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五四”運動

曹晉杰

中華魂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奧等同盟國的失敗而告終。次年1月，英、美、法、意、日等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所謂“和平會議”，實際上是帝國主義列強的分贓會議。中國在大戰中參加了戰勝國一方，也屬戰勝國之一，派了代表參加會議，要求收回此前被帝國主義強占的各種權益，廢除日本與袁世凱訂立的不平等條約，遭到拒絕。此消息傳來，全國人民群情激憤，從而引發了由學生掀起，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工、學、商聯合的廣大群眾性革命行動——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是一次偉大的以反對腐敗、賣國的北洋軍閥政府為對象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這標志著中國的民主革命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這次運動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弘揚民主、科學的精神，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條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因為經受了“五四”運動的教育和磨煉，才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拯救中華民族的偉大革命征程。這里記述的是毛澤東在“五四”運動前后的幾個片斷。

為改造中國與世界成立新民學會  集合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毛澤東在第一師范讀書期間，深深感到要改造中國與世界，必須集合一批志同道合的人。1917年夏天，毛澤東發出了《二十八畫生征友啟事》。啟事開頭，引用了《詩經》上“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一句，接下來就是“邀請對愛國工作感興趣的青年和我聯絡”，并特別提出“要艱苦有決心而能為祖國犧牲”。啟事是毛澤東自己刻蠟紙油印的，發給長沙各主要學校，信上批“請張貼在大家看得見的地方”，這個啟事也在長沙的報紙上刊登出來。
    在楊昌濟和其他進步老師長期的教育和熏陶下，毛澤東、蔡和森、肖子升、陳昌等進步學生，政治觀點和學術觀點漸趨成熟。他們經過反復討論，深感不僅要有統一的思想，還必須結成有嚴格的組織紀律的團體。于是，在時代精神的感召下，新民學會成立了。
    新民學會會員條件甚嚴，學問、品行不好和沒有志向的人不能加入。主要活動是每半月開一次會，討論學術上或當前國事上的問題，報告學習和工作計劃，也相互批評提意見。有時討論一個問題，延長至一星期之久。每次開會，多半由毛澤東主持，并作結論。外地會員以通訊方式聯系。毛澤東曾將1918年秋至1921年初新民學會會員之間凡涉及思想、出路、改造中國與世界方法方面的通信，按內容和時間編成三集，由文化書社印行。第一集收13封信，內有毛澤東3封；第二集收31封信，內有毛澤東8封；最重要的是第三集，共7封信，主要是毛澤東和蔡和森關于共產主義和建黨的討論。

組織新民學會會員到靠近革命高潮地區的法國去勤工儉學

    1918年春，新民學會大部分會員面臨畢業后的去向問題，許多青年都傾向于出國繼續求學，而且那時赴日留學之風頗盛，羅章龍等便是這些人中的第一批。新民學會會員在長沙北門外的平浪宮聚餐，為羅章龍等餞行。毛澤東寫下題為《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的送別詩（縱宇一郎是羅章龍的別號）。
    1918年6月，毛澤東從第一師范畢業，他和他的同學絕大多數都希望繼續升學，但是又苦于缺錢。正在毛澤東苦惱之際，楊昌濟從北京來信告訴他們，法國政府將繼續來華招募工人，這是赴法勤工儉學的大好機會。楊昌濟的來信，一下子解開了毛澤東他們心里的疙瘩，得到了大家熱烈的歡迎和響應。
    1918年6月下旬，毛澤東接到楊昌濟從北京來信，便召集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反復商量，覺得不能直接去蘇俄留學，中東歐的德、奧、捷各國無產階級又正在舉行革命，也去不了，到靠近革命高潮地區的法國去，既做工，又求學問，是個好辦法。于是，確定由肖子升、蔡和森負責進行聯系。不久，蔡和森受新民學會委托赴北京，通過楊昌濟的介紹，很快就找到了蔡元培和李石曾，并拜會了李大釗、章士釗等人，然后寫信給毛澤東，轉達了楊昌濟的意見，希望他到北京來，一面主持勤工儉學事宜，一面入北京大學學習。8月中旬，毛澤東和羅學瓚等20多人動身去北京，湖南青年先后來了四、五十人，是各省最多的。由于華法教育會準備工作沒做好，不能馬上動身赴法國。有些人有怨言，毛澤東組織大家先參加留法預備班學習。預備班設法文、制圖（為進工廠做工作準備）和數學幾科。學期一年，一年后即去法國。
    毛澤東和羅學瓚等8個新民學會會員，當時住北京景山東三眼井吉安東夾道7號，這是一座普通的三合院民房，8個人擠在北屋靠東的一小間屋內炕上，一個人要翻身，得警告兩邊的人。生活很苦，但學習新知識、讀書求教很方便，參加各種思想和學術活動機會很多，可以自由到北京大學聽課。為了解決一個月五六元的生活費，楊昌濟把肖子升介紹給李石曾做秘書，又推薦毛澤東到北京大學圖書館作助理員，圖書館主任是李大釗，毛澤東的工作室緊靠李大釗辦公室（今北京大學紅樓一樓東南角）。
    毛澤東在長沙時，就和在北京大學讀書的鄧中夏（湖南宜章人，原名鄧康）經常通信，此時鄧中夏主持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開始接近工農群眾，做教育宣傳工作，毛澤東和他來往更密切了。北京大學學生中的學術團體特別多，毛澤東除經常到北京大學旁聽他喜愛的課程外，還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研究會活動。
    毛澤東回到湖南后，向留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講述了自己在北京的經歷，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簡要內容和社會主義各種派別，還特別談了他所了解的俄國十月革命的情形，隨后就回家照顧有病的母親。為了解決生活出路，毛澤東在長沙修業小學教歷史課，月薪僅夠維持最低生活。他把母親接到長沙醫治，母子曾短暫團聚一個時期。

在“五四”運動推動下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進步學生運動

    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毛澤東在長沙親自寫、印、發了一個文字不長的傳單，開頭第一句：“同胞們，起來！”號召大家行動起來反帝、反封建、反軍閥，以幾個學校名義散發。同時，毛澤東以第一師范、商業專門學校等最有基礎的幾所主要學校為骨干，緊張地進行湖南學生聯合會的恢復和改組工作。這個聯合會是1918年夏為反對簽訂《中日共同防敵（俄）軍事協定》舉行全體罷課，遭到軍閥張敬堯鎮壓，而后才建立起來的，組織不健全，發揮不了作用。經過新民學會會員積極活動，推選代表，于6月3日正式成立了湖南學生聯合會，會址設在落星田商業專門學校，學聯會下面設評議部和執行部，評議部即學生代表會議，主席是商業專門學校學生彭璜；執行部主持日常工作，主席是第一師范學生會代表張文亮。他們都是新民學會會員，接受毛澤東指導。
    學聯會積極參加湖南各界公法團體于上年5月成立的國貨維持會，以抵制日貨為中心工作。為了更廣泛地團結各界人民，學聯會于7月9日聯合工商各界開會，正式成立湖南各界聯合會，當天參加成立會的工商代表有蘇廣（百貨）業、紗業、染織業、輪船業、泥木行、瓷器業等30多個行業，會上組成了包括20個代表的各界聯合會代表團。各界聯合會基層組織是十人救國團，如在徐特立領導下的教育會所屬各學校教職員，就成立了250余團。1919年7月15日，在400多個十人團基礎上，成立了湖南救國十人團聯合會籌備會，10月下旬正式成立湖南救國十人團聯合會，柳直荀當選副總干事。
    暑假期間，學聯會組織各校留校學生，在長沙成立講演團44處，到街頭挨家挨戶宣傳反日愛國，在赤日炎炎下，奔走呼號，有的累得吐血。此時學聯會和工人有了聯系，學校辦了許多夜校，動員工人上學。長沙第一紗廠、黑鉛煉廠、造幣廠等產業工人和泥木等行業工人，都組織了宣傳隊，和學生一起行動。回家過暑假的長沙學生到了各地后，聯絡各界組織了寧鄉、醴陵、衡陽等幾十縣的國貨維持分會，還和各界人士一起組織講演團。
    為了引導社會輿論，學聯會辦了一個刊物《湘江評論》，推毛澤東為編輯。《湘江評論》于1919年7月14日創刊，每期4開一大張，內容仿北京《每周評論》，宣傳反帝反封建反軍閥，提倡民主與科學，分西方大事述評、東方大事述評、世界雜評、湘江雜評、新文藝等欄目，全用白話，當時在湖南全省很有影響。第一期全部，第二期2/3，第三期、第四期一半的稿件，由毛澤東執筆。7月21日，出了“臨時增刊”第一號，整個第一版和第二版的1/3，刊登毛澤東寫的“湘江大事述評”——《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毛澤東號召學生暑期回鄉去做組織民眾工作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也發表在《湘江評論》上。《湘江評論》創刊號寄到北京后，李大釗很高興，他特地在1919年8月24日出版的《每周評論》第36期上予以介紹，說：“武人統治之下，能產出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創刊號印了2000份，當天售完，加印2000份仍不夠銷，從第二期起印5000份，學生義務上街賣報，毛澤東自己也參加了。1919年8月，《湘江評論》第五期出版后，張敬堯派軍警查封了學聯會和《湘江評論》，并警告湘鄂印刷公司，不準再為承印。
    此時，毛澤東和學聯會工作人員，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學籌備處，繼續從事革命活動。當時各學校的學生也辦了許多刊物，如湘雅醫學院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鐘》、岳云中學的《岳云周刊》、高等工業專門學校的《岳麓周刊》等共十余種。《湘江評論》查封后，毛澤東倡議成立學生周刊聯合會，各周刊派一代表，每周開會一次，商討在宣傳內容上如何步調一致。湘雅醫學院學生會辦的周刊《新湖南》，因學生放暑假，人手不夠，從第七期至停刊，均由毛澤東主編。每期有一篇較長的政論，就是毛澤東寫的。出到第十期，所有不利張敬堯的期刊全被查封了。于是，毛澤東又利用長沙《大公報》等報紙繼續進行戰斗。

為驅逐皖系軍閥張敬堯出湘而第二次赴京  開始樹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皖系軍閥張敬堯統治湖南兩年多，作惡多端，人民恨之入骨。經過深入動員，自12月6日起，由一師、商專、修業、楚怡、周南幾所學校首先發起罷課，不到一星期，長沙全部專門學校、中學、師范和一部分小學一致罷課，學聯會代表中等以上學校1.3萬學生，發布“張毒一日不出湘，學生一日不返校”的《驅張宣言》。
    第一步成功后，毛澤東又召集新民學會和學聯會主要負責人開會，邀請部分教育界人士參加，商定第二步行動。決定：一、組織驅張代表團，每校派學生代表二人，分赴北京、衡陽、常德、郴州、上海、廣州等地作請愿活動，一方面擴大驅張宣傳，一方面利用張、吳（佩孚）等矛盾，軍事上壓迫張敬堯。二、各校教職員代表分別參加和率領各代表團。三、一部分人留在長沙，繼續組織學生和團結各界人士作驅張活動，并負責與赴外地代表聯絡。驅張代表團人員在1920年1月間分頭出發。何叔衡、夏曦去衡陽找吳佩孚，彭璜去上海，毛澤東去北京。毛澤東到達漢口時，草擬了驅張宣言，歷數張敬堯種種罪行，向漢口、北京、上海各地報紙發布，并在武昌鲇魚套車站將張宗昌為張敬堯運去的20多包鴉片種子拍了照，在報上揭露出來，使張敬堯名聲更臭。毛澤東一行到北京，在湖南會館召集了一次以湖南學生為主的群眾會，報告驅張經過，得到大家支持。
    毛澤東到達北京時，蘇聯政府與中國建立平等外交關系的通告，突破北洋軍閥政府封鎖公布出來，受到中國人民的熱烈歡迎。這時，《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譯本也已出版，毛澤東用心研讀了這些書籍，正如他自己回憶的：“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間，我讀了許多關于俄國近況的書，并且熱烈地搜尋一切那里能夠找到的中文的共產主義著作。有三本（指《共產黨宣言》、考茨基《階級斗爭》和巴枯寧《社會主義史》——引者）在我思想上影響特別大，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正確理論便從沒動搖過。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某種程度也在實踐上，我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毛澤東返湘后，又于1920年4月去上海，繼續進行驅張活動。先來的驅張代表彭璜等，已在上海做了許多工作，組織了一個“平民通訊社”，發行了一種名叫《天問》的刊物，專門登載揭露張敬堯禍湘罪惡和驅張的文章。此時，直皖兩系軍閥矛盾加劇，駐湖南直軍急欲撤兵北上，5月下旬，吳佩孚率部順湘江而下，5月27日過長沙去武漢。吳佩孚退兵時，即與湘軍譚延闿、趙恒惕聯系，要他們進軍，結果吳軍退一步，湘軍進一步，6月11日張敬堯逃離長沙，26日退出湖南全境，學聯會通知各地驅張代表返回。

在長沙發起組織俄羅斯研究會，辦文化書社，大力傳播馬克思主義

    1920年7月，毛澤東從上海返回湖南。8月，毛澤東和何叔衡、彭璜等人，聯合教育界進步人士方維夏等，發起組織俄羅斯研究會和赴俄勤工儉學。俄羅斯研究會簡章規定：本會以研究俄羅斯一切思想為宗旨。會務包括：一、研究有所得后，發行俄羅斯叢刊；二、派人赴俄實地調查；三、提倡留俄勤工儉學。毛澤東介紹任弼時、蕭勁光等人到上海去學習俄文，成了第一批赴俄留學的湖南人。9月，毛澤東應聘就任第一師范附屬小學主事（校長），校址就在長沙妙高峰下惜陰街轉角處一師隔壁，同時他被推為一師校友會會長。新民學會會員、學聯會骨干和個別進步教員，常擠在這里學習討論馬克思主義，會議多半由毛澤東主持。此時毛澤東邀請楊開慧來學聯會幫助工作，楊開慧一口應允，隨后兩人便同居，相約寒假到板倉楊家過春節，不做嫁妝，不坐花轎，不舉行婚禮，用他們倆人的話說，就是“不作俗人之舉”。婚后，楊開慧繼續在岳云中學讀書，每逢假日，便從學校出來與毛澤東住在一起。楊開慧母親向振熙，也遷來和毛澤東一起住，后來又掩護女婿女兒做地下工作，為他們照看年幼的兒子毛岸英。
    為了傳播馬克思主義，開展新文化運動，毛澤東著手籌辦文化書社。他爭取了當時社會上各界進步人士，包括文教界、新聞界、工商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周南女校、一師、湘雅醫學校的校長，長沙商會會長等，共同發起創辦文化書社。書社招牌還是請譚延闿寫的。楊開慧說服母親向振熙，拿出父親同事們捐募的一筆奠儀，來支持毛澤東辦文化書社。
    7月31日，長沙報紙刊出《發起文化書社的緣起》，說：“沒有新文化，由于沒有新思想；沒有新思想，由于沒有新研究；沒有新研究，由于沒有新材料。湖南人腦子饑荒，實在過于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愿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新雜志，以充青年及前進的湖南研究的材料”。8月1日在楚怡小學召開了發起人的會議。8月20日，租了潮宗街湘雅醫學校的三間房子為社址，旋即開始營業。10月22日，文化書社召開第一次議事會，投資人都被邀請參加了這個會議。當時投資共30多人，除毛澤東、何叔衡、彭璜等新民學會會員外，上層人士以教育界居多，共集資400余元。會上推舉經理一人，毛澤東任特別交涉員。至1921年3月底，據賀爾康烈士保存下來的文化書社社務報告第二期所公布，7個月內，銷200本以上和百本以上的書，有《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新俄國之研究》、《勞農政府與中國》、《晨報小說》第一輯等；銷售最多的雜志有《勞動界》（5000份）、《新青年》（2000份）、《新生活》（2400份）及《新潮》、《新教育》等，北京《晨報》每天銷45份，《時事新報》每天銷40份。由于營業發展，文化書社先搬至長沙貢院東街（現中山東路），后遷至水風井（現中國圖書發行公司附近），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被國民黨搗毀。
    趕走張敬堯以后，譚延闿、趙恒惕率湘軍進駐長沙，假惺惺宣布“湖南自治”，通電“還政于民”。毛澤東和學聯會負責人彭璜、何叔衡等，趁機征集一批新聞界和教育界人士，發起組織一個“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表了一個《湖南改造宣言》，刊登在7月5日長沙的報紙上。從9月3日至10月3日一個月中，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連發10篇文章，評論湖南自治，宣傳人民民主運動的理論。

與何叔衡一起，籌建湖南共產主義小組，隨后出席中共“一大”

    1920年5月，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共產主義小組，北京小組也于9月成立，毛澤東接到上海和北京的通告后，同何叔衡商量，在長沙也成立了同樣的組織。1920年8月，上海首先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隨后北京、廣州、武昌相繼成立青年團。毛澤東接到北京的馬克思主義組織負責人李大釗、鄧中夏等寄來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后，也開始在長沙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以后，改稱共產主義青年團）。他在第一師范、第一中學、商業專門學校等學校的進步學生中，積極尋覓團員對象。1920年11月7日，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主編的《共產黨》月刊秘密出版了（出七期后停刊），上面介紹俄共歷史，轉登列寧《國家與革命》等著作，還有共產國際、歐美各國共產黨情況。這個刊物通過各種方式，大批寄至北京、武漢、長沙等地。毛澤東收到后，一面組織傳閱，一面將月刊上發表的《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列寧的歷史》、《勞農制度研究》等文章，推薦給長沙的報紙刊登，以引起湖南社會上廣大人士的注意。當時，第一師范學生張文亮在1920年9月至12月的日記中，曾記下毛澤東為建團所進行的活動：
    11月17日，接澤東兄一信，送來青年團章程10本，宗旨在研究并實行社會改造。約我星期日上午去會他。并托我尋覓真同志。
    11月21日，會見澤東（在通俗館），云不日將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囑此時青年團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從緩，不可急進。
    11月22日，現在青年出路，做社會主義實行家，必定要親身入工廠去工作，以促醒工界同胞的覺悟，而實行社會改造。
    12月2日，澤東來時，他說：青年團等仲甫（陳獨秀別號）來再開成立會，注意研究和實行，并囑我多找真同志。
    12月7日，到文化書社見澤東、殷柏（彭璜的別號）。
    12月15日，接澤東復信：師范素無校風，你應努力找些中堅同志，造成一種很好的校風。青年團你可努力找尋團員，盡可能于本學期開一次會。
    12月26日，澤東來此。青年團將于下周開成立會。
    12月27日，澤東送來《共產黨》 9本。
    有了青年團組織，新民學會的歷史任務就可以結束了。會員郭亮、夏曦、蕭述凡等是第一批團員。也有一些會員不贊成，毛澤東征得大家同意后，在會員通信集第三集上刊出《新民學會緊要啟事》，宣布開除這些分子出會。由于開始入團成員復雜，1921年5月，毛澤東曾宣布青年團暫時解散，后于同年11月加以整頓恢復活動。1921年6月，毛澤東接到上海的通知，獲悉要召開黨的成立大會，他和何叔衡就動身去上海。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后，毛澤東被派回湖南，任湘區黨的書記。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