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不及義……難矣哉
•丑牛•

新春伊始，中央發出了“一號文件”，題目是：《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一號文件”，許多是與農村改革聯系到一起。1982年，發了個“一號文件”，題目是《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推行“大包干”；第二年又發了個“一號文件”《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第三年，又發了個“一號文件”，結束了人民公社體制。
三個“一號文件”，使中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農民從集體化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可以自由地“發家致富”了。農民對三個“一號文件”的評價是：“第一個‘一號文件’很好，第二個‘一號文件’好狠，第三個‘一號文件’好得很”。安徽的小崗村，可說是產生“一號文件”的策源地，24位農民寫“血書”的申請，傳到了每家農戶；代表農民心愿的一句話，也傳到了每家農戶：“交足了國家的，留夠了集體的，其他全是自己的”。就是這個“自己的”激起了農民的生產熱情。過去帶有貶意的“個體戶”成為時髦、光榮的稱呼?！犊h委書記訪問個體戶》成為當時的一條經典新聞?！叭f元戶”，人民公社時期不可想象的事，只兩三年時間，就象雨后春筍般地從田野上冒了出來。小崗村，取代了大寨，成為農民的“朝圣”之地。
“大包干”，確實激發了農民的勞動熱情。不僅在農村一片生機蓬勃，而且推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進展，首先是市場活躍，“短缺經濟”一下子消逝了。糧、棉、油、雞、鴨、魚、肉、禽、蛋、煙、茶、果、藥、木、竹、花……，充盈了市場，各種票證一下子成為“收藏品”。“一包就靈”，還漫延到城市工商企業。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經濟學上的創新之詞，一下子成為發展農業經濟的“法寶”。宣布它“三十年不變”，后來，有位權威人士還詮釋說：“三十年不變，是說它長期不變，到了三十年后，也不會改變?！比缡?，中國的“老農業”專家，直截了當地總結成一句簡單的話語：農業改革之路是“人間正道私有化”。
在思想理論界，頌揚私有化成為了主流，批農業合作化、批人民公社化、批大躍進、批大寨、這股浪潮，至今未退，甚至對涉及這類“左”的思想的文學、文化作品，也進行徹底地批判。對浩然的《金光大道》的圍攻，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大有“浩然不投降，就要他滅亡”之勢。當然，這絕不是對作家浩然個人，而是對《金光大道》所表達的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謳歌。

“大包干”體制推行幾年之后，到90年代初，一個又一個的“發展中的問題”相繼涌現出來。鄉、村企業（包括個體萬元戶）全面崩潰、賣糧難、打白條、負擔重、撂荒、盲流、圈地、討工錢、成千上萬的上訪、四處冒煙的“群體事件”……。農村發生了什么事？農民的狀況怎么樣了？到新世紀初，一個鄉黨委書記給共和國總理寫了一封信：“我向總理說實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總理下令調查，政府派下去的人說“夸大了”，當地的百姓說是“大實話”。這位鄉黨委書記在當地“不受歡迎”，被迫南下打工，南方某大報知道了這件事，公布了真象，李昌平一下名揚他鄉，被評為”十大新聞人物“，他的這封信，印成了書，成為最暢銷的讀物。隨后，安徽的一對作家夫婦，深入農村，親到現場，采訪了幾起農民為求生存而觸發的重大“群體事件”，并把這些事件的經過匯編成一本書——《中國農民調查》。這本書出版后，雖立即遭到“禁止”，但它的“盜版”卻不斷地出現在書攤上，也成為一本最暢銷的讀物。
如是，在經濟、政治學界，又出現了一個新的詞匯——“三農”。如同過去“大包干”、“個體戶”等新話題的出現一樣，“三農”，一下子成為全社會所特別關注的熱點，它的影響，也從農村波及到城市，影響著整個中國的經濟。誰不知道，中國能成為“世界工廠”，是靠農村廉價勞動力的支撐；誰不知道，中國的城市建設靠的是“打工仔”（這個名稱，后來禁用，改為“農民工”）的脊梁。因此，“三農”問題，成為我們黨的工作的“重中之重?！?/p>

就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席卷中國農村的同時，一種“另類型”的經濟模式，也悄然興起，那就是今日在全中國、在世界友人中，稱之為“共產主義新村”的河南省南街村模式。它承襲了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卻利用了市場經濟，改變了單一的農業結構，進行了產業化經營，實現了現代化企業管理；在分配上，實行按勞分配，逐步加大按需分配的比重。農民從“交足了國家的，留夠了集體的，其他都是自己的”這一“力爭自己的”這一“發家致富”的觀念中解脫出來，變成“團結一心為集體，組織起來力量大”，實現了共同富裕。
盡管一些專家學者們把這種模式的產生，斥之為“怪胎”、“異端”、“左傾教條主義的產物”，“傳統思想的影響”等，并預言它“不可能長期生存、發展下去”。但奇怪的是，它卻像“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徘徊在歐羅巴”似地躑躅在中華大地，而且它的發展越來越壯大，越來越“邪乎”，他宣布要在中原腹地，建起“共產主義小社區”，在南街村頭，筑起了巍峨的“中華門”，左側門上掛的是《天下為公》，右側門上掛的是《世界大同》。這種氣魄，比起小崗村農民血書的“其他全是自己的”追求，同是當代中國農民，顯得是多么的不可思議。
盡管有的地方領導，對這些“紅色村莊”（外國人普遍是這樣稱謂的）采取的是“三不政策”——“不反對、不提倡、不宣傳”，但它們的影響，可說是“與日俱增”，不僅傳遍中華大地，而且傳播到全世界。在南街村檔案館，我們可以看到世界有名的通訊社，大報紙，都曾經報道過南街村。南街村每年要接待三十萬左右的游客，其中不少是抱著學習、調研的目的。其他像華西、半壁店、大寨等地，每年也都要接待數十萬的參觀者。
據說，像這樣的“紅色根據地”，目前全國已有七千多個，他們能成為“星火燎原”之勢么！？

“南街模式”的興起與發展，并不是人們頭腦觀念的產物，也不是政策、法令的產物，而是農民在客觀經濟運行中的選擇。這些村莊大都走過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也就是他們開始都推行過“大包干”制度。比如南街村，他們執行了兩年的“大包干”制度后，農業減了產，集體企業交給私人承包后，富了個人，損了集體，社員才要求交出土地、收回企業、改為集體經營；洪湖的洪林村，也是看到荒灘變良田是集體的力量開辟的，企業是集體的力量興辦起來的，一分開，就是少數人冒尖，大多數人困難，支部書記葉昌保也面臨著十分困難的抉擇。為此，他召開了社員大會，對比了“分”和“統”的前途，絕大多數社員擁護“統”（“分”和“統”是當時政策文件中留下的一個“口子”，有“宜分則分，宜統則統”的字句，總的精神還是提倡“包”的）。當上面來人要葉昌保表態時，守候在辦公室門外的社員說：“葉書記，你要頂著，要坐牢我們陪你一起去坐?！焙颖笔〉闹芮f，是一個大公社，公社書記雷金河向當時河北省委書記、省長李爾重，怎么辦？爾重說“上面有‘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的辦法，你們按有利于生產、有利于發揮群眾積極性的辦法去辦吧。雷金河堅持了公社集體所有制。（據說，李爾重同志為此背了很大的責任）。山西的大寨，道路卻更為曲折，“批大寨”“批大寨精神”，必然使集體經濟瓦解，走了一段艱難的道路之后，大寨人還是要鐵姑娘郭鳳蓮回歸大寨。郭鳳蓮在回憶這段歷史時，真有些憤然：“八十年代，歷史的一幕幕增添了許許多多不屬于大寨干部群眾所應該承擔的責任”；“我回來當書記是為了大寨父老鄉親。如果只為了幾個人，幾家人，我不可能回來當這個官”；“勤勞的大寨人與歷史上的大寨人是相同的，過去奮斗出一個學大寨的時代，現在為什么不能奮斗出一個改革開放的大寨呢？”（給洪林村黨委書記葉昌保的信）。經過十來年的艱苦奮斗，郭鳳蓮的“改革開放的大寨”初步顯現。大寨人創造了8000萬元的家底，年產值超過一億元?；㈩^山，陳永貴大叔長眠之地，每年，又有二十多萬人來參觀。湖北嘉魚縣的官橋村八組，是一個沒有任何優勢資源的小山村，只有五十幾戶人家，分田到戶之后，農民生活困難，組長周寶生組織幾戶勞動力出外挖煤窯，賺了一些錢，回家辦集體窯場，又辦集體茶園，雪球慢慢滾大，現在整個小山村變成了一個科技工業園，村民住的是一個大花園，這不是大都市里的“XX花園”之類的假花園，而是戶戶小別墅山清水秀的真花園。

當“三農”問題困擾著中國的時候，許多專家學者都認為這是發展中的問題，應該從發展中求解決。如是，各種辦法出臺了，“公司+農戶”、“能人治村”、“打工經濟”“農業工業化”、“農村城市化”……等等，甚至，還有的學者重新搬出梁漱溟的“新鄉村建設”理論。鬧了幾年，成效不大，后來的“減負”、“扶貧”，解決了一些農民的困境，但看來還不是發展農村和農業的根本出路。
出路何在呢？2004年，有一位“村官”，在全國人大的講壇上，力排眾議，把解決“三農”的問題，提到“發展道路”問題的高度來進行探討。此人名叫葉昌保，是洪湖市洪林村的黨委書記，十屆人大代表，曾當過中國共產黨十三次、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的代表。他發言的題目是：《我對解決‘三農’問題的一點建議》，現摘錄一段如下：
自1978年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三農”問題成為全黨、全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焦點是近幾年來的事。近年來，無論各級黨委、政府，還是有關專家、學者，對解決“三農”問題也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設性意見和建議。如有的認為是因為農民負擔太重，故建議要給“三農”減負；有的認為是因為農村和城市是二元經濟結構，故建議“要給農民以國民待遇”；有的認為是因為農村人口太多，故建議要農村“城市化”、農業“工業化”、農民“居民化”；有的認為是因為農民沒有資金和技術，故建議要招商引資，引進資金和技術，并列出了一個公式“公司+農戶”……等等。毋庸置疑，這些意見和建議的提出絕對是有理有據的，也絕對是有的放矢的。但對這些大都付諸實施的意見和建議，來一個“回頭望”時，我們就不難發現，有的能有所成效，如給“三農”減負的重大舉措——農村稅費改革；有的則見效很難，如給農民“國民待遇”的問題，不然的話，農民進城務工的“工錢”，就不需黨和政府出面干預了。既然事實如此，那我們就不得不對“三農”問題作進一步地探討和思考了。對此，我個人認為，應把重新明確農村發展道路問題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下面，我想對自己的這點建議，從兩個方面談一點膚淺的看法。
第一：對農村發展道路，我為什么強調“重新明確”四個字？
我之所以強調這四個字，是因為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特征的農村改革在經歷了近26年后，就目前而言，全國農村發展大致走出了兩條路：一條是以家庭經營為主，“各搞各”，集體經濟幾乎為零，這在全國是絕大多數；另一條是以集體經濟為主，搞“共同上升、共同富裕”，家庭經營幾乎為零，有資料顯示，走這樣發展之路的村莊在全國有7000多個，按占全國農村比例來說，是極少數。對這兩條路，上到中央，下至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從農村改革開始一直到現在，實事求是地說沒有一個十分明確的觀點和態度。但我們只要將這兩條路下的一個絕大多數和一個極少數稍作對比，就不難發現：“三農”問題恰好出在絕大多數身上，而其余的極少數不僅幾乎沒有，反而在全國農村和當地農村還十分出類拔萃，如河南的劉莊和南街、山西的大寨、江蘇的華西、北京的韓村河等等。即于此，我認為，現在應該是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各級黨委、政府重新明確農村發展道路的時候了。這個問題雖然十分敏感，但不容回避，也不能回避。小平同志說過，發展是硬道理。辯證唯物主義也告訴我們，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既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各搞各”只能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為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發揮一定的作用，那么我們應該勇敢地認真地面對現實，大膽地來一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在這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程中，我們既要反對回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前的“一大二公”，也要反對搞“刮風式”的全國農村“一體化”。在這之中，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政府有一點可以明確，那就是農村還是要走以鞏固壯大集體經濟為主的發展道路。要明確這是一個總基調和總原則。這樣明確后，一方面可給全國農村的極少數吃“定心丸”，以讓他們放手、放心、放膽地發展得更快更好；另一方面，也可為那些還在苦苦摸索中的全國絕大多數提供思路，以讓他們早日找到正確的努力方向。要知道這個總基調和總原則，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因為在這個總基調和總原則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同樣可以搞，但在搞的過程中，不是一分了之，依舊“各搞各”，而是要讓集體成為各家各戶的“支撐”和“主心骨”，以便扶持、引導、帶領他們更快更好地發家致富。事實上，也只有這樣，才能讓“三農”問題的解決
有一個最基本的依托和支撐。否則，“三農”問題的解決就會走入“一個問題剛解決，或者還未解決徹底，新的問題又冒出的“怪圈”，我這樣說，絕非夸大其辭，很現實的例子：比如針對“三農”減負的稅費改革還未結束，就冒出了“打工經濟”中要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
可能是“人微言輕“，也可能是”不合時宜“，這位“小人物”的發言，沒有引起“大人物”的注意，甚至連大會的《簡報》也未登。直到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張全景同志到洪林村“蹲點”時（這樣的事，現在也很少聽說了），才把這篇講話帶回北京，主流媒體是不能發的，就把它交給《毛澤東旗幟網》發了。一時“石破天驚”，跟帖蜂涌，還被轉帖到其他網站，有的網友要求就這篇講話展開討論，有人還建議“應傳給中央領導同志看一看”。網上如此熱烈，主流媒體卻“橫眉冷對”。終究是一片漣漪，逐漸消逝?？章鋫€“風景這邊獨好”。

“輿論導向”，并不能決定歷史的走向。就在國家在小崗村興建的“大包干紀念館”快要落成時，“大包干”的小崗村人，卻派出了一個十三人的代表團，訪問“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南街村。他們是來尋求發展之路的?！按蟀伞钡男彺鍨槭裁床铰嫩橎?？“大鍋飯”的南街村為什么邁步向前？我相信，以后在小崗村的“大包干紀念館”里，小崗村人跨出這一步的歷史意義，不會比二十多年前的“血書”申請差。這將不止是小崗村人的歷史，而是中國農民的歷史。
前不久，劉國光教授提出經濟學科研和教學中領導權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還是自由主義？我看，這個問題，不僅在教學和科研領域，在一切領域都存在。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路線，是我們共產黨人戰勝敵人、立于不敗之地的法寶，“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我們的基本領導方法。如今我們政策的制定，為什么只在少數脫離群眾的專家，學者手中，而不在廣大群眾的手中呢？一些人把西方的“政治民主”奉為金科玉律，其實群眾路線才是最大的民主，“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卻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叭r”問題的嚴重性，是一位鄉干部提出來的；解決“三農”問題的建議，是一位“村官”提出來的；“新三座大山”，是老百姓提出來；國企改革的黑幕，是工人群體反抗中暴露出來的；野蠻拆遷的實質是官商勾結，也是居民抗爭中揭露出來的……。一些重大政策的制定，為什么我們不是首先求教于群眾呢？求教于與群眾有著密切聯系、又有實踐經驗的基層干部呢？歷史上從來是“小人物”戰勝“大人物”，我們有什么理由來漠視群眾、漠視“小人物”?！皩嵺`出真知”，“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難道這些歷史的教訓，不能讓我們那些號稱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人的猛省嗎？
從1982年的“一號文件”到2006年的“一號文件”已經整整二十四年了。小崗村的模式，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華西、南街、大寨、周莊、半壁店、洪林、官橋八組等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先進典型，開始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前不久，新華社發了長篇通訊……《扎根土地的旗幟》，介紹了優秀共產黨員吳仁寶領導華西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事跡。通訊的結尾總括了吳仁寶和華西人的追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我們共產黨人堅定不移的理想，我們一生中可能不會實現，但我們一生中可以去實踐。”這個“實踐”和24年前的小崗人的那個“實踐”——“交足了國家的、留夠了集體的、其他全是自己的”，簡直是天壤之別啊！中共湖北省委機關報《湖北日報》也在近日以《新農村之光》為題，發表了該省四個建設新農村的典型——保康縣的堯治河村、洪湖市的洪林村、圻春縣的九棵松村、嘉魚縣的官橋村八組。這些先進典型都是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之路發展起來的。
人們可以用自己的眼光來表述這些新農村，“橫看成嶺側成峰”，但總會有一個“廬山真面目”。從表象上看，南街是靠“玩面蛋”起家，洪林是靠“紡織城”起家，官橋八組是靠辦“科技園”起家，半壁店是靠“辦鋼鐵”起家……。但他們起家的“靈魂”卻是共同的——“組織起來”。這使我想起1998年6月5日，南街村黨委書記王宏斌向江澤民總書記匯報中的一段話：
南街為什么堅持公有制？我認為有兩個方面的因素，第一我們為了全面地、更好地落實小平同志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所以要堅持公有制。小平同志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核心就是五句話：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咱且不說前兩句話，前兩句話按照過去的話說，沒有階級性，不管什么主義，都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關鍵是后三句，要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發展公有制經濟；發展私有制經濟，是消滅不了剝削，消滅不了兩極分化，實現不了共同富裕的。（見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中國有個南街村》一書。軍旅作家陳先義大校、陳瑞躍中尉著）以這一段話來概括24年來兩個“一號文件”中間的這一段歷史，也許是恰當不過的了。
五十多年前，毛主席在《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階級斗爭》一文中，曾引用《論語》中的一句話來形容人們對農業合作化的態度。
“言不及義者，言不及社會主義；好行小惠者，好行‘四大自由’之小惠?！?BR>經歷了半世紀的歷程，對某些人的思想而言，“與時俱進”了沒有呢？《論語》這段話的全文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后面的注解是：“好行小慧，謂小小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借用這一整段話和注解來詮釋某些人的思想狀況，還是沒有過時的。
群居終日者，不接近群眾，不調查研究，不聯系實際，光憑拍腦殼者也；言不及義，言不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問姓社姓資者也；好行小慧者，憑“本本”耍些小聰明者也；難矣哉者，炫耀于一時，終不成大事者也。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個觀點，要經常講、反復講”。新農村，是建立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先行者已為我們描繪了藍圖，作出了榜樣。
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事業，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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