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合作社

（1923年1月4日和6日）

　　我覺得我們對合作社注意得不夠。未必每個人都理解，現在，自從十月革命以來，不管新經濟政策如何（相反，在這方面應該說，正是由于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合作社在我國有了非常重大的意義。舊日合作社工作者的理想中有很多幻想。他們常常由于這種幻想而顯得可笑。可是他們的幻想究竟表現在什么地方呢？表現在這些人不懂得工人階級為推翻剝削者統治而進行的政治斗爭的根本意義。現在，我國已經推翻了剝削者的統治，因此，舊日合作社工作者的理想中許多曾經是幻想的、甚至是浪漫主義的或庸俗的東西，正在成為不加任何粉飾的現實。

　　在我國，既然國家政權操在工人階級手中，既然全部生產資料又屬于這個國家政權，我們要解決的任務的確就只剩下實現居民合作化了。正確堅信必須進行階級斗爭、為奪取政權進行斗爭等等的人們曾合理嘲笑、譏諷和蔑視過的那種社會主義，現在在居民最大限度合作化的情況下，自然就能達到目的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明了，俄國的合作化現在對我們有多么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意義。在新經濟政策中，我們向作為商人的農民作了讓步，即向私人買賣的原則作了讓步；正是從這一點（這與人們所想的恰恰相反）產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義。從實質上講，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使俄國居民充分廣泛而深入地合作化，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因為現在我們發現了私人利益即私人買賣的利益與國家對這種利益的檢查監督相結合的合適程度，發現了私人利益服從共同利益的合適程度，而這是過去許許多多社會主義者碰到的絆腳石。情況確實如此，國家支配著一切大的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掌握著國家政權，這種無產階級和千百萬小農及極小農結成了聯盟，這種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得到了保證，如此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通過合作社，而且僅僅通過合作社，通過曾被我們鄙視為做買賣的合作社的——現時在新經濟政策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視的——那種合作社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嗎？這還不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已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

　　我們許多做實際工作的人所估計不足的正是這一情況。在我國，人們還輕視合作社，還不了解：第一，在原則方面（生產資料所有權在國家手中），第二，在采用盡可能使農民感到簡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過渡到新制度方面，這種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義。

　　而這又正是主要之點。幻想出種種工人聯合體來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回事；學會實際建設這個社會主義，能讓所有小農都參加這項建設，則是另一回事。我們現在達到的就是這級臺階。毫無疑義，我們雖然達到了這級臺階，卻絕少利用它。

　　我們改行新經濟政策時做得過頭的地方，并不在于我們過分重視自由工商業的原則；我們改行新經濟政策時做得過頭的地方，在于我們忘記了合作社，在于我們現在對合作社仍然估計不足，在于我們已經開始忘記合作杜在上述兩方面的巨大意義。

　　我現在想跟讀者談一談，從這個“合作社”原則出發，立即在實踐上可以而且應當做到的是些什么事情。立即可以而且應當用哪些手段來著手發揮這個“合作社”原則，使得人人明白這一原則的社會主義意義。

　　在政策上要這樣對待合作社，就是不僅使它能一般地、經常地享受一定的優待，而且要使這種優待成為純粹資財上的優待（如銀行利息的高低等等）。貸給合作社的國家資金，應該比貸給私人企業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點也好，甚至和給重工業等部門的一樣多。

　　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只有在一定階級的財政支持下才會產生。不待說，“自由”資本主義的誕生曾花了億萬盧布。目前我們應該特別加以支持的一種社會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這一點我們現在必須認識到而且必須付諸行動。但是支持合作社制度就應該是名副其實的支持，就是說，把這種支持僅僅理解為支持任何一種合作社的流轉是不夠的，而應該理解為支持確實有真正的居民群眾參加的合作社的流轉。獎勵參加合作社流轉的農民，這種方式無疑是正確的，但同時應當檢查農民參加的情況，檢查參加的自覺性及其質量——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合作社工作者來到農村開設合作商店，嚴格地說，居民還完全沒有參加這一工作，但同時出于個人得益的考慮，他們又會急于試試參加。

　　這個問題還有另外一面。為了使全體居民人人參加合作社的業務，并且不是消極地而是積極地參加，我們還須要完成在一個“文明的”（首先是識字的）歐洲人看來并不很多的工作。說實在的，我們要做的事情“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國居民”文明”到能夠懂得人人參加合作社的一切好處，并參加進去。“僅有”這一件事情而已。為了過渡到社會主義，目前我們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別聰明的辦法。可是為要完成這一“僅有”的事情，就需要一場變革，需要有全體人民群眾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個階段。因此，我們的準則應該是盡量少賣弄聰明，盡量少耍花樣。在這一方面，新經濟政策是一種進步，因為它適合最普通的農民的水平，它沒有向他們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但是，為了通過新經濟政策使全體居民人人參加合作社，這就需要整整一個歷史時代。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度過這個時代也要一二十年。但這終究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代，如果不經過這一歷史時代，不做到人人識字，沒有足夠的見識，沒有充分教會居民讀書看報，沒有做到這一點的物質基礎，沒有一定的保障，如防備歉收、饑荒等等的保障——沒有以上這些條件，我們就達不到自己的目的。現在全部問題在于，要善于把我們已經充分表現出來而且取得完全成功的革命氣勢、革命熱情，同（這里我幾乎要說）做一個有見識的和能寫會算的商人的本領（有了這種本領就足以成為一個優秀的合作社工作者）結合起來。所謂做商人的本領，我指的是做文明商人的本領。這一點是俄國人，或者直截了當說是農民應該牢牢記住的，他們以為一個人既然做買賣，那就是說有本領做商人。這種想法是根本不對的。他雖然在做買賣，但這離有本領做個文明商人還遠得很。他現在是按亞洲方式做買賣，但是要能成為一個商人，就得按歐洲方式做買賣。他要做到這一點，還需要整整一個時代現在結束我的話：在經濟、財政、銀行方面給合作社以種種優惠，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對組織居民的新原則應該給予的支持。但這還只是一般地提出任務，因為在實踐上這一任務的全部內容還是不清楚的，還沒有詳細規劃出來，也就是說，應該善于找出我們對合作化的“獎勵”方式（和獎勵條件），找出我們能用來充分幫助合作社的獎勵方式，找出我們能用來培養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獎勵方式。而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在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取得了階級勝利的條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會主義的制度。

　　1923年1月4日

　　每當我寫到新經濟政策問題時，我總要引我1918年那篇論國家資本主義的文章①。這曾不止一次地使某些青年同志產生疑問。但他們的疑問主要是在抽象的政治方面。

　　他們覺得，生產資料屬于工人階級，國家政權也屬于這工人階級，這樣的制度就不能叫作國家資本主義。但他們沒有注意到，我所以用“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稱，第一，是為了指明我們現在的立場同我在與所謂左派共產主義者65論戰時的立場之間有歷史聯系，而且那時我就已證明過，國家資本主義要高于我國當前的經濟；我很重視判明普通的國家資本主義同我在幫助讀者認識新經濟政策時所說的那種特別的，甚至非常特別的國家資本主義之間的繼承性的聯系。第二，我一向很重視實際目的。而我國新經濟政策的實際目的就是實行租讓；在我國條件下，租讓無疑就是純粹的國家資本主義類型。我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的看法就是這樣。

　　不過事情還有另一方面，在談這一方面時我們可能要涉及國家資本主義，或者說，至少要同國家資本主義作一對比。這就是合作社問題。

　　毫無疑問，合作社在資本主義國家條件下是集體的資本主義機構。同樣毫無疑問，在我國目前的經濟現實中，當我們把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但必須是建立在公有土地上的，必須是處在工人階級的國家政權監督下的）同徹底的社會主義類型的企業（無論生產資料或企業占用的土地以及整個企業都屬于國家）連接起來的時候，這里也就出現了第三種企業的問題，即合作企業的問題，從原則意義上說，這種企業以前是沒有起過獨立作用的。在私人資本主義下，合作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前者是集體企業，后者是私人企業。在國家資本主義下，合作企業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合作企業首先是私人企業，其次是集體企業。在我國現存制度下，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合作企業是集體企業，但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產資料是屬于國家即屬于工人階級的。

　　我們有些人在談論合作社時，對于這一情況估計不足。他們常常忘記，由于我們國家制度的特點，合作社在我國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如果把租讓（順便說一句，租讓在我國并未得到多大的發展）單獨劃開，那么在我國的條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會主義完全一致的。

　　現在來說明我的看法。為什么說自羅伯特·歐文以來所有的舊日合作社工作者的計劃都是幻想呢？因為他們沒有估計到階級斗爭、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推翻剝削者階級的統治這樣的根本問題，而夢想用社會主義來和平改造現代社會。因此我們有理由把這種“合作”社會主義看作徹頭徹尾的幻想，把以為只要實行居民合作化就能使階級敵人變為階級朋友、使階級戰爭變為階級和平（所謂國內和平）的夢想，看作浪漫主義的，甚至庸俗的東西。

　　毫無疑問，從當代的基本任務看來，我們是正確的，因為不進行爭取國家政權的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就不能實現。

　　但是你們看，現在國家政權既已掌握在工人階級手里，剝削者的政權既已推翻，全部生產資料（除工人國家暫時有條件地自愿租讓給剝削者的一部分生產資料外）既已掌握在工人階級手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現在我們有理由說，對我們來說，合作社的發展也就等于（只有上述一點“小小的”例外）社會主義的發展，與此同時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這種根本的改變表現在：從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應該放在政治斗爭、革命、奪取政權等等方面，而現在重心改變了，轉到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上去了。如果不是因為國際關系，不是因為必須為我們在國際范圍內的陣地進行斗爭，我真想說，我們的重心轉移到文化主義320上去了。如果把國際關系撇開不談，只就國內經濟關系來說，那么我們現在的工作重心的確在于文化主義。

　　我們面前擺著兩個劃時代的主要任務。第一個任務就是改造我們原封不動地從舊時代接收過來的簡直毫無用處的國家機關；這種機關，我們在五年來的斗爭中還來不及也不可能來得及認真加以改造。我們的第二個任務就是在農民中進行文化工作。這種在農民中進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經濟目的來說，就是合作化。要是完全實現了合作化，我們也就在社會主義基地上站穩了腳跟。但完全合作化這一條件本身就包含有農民（正是人數眾多的農民）的文化水平的問題，就是說，沒有一場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

　　我們的敵人曾不止一次地對我們說，我們在一個文化不夠發達的國家里推行社會主義是冒失行為。但是他們錯了，我們沒有從理論（一切書呆子的理論）所規定的那一端開始，我們的政治和社會變革成了我們目前正面臨的文化變革，文化革命的先導。

　　現在，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家了。但是這個文化革命，無論在純粹文化方面（因為我們是文盲）或物質方面（因為要成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當發達的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要有相當的物質基礎），對于我們說來，都是異常困難的。

　　1923年1月6日

　　載于1923年5月26日和27日 選自《列寧全集》第2版第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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