么便宜的車。農民有了車，他能夠把蔬菜、水果賣到城市去，提升生活素質?！?/p>

陳光炎建議，中國的研究人員或政府，應該量化中國商品為國際消費者帶來的實惠，以說明中國的貢獻和犧牲。

他說：“我到沿海工廠參觀，工人的薪水十年來沒什么漲，一直是800到1000多元。那些四川女孩子一天工作12小時，不容易，把你的鞋子做得這么好，那么便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