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麗說，蘭考鄉村建設實驗只是一個草根實驗。它是小范圍、小對象的，是改
良的、試錯的。
何慧麗和蘭考鄉村建設實驗
■安徽<<決策>>雜志記者  賀海峰
曾因焦裕祿而聞名全國的“政治大縣”蘭考，近年來再度聲名鵲起。
在這里，一場迥異于常規和舊俗的鄉村建設實驗，正以文化合作為突破口，有條
不紊地向經濟合作等領域延伸。成敗得失，眾說紛紜。
同樣備受矚目的，還有這場實驗的主導者，蘭考縣掛職副縣長、中國農業大學副
教授何慧麗。這位作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的女縣長，時常將“兄弟們”、
“老鄉們”掛在嘴邊。她說：“知識分子如果不與國情和常識相結合，就是黑板
上養豬，實驗室里種莊稼。”
“秀才下鄉”
2003年8月，年僅32歲的何慧麗走馬上任蘭考縣副縣長，具體分管農業結構的調
整。
對何慧麗而言，這是她人生道路的一次重大轉折。此前，在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
位的她，對“左派”、“右派”、“自由派”等理論流派困惑不已，對很多名家
醉心于邏輯的多元性和學問的精致性困惑不已。2003年，就在她不斷反省知識分
子的使命與作用時，中國農業大學與河南省開封市簽署共建協議，選派7名博士到
開封市掛職鍛煉。何慧麗毫不猶豫地報了名。
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然而，何慧麗的第一把火就沒有“燒”起來。在
最初的兩個月，為了盡快得到縣里的認可，她主動到廣州、武漢等地招商引資。
商人有商人的運作邏輯，一直埋首書齋的她沒有這個特長。盡管她曾找過無數外
商和蘭考籍的“內商”，但總是收效甚微。她回憶說：“當九年的學習和研究所
獲得的知識在現實中不堪一擊的時候，我感到很痛苦，我為無知感到汗顏。”
“我能為蘭考做點什么？”這個問題一直“折磨”著她。為此，她專門請人給自
己寫了一幅字，上書“我的生活、我的教育”，懸于辦公室的墻壁上，以明心
志。出身中國農業大學，專修“城鄉關系與農村發展”，分管農業結構調整的何
慧麗決心在“農”字上大做文章。
在對蘭考農村進行深入調研之后，何慧麗發現，短期內讓農民大幅度增收幾乎不
可能，除非構建一個平等、團結、合作的平民文化系統。由此，她得出結論：解
決“三農”問題，必須打破工業化的神化、權力的神話和市場的神話。于是，學
社會學的何慧麗選擇了另外一條路——在蘭考進行一系列的鄉村建設實驗。
早在79年前，“平民教育之父”晏陽初曾選定河北定縣為實驗區，開啟了鄉村建
設運動之先河。2003年，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在此創辦晏陽初鄉村建設
學院，在更為廣闊的中國大地上掀起一場名為“新鄉村建設”的實驗。在何慧麗
的積極爭取下，蘭考成為這場實驗的重要基地之一。目前，她已在蘭考6個鄉6個
村成功組建了5個農民文藝隊、1個老年協會和4個經濟合作社。
“紅軍路線”引發的爭議
“一個副縣長咋能這樣和農民相處？她不是‘冒牌縣長’吧？”何慧麗做事時走
“紅軍路線”，最初總會引來農民的議論與猜測——
2003年9月，有感于城關鄉陳寨村村民文化生活的貧乏，何慧麗準備在這里組建全
縣第一個農民文藝隊。一連三個月，任憑何慧麗怎么高喊“人人都是藝術家”、
“人人都是歌唱家”，就是沒有一個農民參加，怕丟丑。后來，村里有人看到何
慧麗開會都站在雨里淋，心疼不已，這才陸續有一批人加入進來。2005年7月，這
支文藝隊獲邀到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農業大學演出，大獲成功，師生們評價說
“節目非常出彩，令人目不暇接”。
2004年7月，何慧麗帶領三義寨鄉南馬莊村村支書張硯斌、儀封鄉胡寨村經濟能人
王繼偉等到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學習。此間，他們一起吃咸菜、喝稀飯，參加義
務勞動。聽課時，因為人多，何慧麗甚至盤腿坐在離黑板最近的地板上。
2004年8月，在葡萄架鄉賀村經濟合作社成立前夕，何慧麗請專家給農民培訓。期
間，何慧麗同大學生自愿者一起生火做飯，一起打地鋪睡覺。有農民警惕地問：
“你為啥要培訓我們？是不是想撈個政績，回去以后升官發財？”這令何慧麗哭
笑不得。她回答：“快樂與富裕同等重要。如果說我很自私，那么我最大的自私
就是能夠看到老鄉們臉上的微笑。如果你們信得過何慧麗，就可以試一試。”
除了規定每名社員必須交納會費、自愿交納股金外，何慧麗還組織社員參加軍
訓。她帶頭握緊拳頭高喊合作口號：“改變自我，做家鄉主人；團結起來，建設
新鄉村。”有村民據此懷疑她在搞傳銷，“不然，搞那么大的聲勢干什么？”后
來，合作社成立后的頭件大事，就是組織社員對村里多年無人問津的泥濘道路加
以整修，讓這位村民心服口服。
如果說這些故事還鮮為人知的話，何慧麗的下述舉動則是司空見慣：
她接待客人，大都請他們吃餃子、米線、羊肉泡饃，即使是美國大使館二等秘書
也不例外；別人請她到高檔酒店吃飯，飯畢她總會親自打包，把剩余的飯菜送給
農村的孤寡老人。
她每次下鄉都是只身一人，有時晚上來不及趕回縣城，就和農村婦女擠在一個炕
頭，嘻嘻哈哈地聊到凌晨兩點多；她在農民家里吃飯，每次付5元錢，住一晚上則
付3元錢，人家不肯收她就站著不走。
“我在蘭考干過很多‘丟人’、‘出格’的事。但你既然一心想為農民辦事，怎
能嫌‘丟人’？！”何慧麗笑瞇瞇地告訴《決策》記者，“我從小在山溝溝里長
大，從終極意義上講，我也是農民。”她將這種精神歸納為十二個字：“熱愛丟
臉，歡迎挫折，享受痛苦。”
讓她興奮的是，在組建文藝隊與經濟合作社之前，這幾個村子里的農民普遍散
漫、拘謹，農閑時節時常沉迷于賭博、迷信、傳閑話惹是非；如今，他們開始非
常自信地展現自我，合作的意識明顯增強。三義寨鄉南馬莊村一位農民抑制不住
內心的激動，寫下了這樣一句順口溜：“比著學，看誰掌握得知識多；比著干，
看誰經濟發展得好。”
巧解經濟合作社發展難題
面對棘手問題，何慧麗已不再如剛剛履新時那般茫然無措。
2005年上半年，經過摸索與發展，蘭考縣4個經濟合作社都已小成氣候，社員們在
資金互助、種植業、養殖業等領域開展了廣泛的合作。其中，三義寨鄉南馬莊村
經濟合作社開發的無公害大米項目，已成功申請到了農業部10萬元專項資金。
就在這時，有人發出疑問：“經濟合作社發展壯大了，會不會與村‘兩委’唱對
臺戲？社員入股，是不是在非法集資，會不會沖擊當地的金融秩序？”
很多社員開始坐不住了，但何慧麗卻鎮定自若。
她首先和河南大學“三農”問題專家趙曉峰聯合撰寫了一篇調研報告，厘清了村
“兩委”與經濟合作社的關系：合作社不具有政治職能，它在接受村“兩委”領
導和監督的同時，也為村“兩委”在新時期的職能轉型提供了契機。從這種層面
上說，村“兩委”和合作社是互惠互利、相互補充、共同促進的關系。這一解釋
迅速得到各方的認可。
在回答“社員入股的政策依據”時，報告提到了2005年中央“1號文件”。這份文
件指出：“培育競爭性的農村金融市場，有關部門要抓緊制定農村新辦多種所有
制金融機構的準入條件和監管辦法，在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下，盡快啟動試
點工作。有條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更加貼近農民和農村需要、由自然人或企
業發起的小額信貸組織。”
何慧麗并不滿足于澄清事實。接下來，她試圖探索出一個“農信社＋合作社＋農
戶”的農村金融模式，以打破經濟合作社發展的資金“瓶頸”。10月18日，何慧
麗把蘭考縣農信社主任王安請到賀村經濟合作社與胡寨村經濟合作社，與社員們
共商合作事宜。其中一段對話頗為有趣——
“農信社是農民自己的銀行。經濟合作社可以把互助資金作為一個整體股，存到
農信社來。這樣社員除了可以在合作社獲取自助資金外，從農信社直接貸款也容
易多了。”
“農信社門檻太高……”胡寨村經濟合作社理事長王繼偉有些顧慮。
“我們這不是送上門來了么？”
“那你們要不要大伙請客送禮呢？”何慧麗忍不住替社員插了一句。
“呵呵，哪能這樣辦呢！”
“‘財神爺’既然發話了，那你們就放心、大膽地干吧！”何慧麗囑咐王繼偉。
“我在蘭考的使命已經完成”
“我把蘭考的幾個村子發動起來后，給它們創造了一個健康的發展環境，給它們
指出來哪些規矩不能逾越，這就是我在蘭考的使命。把這幾件事做完，我就應該
退出。”何慧麗告訴《決策》記者。
何慧麗組織的兩次農民培訓的費用，一次是開封市政府支付的，另一次是蘭考縣
扶貧辦支付的。2005年6月，就在何慧麗的掛職期限即將結束時，中國農業大學與
開封市委經過協商，決定將她的掛職期限順延兩年。
“說句實在話，盡管上上下下都非常支持我，我也盡了最大努力，但我對蘭考鄉
村建設實驗的前景仍不樂觀。”何慧麗感慨道，“為什么我不樂觀？問題的要害
在哪里？一是新鄉村建設機構缺位、制度缺位、人員缺位；二是新鄉村建設的成
本沒有人愿意支付。這些問題最好由中央和省里予以解決。”
何慧麗說，蘭考鄉村建設實驗只是一個草根實驗。它是小范圍、小對象的，是改
良的、試錯的。她從沒奢望它能夠成功，最初的設想也只是促成一些村莊的經濟
組織、社會組織、文化組織的建立，探索出全面進行鄉村建設的自下而上的內源
性機制，為在工業化進程中留在鄉村的人找出一條全面進入小康社會的可行性之
路。當前的任務是，農民能在哪個領域合作，就讓他們在哪個領域合作，比如化
肥等生產資料的統購統銷。從長遠看，他們合作的領域還可以逐步擴大到教育、
醫療甚至政治。
“誰想做成這個事，誰就必須有說服別人、感化別人的本事，誰就必須講策略。
我想我應當柔和一些，即使有人罵我，我也要耐心地解釋。只要你坐在我這里聽
我解釋，就是我的進步；只要你接受了我的觀點，就是我的勝利。做事如果沒有
挑戰性，那還有什么意思？！”何慧麗的這番感言，無疑讓我們萌生更多的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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