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三農的一個另類思考

                                 郭厚良

（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武漢 430072）

   自陸學藝先生提出中國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以來，已引起政治、經濟、社會及各方面人士的廣泛關注和熱烈探討。之所以反響熱烈，是因為他把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聯系在一起，作為一個統一的問題進行研究。這使得問題一下子簡化，研究和解決變得比教容易。應當看到，這方面的研究業已取得豐碩成果，為中央制定相應政策提供了有力依據，廣大農民已經從中受益。還需指出，“三農”不是中國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整個第三世界，特別是亞洲和非洲國家的共同問題，這些研究必然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影響。

   基于自己的出身和作為生物學工作者的職業特點，筆者與農業、農村、農民有著密切的聯系，并對這方面的問題給予長期和相當認真的關注。由于與專業工作者有著不同的視角，自然便產生自己不同的看法。筆者注意到，整個學術界對中國三農問題認識非常一致。例如，專家們一致認為，家庭聯產承包制是個好制度，要長期保持穩定。中國三農問題比較嚴重，解決難度比較大。當前農業產業結構不合理，急需調整。中國城市化進程太慢，原因是城鄉分治。中國需要加大力度，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通過減少農民，達到富裕農民。其途徑是發展鄉鎮企業，吸收農民進城。為了推進城市化，應改革城鄉分治政策等等。一致認為，通過農民進城，不斷提高城市化水平，最后達到城鄉一體化，是世界各國的成功經驗，中國也應沿著這條路線發展。總的說來，這些意見都是正確性的。但是，筆者覺得，這些意見雖然很正確，但并不能將中國三農問題完全說盡道明，筆者對這些意見別有一番分析。

問題一，中國三農問題有多嚴重？應當說，中國三農如此受到重視，除了陸學藝先生的理論開拓之外，李昌平先生也功不可沒。他提出了一個震驚全國的三真說：中國農民真苦，中國農村真窮，中國農業真危險。他這一呼，讓人脊梁骨冒冷汗，很快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不少人發表了一些相似的看法。例如，有人指三農問題是“小康中國痛”；是“中國政治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累積的結構性矛盾、體制性矛盾尖銳化的產物”；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的“一個軟肋”等等。以至有學者指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是一個“艱難之旅”。對這些看法，筆者大不以為然。應當肯定，李昌平先生反映的問題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很快采取措施，使農村的不少問題得到解決，從這方面看是積極的。但他夸大了三農的負面，從而產生消極影響。中國三農除了負面，也有它的正面。怎樣認識這個負面，需將這個負面與它的正面相比較，看哪一面是主要的。李昌平先生不作這種比較，便把這個負的一面看成三農的基本面，并將它擴大到整個中國。于是，就上升為“中國農民真苦，中國農村真窮，中國農業真危險”。這很像文革時期造反派“無限上綱”那樣一種作法。就中國三農的負面和正面而言，筆者非常明確地認為，正面是主要的，負面是次要的。澄清這一點非常必要。只有正確地認識過去，才能正確地面向未來。如果正面是主要的，我們對未來就有信心。如果負面是主要的，想想中國發展了幾十年，農村還沒有什么大的改變，人們難免對前途悲觀失望，何去何從便很難選擇。這原本是一個不存在爭議的問題，現在都被弄得含混不清。陸學藝先生在“三農論”中寫得非常明白，中國耕地占世界的7%，卻養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中國已經由農產品嚴重短缺，變為總量基本平衡，豐年有余，并成為農產品出口國，每年順差50億美元。中國農民的收入大幅度增長，農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人們從火車上往外看，隨處可見農村中樓房星羅棋布，變化是很大的。從哪個方面看，中國的農業、農村、農民都在隨著國家經濟的突飛猛進而同步發展，何來真苦、真窮、真危險？固然，農村中確實存在一些很嚴重的問題，但不能因為這些問題而將偉大的歷史性進步抹殺。這些問題并非只有中國有，各國都有自己的各種問題，社會就是在解決問題中進步。再說農業現代化，完全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樣是個“艱難之旅”，而是為期已不很遠。有學者提出，中國農業已經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整體上進入了現代農業階段，筆者同意這一基本估計。農業現代化，不外乎機械化、電氣化、化學化，或者再加上一個水利化。一些人對農業現代化規定了許多經濟指標，筆者認為大可不必。只要是用現代科學技術武裝農業，就應當說農業已達到現代化。按這樣界定，人們只要到農村去看一看，便能發現這些方面已開始有模有樣。在中國農村的多數地方，耕種、收割都用上了大型機械；化學肥料取代了農家肥，除草劑也正在取代鋤頭，防治病蟲用農藥；高壓電、電話線已牽進了農戶，加工、排、灌都用上了電，家中有電燈、電視、電扇，有些還裝了電話；種籽全部良種化。應當說發展很快，農業現代化還遠嗎？所以，當我們回首中國三農的時候，不能只將雙眼死死盯住那些問題，而應充分認識到業已取得的歷史性進步和發展。中國三農完全不是什么嚴重的問題，而是正沿著應有的方向順利發展。雖然問題也不少，但不是主流。

問題2，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村實行聯產承包后，農業生產力得到解放。糧食等農業產量迅速增長，農民收入迅速增加。但是糧食等農產品的增長引起價格下降，加之糧食等農產品本身價值有限，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和農民進一步增收就成為問題。因此，學者們提出，農民必須改變產品結構，增加商品價值高的產品，并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和非農業產業，以提高農業附加值。理論上這是完全正確的，但實際上卻沒有這么簡單。糧食是農業的主要產業，從全局上看，我們不能號召糧農放棄種糧食，甚至不能縮小糧食種植面積，以保證國家的糧食安全。那么，糧農如何調整產業？從局部看，少數糧農可以放棄或減少糧食生產，而經營高效益的種養殖或其他項目。他們的這種調整可很快奏效，收入很快增加。但這只能惠及少數農民。我們還可以換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一個種糧大戶，承包了百畝土地，他光靠種糧就致富，他完全不認為自己的產業結構有什么不合理。所以，對中國最大多數的農民來說，根本問題并不在產業結構上，而在于雖然已增產增收，但占有量仍有限，達不到富足。筆者總是站在一個普通農民的立場上考慮問題：他們是農民，他們只會種地，現在地種到這個份上，他們該怎么辦？讓他們去做農產品加工？或一邊種地，一邊又經商？這顯然不現實。所以，雖然中國農業的確需要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但對大多數一家一戶的普通農民而言，這一作法的針對性并不怎么強。從宏觀調控而言，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可能很快奏效，農業效益得到提高，但并不能解決大多數普通農民的增收問題。歸根到底，中國農民的根本問題在于農業資源的嚴重不足。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作為主要農業資源的土地，中國人均只有1.41畝。對于中國大多數農民而言，這么少的土地，怎么種他們也富不起來。但是，土地就這么多，那該怎么辦？那就得讓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努力挖掘生產潛力，增加生產，進一步提高占有量。在這方面，可以作的事很多。做好了，可望大幅度提高農業效益。這是一家一戶農民可以作，也是一定得作的。但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作起來，還得為他們做許多事，逐步創造條件，才能慢慢作起來。廣意上理解，這也屬于產業結構調整，但其內含有所不同。

問題3，農村城市化。毫無疑問，對于中國農業資源的嚴重不足，學者們是看得清楚的。所以，大家一致認同，只有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由此提出，通過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吸收富余農民進城，推進農村城市化。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有幾點值得商榷。第一，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是否太慢？人們普遍認為慢，并列舉數據說明，中國的城市化低于同等國家的水平。筆者不同意這種觀點。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很難用一個統一的數字互相確切比較，一個較低的城市化數字也并不能認定真正需要的城市化水平。筆者認為，就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而言，中國的城市化不是慢了，而是快了。大家都能看到，改革開放以來，大批農民進了城。農民進城促進了城市的發展，但同時也增加了城市的負擔，大批城市居民的工作被進城的農民擠占。即使是這樣，仍有許多農民進城后無事可干，成為城市中的不穩定因素。如果能動員一部分游民回農村去，城市中的亂象會大大減少。一方面是城市職工下崗，另一方面是一些農民進城無事干，這樣的城市化水平難道不是高了嗎？第二，人們一致認為，城鄉分治的政策制約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這一點筆者也難認同。大家知道，戶口早已不是農民進城的障礙。農民進城，只需辦一個臨時戶口就可長期居留，甚至不辦臨時戶口也可長期留在城市。這已不是城鄉分治，而是分而不治。因此，表面上的城鄉分治，早已不對城市化構成制約。第三，對城鄉分治本身，筆者也持不同看法。筆者認為，這一制度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它使得農民向城市的流動非常有序，那種根據城市發展的需要到農村招兵、招干、招工的方式原本是一種好方式，現在由盲目和無序的流動取代，使城市變得太擁擠，由此引起許多問題。城市的穩定至關重要，為了確保城市的穩定，不能急于取消城鄉分治，可保持現在這種分而不治的狀態。這一問題，只有當城鄉差別縮小之后才能考慮。第四，城市化是否能真能達到減少農民進而富裕農民？筆者對此也不樂觀。根據一位學者的資料，中國現有農業人口8億多。其中，外出打工八千萬，鄉鎮從業1.3億。所以，實際農業從業人口6億多人。推測2050年中國人口達到16億，城市化水平達到60%。屆時，中國的農業人口將是6.4億。照此推算，即使45年之后中國城市化水平達到60%，中國的農業人口還是現在這個水平，并不減少，如何能達到富裕呢？因此，兩眼盯著城市化不附合中國國情，主要目光應放在農村。

問題4，家庭聯產承包。從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的集體化經營轉變為一家一戶經營，實行的效果是好的，這一點應當肯定。但是，這個制度實行到什么時候？或是永遠實行下去？無人知道。筆者認為，中央規定第二輪承包30年不變，這可理解為不是永遠不變。有些學者提出，聯產承包制是一個巨大進步，要長期保持穩定，不知這個長期有多長？筆者認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看聯產承包制，人們可能覺得這將是一個長期的制度。但是，今天我們看聯產承包制，情況就不同了。筆者認為，中國農業的發展速度超過了大家原先的預期，這是整個國民經濟長時間高速增長產生的積極效應。城市帶動農村，工業帶動農業。現在，在農村全面實現機械化、電氣化、化學化、水利化的時代就要到來。農民既買得起，也用得起，國家也有能力大規模實施。一家一戶的經營方式就成為發展現代化高水平大農業的障礙。有一點應該是沒有爭議的：沒有農業的規模化，就沒有農業的現代化。有學者提出，一家一戶經營有四個弊端：不適應不斷提高農業生產要素水平；不適應社會化分工；難規避市場風險；不利于農業科技進步。筆者對此完全贊同。有學者也意識到一家一戶經營有礙農業的規模化，提出采取公司+農戶、龍頭企業+農戶的方式，將小農戶變成大基地，變小規模為大群體，以走向規模化。這種規模化并非所需要的那種規模化，它的公司和企業一頭是規模化的，但農戶那一頭仍是小規模的。由此可見，一家一戶的小農經營有礙農業現代化，大家是有認識的。只因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央的既定政策，故不愿從正面提出。這使得有學者認為，土地經營的規模化將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筆者認為，當初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完全是正確的，正是這個制度，推動了農業的迅速發展。也正是由于農業的快速發展，小規模經營反過來又成為農業進一步向高水平發展的障礙。因此，改革一家一戶經營方式以適應規模化大農業發展的需要應提上日程。要找到一種穩妥的方式，逐步將一家一戶的小規模經營過渡到規模化的大農業上去。

問題五，“他山之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長時期經濟高速增長，國家綜合國力極大提高。與國家的發展同步，中國的農業也得到快速發展，農村形勢整體看好。所有這一切與吸收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不無關系，這一點不容置疑。但是，在學西方的同時，應更多地考慮自身的國情。以城市化為例，有學者說，三農的根本出路在于推進城市化。的確，西方國家就是通過城市化將人口中集中于城市而使農業人口減少，使土地高度集中，使農民致富。但中國和西方不同。西方將人口大量移民到美洲、澳洲、非洲，中國就不能。中國人口太多，城市容納有一定限度，不可能使農業人口減少到西方國家那種水平。所以，城市化要發展。但城市化并非三農的根本出路。筆者贊成另一種說法：農業最終要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才是根本出路。許多人都說中國城市化發展慢，這也是對中國的具體國情考慮不夠。他們只是比對其他國家，一比就發現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低。其實，根據中國的實情，這樣的城市化水平并不低。因為中國的城市并非勞動力短缺，而是勞動力過剩。許多人都怪罪中國的城鄉分治政策，說這個政策阻礙了中國的城市化。這也是對中國實情的忽視。他們只看到國外都沒有這個政策，卻看不到恰恰是這個政策，保證了農民向城市的有序流動，使中國的城市發展穩步健康，這恰恰是中國的一個特色。城市的穩定是中國經濟保持長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試想，若沒有這樣一個政策，在很短的時期內，農民迅速無阻礙地在城市集中，那會是一個什么局面？在統計數字上，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將一舉超過其他同類國家。但這些農民在城里沒有工作，這支龐大的無業大軍將成為城市的不穩定因素。他們若持有城市戶口，就都要享受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那將是國家財政的極大負擔。許多人有一種習慣的思維方式，外國人作得很成功的方法，我們就得照著作。我們采取一種作法，如果外國人沒有作過，就懷疑這個方法不對。所以，雖然口頭上說著要重視中國的國情，但一到具體問題上，就把中國國情忽略。科技日報曾經刊登一位西方經濟學家的看法，他說：中國的情況與西方國家很不相同，中國人應當尋找不同于西方而符合自身情況的發展策略。他顯然對當今許多中國學者完全照搬西方的作法大不贊同。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中國三農正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快速發展，總體形勢是好的。中國農民正在向全面小康邁進。但是，許多問題制約著中國三農的進一步發展，這些問題是中國具體的國情決定的。中國的具體國情，只能探討中國式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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