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照耀下的市場經濟

──漫談南街村

陳泰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臨潁縣，本地人口約三千人。1991年南街成爲省內第一個「億元村」；到2002年爲止，當地年工農業産值穩定在21億元左右[1]。村內的「南街村(集團)有限公司」是國家一級企業，擁有26家工廠和11000多員工，固定資産12億元，産品部分出口[2]。村屬耕地1000畝，實行規模經營；近年村內又建起高新農業科技園、開辦了南街村藥業集團。十年間南街工業産值增長一千倍，利稅增長九百倍[3]，可謂千里馬速度。

這個村莊的經濟發展讓人頭暈，但它「真正的影響并不在經濟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南街村黨辦主任雷德全）[4]。村管理層建立了一套自成體系、極富特色的行政和文宣模式，強調「用毛澤東思想等先進文化教育人，以雷鋒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勵人，提出了建設共産主義小社區的奮斗目標」[5]；近十年來，南街集團在村民（即擁有正式戶口者——陳注）中間實行和完善了「工資+供給」的分配制度（工資部分占30%，供給部分占70%）。村里免費供應水、電、氣、食品（面粉、食用油、蛋、肉、魚等等），教育（含入托）、醫療、住宅、通訊等項服務也一律免費[6]；春節分發大量禮物。社區公益設施相當齊全，并設有廣播站、報社、電視臺、戲劇學校和劇團。目前，全體村民已遷入現代化高層住宅（大套使用面積92平米，小套74平米），配置中央空調；家居用品（家具、炊具、電器）由村統一免費下發。不過，住宅和室內擺設屬于村集體財産，而非村民個人所有。九十年代末，南街村黨委書記（臨潁縣委副書記、漯河市人大副主任）兼南街村集團董事長王宏斌公開宣布「我們計劃隨著南街村集體經濟的壯大，逐步擴大供給范圍，提高檔次，最終全盤實現生活資料公有制」[7]。

自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南街現象」名動九州島；海內外政界、輿論界、學生學者、左翼右翼都有許多人關注它，議論它。崇毛「老左」滿臉喜色地夸耀南街「實現著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自我完善’，走出了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的成功之路」[8]，足可與「桃源仙境」前后輝映；撇嘴皺眉的自由派則不屑地認定「（南街村）活脫一個文化大革命時期人民公社的縮影」[9]，無非是爲了「證明早已被歷史多次證僞的‘共産主義必將戰勝資本主義’的幻想」[10]；大批在職和退隱的當朝權貴對「中原紅色異類」走馬燈似地視察拜訪，有的不表態，有的大贊「南街村是個黨校，是個精神寶庫」（宋平）；社民派學界邊爲南街叫好，邊提醒拍巴掌拍到手腫的「老左」們莫要歡喜過頭——「農村集體經濟并不等于社會主義公有制」[11]，社民派不無道理地評判道。真個是八面來風、五味雜陳！

甭管局外人怎麼說，王書記兼王董事長對場面上的事兒應對自如。王董不厭其煩地指出自己和戰友們「十幾年來堅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人、教育人」（準確說是王版毛思想——陳泰注），才使得「南街的集體經濟得到了發展，南街人走向了共同富裕的日子，過上了小康生活」[12]；對記者們政治陷阱式的提問，王董不溫不火地以套話、官話應付，比如「任何東西都不是萬能的」「現在是經濟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時代」[13]、「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都要管，兩手都要硬，這是中央一直以來的政策」[14]、「現在中國還是共產黨領導，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不堅持毛澤東思想」[15]，諸如此類。

南街的分配制度，似乎使它與那些（歷史和現實中的）平等主義公社頗爲靠攏；但它又是個龐大的工業區，而非自給自足的烏托邦試驗田。在資產階級縱情馳騁的當代中國，南街現象到底意味著什麼？它是工人階級尋求解放的一盞明燈，還是誘人往死路上走的幻象？它是工人運動的朋友，還是陰險的敵人？階級斗爭的現實，需要我們盡快澄清南街現象的政治內涵，本文即是這方面努力的一個嘗試。

南街集團：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弄潮者

盡管南街處處讓崇毛派感到詩情畫意（「這里的生産力發展是出奇的快，這里的社區環境是出奇的美，這里的人際關系是出奇地好」[16]），當事者的言說卻相當冷靜、具體和充滿資本主義現實精神。南街集團的高層雖開口不離毛思想，但從不諱言「如果不與市場經濟接軌，南街村的集體經濟就難以得到發展」，而「市場經濟需要的是廣泛的交往與交流，南街村不是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南街村黨委副書記姚同林）；王宏斌干脆聲稱「市場需要什麼，就生産什麼，所以要加強市場經濟」[17]。在經濟領域，王董們絕非閉目塞聽、終日神游的毛澤東偶像崇拜狂，而是技藝精熟的商海老把式。80年代初，他們大施借船渡海之術，用預售、集資、賒欠等手段建起頭批工廠；有了商品，王洪彬親自帶隊去北京促銷；銷路打開后，勞力不足，村里便出現了成群的外來工。南街集團的崛起，首先「歸功」于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改革（和徹底復辟），正如王宏彬感慨的那樣：「這20多年發展環境太寬松了，發展空間太大了，可以任意去發展」[18]。南街集團以大工業生産爲基礎，主要使用自由雇傭的外地工人（關于本村村民的情況下面另做分析），向國內外市場大量推銷商品以賺取利潤，并與國外資本接軌（合資廠辦了五個），從這些方面看，它非常接近一般的現代資本主義企業。

今日的王董及其高層團隊，與自由派歪嘴譏笑的過時老土毫不沾邊，而是時尚的生意人，市場競爭的成功者。經過20年打拼，他們已掌握著「過得硬的産品質量、有廣泛開發的成熟市場、有經得起考驗的良好信譽、有令人滿意的優質服務」；他們懂得「要想産品打開市場，僅有質量還不夠，還必須占有市場，駕馭市場」[19]；他們深知「名牌有無窮的威力」，時刻要求職工們「以實際行動擦亮‘南街村’的牌子，讓它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更鮮亮耀眼、奪目生輝」[20]。甚至當王董宣講南街文化生活時，也沒忘了提醒一句「廣大的農村文化市場是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不可以忽視了」[21]，不愧是「全國優秀鄉鎮企業家」稱號獲得者，眼中處處有商機。在打造品牌上，南街不僅按常規包裝自己（贊助女子足球、聘請明星出任代言人），也順水推舟地把關于自己的政治議論轉化爲商業資源，「不掏廣告費就起到了廣告的作用，降低了南街産品的成本」[22]「南街産品這些年在社會上暢銷不衰，我看這與南街這個政治優勢、南街知名度的提高有一定關系」[23]（王宏斌）。

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産的兩個主要特點，是永無休止的市場競爭和擴張性；沒有競爭就沒有資本主義經濟，企業不擴張就無法打垮對手和獲得更多的市場和利潤。南街集團也面臨著發展的瓶頸階段，由于投資出現失誤；由于前幾年「在産業結構和産品結構調整方面沒有跟得上」（王宏斌）[24]，由于「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面臨著國內外日趨激烈的競爭和挑戰」[25]，公司經營一度出現滑坡。危機漸露，管理層并不慌亂，因爲它深諳「隨著市場的競爭，經營方略、經營思路要經常調整」[26]的生意經。從2002年開始，公司一面上馬新項目（制藥業），一面落實擴大規模、改進設備、降低成本、減員增效等反危機措施，已取得一定效果。草創階段的南街曾主動引入外資，如今則雄心勃勃地拓展著王國的邊界——在動員會議上，王董大聲疾呼「要想再發展，必須得走出去」[27]；除了收購當地企業，公司更在全國開辦分廠。無獨有偶，另一位號稱以毛思想治理企業的奇人、晶牛集團董事長王長林也深感由于「我國大多工業規模能力已飽和，……要守住市場，只能御狼于家門之外」，所以「實施‘走出去’的戰略是參與國際競爭的最佳選擇」[28]。這種董事長所見略同的出擊意向，表現的其實是中國資本主義初步鞏固后急于升級換代（在國內做大實業，同時搶奪海外市場）的總趨勢。

然而，假設南街僅是衆多農村工業化社區的一員，它就不是那個百口雜評、萬目關注的南街了；假設王宏斌只算得上一個會做買賣的農村能人，他就不是那個發誓要在全世界實現共産主義的王宏斌了。王董的招牌式道德旗幟（「二百五精神」）、他要讓「南街人富到沒有一分銀行存款」的藍圖，他的「查思想」「搞運動」「辦學習班」等管理手段，他關于「外圓內方」策略的闡述，從表入里都極富政治意味。南街模式的確與一般富裕村落有很大區別，它在爲哪個階級服務，王式管理下當地工人的處境和思想狀況如何？要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首先讓我們看看南街的思想教育。

毛澤東思想 = 市場經濟的興奮劑？

盡管王宏斌一再聲明自己文化低，沒啥理論，但他還是推出了自己的政治公式「公有制＋市場經濟＋政治思想教育＝社會主義」[29]。馬克思主義認爲，從本質上說，作爲主導體系的市場經濟只能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價值規律主宰經濟生活）；公有制、包括后資本主義過渡社會（工人國家）里的生産資料國有制，與（作爲社會生産生活主導力量的）市場經濟都是絕對不兼容的。

不過，市場倒不排斥思想教化。日本的許多大公司（比如松下）都很注重企業文化，包括某些乍看起來形式化、表面化的東西，比如人人學唱廠歌、以穿廠服爲榮，風雨不誤的升旗儀式（經理層出席雷打不動）、集體旅行、聯歡、節日互相拜訪等等；這些手法不僅可以聯絡感情、緩解勞資緊張，還增加了底層與上層交流意見的機會，強化著企業的自我糾偏功能。在韓國，有的企業還組織員工參加軍訓，灌輸敬業守時觀念、培養絕對服從上級（老板）的習慣和團隊精神；部分大陸企業（比如海爾集團）近年也參考過類似經驗。

在自己的官方網站上，南街集團告訴我們「搞經濟建設也需要一種信仰、一種精神，那就是毛澤東思想」[30]；王宏斌認爲「毛澤東思想并不極‘左’，它完全可以指導當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31]。從1984年起，南街村持續開展「大唱革命歌曲、大學雷鋒精神、大學毛主席著作」的「三大活動」，一度要求所有職工都會背幾條毛語錄；各廠專門配有政工廠長，定期組織政治學習，并動員人人寫出心得體會；此外，全村還時常舉行大規模思想教育運動，號召職工們「交心」「揭發壞人壞事」。王宏斌解釋說，這樣做可以「發揮黨的政治工作優勢……使大家走到一起來，發展經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32]。不久前，王董既是總結又帶幾分期盼地指出「堅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人，使我們的職工村民進一步增強了集體主義觀念，強化了南街村大家庭意識，樹立了吃虧爲本、奉獻爲榮的思想，把自己的命運與集體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33]。

南街十數年如一日地緊抓精神教育，到底目的何在呢？不排除王宏斌等人有著建設人間樂土的真誠愿望（「黨的宗旨就是爲人民服務，不是爲人民幣服務，更不是人民爲我們服務」[34]），但資本主義復辟、南街集團的市場化運營和王董的企業家身份等一系列「形勢比人強」的客觀因素，決定了共産教化的效果首先和主要屬于經濟領域。公司宣傳材料指出「在市場經濟大潮中，企業管理的最終目標是提高企業生産力，提高産品質量，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産出，增強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能力」，而「在企業生産力諸要素中職工是決定性的要素」[35]。誠然，人的思想打通了，積極性和自律精神上來了，很多技術問題便迎刃而解；王宏斌承認公司「産品暢銷不衰，主要靠質量優勢和價格優勢」[36]，抓質量靠人的努力，降成本更要依賴奉獻精神（加班、低工資）。多年來，南街職工（含外來工）加班加點是常事，但并無加班費和獎金；各企業生産任務都是指令性計劃，完不成受罰，超額完成也沒獎金；很長時間里，除年終有5-7天的假日之外，南街人沒有休息日和節假日，管理層還提出「八小時之內拚命干，八小時之外作奉獻!」的口號，期望職工們再挖潛力[37]。隨著南街過去幾年的經濟衰退，延長工時已成公司抗擊經濟危機的重要法寶，爲此王宏斌曾竭力辯解說「我們是干自已家的事，不需要節假日」「咱們一切要從實際出發。你說放了假讓群衆干啥？」[38]。

南街人和外來工們真在干自己家里的事麼？他們真是本地偌大産業的主人麼？關于這一點暫且不提（下面會談到）；但要立即指出，王董所謂「群衆放假干啥」的說辭與社會主義精神背道而馳。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的工人共和國（工人政權）里，人們有權（更有義務和責任）獲得較多自由時間（爲此需要縮短勞動日），以學習文化知識、參加管理社會生産生活和全方位地發展身心創造力，全新的人類——無階級社會中的自由人便這樣一點一滴地誕生。

其實，南街文化生活并不匱乏——管理層定期舉辦群衆性歌舞會、故事會、戲劇晚會，放電影，花銷甚大（每年約150萬元）。但是，對大企業家王宏斌及其同僚來說，他們一門心思琢磨的是「豐富多彩的業余生活可以促進生産」「使人在工作中也能保持愉快的心情，同時有積極向上的精神動力，激勵他們創造出更大的物質財富」[39]，即把文化活動當成一種刺激（資本主義商品）生産的隱性手段來處理。既然一切爲了生産和利潤（經濟效益），無休止地加班也就順理成章了。

值得注意的是，南街式教育在所屬合資企業也照辦不誤（限中方干部職工），并照獲成功。管理層自豪地告訴我們：「開始時，我們組織全體干部職工學毛選，資方不高興，認爲浪費時間。我們不許他干預。通過學習，職工思想提高了，質量上去了，效益上去了」[40]；于是外資露出笑臉，王董感到欣慰，崇毛老左樂的打跌，中央權貴如獲至寶。

工業村與思想教化

鑒于人口衆多、地域和發展程度的差異，中國資本主義呈現了某種多樣化趨勢：在經濟領域，大型國企和家庭式作坊并存，沿海外資血汗工廠和內地村落式綜合工業社區并存；勞資關系上，有赤裸裸的壓迫和刻板的「工資-干活」管理模式，也有溫情主義和「講道德」，在這方面南街并非天下無雙。很多村落的工業化（通常圍繞當地某位靈魂人物進行），都伴隨著某種形式的精神療法和均富的分配模式；這既有助于降低企業管理的成本，也促進了農民就業、脫貧，因而受到政府的歡迎和扶持[41]。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社區的教化指南各有千秋：王宏斌曾指「學孔孟之道恐怕是個笑話」，自由派激賞的企業主孫大午卻不這麼看，孫董不但廣辦鄉益事業，還鼓勵職工學習《論語》、又爲孫文立像；全國首富華西村爲村民配置了私人汽車和別墅，而教化內容以傳統民俗文化爲主（建桃園三結義雕像、24孝亭），提倡「生活富裕、精神愉快、身體健康」（華西村黨委老書記吳仁寶）的世俗價值。在兩極分化的今天，這些「市場風暴中的溫馨小島」多少發揮了柔化階級矛盾的功能（對全局來說，象征作用遠多于實際解決的問題）；但無論哪里的工業社區，都以資本主義市場爲活動背景，都服從于大工業商品生産的規律和力量，而發展模式上也存在若干共同之處（低工資、高工時）。當這些工業社區發展到一定程度，便不約而同地企業集團化、引入外資（晶牛集團便是「政府資本全部退出的多方投資主體的大型跨國集團公司」[42]）甚至上市（比如河南劉莊的生物制藥集團），真可謂任你編排多少條精神歸路，市場只此一家，利潤別無二姓！

當我們把目光轉回到南街，會發現它有異于其它工業村的一大特點，即對職工思想和生活控制的更嚴格，要求更高，毛式政治術語用得極頻繁（自由派對它反感的主要原因）。南街爲什麼選擇了毛思想？它宣講的東西確實是毛澤東的政治理論麼？

爲什麼是毛澤東思想？

在上文中，筆者用了「王版毛思想」一語；確實，南街集團對毛的「活學活用」，未必就完全合乎歷史中的毛澤東理論。本文不打算就毛思想作出全面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王文元《毛澤東思想論稿》一書[43]），只簡約標出要點：

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和隨后的官僚篡權，使得20世紀的共運發展極其畸形：它一方面斷送了許多次工人階級推翻資本統治的機會，另一方面爲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活動空間。兩大因素的作用下，使得國際共運長期被小資產階級革命路線所把持；這一路線既承認階級斗爭的必要性，又否認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性；既靠攏蘇聯以換取物質和政治支持，又與本國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打情罵俏；組織原則上堅持「鐵的紀律」（但不耽誤中央領導們拉幫結派），理論上則是考茨基后期思想的粗劣盜版。毛澤東是這類革命者中間的大師級人物，并把上述路線推向極至。

所謂毛思想（毛主義），主要是毛澤東對國內工農運動、游擊戰和中共內部路線與權力斗爭所做的總結；它部分地（至少是試圖）使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但總體上帶有小資產階級政治盲目性和動搖性（常與激進手段并存）；推崇權謀和政治實用主義，自以爲可憑政客的手腕操使各個階級爲己服務。毛澤東用心撰寫的綱領性文件，如「論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和后期作品，要麼是社民派跨階級合作理論的翻唱，要麼以籠統字眼代替對階級利益和政權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不算高明（在具體斗爭中被他自己多次踢進箱底）。與此同時，由于毛思想産生和受制于20世紀上半葉的階級大搏斗，它又包含了對階級壓迫的強烈批判和對反抗精神的肯定，再加上1949年革命的成功，使得毛思想一度被廣泛看作窮百姓的希望之光。

在資本主義復辟后的中國，毛澤東仍保留著相當的個人和政治威信，但人們對毛思想的演繹大有不同。國家主義者贊賞毛的工業化成就，民族主義者視他爲對抗西方的典范，底層工農懷念沒有大款、下崗和城管的日子，在某些青年人中間，「造反有理」的口號汲取了新的生命力。

無疑，南街、晶牛公司鼓吹的毛思想，與拉桿子上山的鼓動至少差著十八萬里。董事長們感興趣的是「毛澤東軍事思想對指導市場競爭仍具重要指導意義」[44]以及「如何去贏得市場？南街人最終從毛主席著作論游擊戰中找出答案。那就是：你無我有，你有我優，你優我廉，你廉我轉」[45]。說穿了，這是一種把毛氏政治思想（正確與否姑且不論）演繹爲「人生菜根譚」的改造努力，這樣的毛思想與「卡內基論財富」之類的玩意并無本質不同。除此之外，毛式高度集中的權力配置，自上而下的群衆動員和思想「洗澡」等精神控制法、對工農既依靠又提防的立場，建政后在經濟領域對自我犧牲和自力更生精神的提倡，所有這些都被南街的領袖們應用于企業管理，在人力挖潛和處理勞資關系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南街管理層之所以選擇毛澤東這面旗幟，固然由于毛的部分精神遺産（階級斗爭那部分除外）在市場競爭中可資利用，但也與部分中共干部的政治立場有關（王宏斌是他們的一個代表），即不反對資本主義，但希望走獨立發展道路和抑制剝削帶來的明顯社會問題。王宏斌再三宣布「私心是南街村萬惡之源」「我們認爲私心來源于私有制。下決心要在南街村解決私有制問題。……村民們不再爲爭奪生産數據私有而斗爭。可是生活數據還是私有的，人們要彼此攀比消費」，所以「光是生産數據公有還不行，還要生活數據逐步公有」[46]；他認爲在南街社區「就是要逐步消滅私有制，不允許個人先富，不允許個別人搞資產階級的那一套」[47]；2003年，他告訴記者十年內南街將徹底取消個人生活資料[48]。看來，王宏斌的社會試驗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但無論如何，他領導的公司已深深浸染于中國資本主義現實中，并扮演著活躍的經濟角色；對通用的資產階級社會規則，南街集團選擇服從而非對抗，正如下面所揭示的，這構成了它生存和成功的主要前提。

「外圓內方」的現實規則

多年前，王宏斌發明了「外圓內方」的治村路線，即對外「該請客就請客，該表示就表示，目的一個就是辦成事」[49]，村內則嚴禁類似活動。南街集團還聘請了十幾位公安和政法背景的原臨潁縣實權官員，他們的任務是保持公司與各有關部門的良好關系并向王董事長提供咨詢。對「外圓內方」，崇毛派把它看成了「南街村用毛澤東思想育人、治村的最出色舉措」[50]，集團公關部門自夸這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體」[51]；大老板對此的評價卻低調乃至低沈的多。在一次采訪中，王董虛弱地辯解說「請客送禮在流通領域，我本人不參與流通領域的工作」[52]，并直言「這是一種權宜之計」，因爲「我們不得不適應大環境」；最后，他煩惱地表示「我們從內心里講，不愿推行外圓這種政策」[53]。

無論王宏斌怎樣猶豫痛苦，外圓策略的「投石機」還在高速運轉，爲公司的市場攻堅發揮作用。全世界的資本主義企業都在稅收上做文章，南街也不例外：四年前，原臨潁縣國稅局長張一平以工作名義收取南街的好處（100萬元加新車）被撤職；公司則坦然響應「不要說稅務局，就是工商局、紀檢委、縣委、縣政府，包括公檢法機關，只要是工作需要，我們都盡量提供支持」[54]（村黨委副書記姚同林）。「提供支持」必有回報，至1999年爲止，南街累計少交稅款近三千萬元；雖然王董氣短地表示「那是欠稅，不是偷稅漏稅」[55]，但延緩交稅對資金周轉和連帶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除了稅收優惠，南街集團還爭取到大量貸款（累計達5億元）；在工商、司法領域，公司也頗受官方照顧，按照臨潁縣一位干部的說法，「縣政府和上級部門在一切方面都給南街開綠燈」[56]。無疑，沒有官方的實質性援手（王宏斌特別強調「金融部門這些年對南街的支持那就更大了」[57]），公司的發展絕沒這麼快。其實，十多年來民間資本崛起的主要秘訣就是官商合作，以國家資金和資産充實個人産業，在這點上南街集團也未能免俗。

中國經濟奇跡的一大代價，是環境破壞；在某些地區（比如貴州），污染已經損害了上千萬人的健康。「紅旗公司」南街集團的表現如何呢？至2004年初，南街企業的工業污水排放問題仍未得到很好解決，造成周遭個別村落的生態災難（河流污染、各類疾病大面積出現）。面對鄉親們的職責，南街官員們卻有恃無恐地回敬道「如果南街村排放的污水超標，國家環保總局怎麼不來查我們？」（村黨委辦副主任段林川），縣環保局雖不敢這麼狂妄（無恥？），卻祭出經濟牌來打掩護：「有污染了，就能夠馬上治理嗎？那還要看經濟實力」[58]。與此同時，南街卻在王董的指示下耗巨資修筑城墻，試圖隔離「外界大氣候的不良影響」，并提出修建「小天安門」的構思[59]。

南街經濟轉軌的一大方向，是制藥業。在今日中國，藥品生産之所以成爲暴利行業，是與醫療服務商品化、産業化分不開的。諸家藥業集團的紅火背后，是千百萬貧民百姓的血淚、傷殘和死亡，當然，資本主義企業對此毫無感覺，它只知道哪兒利大就去哪兒，南街集團也不例外，因爲在市場競爭的存亡大計上，甘當例外只能自取滅亡。

紅旗還能打多久？

在南街，王宏斌的威信如日中天：他的講話等于需要學習的文件，他的畫像被懸掛和收藏，他的事跡被列爲村民必讀，他既被親熱地叫作「班長」，又有「南街村的小毛主席」一說；這威信既建筑在個人品質上面，也與他的「最高仲裁者」身份有極大關系。南街集團的名義所有者是當地全體村民（集體經濟所有制），實際上完全由管理高層掌握，用王董自己的話說「公家的錢很多，我想吃啥都可以買來，想用啥都能買來」[60]。雖然他較爲自律（「這些年盡管說咱們南街的錢我隨便花，但是，我花的是有分寸的，有標準的」[61]），但客觀情況不容否認：集團資産的命運完全取決于他和少數幾個人的「靈魂一閃念」。

到目前爲止，南街形成了王宏斌領導下的黨、政、商三位一體的、高度集中的指揮、決策體制（「南街村黨委、村委會、公司三個組織其實是合一的，黨委辦事機構也是公司辦事機構，說是村委會辦事機構也行」[62]），黨委成員同時兼任公司及村委會主要職務，在各企業一般實行支部書記兼廠長。研究者發現，除上述機制外，還存在一個由王洪彬、郭全忠（黨委副書記、集團財務主管）和王金忠（黨委成員、村委會主任，負責后勤工作）、賈忠仁（黨委副書記兼民兵營長）四人組成的權力核心[63]。當然，在投資、人事乃至政治決策（比如發動新的教育運動）方面，王宏斌仍要聽取大量技術專家、管理人員和「國策顧問」的意見，管理層內部集體討論也已成爲一般議事程序；但所有這些都沒走出「開明專制」的范圍，甚至連精英民主都算不上，因爲王董的決斷具有絕對效力，不受任何否決聲音的約束。

1999年，王宏斌（用他自己的話說）「一意孤行，獨斷專行」[64]，執意上馬「永動機」專案。這聽上去有點可笑，可它不僅讓南街人賠進去兩千萬元資金，也徹底暴露了誰是公司及社區至尊無上的大家長。王董承認，當他在村民大會上就此事當衆檢討后，仍有部分人無法接受；不接受又如何呢？雖然在南街任何一個人犯下這樣大的錯誤「至少要對他的工作進行調整」（王宏斌）[65]，而有些人因爲小得多的錯誤已被全家開除村籍，喪失了所有福利，但「班長伯伯」是例外；他只需安慰大家「現在我的作風已經不獨斷了，我是盡量發揚民主，讓大家暢所欲言」[66]，便繼續當他的大家長。

顯然，這樣一個權力與資本高度融合的體制，它爲管理層可能的化公爲私提供了幾近完美的條件。無論南街或是其它的工業村（華西村、前宋村），職工創造的多數剩余價值一般都讓管理者以「攢家底」（「集體與個人相比，向集體傾斜，不斷擴大公共積累」[67]）和「股份」（不能自由兌現或轉讓）的名義用來進行投資——在南街是藥廠，在華西是鋼廠（首期投資12億元），利益和誘惑都是驚人的。

在中國資本主義的大氣候作用下，在「改制」的血盆大口面前，南街的紅旗還能打多久？隨著經營者的年齡變化，近兩年當地不少企業出現短期行爲，數字高層主管因此先后被撤職或離任；「班長伯伯」邊嘆氣「出污泥而不染的人太少了」[68]，邊呼吁全體職工「時刻警惕那些‘打洞的老鼠’和‘搗亂的小鬼’，確保我們的勝利果實屬于國家、屬于集體」[69]。可惜，除了教育（「只能靠信仰才能解決好永不變色的問題」[70]）、內部清洗和行政禁止（比如禁用VCD），除了把希望寄托在「培養一個群體接班人」上面，「救火隊長」王宏斌沒有更多的武器與整個資本主義及其經濟、文化和政治影響對抗。

南街模式與工農斗爭

正如我們上面看到的，南街集團就是當地真正的統治機構；公司的觸角已吞噬了整個社會生活的空間，黨團組織、婦聯、治保、管理農業工人的「農村支部」，甚至工商所和派出所都成了公司的下轄部門。至于工人，他們的任務是「一心爲公，大公無私，以南街整體利益爲重」[71]，公司則回報以「就業不發愁，生活沒有后顧之憂，精神上沒壓力，經濟沒有負擔」[72]的安逸生活。

爲了提高工人效率，除宣講毛思想，公司還推行各種硬手段，聲稱「要想徹底破私立公，還必須有一套帶有強制性的措施」[73]。這些措施包括「剁尾巴」，即各廠隊每月評出最差職工，「定出10∶1的死指標，必須完成，誰上了名單，一罰就是當月的一半工資」[74]；當實在難以找到工作馬虎的職工時，「答復是，你先評出百分之九十的優秀職工，剩下的就是處罰對象」[75]。與此同時，南街集團也像許多現代資本主義企業一樣，誘導職工爲公司獻計獻策（「三查一提」：查隱患，查壞人壞事，查生産事故和提合理化建議），管理層還制定了每月評定工資制度，美其名曰使「工資發放更趨合理化，充分體現出多勞多得，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76]。其實，在總工資額不變的前提下，類似的工資評議無非是挑動工人互相揭短和拼命干活，爲了仨瓜倆棗的好處斗得半死不活，真正得利者還是公司：2000年村內平均工資（含外來工）在二百元左右，2003年底平均工資仍徘徊在三百多元。

當然，這里也少不了崇毛派最心愛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職工參加管理，干部，技術人員，職工相結合」）。永動機事件告訴我們，所謂「職工參加管理」只能「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即改良生産流程），而決無對公司的人事、行政、財政事務的決定權；就連南街集團自己也不諱言所謂「民主評議」只是「密切聯系群衆的重要手段，是調動群衆參政議政積極性的領導藝術」[77]。如果被聯系和調動的群衆有什麼亂說亂動的跡象，則「早已森嚴壁壘」——百多人的全脫産半軍事化民兵連日夜操練，一人有錯全家受罰、一家有錯鄰里受罰、學習班（學習期間喪失自由、集體勞動、吃住和學習，期限不固定）等帶有國家暴力機器性質的強制手段——于是至少表面上「更加衆志成城」。

南街企業把職工分爲本地村民和外來工，待遇不同（思想教育的待遇卻一致），起到了對工人隊伍的分化作用；盡管由于（據外界所知）當地尚無明顯的勞資沖突，這一作用只在陰影里默默潛伏。管理層一面用高福利控制本地工，一面對外來工進行安撫（免費進餐、住宿、發福利品，對長期工許諾給予同等福利待遇[78]），使后者有盼頭，從而實現了對工人思想和行爲的全面控制——本地工感到「咱要是干不好，不聽話，就對不起班長」[79]，外來工覺得「南街安全，家里放心」「人人都是平等的，領導不擺架子」[80]，雖然創造的價值多半不受自己支配，倒也還滿意。

這些思想、人身控制手段和均富措施，對中國資本主義下一步的整合與升級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總體上說，中國資產階級（無論朝廷或民間）仍習慣于「皮鞭式牧民術」和敲骨吸髓的剝削手法；不過，爲了掌握勞資關系的主動權，爲了給海外爭奪創造安全的后方，少數老板已打出人文關懷旗號，要「清洗企業家臉上的膿和血」[81]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南街集團走在了前面，爲中國資本提高信任度、擴大統治基礎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鑒的思路；正如晶牛集團董事長王長林所說，「市場經濟的確立仍需要堅持黨的‘群衆路線’，離不開人民群衆的支援」[82]。

對無產階級來說，南街對工人的嚴密控制，它的「正統紅色江山」和「共産主義小區」的口號和公衆印象，削弱了（當地）工人的反剝削意識和自我組織的能力，歪曲了社會主義的階級內涵，所以，南街模式無疑是中國工人的一個政治敵人。但是，由于南街也好，其它工業村也好，僅是資本主義經濟海洋的一滴水，由于中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和愿望全面改良職工待遇，南街模式的主要毒害不在工人階級中間，而在左翼分子（特別是左翼知識青年）中間；在左翼陣營內部澄清南街式「人民資本主義」的危險性，堅持和捍衛獨立的工人階級政治立場，仍是我們有待解決的一大任務。

永遠把工人群衆的自我組織和集體性直接行動放在第一位；以徹底推翻資本統治爲己任，無論面對的是「人民資本主義」，還是「野蠻資本主義」；鼓勵工人永遠不信任資產階級的代表，無論后者是謙和微笑的「班長伯伯」，還是一擲千金的地産大王周正毅，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者必須遵守的政治底線。

15/06/04

P.S.

至于王宏斌的個人命運，并不非常重要（重要的是已形成的南街管理經驗），也不值得我們過分關注。他的企業家身份、多年磨練的生存本能和所依靠的毛思想中的政治實用主義，使他籌劃的社會實驗（「共産主義社區」）與資本主義大環境基本不可能産生深刻沖突；即使發生沖突，資產階級有能力讓他立即從政治、經濟甚至個人生活中「瞬間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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