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謠言與歷史真相-----給無知的右派青年上上歷史課
編者按：近年來隨著國內的一些社會問題的凸顯，許多青年都開始加入到反思社會問題的行列中來了。這本是一件不錯的事情，年輕人是未來社會的中堅力量，如果有更多的年輕人能夠加入到反思社會問題、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道路上來，這必然是中國之幸，也必然是人類之幸。而那些能夠在這個物欲橫流、人人自私的社會里不斷追求光明、追求進步、追求真理的青年，也必將成為未來反思社會問題、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主力軍，共我們的先賢一起在人類的歷史上書寫下濃墨重彩的篇章。
但隨著近幾十年內我國內憂外患的不斷凸顯，一些青年對國家的思考也走向了錯誤的方向，他們盲目的認為現在我國出現的一切問題都是共產主義的謬誤、欺騙和壓迫，以及“毛澤東”個人的野心、虛偽和狡詐造成的。所以，現在在國內的一部分青年中掀起了一股反毛、反共的思潮，而他們的解決方案，便是回到民國、回到蔣介石統治的年代。自此，網絡上掀起了大片的翻案風，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全面的翻案，而這一切的背后也都是一些槍手的無恥捏造。
事實上這種東西之所以有市場，一是一些青年看到當今的社會問題，對我黨失去了信心，從而否定我黨，當然也就簡單的把我黨和共產主義整個否定了。殊不知毛時代的黨與現今的黨的本質區別，是資改派是否把持輿論把持價值觀的問題，這是有些右派青年不會復雜的分析問題所致。二是改開30年來，一直有資改派想重新致中國人民于西方的奴役之下，于是就不遺余力的動用各種方式攻擊共產主義和毛主席、宣揚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以混淆國人的視聽。
近期內，我也在網絡上搜集了一批關于這些謊言的認真考證，事實上這些網絡槍手的別有用心是昭然若揭的，稍微動動腦子就可以看得出來，下面我就把這些東西曬曬太陽，也算是給朋友們補補歷史課吧
謊言1：臺灣中學教科書上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之比較
編者按：這個謊言的大體內容是例舉了現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的地圖和國民黨在臺灣時期的教材中的地圖，用意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為了換取蘇聯的支持而喪失原則。
歷史辨析：但從歷史的事實來看中華民國地圖上的疆域基本上是繼承清代的，但事實上對一些地區早已根本不能控制，如唐努烏梁海地區和外蒙古地區等。 有人心懷叵測地說：是中華民國的版圖大，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大？然后他更加心懷叵測地說：我很迷茫！是的，我承認，在蔣介石逃臺之后，“中華民國”的版圖達到了登峰造極的最大化。但是，那是現實嗎？ 胡康河谷？這圖上哪有啊？（1944—1945年，中國遠征軍在胡康谷地和三江以外擁兵近30萬，全是精銳之師。臘戍以北盡在中國軍隊實際控制之下，但在英國要求下,全數退入中國境內，以實際行動承認了英國在未定界上的權益，而且將片馬也重新讓給英軍，只在地圖上留下“胡康河谷是中國領土”這一痕跡。）蔣介石早已承認外蒙獨立，但逃往臺灣后，就把外蒙從地圖上又“收復”了。所以說蔣介石不過是把早已丟失的土地畫在地圖上充門面而已，再把丟失土地的責任推到GCD身上。其實在他統治中國的全盛時代，能真正有效控制的地盤又有多大呢？請問國民政府是否有能力平定新疆、西藏的割據勢力？更不用說各地方軍閥的割據了。 最可笑的是，國民黨政權從來沒有真正測繪過自己的國家，它也沒有這個能力。它使用的地圖，幾乎全部是外國列強的測繪隊伍測繪的，只是照著人家的地圖繪制幾幅罷了。真正對中國的陸地邊疆和海疆進行系統全面的勘測工作，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
謊言2：蘇聯情報部門殺死張作霖
槍手原文：我們從教科書中知道北洋軍閥的頭子張作霖死于日本人的暗害。然而，在俄羅斯歷史學家普羅霍羅夫最近撰寫的《張作霖元帥之死檔案》一文中卻說，張作霖之死與日本無關——
張作霖（1875—1928年）奉天海城人（今屬遼寧）。1916年，開始擔任奉天督軍，東三省巡閱使等職。1928年7月4日夜間，當他乘火車經過皇姑屯（今屬沈陽）車站時，被預埋炸彈炸死。隨后，日本關東軍公開承認對此事件負責。其暗殺動機是，擔心張作霖與美國暗中勾結，從而使日本失去對東北的控制。然而，最近俄羅斯歷史學家普羅霍羅夫撰寫的《張作霖元帥之死檔案》一文中稱，張作霖之死與日本無關，而是蘇軍情報局所為，從而使張作霖之死有了新說。
“中東鐵路”糾紛激怒了蘇聯政府
1924年9月20日，張作霖與蘇聯政府簽訂了“中東鐵路條約”，做出與蘇聯友好的姿態。根據條約規定，中東鐵路將由蘇中雙方共同管轄。但是，隨著事態的發展，蘇聯政府開始改變了對張作霖的態度。1926年1月，張作霖軍隊在交納使用中東鐵路費用問題上與蘇方發生糾紛。截止1925 年12月，張作霖軍隊拖欠中東鐵路管理局的債款達1400萬盧布。為此，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伊萬諾夫決定禁止張作霖軍隊使用該鐵路運輸部隊和軍用物資。對于伊萬諾夫的決定，張作霖軍隊不僅不予理睬，而且變本加厲地使用鐵路，甚至開槍對攔截過往軍列的鐵路工作人員加以威脅。
1926年1月，張作霖命令軍隊逮捕了伊萬諾夫，以便控制對中東鐵路的管理。蘇聯政府將其稱為“東部鐵路糾紛”，試圖對張作霖施加壓力，并暗示張，日本一些有影響的團體正在物色新的人選取代他，希望張不要在這種時候與蘇聯把關系搞僵，以免失去可靠的支持者。但是，蘇聯政府的努力化成了泡影。同年7月，張作霖在北京會見了吳佩孚，與其討論了共同對付左派運動問題。同時，張作霖還向吳佩孚提出了將中東鐵路管理權交給他來管理的要求。盡管蘇聯對此提出了嚴正抗議，但中東鐵路的管理權，實際上還是落入了張作霖之手。
首次暗殺行動被識破
鑒于張作霖在中國東部鐵路問題上所采取的強硬政策，1926年8月蘇聯政府命令蘇軍情報局對張作霖采取暗殺行動。當時，蘇軍情報局將暗殺張作霖的任務交給了特工薩爾嫩和布拉科夫。
根據暗殺計劃，他們將在張作霖官邸大宅內埋設地雷，炸死暗殺對象。具體分工是，薩爾嫩主要負責在張作霖官邸大宅埋設地雷。有消息說，9月底，在張作霖官邸將舉辦一次音樂會。屆時，薩爾嫩應安排樂隊人員將地雷偷偷帶來，將其埋設在張作霖居住的大宅院，并將地雷定時。布拉科夫主要負責護送地雷過境。9月24日，布拉科夫化名舒金在邊境火車站與薩爾嫩派來的梅德維杰夫和弗拉先科接頭，準備移交地雷。但是，他們的行蹤早已處在張作霖特工人員的監視之下。車站巡警立即對布拉科夫攜帶的行李進行了搜查，并發現了地雷。于是，布拉科夫、梅德維杰夫和弗拉先科被巡警逮捕。隨后，蘇聯政府立即聲明，布拉科夫是白匪，暗殺張作霖完全是由移居中國的蘇聯僑民策劃的。在蘇軍情報局暗殺張作霖的第一次行動失敗后，張作霖開始與莫斯科疏遠，并采取了許多敵視蘇聯的行動。
1926年12月1日，張作霖自任北洋軍閥總指揮和安國軍總司令，并發表了“反共宣言”。隨后，張作霖在東北三省散發的傳單中稱：“蘇聯布爾什維克（共產黨）是毒蛇和猛獸，只有安國軍才能拯救東北三省人民。”同時，張作霖積極支持蔣介石清除在北閥軍中的共產黨員，并斷絕了與蘇聯的外交關系。
1927年1月，鑒于北閥軍北上作戰行動十分順利，張作霖開始對駐東北三省的蘇聯機構進行搔擾，以防在東北三省發生武裝起義。3月11日，張派人搜查了蘇聯在哈爾濱的商務代表處；3月16日，關閉了在哈爾濱的蘇聯“運輸”股份公司代表處。3月31日，搜查了東部鐵路局蘇聯工作人員的機構；4 月6日，襲擊了蘇聯駐北京領事館，逮捕了大批中共黨員，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李大釗，并于4月28日將其殺害。同一天，張作霖軍隊在南京扣留了一艘蘇聯船只，逮捕了3名蘇聯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漢政府任職的蘇聯總顧問的夫人博羅金娜，并企圖強迫博羅金娜說服丈夫簽訂南北停戰協定。同時，張作霖軍隊參與了鎮壓上海的共產黨武裝起義，并在南京組建了以胡漢民為首的新臨時政府。隨后，蘇聯顧問團被迫撤離了中國。6月25日，張作霖致電蔣介石，希望與其簽訂一份 “共同反對共產黨”的協定。
在國內制造反共高潮的同時，張作霖還煽動盤踞在中國北部邊境地區的白匪和當地土匪對蘇軍邊防部隊實施挑釁。據蘇聯國家保安總局統計， 1927—1928年在蘇中邊境共發生90多起入侵蘇聯領土事件。同時，張作霖的政權也難以維系。1927年12月—1928年初，他被迫與北閥軍作戰，隨后，又與蔣介石軍隊作戰，部隊傷亡慘重。于是，他派員與日本談判，企圖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在東北建立反共、反蘇“獨立的滿洲共和國”。
第二次暗殺終于得手
此時，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外事局住哈爾濱特工人員埃廷貢刺探到了張作霖與日本談判的情報，并向總部做了匯報。蘇聯政府認為，張作霖的所作所為已經威脅到了蘇聯在遠東地區的利益，命令蘇軍情報局與國家保安總局聯手暗殺張作霖。負責暗殺任務的，是埃廷貢和曾參加過第一次暗殺行動的薩爾嫩。為了把暗殺視線轉向日本政府，蘇聯政府命令薩爾嫩領導的東北三省特工小組做好這項工作。
1928年7月4日夜間，張作霖乘坐專列由北京返回沈陽。當行駛到沈陽郊區的皇姑屯車站時，張作霖乘坐的專列車廂突然發生劇烈爆炸，張胸部負重傷，送到沈陽醫院不久便斷了氣。當時，專列中還有17人死亡。為了將這次暗殺行動嫁禍于日本政府，蘇聯特工小組特意把炸彈埋在了由日本關東軍警戒的鐵路架橋上。使蘇聯政府大惑不解的是，在張作霖被暗殺后，日本政府主動承擔了責任，聲稱暗殺張作霖是因為他暗中與美國勾結，出賣東北三省。
然而，暗殺張作霖并沒有給蘇聯政府帶來任何預期的結果。1929年1月，張學良上任，與蔣介石合作，并承認南京政府。8月，張學良軍隊開始為即將在當年11—12月爆發的中東鐵路武裝沖突做準備。在張作霖死后和失去對中國北部地區控制之后，日本政府于1931年占領了東北三省，建立了偽滿洲國，并將關東軍部署在中蘇邊境，從而使蘇聯在東北三省失去立腳之地。
長期以來，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暗殺已是被廣泛認可的事實。1946—1948年，國際軍事法院在東京對日本戰犯審訊過程中，侵華日軍將領對日本關東軍受政府之命策劃暗殺張作霖行動供認不諱。但是，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日本政府矢口否認參與了暗殺張作霖行動，并稱日本政府沒有任何理由指使關東軍暗殺張作霖。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俄羅斯歷史學家沃爾科戈諾夫在調查托洛茨基死因時，無意中發現了張作霖被蘇軍情報局暗殺的史實材料，從而使這樁既成的歷史鐵案在70年后又有了新的說法。
歷史辨析：前幾年有多家媒體轉載《青年參考》發表的《張作霖死于誰之手？》的文章，文中稱：1928年7月4日夜，“在蘇聯特工的策劃下”，張作霖 “經過皇姑屯時被預埋的炸彈炸死”，閱后不僅令人姹然愕然。首先，張作霖被炸死之日就錯了，早在一個月前，即1928年6月4日晨，張作霖已經在皇姑屯歸天，翻開當時的國內外報紙就會一目了然，那么，在7月4日蘇聯特工炸死的莫非是張大帥的亡靈？凡是有點歷史知識的人憑此一點，便可知此“新說”的荒唐可笑了。文中還說，“大惑不解的是……日本政府主動承擔了責任，聲稱暗殺張作霖是因為他暗中與美國勾結，出賣東三省”,這就更奇怪了。第一，日本在事件發生后根本否認與事件有關聯，直到日本戰敗投降，這一事件才被揭露出來；第二，迄今為止，沒有任何史料可以證實張作霖同美國有過勾結。事實是，1927年“對華強硬派”田中義一上臺組閣后，立即召開一個“東方會議”，制定了“積極滿蒙政策”，決定不惜訴諸武力保衛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地位和權益”。于是，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策劃，制定了在張作霖從北平撤回東北時將其炸死，然后趁亂武裝占領中國東北的計劃。該計劃由關東軍守備隊中隊長東宮鐵男大尉現場指揮，從朝鮮駐屯軍調來的工兵，使用的是日本軍用高級黃色炸藥，并事先抓來幾名中國人大煙鬼，將其射殺后換上北伐軍服裝，身旁放幾顆小炸彈，口袋里塞進“日本式漢語寫成的暗殺宣言書”，造成北伐軍暗殺了張作霖的假象。
事件發生后，日本方面對此諱莫如深，稱之為“滿洲某重大事件”，盡管日本方面矢口否認與事件有關聯，但是，據在現場的日議員松村謙夫、日駐沈陽總領事林久治郎調查，發現事件后引爆炸藥的導線尚沒有來得及銷毀，而且導線一直連接到關東軍守備隊的監視哨。日本陸軍部為掩人耳目，將肇事者河本大作、東宮鐵男等調回國詢問，日本憲兵司令部也到現場取證，證實了朝鮮駐屯軍工兵確實被調到現場作業，使用的也確實是日本剛剛研制的烈性黃色炸藥等。為此，田中內閣受到朝野各界的攻擊，不得不因為“滿洲某重大事件”而總辭職。
戰后，這一事件得到全面詳細地證實，包括策劃事件的首魁河本大作也自認不諱，東京審判對此事件更有明確的結論，可以說鐵證如山，不容置疑。而且，關于這一事件的中外資料、史料可以說汗牛充棟，無論是當事者的自述，還是專家的考證，以及關聯此事件的檔案史料俯拾皆是，為什么有些媒體偏偏對明顯荒謬的“新說” 感興趣呢？
眾所周知，今天日本的政治右傾化越演越烈，圍繞著戰爭責任問題，朝野上下不認帳、不反省、不謝罪的思潮不斷泛濫，諸如“南京大屠殺是虛構”、“從軍慰安婦是商業行為”、“三光作戰根本不存在”等讕言，連這些鐵證如山的罪行都矢口抵賴，如果爆殺張作霖真的是蘇聯特工所為，日本政府豈能“主動承擔責任”？
事實上這則刊登在《青年報》的污蔑歷史的文章，不僅僅是歪曲了歷史，而且恰恰顯示出，這種妄圖歪曲歷史、造謠中傷的反共敵對分子已然滲透進入了體制之內，而且正在發起非常猖獗的進攻！
王希亮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研究員從事中日關系史研究
謊言3：兩個中蘇同盟條約
槍手原文：1945年中華民國和蘇聯同盟條約
簽字人：王世杰( 外長), 斯大林
1蘇聯承認中國對外蒙古的主宗國地位；蘇聯必須在1950年前撤走在外蒙古境內的所有駐軍。蘇聯同意中國政府對蒙古的駐軍，但其駐軍不能用來反對蘇聯。蘇聯強烈要求25年以內中國政府同意外蒙古舉行公民表決，由聯合國監督表決的公平性。
2中華民國政府聲明對外蒙古有不可質辯的主權，中國政府1950年10月10日恢復對外蒙古駐軍，用于保護領土完整，不用于反對蘇聯，在同一時間實行蒙古高度自治。中華民國政府同意100 年以內讓外蒙古人民舉行公民表決，由聯合國監督表決的公平性。公民表決的先決條件是1911年被蘇聯用武力驅逐出去的原外蒙各族居民遷回原地，參與投票。中國政府認為，公民表決是決定自治，不是決定獨立。
3 雙方同意就蒙古問題繼續進行談判。雙方同意就東蒙問題繼續進行談判。
4 蘇聯同意無條件撤走蘇聯駐東三省所有武裝力量。同意中國政府恢復原蘇殖民地大連主權
蘇聯承認中國對海參威的主權，蘇聯同意在50內以內撤走蘇聯駐海參威所有武裝力量。
5 中國政府將在1995恢復對海參威的主權，并開放海參威為自由港，對蘇聯免稅。
6 雙方同意就海參威問題繼續進行談判。
7 蘇聯承認江北六十四屯為中國領土。蘇聯承認圖門江出海口是中國主權。
8 中國聲明圖門江出海口是中國主權，為了中蘇友好圖門江對蘇聯開放。
9 中國政府將保留繼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權力。
10 蘇聯拒絕中國對庫葉群島的主權要求，但原意同中國政府就所有領土糾紛進行談判。
11 中蘇兩國一致同意江面主權中蘇各二分之一。
12 本條約需要中國國民代表大會同意，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同意，中蘇最高領導人簽字才能生效。
1949年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協議
簽字人：毛澤東， 斯大林
1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條件承認外蒙古獨立，取消國民政府關于外蒙的不平等條約。并愿意根據聯合國民族居住權原則，把南京政府用武力霸占的外蒙領土還給外蒙。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海參威( 包括海參威所轄所有郊區) 是蘇聯固有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江北六十四屯為蘇聯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圖門江出海口是蘇聯主權；“新疆北郊”是蘇聯領土。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停止1945年以來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認清朝政府1850年以來所有領土條約。
4 烏蘇里江江域靠蘇方三分之二屬于蘇聯主權，靠中方三分之一屬于中國主權。
5 蘇聯政府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于領土的聲明。
6 雙方同盟一致反對臺灣國民黨，及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
7 承認清政府關于大連的協議，承認蘇聯在大連旅順的特權。
8 中華人民共和國歡迎蘇聯在新疆、東北、內蒙駐軍，兄弟互助關系。
歷史辨析：兩個中蘇同盟條約
經典謠言賞析：中蘇友好同盟協議
我不知道這個謠言的最初出處，但可以肯定，它已經有年頭了——我1999年初剛開始上網的時候就見過。幾年過去，它不但沒有銷聲匿跡，反而被人到處轉貼。其實，它幾乎每一句話都是胡說八道。試析如下：
簽字人：毛澤東， 斯大林
——這是第一個錯誤：無論毛澤東還是斯大林，都沒有親自在任何對外條約上簽過字。1950年代表中國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上簽字的是外長周恩來，代表蘇聯簽字的是安·揚·維辛斯基。
1.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條件承認外蒙古獨立，取消國民政府關于外蒙的不平等條約。并愿意根據聯合國民族居住權原則，把南京政府用武力霸占的外蒙領土還給外蒙。
——蒙古問題大家都知道了，就不多說了。不過這里要補充的是，南京政府從來沒有用“武力”“霸占”過外蒙古的“領土”，也沒有與外蒙簽署過任何條約（更不用說 “不平等條約”）。
2.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海參威(包括海參威所轄之郊區)是蘇聯固有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江東六十四屯為蘇聯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圖門江出海口是蘇聯主權；“新疆北郊”是蘇聯領土。
——中國政府不可能在與蘇聯的雙邊條約或協議中承認圖們江口是“蘇聯主權”（？！文理不通）。原因很簡單：圖們江口為蘇聯（俄羅斯）和朝鮮共同所有。圖們江是一條國際河流，從河口開始的15公里河道為蘇聯與朝鮮的界河，15公里以上為中國和朝鮮的界河。就象中國不會要求其他國家承認鴨綠江口屬于中國一樣，蘇聯也不會要求中國承認圖們江口屬于蘇聯。
3.中華人民共和國停止1945年以來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認清朝政府1850年以來所有領土條約。
——南京國民黨政府從1927年成立到1949年逃離大陸，從來沒有與蘇聯談判過領土問題。
4.烏蘇里江江域靠蘇方三分之二屬于蘇聯主權，靠中方三分之一屬于中國主權。
——這一條充分暴露了謠言編造者的無知。他知道中蘇邊境爭端，但顯然不知道雙方在爭什么。實際上，蘇聯當局一直要求，中蘇邊境東段以黑龍江、烏蘇里江中方一側江岸為界。只有按這個思路，才可以理解為什么蘇聯會對烏蘇里江上靠近中方一側的珍寶島提出主權要求。如果真如這個“條約”所說，蘇聯早在1950年就承認了烏蘇里江“靠中方三分之一屬于中國主權”，就不會有1969年的珍寶島武裝沖突了。
5.蘇聯政府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于領土的聲明。
——如果蘇聯這么早就“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于領土的聲明”，還要后來一輪又一輪的談判干什么？實際上，直到90年代初，中蘇雙方才對邊境問題有了初步的共識。
6.雙方同盟一致反對臺灣國民黨，及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
——這一條本身意義不大，我都懶得評論了。不過，它是這個所謂“條約”中最重要的一條——它告訴了我們，這個謠言是誰炮制的。
7.承認清政府關于大連的協議，承認蘇聯在大連旅順的特權。
——如果蘇聯要求獲得在大連、旅順的特權，他們會要求新中國政府承認1945年國民黨政府與蘇聯的相關條約——內容比清政府與沙俄的條約要優厚得多。
8.中華人民共和國歡迎蘇聯在新疆、東北、內蒙駐軍，兄弟互助關系。
——東北的蘇軍除大連、旅順地區的海軍艦隊外，早在1946年就已撤出，而且沒有返回；駐大連、旅順的蘇聯海軍艦隊也于1952年全部撤離，也沒有返回。至于新疆，蘇聯從未駐軍。其實隨便一個YY小說寫手都寫得比這好十倍。
編者按：事實上這個謠言的用意和第一個一樣，依然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為了換取蘇聯的支持而喪失原則。同時也能在被批為賣國賊的同時反駁：“共產黨不也是賣國給蘇俄么？”甚至將中國共產黨說成是“黃俄”。而進一步攻擊毛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破壞中國傳統文化、將馬克思主義信仰與“西化”混淆，擾亂思想還不統一的人。
謊言四：飛奪瀘定橋之戰，紅軍逼當地村民在前面爬，作為人盾
槍手原文：五十到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人，大約都熟知“十八勇士飛奪鐵索橋”的故事，“鐵索橋”也就是“瀘定橋”。歌劇《長征組歌》還有專門一節表現這次英勇的壯舉。那時的學生尤其是男生，幾乎無不欽佩十八勇士。
不過當時我曾經有些不解：十八個人從九條直通通的鐵索上爬過去，對岸的敵人怎么就打不到他們呢？這些人至多只能一只手舉著手槍往前沖——不，只能是往前爬，戰斗力肯定是大打折扣，他們究竟是怎樣過橋的呢？可是在當時，僅有這種想法就是犯罪，近乎反革命了，所以我即沒有和別人說起，自己也不敢再往下想。上中學的男孩心底下都相信超人，反正我認定這十八個人武藝超群就是了。
事隔多年，腰纏萬貫的富豪們代替了戰場上的英雄，我對“飛奪瀘定橋”的傳奇也不再琢磨了，可一個偶然的事情，居然讓我看到了傳奇的新版本，而且這新的說法讓我大為震驚。
要說這偶然也實在是偶然。一天晚飯前我有事出門，順便進了新華書店，竟然還買了兩本書。近來是很少買書了，那天買了兩本書，心中有幾分得意，一到家馬上給太太看，以顯示本人的文化修養。不料太太看后馬上嘲笑說：這兩本書她已買回家了，我居然不知道，可見是個買書不看裝樣子的人。我急忙到書架前一看，果然兩本一樣的書早放在上面了，而且是在同一個書店買的。
急忙吃完飯，拿上先后買的四本書直奔書店，好在離家不遠，加上吃飯時間，前后不過半個小時。說了退書要求后，兩個小姐拿著四本書左看右看，估計找不出什么拒退理由，就直接了當地說：書買了就不能退。這令我十惱怒，想不到斯文的新華書店也這樣霸道。問她們什么道理，她們說賬已經入電腦了，不能改。真讓人哭笑不得，科技的進步竟然成了無理的依據。
然后兩位小姐說退是不能退，可是可以換同價錢的書。這年頭，有點權的都想當霸王，反霸王條款的斗爭對他們來說正好可以偷藝。
憋了一肚子氣，重找了兩本書，一算帳還要多交五元。再次來到收銀臺，正好一位半老者也在交錢，他大約是給孫子買什么教材，很薄的一本要三塊大洋。半老者忿忿不平，說她們是吸小孩的血，于是我很解氣的稱她們為“吸血鬼”。小姐也不生氣，笑瞇瞇的吸血——收了我們的錢。
回家后翻看新買的書，其中一本書名《兩個人的長征》，是兩個英國人寫的。這兩個英國小伙子突發奇想，要沿著當年紅軍長征的路線徒步走一遍。他們果然走了一遍，這本書就是當時的日記。書里的事情很有意思，然而讓我震驚的是其中一章：歷史高于傳奇。
兩個英國小伙走到了瀘定橋，他們每到一地都要和當地百姓閑談（他們的中文水平不低），這次也不例外。我把有關的地方摘錄下來：
“我跑到后面的山上。”86歲的李國秀站在橋上指著西面說：“他們早上8點開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我們躲在山頭上，看見22個紅軍過橋，前面帶路的七八個老百姓都被國民黨槍斃了，幾個被擊中的老百姓掉進了河里。”愛德（作者之一）問她：“紅軍有22個過瀘定橋，你看到他們怎么過的了嗎？”“看到了。老百姓在前面帶路，紅軍跟在后面。他們不知道怎么過橋，橋上沒有木板，只掛著鐵鏈。過了河的老百姓都被槍斃了。”
李國秀就住在大渡河的西岸，一直沒有搬過家。現在的房子已經整修過了，是磚木結構。1935年時她家的房子全是木頭做的，但拆下很多木板給紅軍做新的橋板。
假如李國秀的回憶沒有失實，“飛奪瀘定橋”這一事件就少了些傳奇色彩——在當時的環境下，紅軍傷亡如此之少的確令人難以置信。歷史書籍和電影都沒有提到這些帶路的村民，恐怕是不愿讓紅軍的英雄形象打折扣。然而正是那些無名百姓做出的大無畏的犧牲使得整個事件更具光輝。
這里有兩點讓人吃驚，一是守橋的國民黨部隊根本不像以前說的那樣殘忍，不然那幾個在前面的老百姓早被亂槍打死了。至于過橋后被槍斃，那應該是當官的命令。
其二，也是最讓人吃驚的是，居然讓“老百姓在前面帶路”。當時的雙方都知道，那是一場生死之戰，這時把老百姓頂在前面，實在無法解釋。“帶路”肯定說不通，走在一座橋上還會迷路不成？
“老百姓在前面帶路，紅軍跟在后面。他們不知道怎么過橋，橋上沒有木板，”當地老人的說法也解釋不通。幾萬人的性命悠關，選出的十八個人連鐵索都不會爬豈不是笑話。再說讓老百姓做示范也莫名其妙，橋上平時都是有木板的，日常生活中過橋，肯定不會爬鐵索，也就是說沒有木板的鐵索橋，老百姓同樣不知怎么走。退一百步說，即使做示范，一兩個人就夠了，何必七八個人一起做示范；退一千步說，真是需要七八個人一起做集體過橋示范，那么爬一段也就應該讓人家回來，為什么要人家一直爬過去？對面就是敵方的軍隊，老百姓又沒有自衛能力，爬過去必死無疑。
打死老百姓，說起來不好聽，可在當時的情況，尤其在中國，即使換成紅軍肯定也會這樣做的。而且不會等他們爬過橋，紅軍一定會毫不手軟的把這些礙事的老百姓從橋上打落水中。
所謂“老百姓在前面帶路”的真實含義是什么？我想是不說自明的。最后，李國秀的回憶有沒有失實呢？我想，八十多歲的農村老人不會信口開河。究竟當時有幾個老百姓在前面，又有幾個被擊中“掉進了河里”，數字可能錯，但“老百姓在前面帶路”是不會錯的。
一定會有不少人質問 “怎么可能？這是日本人才干的事！”可戰爭就是戰爭，取勝是第一位的，包括利用平民百姓。有一個旁證，曾經出過一本書叫《血白血紅》，寫林彪指揮四野在東北作戰的事，作者是部隊的人，基本可以肯定他言出有據。當年林彪圍困了四平，但是久攻不下，后來就下了一道命令，不許放城中的平民百姓出城，目的是讓老百姓去和守城部隊爭糧食，從而制造混亂。于是，那些因為饑餓，或是要躲避炮火而逃出的平民百姓，出城后迎來的不是生的希望，而是解放軍的子彈。更慘的是他們想退回去時，城中的守軍又關了城門，這些人只好驚恐萬狀的在兩軍交戰的中間地帶亂跑。
有關“飛奪瀘定橋”傳奇的新版本，解釋了我多年前的疑問。守橋部隊顧忌前面的村民，不能瘋狂地（用以前習慣的形容詞）向過橋的紅軍掃射，遂使十幾個紅軍通過了毫無遮攔的鐵索橋。關于守橋部隊有另一種說法，說那不是國民黨的正規軍，而是地方部隊，或者干脆就是民團。如果是這樣，那就更好解釋了。地方部隊有不少士兵是當地人，民團更是由當地人組成，而所謂“帶路的村民”極可能有人和他們認識，從而更難以下手。
十八勇士享受了極高的榮譽，民間傳說十八個人中活下來的由毛親自發了免死牌。現在看來這是不實之說，但也可見他們的地位之高。而帶路的村民卻從無人提起，兩個英國人都替他們打抱不平。在英國人看來，之所以不提這些村民，“恐怕是不愿讓紅軍的英雄形象打折扣”。外國人畢竟不了解中國國情，事情不會這樣簡單。
長期以來，我們的宣傳一直是“軍民一條心，打敗蔣匪軍”（當然，現在不一樣了。“蔣匪”不在了，“連爺爺”又過來了），如果幾個從未受過訓練的村民，自覺自愿的和紅軍一起冒死奪橋，那是不會給“紅軍的英雄形象打折扣”的，相反還會大力宣傳的。
不提那些“帶路”的老百姓，一定有另外的原因。現在可以說，中國的老百姓，沒有或是極少有人自愿在兩軍交火時，走在一方前面充當擋箭牌。用槍口逼著人家“帶路”，自然不好再提；進一步，如果守軍是地方軍或是民團，那所謂“帶路的老百姓”，更有可能就是守軍的家屬，因此就更不能提。這其中的微妙，恐怕只有長期生活在中國的中國人才能體會。
歷史辨析：
材料1：此文來自于《解放日報》！
解放日報：68年后，兩英國人“飛奪瀘定橋”
http://www.people.com.cn/GB/news/37454/37460/3324363.html
這東西的出處是來自于兩個英國人步行沿長征路走了一趟后寫的一本書，好像叫：兩個人的長征日記，國內有出版，前年還在新華書店翻過。
這本書內有兩個驚人觀點，一個就是這瀘定橋，另一個是長征沒有兩萬五千里，根據他們行程紀錄的歷程沒有兩萬。
如果這兩人沒撒謊的話，那可能是被人涮了一把，一個與軍事常識不符，另一個幾十年來，攻防雙方的當事人留下的回憶錄不少了，去當地訪問旅游的人也海了去，這么重大的內幕如果有，早被人吵到天上去了。至于里程問題，一般認為，他們沒有把紅軍為了戰事而采取的各種迂回計算進去。其實，很可能是那兩個英國人聽力有問題，聽錯了老人家的話。
紅軍發起進攻的瀘定橋西側
百聞不如一見，地形對攻方比較有利。紅軍占據制高點，機槍完全可以壓制橋頭的川軍機槍（紅四團當時集中了100多挺輕重機槍！）。守軍也是倉促上陣，沒有時間構筑地堡，很難守住。
材料2：李國秀老太太的原話在此：
關于紅軍長征過瀘定的一次討論：討論結束后，幾位老人陪同我們觀賞了瀘定橋，并到河西街去看望了目擊過奪橋戰斗的李國秀老人，李國秀老人說：紅軍來時，街上的青壯年都跑了，只留下了婦女和老人，她們都躲上了山。紅軍占領海子山制高點后，很和氣地招呼她們回家，紅軍爬鐵索奪橋大約是在下午4點，這時兩岸打槍已經打了一個多小時，她親眼看見有紅軍掉下河去，便出門招呼街坊鄰居捐獻門板給紅軍鋪橋，黃昏時分，看見東橋樓起火燃燒，紅軍沖過大火攻進瀘定城……
這位李國秀老太太很有意思，前不久有電視臺來拍關于飛奪瀘定橋的電視劇，大概是因為河東岸縣城現代化建筑太多，導演只好把奪橋場景反過來拍，把紅軍西岸向東岸攻擊變成了東岸向西岸攻擊，這讓老太太瞅見了大為不滿，扯住人家一臉嚴肅地鄭重告誡：“你們整拐了，整拐了，紅軍打仗是從這邊往那邊打哩，你們咋個弄假的喲……”
材料3：無語了，國軍當事人的回憶錄也不敢這么說呀！
奉命瀘定橋阻擊紅軍
1935年紅軍長征，突破金沙江，攻克會理州，麾軍大渡河。當時，我已升為三十八團第三營營長，團部進駐瀘定縣化林坪，命我營趕赴瀘定橋阻擊紅軍北渡。團長面示我營，須讓對面的一個自衛團回過瀘定橋后才能炸橋。于是，我營到達瀘定橋后，我即命令拆去橋面木板，并在橋頭筑下臨時工事，加強布防，紅軍一夜急行軍九十余里，先頭部隊于我們布防后第二天拂曉到達橋頭。當時，我還以為是我們自衛團的人回來，就上橋樓呼問番號，我的話音未落，忽然對面掃射來一梭子機槍子彈，站在我右側的一個傳令兵中彈身亡，我立即臥倒并命令各連進入陣地還擊。雙方激戰兩天一夜。紅軍多次沖鋒失利，紅軍看到我們守橋甚嚴，于是遣一部從下游水堡處找到一支船渡江，抄在我營后面，截斷我營與團部的電話聯系，從而使我腹背受敵，我料難以堅守，決定留下一個排在橋頭掩護，其余向瀘定后山撤退，我命令被留下那個排，一面掩護我們撤退，一面將數百枚手榴彈捆在橋上，然后放火燒橋，想借助于手榴彈的爆炸而炸毀瀘定橋，并命令他們必須燒橋后才能撤離。當我們到達瀘定后山時，命令開槍，掩護那排人撤離。只見橋頭火光四起，熊熊燃燒，可不見鐵橋爆炸，始知手榴彈是用火燒不響的。于是，紅軍得以過橋。
——饒杰《我的軍人生涯》，引自《南澗文史資料》第一輯第60～61頁
材料4：1935年5月25日9時至29日17時，短短的4天又8小時的時間里，紅軍兩次上演長征路上最為精彩的經典之戰：強渡大渡河和飛奪瀘定橋。
毛澤東說：“我們不做石達開第二”
5月12日，紅軍巧渡金沙江后的第3天，蔣介石飛抵昆明，策劃新的圍追堵截，企圖把紅軍消滅在大渡河邊。“蔣介石深知，只要過了大渡河，就再沒有大江大河的天然屏障能夠阻擋紅軍前進的步伐了。”四川省文史辦專家鄧壽明說，正因如此，蔣介石精心制訂了把紅軍封鎖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礱江以東地區，予以“根本殲滅”的作戰計劃。穿行于川西群山之中的大渡河，水深流急，自古就是令兵家談之色變的險地。1863年，就在大渡河畔的安順場，7000太平軍坐失過河良機，全軍覆沒在清軍刀下。臨死前，翼王石達開哀嘆：“大江橫我前，臨流曷能渡。”72年后，一張大網正向著紅軍撲來。此時，中央紅軍僅剩2萬人。
“蔣介石部署大渡河會戰的總兵力有20萬人左右，是紅軍的10倍。”鄧壽明說，空投的傳單上用特大號鉛字印著：“大渡河是紅軍的覆滅之地”。對于石達開兵敗大渡河的悲慘一幕，毛澤東與蔣介石同樣清楚。也是在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會理召開了著名的鐵廠會議，就如何突破大渡河防線做了周密部署。毛澤東說：“我們不做石達開第二！”
5月16日，紅軍幾乎是沿著石達開當年的行軍路線向著安順場急進。
24日夜，先頭部隊紅1團在團長楊得志率領下，趕到安順場，擊潰川軍，并在渡口繳獲1只木船，后又找到2只木船。紅軍，搶在蔣介石收縮口袋陣之前到達了大渡河。彈雨中，十七勇士靠一條小船強渡大渡河今天的安順場，河水湍急依舊，“翼王悲劇地，紅軍勝利場”的匾額高懸。
“外公那年22歲，身強力壯，就是他和另外7名船工撐船送十七勇士過的河。”在“紅軍渡”紀念碑前，當年的船工帥士高的外孫汪繼紅說。
現年89歲的李水清當時是紅1軍團政治部宣傳隊分隊長。他回憶：“渡河的十七勇士都是從紅1團1營2連抽調出來的，由連長熊尚林率領，每人一把大刀，一支沖鋒槍，一支短槍，五六顆手榴彈。”
紅1團團長楊得志生前回憶，第1船由連長熊尚林帶隊，共9人，第2船由營長孫繼先率另外8名勇士。若把孫繼先也算進去，稱十八勇士也沒有錯。
5月25日上午9時，戰斗正式打響。張生榮記得那天天氣晴朗，500米外對岸懸崖上的工事看得清清楚楚。嘹亮的沖鋒號吹響了。輕、重機槍一齊向對岸敵人壓制射擊。小船一顛一簸地向河心斜漂過去。“就像樹葉一樣。”張生榮說，敵人的槍彈在小船四周“簇簇”落水。“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張生榮回憶，劉伯承、聶榮臻都走出工事，為了首長的安全，沖鋒號停吹了。劉伯承命令：“繼續吹！”站在一旁的紅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肖華搶前幾步，從一名司號員手里奪下號來，挺起胸膛吹起來。張生榮說：“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樣的：龜兒子，向我們打吧，只要別打中我們的船就行。”神炮手趙章成拿出僅有的4發炮彈，僅用兩發便擊中敵碉堡。小船，載著十七勇士在彈雨中艱難前行。黑壓壓的敵人從山上沖下來，趙章成又射出最后兩發炮彈，一一命中敵群。熊尚林率勇士們沖上岸，最終控制了渡口。然而，渡河并不順利。“水流太急無法架橋，木船的最大容量只能坐40人，往返一次要一個多小時。”紅軍強渡大渡河紀念館副館長宋福剛說，照此速度，全軍兩萬多人馬全部渡完需要一個多月。
軍委決定：紅1師及干部團由劉伯承、聶榮臻率領從安順場繼續渡河，沿岸北上，火速奪占320里外的瀘定橋。此刻，得悉紅軍在安順場強渡成功后，蔣介石正急調川軍2個旅增援瀘定橋。誰先趕到并控制瀘定橋，誰就掌握了制勝權。翌日凌晨，紅2師4團團長王開湘、政委楊成武也接到命令：擔任左路縱隊先頭團，以3天時間趕到并奪占瀘定橋。晝夜奔襲240里，突擊隊員飛奪瀘定橋
“按照紅軍正常的行軍速度，3天320里并不為過。”時年21歲的唐進新已經是一個參軍4年多的老兵了，他所在的紅4團一直是長征路上的先鋒團。但大渡河沿岸這樣的險路，唐進新還是第一次見到：“就是絕壁上硬鑿出的棧道，旁邊是洶涌澎湃的大渡河，不用說跑，走都讓人心驚目眩。”第一天，部隊緊趕慢趕，只走了80里。此時，對岸敵軍已經逼近瀘定橋。
28日凌晨軍委來電，限29日奪取瀘定橋。“這樣，我們必須在一天內走完剩下的240里路。”唐進新清楚地記得，團政委楊成武把自己的馬讓給了傷員，拖著在湘江戰役中負傷的右腿邊行軍邊動員。
部隊邊打邊走，黃昏時已跑到距瀘定橋110里的一個小村莊。“那一晚的行軍，是我這輩子所有行軍中最緊張，也是最艱難的一次！”饑腸轆轆的唐進新行走在泥濘的小道上，突然，他們看見對岸有火把。經過號兵試探，正是增援瀘定橋的敵軍。事到萬難須放膽。紅軍也點起火把，偽裝成敵人行軍。“奇跡都是逼出來的。”唐進新說，“敵人熬不過去了，停下來宿營。我們可不會停。”
29日早晨6時，部隊如期趕到瀘定橋邊。唐進新回憶：“瀘定橋是由13根鐵索橫拉兩岸的鐵索橋，9根為橋面，4根為扶手。我們到達時，提前一天趕到的川軍第38團已把橋上的木板抽掉了三分之二。順鐵索望去，對岸橋樓處壘著一圈沙袋，構成一個堅固的橋頭堡。”楊成武緊急選拔突擊手。“最后確定由二連連長廖大珠等22人組織成突擊梯隊，踏索奪橋；三連跟在后面，邊沖鋒邊鋪木板；一連打掩護；我們四連負責遞木板。”唐進新回憶說。
16時進攻開始。全團司號員集中起來吹響沖鋒號，所有的武器一齊朝對岸開火。22名突擊隊員攀著橋欄踏著鐵索向對岸沖去。“子彈打在鐵索上叮當作響，我親眼見到有兩名突擊隊員中彈墜入河中，但剩下的仍然奮勇前進。”唐進新說。“突擊隊員剛沖到東橋頭，敵人放起火來，東橋頭頓時被熊熊大火包圍。”唐進新回憶，“就在此時，西岸的戰士們齊聲高喊‘沖過去’！”廖大珠率領剩下的勇士奮不顧身沖進大火，穿過滾滾濃煙，與敵人展開生死搏斗。后續部隊源源不斷地沖了過去……
19時，紅4團擊潰川軍，完全占領瀘定城。對于曾經流傳的飛奪瀘定橋有23名突擊隊員的說法，楊成武生前回憶：在奪橋戰斗最激烈的時候，為鼓舞士氣，我就在橋頭喊——勇士們，我就是第23名！
“奪取瀘定橋是左右岸兩支紅軍部隊密切配合的結果。”鄧壽明說，就在紅4團飛奪瀘定橋的同時，擔任右岸先頭部隊的紅2團在離瀘定城25公里的鐵絲溝，擊潰川軍1個團，乘勝占領了川軍第24軍第4旅旅部所在地龍八步，大大減輕了瀘定橋方面的壓力。
30日凌晨2時，劉伯承、聶榮臻率右縱隊主力到達瀘定城。站在這座有著300年歷史的鐵索橋上，劉伯承跺著腳說：“瀘定橋呀，瀘定橋！我們為你花了多少精力，費了多少心血！現在我們勝利了！”
紅軍又一次絕地逢生。60年后，擔任過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寫道：“瀘定橋戰役是長征途中最具有決定意義的一仗……要是渡河失敗，要是紅軍在炮火下動搖了，或是國民黨炸壞了大橋，那中國后來的歷史可能就要改寫了。”
編者按：這則謊言的用意，主要是為了污蔑長征中的紅軍。污蔑紅軍一舉，并不是單一的，實際上如果再配上為國軍翻案的文章，就很容易將一大批對現實社會和我黨有意見的青年洗腦。將他們變成反黨反共的工具。
謊言五：狼牙山五壯士的真相
槍手原文： 被吹得天花亂墜的狼牙山五壯士的真相！
《狼牙山五壯士》的作者邢野先生曾是我的老領導，他創作的電影《狼牙山五壯士》在我還不認識他的時候就曾觀看過，他給我寫的那幅“清泉石上流”的字至今還掛在我的客廳里。1985年我曾隨一個“上山下鄉”工作組在狼牙山所在地的易縣管頭鄉做過半年的農村狀況調查工作，并在狼牙山西側的甘河和五勇村走村串戶呆了至少半個多月。期間我也與組里的幾個同齡小伙子從狼牙山東側的西北水花了近兩個小時一口氣跑上過狼牙山。在五勇村走訪時我們也到過狼牙山西側的龍王莊（一個只有幾戶人家的小自然村，隸屬五勇村），并有幸聆聽了當年的老游擊組長冉元同老先生對五壯士故事的另一種描述。
很顯然，冉老先生是一個直爽、健談的人。我們圍坐在他家的小院里喝著水聽他的講述。我們注意到：他的老婆不斷地用眼神瞪他，企圖阻止他給我們講當年的情形，但他卻固執地講了下去，并氣憤地說“書上和電影上都是瞎編的”。這使我想起了我們在甘河時有許多人曾勸我們的話：“你們還是別去了（指龍王莊），去了就沒有教育意義了。”
按冉先生的講述：他當時也曾帶領游擊組阻擊過那股日軍，但因寡不敵眾被打散，就躲在了狼牙山對面山上的樹叢里，而那幾個人（指五壯士）因不知道狼牙山是條絕路就跑了上去，再想往回跑時已無路可走，于是就短兵相接與鬼子拼起了刺刀，但因寡不敵眾、拼不過敵人，邊拼邊退，加上只顧前不顧后，不小心摔了下去，并沒有來得及喊什么口號。敵人退走之后他還上去查看了掉崖人的死活。
他特意指出兩點：1、跑上絕崖是迷了路，而非為了掩護大部隊轉移而故意把敵人引向絕壁；2、是拼不過敵人不小心倒退摔下了懸崖而非故意跳下。
當地村民們還傳說：說這五人只不過是幾個散兵游勇，來村里后要吃要喝，稍不如意就打人。由于幾個人手上有槍，村民們也不敢對他們怎么樣。后來有人想出了個辦法，偷偷地把他們的行蹤告了日本人，于是日本人就來圍剿他們。這幾個人也不是故意把日本人往絕路上引，而是有村民故意告訴他們這條絕路是一條逃跑的好路徑。結果幾個人真的上當了。5個人中有三個是當場被打死的，后來清理戰場把尸體丟下了懸崖。另兩個當場被活捉，只是后來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從日本人手上逃了出來，從此就有了“狼牙山五壯士”的故事。
歷史辨析：不要試圖用謊言來炸垮一座豐碑！——評狼牙山五壯士“迷路”與“失足”的偽童話
關于狼牙山五壯士的交鋒是一起令人震撼的事件，它足以證明這世界上竟然有一群居心叵測的人，處心積慮地試圖“改寫”中國現代史。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我們已經看到這些“重組歷史派”如何試圖把蔣介石一派抬上“民族英雄”的地位，從而把內戰史改寫成“共產黨消滅‘民族英雄’”的巨大歷史悲劇，最終暗示著新中國的非法性和非道義性。
近一段時期的狼牙山交鋒，“重組歷史”派的努力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詆毀五壯士跳崖事件的正當性，說這是“鼓勵自殺”，而當今流行的是繳械做俘虜，在獄中進行“江姐式的斗爭”，云云；二是干脆否定狼牙山五壯士的英雄主義，用所謂的“真實” 來證明狼牙山五壯士其實根本沒有英雄主義，其英雄行為只是被藝術化了的一系列行為失誤而已。
這里，我要感謝讀書狼先生貼出一篇《藝術的真實與生活的真實：我所知道的“狼牙山”和“五壯士”的故事》。這篇故事屬于后一種努力，我覺得是一個極好的教材，通過分析這篇教材，可以讓人明白有些人的用心是多么的險惡難測。
讀書狼先生奉為杰作的這篇文章已經附在本文后面。我想說，這篇故事是一個被個人性格和主觀想象嚴重扭曲了的記憶。這個故事的講述人是一位姓冉的先生，據說是狼牙山戰斗時某村的游擊組長，這個身份是重要的，因為故事的轉述人可以以此增加故事真實性的份量；當然，這個身份也是無關緊要的，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李治綏憑借他的身份販賣其謊言一樣。
后面引用的那篇文章是以電影《狼牙山五壯士》為引子開始講述的，轉述者在狂吹了一通他與導演屈野的關系后，開始竭力證明電影《狼牙山五壯士》是經過“藝術加工”的，屬于“藝術真實”，而他現在準備把“生活真實”還原在大家面前。這個主意不錯，似捧實抑，捧起來只是為了摔下去。當然啦，電影往往是全知視角的，就是說，鏡頭是通過一雙無所不知的眼睛來敘述故事的，《狼牙山五壯士》是這樣，可惜的是，所謂“真實”的冉版《狼牙山五壯士》可能是受了電影的影響，也具有這樣的特點。于是在讀書狼先生轉貼的故事中，我們看見了五壯士的全部作戰歷程，包括他們從山下打到山上，然后“迷路”，最后“一腳踩滑”，等等，讓我覺得“真實版”的講述者扛著一臺攝影機，如影隨行地跟著五壯士，記錄下了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然后根據這種無比貼近的觀察，得出了自己的結論。
但是，問題偏偏就出現在這個地方：這個故事太“真實”了，其結論所依賴的很多細節其實已經遠遠超越了一個普通觀察者的感知能力，因此不具有可信度。不過在揭示其不真實性的原因之前，我們先來看故事的講述者冉先生通過觀察得出的結論：
“他特意指出兩點：1、跑上絕崖是迷了路，而非為了掩護大部隊轉移而故意把敵人引向絕壁；2、是拼不過敵人不小心倒退摔下了懸崖而非故意跳下。”
這是兩個語氣堅決、斬釘截鐵的結論，顯示出故事講述者和轉述者急于向觀眾展示一副“我即真理”嘴臉。但是別急，既然這兩個結論并非神圣不可侵犯的決議，就必然給我們留下了巨大的商榷空間。我們先來看一下冉先生那臺電影攝影機的位置，從而判斷他是否能夠全方位、高清晰地觀察到狼牙山戰斗的全過程。
這其實是“在月球上能不能看見長城”的問題，涉及到人類因空間位置而異的感知能力。據故事的轉述人說，狼牙山戰斗期間，冉先生躲在“狼牙山對面山上的樹叢里”看五壯士打鬼子。但這樣一個位置能夠提供一個理想的視角嗎？我這是可疑的。遺憾的是，故事的轉述者沒有提到這個觀察點與戰場的相對位置。如果我是轉述者，我一定要講述觀察點距離戰場的距離，以及它與幾處戰斗地點之間構成的高度關系，從而證明冉先生確實能夠看到看清、聽到聽清全部戰斗的情況，包括一些必要的細節。事實上，除非冉先生處于一個可以完全俯瞰戰場的位置，否則不可能看到戰斗的全過程。但是從照片來看，狼牙山附近顯然沒有這樣一個觀察點；這還不夠，因為還有距離問題。從照片來看，狼牙山戰斗所在的狼牙山主峰，與其他山峰的距離少則數公里，多則十數公里。那么我們就要問：在槍彈橫飛、人聲嘈雜、動作極快的戰爭環境下，一個人究竟要離戰斗人員多近，才能既感覺安全又能清楚地感知到我們五個主角的言論和行為？
但我們至少可以肯定地說，當狼牙山最后戰斗發生時，冉先生躲在一個位置低于戰場平面，而且距離數公里以外的一個地方，既看不見戰斗細節，也聽不見主角的對話；而他的故事將表明，他就在這樣的遠距離上，化身為一個無所不見、無所不聞、無所不知的上帝級電影攝影師，安全自在而又無所不知地“記錄”著狼牙山戰斗的所有細節。
現在回到冉先生的兩個結論上來。我感到非常遺憾的是，這兩個結論都是關于主觀目的的問題：
第一，關于五壯士跑上絕崖是“迷路”還是“吸引敵人”。這顯然是一個行動是否偏離目的的問題。如果前述“跑上絕崖是迷了路，而非為了掩護大部隊轉移而故意把敵人引向絕壁”并不是要堅決否定五壯士在戰斗前在客觀上確實領受了牽制敵人、掩護大部隊轉移的任務，那么這位轉述者的意思必然是：當戰斗進行到狼牙山時，五壯士主觀上不想再繼續吸引敵人了，但因為迷了路才產生了“吸引敵人”的客觀效果。我覺得，這種試圖捂住客觀效果，而證明根本無人對證的所謂“主觀意圖”的做法是卑劣可笑的！我想請問故事的轉述者，“迷路”跟“吸引敵人”難道是一對矛盾關系嗎？！從軍事學的觀點來看，五壯士的戰場定位就是“拖住敵人”，他們的任務就是“吸引敵人”，所以只要他們將那2500名鬼子拖離八路主力行軍路線的方向，不管有否“迷路”，他們都是在“吸引敵人”、“牽制敵人”！至于說到“迷路”，那當然是跟原來的目標相對應而論的，或者說，他們原來準備走A路，結果誤入了B路。那么，請問躲在數公里外樹叢中的冉先生：你是怎么知道他們“不想再吸引敵人”的主觀考慮，又是怎么知道他們原來設想的路線的？難道是他們扯著嗓子吼著對遠在數千米以外的你說的嗎？難道他們竟然會“隔空傳密”大法，在讓你聽個清清楚楚的同時，又不讓近在數百米外的敵人聽到，因而保守了軍事行動的秘密？或者更有甚者，難道你冉先生竟然有順風耳、竊聽器、步話機或者精通心電感應術，能夠感知五壯士最后戰斗中的全部言論和心思，例如你聽到他們咕噥說道或者想著“哎呀，前面是絕路，我們走錯了”，如果是這樣， “迷路”說就自然成立，沒有什么可疑的了。但問題是你老冉有這樣的特殊裝備或特異功能嗎？第二，關于五壯士跳下懸崖是“失足”還是“主動跳崖”的問題。這其實也是一個關于主觀目的與客觀效果的問題。所謂“失足”，前提是他們不知道或者沒有注意到前邊是一道懸崖。但是很抱歉，對于一個老兵來說，選擇戰場和對敵作戰是不可能不看地形的。而且據故事轉述人引用冉先生的話說，“那幾個人（指五壯士）因不知道狼牙山是條絕路就跑了上去，再想往回跑時已無路可走，于是就短兵相接與鬼子拼起了刺刀，但因寡不敵眾、拼不過敵人，邊拼邊退，加上只顧前不顧后，不小心摔了下去”，這樣其實也就是說五壯士是知道那道懸崖的存在的，因此不可能幾個人同時突然患上失憶癥，同時忘記了后面有懸崖，又同時“失足”掉下懸崖。這時我們不妨來把冉先生的故事細節化：五壯士發現前面是懸崖，于是折身回來，但跑了幾十米就遇到了追上來的敵人，雙方開始了肉搏戰；奇怪的是，上千名營養良好的日本兵竟然不能在肉搏戰中解決這幾員長時間作戰的八路疲兵，就這樣以眾敵寡，把五壯士壓回到懸崖邊。這時我們不妨按住暫停鍵，回味日軍“眾不敵寡”的原因，結論很簡單：如果不是這上千名日軍的格斗技術不行，那么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活捉五壯士；如果他們不想活捉，只須扣動板機就行了，然而他們沒有扣板機，證明他們確實是想活捉。但這就出了一個問題：如果他們想活捉五壯士，勢必不會把他們逼下懸崖，最多是把他們包圍在懸崖邊上，然后談條件。……因此，冉老先生關于五壯士在格斗中“失足”掉下懸崖的故事是不符合戰爭常識的。
最后又回到“迷路”的問題上來。稍有軍事常識的人士都知道，自從紅軍時代起，部隊作戰都是要依靠地圖的；盡管五壯士當時也許沒有帶有地圖，但既然他們執行掩護任務，那么對于自己作戰的方向和相關地形必然是熟悉的。從照片來看，“迷路”迷入地形特征極為顯明的狼牙山，這也是一個老兵根本不可能犯的錯誤。答案只有一個：他們主動選擇了上狼牙山。別忘了，故事的轉述者聲稱自己花了兩個小時才爬上狼牙山主峰，這足以說明山的險峻形勢。這樣的地形將極大地耗盡敵軍的體能，使其在發現受騙以后也無力掉轉方向追擊八路主力。這樣，五壯士就能夠以極其弱小的兵力，牽制住強大的敵軍。而且從冉先生第二個結論所引申出來的情景中，我們可以想像黑壓壓的敵人占據了整個山頭，跟幾米開外怒目而視的五壯士對峙。我覺得，這個情景的最合理結果是五壯士轉身躍向深不見底的深淵……
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說：冉老先生既不可能看見狼牙山戰斗的細節，也沒有就狼牙山五壯士殉國故事得出正確的結論。他模模糊糊地看見了一些情景，最后憑借主觀想象和個人常識得出了根本上錯誤的結論。
現代西方哲學認為：對于一個客觀存在的事件，不同的人將產生不同的主觀感受和結論。在分析作為客觀事件的狼牙山戰斗時，身為游擊組長的冉先生顯然是從一個農民和民兵的角度來看問題的，因此使得“真實版”的《狼牙山五壯士》變成了一個民兵故事。確實，他錯誤地把試圖用民兵的戰斗觀念來理解軍人的職責與使命，以為五壯士玩的也是民兵級的騷擾戰術，打了就跑，因此才出現了所謂的“迷路”說；“迷路”說的實質在于，這位冉先生認定五壯士是急于與敵人脫離接觸，從而象他一樣可以找一個安全的地方躲起來！這種戰術對于民兵來說確實是天經地義的，因此他根本就不知道：作為正規部隊戰士的五壯士，當初接受的任務就是“牽制敵人”，通過正面接敵（而不是民兵式的隱蔽接敵）來吸引敵人的兵力和火力，使其轉向我軍希望的方向和區域；其任務能否完成，關鍵就是在于能否與敵人保持接觸，與敵脫離接觸即意味著任務失敗。因此，在不能確知五壯士主觀思想的情況下，就或明或暗地斷定五壯士主觀上并不想“吸引敵人”，這絕對是無知可笑的甚至卑劣可恥的。
我不希望有人堅持聲稱冉老先生講述的“故事”是真實的；從前面關于感知能力的分析來看，這種真實性只有在一種可能的情景中存在，即冉先生竟然是皇軍中的一人，或者他是替皇軍帶路打共軍的人，所以能夠在較近的地方觀察到五壯士的舉止；這還沒有完，由于他洞察五壯士的心思，因此他必然又是跟五壯士并肩戰斗的“第六壯士”。
但冉先生的故事已經完全否定了這兩種可能，所以他的“真實版”《狼牙山五壯士》是一個無可爭辯的謊言。不過，我只是認為冉先生出于某種自私的念頭說了謊而已。人總是有缺點的，冉先生也不例外；我們可以想見：在 “狼牙山五壯士”聞名天下之后，大家都在講述著他們所耳聞目睹的故事，但所謂“盲人摸象，各執一詞”，所有的旁觀者都因為自己的視線所囿，只看到了事件的一個部分，并且根據自己的性格和見識，對所見所聞作出了自己的判斷。最后的故事定本是綜合當事人和旁觀者的講述而形成的，當然也就超越了每一個旁觀者的觀察；同樣不奇怪的是，某些旁觀者覺得自己在故事中有一個重要的角色，而這種重要性只有在他講述故事時才能夠顯示出來。這樣，結果就很簡單了：他試圖講述一個與眾不同的故事，從而證明自己才是真相的持有者。
冉先生的文學修為決定了其講述故事的水平。如果有一點文學常識，那么他在講述自己的所見所聞時，就會把視角嚴格地局限在自己的感知范圍內，例如“我聽見山頭上乒乒乓乓地響著槍，敵人稀里嘩啦地往下掉……最后，我們看見五個穿灰軍裝的人相繼從山崖上摔下來……這時槍聲就停止了”。這就是較為客觀的第一人稱敘事法。但冉先生不幸在進行第一人稱敘述時，采用了第三人稱敘事法的“全知視點”，從上帝的角度觀察這個世界，提供了從言行細節到心理活動的全部故事。
這個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冉老先生的年歲并不是他人品的證據。他很不幸成為自己虛榮心的俘虜，于是誤入了歧途，渴望講出與任何人的“狼牙山五壯士”故事都不同的故事，結果陷入了狂想和偏見的圈套，無意中把自己變成了一個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全知視角講述人”，而不是“第一人稱敘述者”。但是荒謬的是，他自己卻不得不用第一人稱敘述著故事，結果就出現了上面那些可怕的矛盾。
在讀書狼先生轉貼的那篇《藝術的真實與生活的真實：我所知道的“狼牙山”和“五壯士”的故事》中，故事的轉述者在把一個謊言重復（這里假設轉述者沒有進行“藝術加工”）了一遍之后，故作語重心長狀，說了這么一句話：“最尷尬的當屬該故事的幸存者。在這兩種真實之間生活的他們該是多么地累啊？葛壯士走完了他的傳奇人生，他終于從這種兩難的尷尬窘境中解脫了。而我們呢？我們該不該讓藝術的真實也回歸到生活的真實？”
我可以想象到故事的轉述者在作這番評論時，是如何試圖在臉上擺出一副沉痛深思的模樣。這種硬生生地建立在謊言之上的“語重心長”，讓人不禁想起周星馳在《功夫》中語重心長地責備理發匠把“斧頭幫老大”的頭發理得“太漂亮”。真的很逗，是吧？
這個故事的轉述者，顯然以為從肉體凡胎然而無所不知的冉老先生那里掌握了歷史的真相，因此有了責備葛老英雄的資本；而且在循環往復的意淫過程中擁有了遠隔千里透視別人內心世界的強大法力，于是看見了在“兩種真相”中“尷尬”生存著的葛老英雄的“窘境”。這還不算，他還試圖動員所以的人都來參加他那無知者的意淫大會：“我們該不該讓藝術的真實也回歸到生活的真實？”如果意淫也算得上生活的話，我希望這位轉述者永遠地這樣“生活”下去。
我們每個人都有聽故事和轉述故事的權利，但似乎也有用常識和良知來審查和核實故事的義務。說到冉版《狼牙山五壯士》，我們已經看到，它是一個漏洞極多的故事，是完全可以憑借常識就能推翻的偽童話。我之所以說它是偽童話，乃是因為它的轉述者試圖用一種天真爛漫的“我即真理”嘴臉，來掩蓋他的卑劣用心。這個轉述者口不離“真實”，而且在《狼牙山五壯士》的“真相”問題上展現出咄咄逼人的攻擊姿態，看起來確實是一個“真相的追求者”；然而可笑的是，他卻在根本沒有對冉版《狼牙山五壯士》進行任何真相的追問，事實上，他在沒有進行任何檢查、任何思考的情況下，就愉快地接受了這個故事，并迫不及待地將它作為 “真實的生活”，要讓大家都跟他一樣奉為真相。這說明了什么？
看來，“重組歷史”派不僅相信“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里”，而且相信“真理掌握在一個人的手里”。他們在缺乏交叉驗證的情況下相信片面之辭，只能說明他們原本就期望聽到這些東西，因此才會如此迫不急待地接受這些東西。這種讓自己的思辯能力屈從于先入之見，偏聽偏信的“歷史眼光”是何等的荒謬可笑啊。縱然這些“重組歷史”派憑借著這樣的歷史觀，能夠窮盡一切瘋狂之招數， “找到”或者創造出更多的冉式“正版”故事，也是無法炸毀狼牙山五壯士這樣的豐碑的。
時光無情，壯士已矣。且讓我們的英雄安息于大地的寬厚胸懷里，并讓這樣一個場景定格在我們的記憶中：黑壓壓的日軍爬滿了整個山頭，與五個瘦小然而精悍的中國漢子對峙著。這個場面象極了一個感嘆號：一個小小的黑點擋開了一股巨大的洪流。
讓這個場面停滯下來，以便我們能夠永遠地凝望。不要小看那個黑點。在那個時空里，這個黑點凝聚了四億中國人的精神，醞釀著爆炸的力量；它終將爆炸開來，炸碎一切阻礙我們前進的勢力，使我們重新成為自己命運的最終主宰。
材料1：關于此謊言的一點資料
軍事新聞網訊 狼牙山五壯士的英雄壯舉感動了幾代中國人。老英雄葛振林身后還留下不少鮮為人知的故事。
當年五勇士跳下懸崖，有三人壯烈犧牲，葛振林和宋學義被樹枝掛住，絕處逢生。葛振林究竟被誰所救，這曾經是個“謎團”。
直到1986年9月，這個“謎”才得以揭開。那年，“狼牙山五壯士紀念塔”落成典禮正在狼牙山峰頂隆重舉行。來自中央、省會的不少首長和數千群眾參加了慶典，葛振林戴著大紅花，也應邀出席。
佇立在圣潔的紀念塔前，葛振林撫今追昔，思緒萬千。因為他是此次典禮的中心人物，不少記者拿著相機、話筒對準他“聚焦”:“請問老葛，當時你跳下崖后，是誰救了你?”“我不記得了，只記得是個普通老百姓。”“那你現在找得到不?”“我現在找不到了。”提起恩人，葛振林就愧疚萬分:“人家救了俺，為啥連名字也不問呢?”他時常念叨著當年狼牙山跳崖遇險，若不是恩人深夜援救，不然在山中呆一夜，不昏死，也會被狼吃掉，救命之恩難忘呀!
那天，葛振林等跳崖之后，被一棵大樹掛住，他與宋學義滿身鮮血淋漓，被一老百姓發現，把他們從樹上取了下來，連忙送到棋盤坨古廟搶救，是老道人用那神秘的千年古方將他們從死神手中奪了回來。
提起那段非凡的傳奇往事，葛振林記憶猶新:“休養了幾天，傷好了，我們就要找部隊去。當時19歲的恩人也要跟著我們，我說不行，你回家吧。他卻依依不舍，跟著我們走了很長的一段路。直到我們生氣了，他才回去，第二天我們找到了部隊……就這么分開了，分開了一直找不到……”
誰知當時他的恩人余藥夫也正在場，他指著那條羊腸小道問老葛:“你還記得嗎?我送你下山就是沿著這條小路上下去的……”
兩人一拍即合，很快對上了“號”，且越談越對路，葛振林欣喜萬分。他那失散45年的恩人終于找到了!兩人展開雙臂，情不自禁地擁抱在一起，任熱淚長流。
10多年來，他們相互跨省探望了8次。即使不在一起，也經常書信往來。余藥夫曾任青救會主任，后來在黨報當過編輯、記者，最后當上了石家莊一所師范大學的副校長。后來，他將狼牙山的故事編成了一本厚厚的書，書名叫《壯士葛振林》。
材料2憤怒辟謠：“歷史是一個客觀存在，決不允許隨意模糊或篡改!”
1996年3月，某報刊登一篇《五人重于泰山，一人輕于鴻毛———狼牙山有六人》通訊，聲稱當年狼牙山上作戰有6人，5人跳崖、一人投敵被殺。這條通訊曾被各地一些報刊廣為轉載，在廣大讀者中產生極壞影響。1996年9月，當葛老所在部隊宣傳科原科長羅良偉將此文稿拿給葛老看時，葛老非常生氣說:“這純粹是不負責任的胡編亂造。”為了澄清歷史真相，他鄭重其事地寫了一紙聲明，以昭后人。
當年五壯士在狼牙山棋盤坨峰與敵激戰、乃至跳崖時有三位目擊者，他們分別是余藥夫、李海忠、邱蔚。
余藥夫是當年“五壯士”幸存者的救護者。他在《廣西日報》4月25日撰文回憶寫道:狼牙山戰斗打響后，19歲的余藥夫在向棋盤坨方向轉移時，與同志們失去了聯系，緊急中他發現懸崖有夾縫，便攀藤順崖而下，隱藏其中。葛振林、宋學義跳崖后被掛的地方離洞不遠，他待鬼子走后，忙把葛、宋救下，并先后背送他倆脫離了危險。時隔45年后，葛老與余藥夫于1986年9月25日相會于河北易縣舉行的“狼牙山五壯士紀念塔”落成典禮上。由于種種原因，余藥夫救助葛振林、宋學義的事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才公開。
狼牙山戰斗打響后，棋盤坨廟的道長李海忠便躲在棋盤坨山的先人洞里，他目睹了7連6班抗擊日軍，最后全部跳崖的經過，還親眼目睹了日寇在“五壯士”跳崖后，竟然整齊地排成幾列站在“五壯士”跳崖處，隨著指揮官的口令，恭恭敬敬地三鞠躬。當時“紅一團”團長邱蔚在距狼牙山棋盤坨峰5公里的另一座山峰上用望遠鏡目睹了戰斗全過程，他對身邊的人員哽咽地說:“7連是好樣的，6班是好樣的!”敵人撤離后，邱團長立即組織突擊救護隊，搶救“五壯士”。
編者按：這則謊言與上一則同樣，是污蔑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的，但從紅軍換成了八路軍，實則意在編造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抗日不積極、樹假典型。有些青年可能看到當今政府所做的一些面子工程中的謊言，就將這個現實混同到了歷史當中，從而加深了對我黨的憎惡。這是極為不應該的，事實上我黨，尤其是毛時代的我黨，是非常透明和民主的。而這種歪曲，也是非常惡毒的。如果再配上一些人“游擊戰不如常規戰”的言論，就很容易將一些青年的思想倒向西華中國、分裂中國、奴役中國的路線上去。
謊言六：毛澤東在延安指示：共產黨武裝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
槍手原文1：蔣總統秘錄 毛澤東的陰謀策略
然而，想不到這又是毛澤東對國民黨所布下的一個騙局--就在九月二十六日，朱德率領第八路軍從陝北出發時，毛澤東召集該軍連長以上幹部講話，指出﹕「中日戰爭，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共產黨的基本政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毛澤東並在當時表明了對於國民黨的陰謀策略，分為﹕妥協、競爭、反攻三個階段，以期逐漸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
槍手原文2：毛澤東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陜北洛川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沖突，繞到日軍后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后，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要趁著國民黨與日本人拼命撕殺的天賜良機，一定要趁著日本占領中國的大好時機全力壯大，發展自己，一定要抗日勝利后，打敗精疲力盡的國民黨，拿下整個中國。”
“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占地，形成蔣、日、我，三國志，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占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也還可以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
“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后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發展，十分宣傳”。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
歷史辨析1：關于所謂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
其實本來這個題目沒啥好寫的。天涯的匣中劍已經有一篇駁斥文，不過對象是戴晴的書。近日因為學校里一些take HC809的同志求該課程textbook徐中約著《中國近代史》（下稱做“徐作”），無意中翻了翻這本書，居然又發現了這句話，勾起咱家磚頭的興趣，特作此文。
徐作P595提到這句話，原文如下：
“毛澤東告誡干部要充分利用抗日戰爭的時機壯大自身。他說：【我們確定的政策應當是百分之七十擴張，百分之二十對付國民黨，百分之十抗日。】”
其實很明顯，這不可能是主席的原話：主席下指示不會用“百分之”這么文縐縐的詞匯，這里用“成”或者“分”更符合主席的習慣。實際上，徐著的這句話是二手貨，而來源其實文中也給出了，參見徐著對這句話加的注釋：“這段話時常被人引用，參見F.F.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29(Princeton, 1956)，206；Chiang Kai-shek, Soviet Russia in China: A Summing up at Seventy (New York, 1957), 85;和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Cambridge, Mass,1963),58."
這段注釋里面提到的三本書，第一本徐犯了一個很明顯的錯誤：這本書的名字是F.F.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1924~1949(Princeton, 1956)，而不是1929。該書作者為劉馥，抗戰期間曾任職于參謀本部，也擔任過實地作戰業務，曾兩度受傷并獲勛。復員后赴美普林斯頓大學深造，1951年獲得博士學位。該書采用中英日法德俄等語言的資料，綜述起自黃埔建軍，止于黨國轉進臺灣的軍史和重大戰役。該書中文版由梅寅生翻譯，中文名《中國現代軍事史》，于1986年由臺灣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很遺憾，這本書咱家手頭沒有。先放下不表。
第二本，作者是我們的老朋友花生米。這本書英文版咱家沒有，不過中文版倒是有的——實際上在wiki百科上也有，有興趣自己看。在該書第三章第14節是這樣提到這句話的：
二十六年之秋，朱德率領第八路軍從陜北出發時，毛澤東向其部隊講話，其要點如下：（一）「中日戰爭是中共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對國民政府），一分抗日。」 （二）「這一決策，可分為三個階段來實施： 第一階段，與國民黨妥協，以求生存發展； 第二階段，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而與之相持； 第三階段，深入華中各地，建立華中根據地，向國民黨反攻。」
這倒不是三無（時間、地點、人物）產品，而且比起徐著的文字，要“原汁原味”得多。但是很可惜，這次花生米居然沒有寫出處！按說，這等話如果真的存在應該是以機密呈給花生米，出處肯定是有的：秘密報告也好、黨的文件也好，總得有一個，但是很遺憾，花生米什么都沒有寫。另外，由于花生米身份問題，他在這里用這句話，其可信度本來就要打個折扣。這和早年中共方面說“衡陽第10軍投降是早有勾結”完全是宣傳，不可信是一個道理。
第三本，恰好咱家手頭也有。在該書58頁是這么寫的：In the fall of 1937 Mao gave secret instructions that "Our fixed policy should be 70% expansion, 20% dealing with the Kuomingtang, and 10% resisting Japan."其實對照一下，就知道徐著的二手貨正是從這段話翻譯過來的。好吧，讓我們看看這段話的來歷。
對這一條該書也列了注釋。查該注釋，內容如下：This statement has been attributed to various source, and regardless of its form or origin is an authentic statement of the Communist policy. See Chiang Kai-shek, Soviet in China (New York, 1957),P85; A.C.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1958), p.283; and Liu. Military History, P.206.
同樣是三個Source，第一個和第三個我們很熟悉，分別是花生米和不知名的F.F.Liu.第二個是魏德邁，關于此人背景這里咱家就不普及了……很有趣的是，引用了1944年才到中國的魏德邁將軍的報告，卻沒有引用1942年就到中國的史迪威將軍的報告——抑或是史迪威壓根就沒提到這句話？不管如何，1.魏德邁的報告其可信度不可能比史迪威高，2.作為一個美國軍人，魏德邁的消息來源不會比蔣介石更可信。當然了，在果醬們嘴里，史迪威通共是翻不了案了的——當然這完全是胡扯，說史迪威完全是站在美國的立場上來指導中國抗戰是正確的，說老史通共就是徹底的扯淡了。說他通共還不如說FDR通共更有證據支撐——所以史迪威不寫是“正常”的。如此說來，這本書所引用的三個source其實壓根就算不上various source。
這樣一來，各種資料就指向了兩個來源，一個是花生米的《蘇俄在中國》，一個是劉馥的《中國現代軍事史》。前者已經說過，可信度要打大大的折扣——且不提由于《蘇俄在中國》這本書居然把毛子對廣州革命政府以及北伐軍的各種援助給“諱”了這一事實使得該書的真實性本身就要打個大大的折扣，后者老實說，沒查到。不過考慮1924～1949這個年代代表了從廣州革命政府開始北伐到國民黨勝利轉進寶島，這本書的資料應當也是來源于國民黨方面，和花生米一樣。
綜上，徐著所引用的來源基本可以確定是來自于國民黨的“宣傳”。好吧，那我們就看看國民黨的來源如何。首先是考察可能的來源。軍統和中統的頭領級人物回憶錄咱家手頭各有一本，分別是沈醉和陳立夫的回憶錄。沈醉回憶錄完全沒有提到這回事——當然，在右派青年們看來，這可以用沈醉被俘投敵因而“為尊者諱”來解釋。很好，再來看陳立夫的回憶錄。
陳的回憶錄《成敗之鑒》在P208的確是有這么一章：“共黨之不守信”，但是偏偏就是沒有太祖這段話。現把本節全文內容抄錄如下：
共黨之不守信
共黨和本黨談判合作，就我所知，多是不守信的，在民國二十五年周恩來及第三國際代表潘漢年和我們洽商和平事，協議發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其內容包括徹底實行三民主義等四項原則。孰料抗日戰爭開始，為時不及半年，共黨就秘密命令其所屬對外宣布：“共赴國難一致抗日宣言”，所謂四項原則是一項幌子，實際是壯大自己，其策略是：“聯絡上層，奪取下層，打擊中層”，舉例來說，在上層則和我們軍事長官聯絡，在下層則設法拖走我們的軍隊，背叛他們的直屬長官。
我獲悉這一陰謀后，便將此密件面報蔣委員長，他看了后認為這情報是不可靠的，且以為離間國共合作關系的文件，并問告密的人是誰？我不得不將此人的姓名告知蔣委員長，蔣委員長竟懷疑此密件是偽造的，嗣后竟把告密者東北同志拘禁起來。
在此事件發生不久，我軍退至漢口，閻錫山先生自山西飛來漢口向蔣委員長報告軍情并順便拜訪我，我即告以共黨密謀“壯大自己”的上述陰謀，他聽了也不大相信，但豈料返回山西不久，他就發現有好幾團的軍隊被共黨“挖”走了，時候，閻向人談及此事件時，曾表示悔恨當時未接納陳立夫先生的忠告，致未事先防范，造成軍隊的損失，至此，他才認清了共黨的真面目。那時共黨從山西渡黃河到山西，由于地緣關系，軍隊常有往來，并因此共軍也高喊抗日，便不疑有他，不了卻因此喪失不少軍隊。
后來，蔣委員長識破共黨真相后，經我建議，乃把當初提供上述密件的東北同志予以開釋，由此可知以蔣委員長之明智尚有判斷錯誤之時，可見共黨之虛偽狠毒實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全文未見徐作所引主席的話，僅僅提到所謂“聯絡上層，奪取下層，打擊中層”的策略，其差距實在不可里記。難道是因為陳沒有“資格”知道么？從文中看，顯然不可能。
我們再來看看國軍軍內高級將領是否知情。手頭有白崇禧的回憶錄，里面完全沒有提到這回事。當然，果醬們可能會說這是因為該書是解放軍出版社出版，所以是“潔本”。很可惜，該書連“北伐期間共黨之陰謀”一節都沒有“潔”掉，拿這個理由實在是不可信。除了小諸葛回憶錄之外，陳誠抗戰回憶錄里也完全沒有提到主席這句話，反而有“年來賞罰不嚴，貪污不治，實為共黨對民眾尤其對青年宣傳上最有力之口實，亦即本黨政績不佳之最大之原因”的話。以白、陳二人在國軍中的地位尚且不提此事，這話的可信度難道不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么？
另外一位理應知情的重量級人物，是叛黨的張國燾。然而，張老四在回憶錄中雖然對主席口誅筆伐大送帽子，卻從來沒有哪怕是提到過這句話，更別說證明主席提過主席說過這話。
結合沈、陳（立夫）、白、陳（ 誠）、張的回憶錄，黨國究竟是從哪兒得知這句話，又是什么時候得知這句話，實在是大大的問號，可信度更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再看看我黨方面的文獻。查《毛澤東年譜》，9月26日條目下只有太祖致電朱德彭德懷，慶祝八路軍取得第一個勝利（即9月25日的平型關大捷）。顯然，《蔣總統秘錄》中的說法已經不攻自破：平型關之戰已于9月25日結束——這點黨國方面顯然是承認的——難道在第二天，朱德還率領八路軍從陜北出發么？
至此，結合中共和黨國的資料，我們已經可以確認：徐著中所引用的太祖的話，純屬捏造。
作者：曼施坦因
歷史辨析2：戳穿與“洛川會議”有關的謊言
【前言】抗日戰爭，是網絡爭論的一個熱點問題。我愿意將我的一些看法（幾年來主要發在跟貼之中）拼湊成章，陸續發一個系列，和大家交流一些。
【正文】洛川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制訂制定全面抗戰路線和我軍戰略方針的會議。會議初步確定了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決定指出，中國的抗戰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爭取抗戰勝利的關鍵，在于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要求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民眾和武裝力量站在抗戰的最前線，使自己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會議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毛澤東起草的宣傳鼓動提綱。十大綱領是：（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三）全國人民的總動員；（四）改革政治機構；（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團結。這是實行全面抗戰路線的綱領。洛川會議制訂的這些方針路線在后來的抗日戰爭中都得到了應用和驗證，并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因此，可以說，洛川會議是一次很重要很關鍵的會議，也是一次高瞻遠矚的會議。
可是網絡上一直以來流傳著一些所謂洛川會議的謊言，這些謠言說，共產黨除了公開發布的這些抗日綱領之外，還有另外確定了一套所謂內部的方針路線。而這套內部的，則是坐山觀虎斗，企圖利用倭寇和國民黨互相削弱，而保存實力發展自己云云。
這些謠言其實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捏造的張聞天同志的發言，一部分是歪曲毛澤東同志的講話。這些謠言經過網絡上形形色色的右右們的一再輾轉流傳，同時不斷篡改，又有了許多版本。
不過追查下去就可以發現，這些謠言的源頭是出在一條叫戴晴的人身上。戴晴好像是條老右右了。這個謠言是造在她寫的《國共紛爭》里的。因此戳穿這一點，也就足以橫掃這一片了。
本來我是沒有興趣去戳穿這個謠言的，因為我根本不關心共產黨的領導人的腦子里曾經轉過什么秘密的念頭，我們所看到的就是共產黨在八年抗戰中的的確確是做到了她所公開發布的這些抗日綱領。因此這個謠言之荒謬已經不證自明。不過春節了，閑著也是閑著，我就戳著玩玩吧。
關于張聞天的講話，戴晴是這樣寫的：1937年的洛川會議，是以張聞天的報告開場的。由于為人的清正和后來所遭受的磨難，張聞天今天已被奉為偉大的“革命家”、“理論家”等等。惟獨這份報告，不見收入他的文集，不知編者認為無關緊要，還是有意為賢者諱。
在他的形勢報告里，不乏對于蔣介石在過去的十年如何仇視共黨、如何背信棄義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評說──這都是我們在日后的史書里讀過無數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后提出的一個的議案。他建議，在這樣的局面下，中國共產黨應該學列寧，學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候聰明絕頂的“一箭雙雕”：讓侵略者與統治者兩敗俱傷的策略。具體到中國么，就是坐看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廝殺，最后勝利歸人民。
戴晴說得有模有樣的：看看，共產黨肯定有什么見不得人的東西，否則怎么不敢把張聞天的發言列出來給大家看看？共產黨對于國民黨暴政懷恨在心，這就是共產黨這樣做的原因，難道不是嗎？再說了，戴晴說列寧導師都這么教導了，中國共產黨有樣學樣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看來這個謠言似乎無可挑剔嘍？不幸的是，我手頭恰好有張聞天在洛川會議上的報告和發言。我的這個材料也并不是來自于什么秘密渠道，我們不善于制造“內幕”。為什么要制造“內幕”呢？無非是因為“內幕”無法驗證，打著“內幕”“真相”為幌子，愛怎么造謠就可以怎么造謠。無非是這個好處嘛。我的這些材料來自于公開的出版物，1993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張聞天文集》第二卷。第338－342頁是張聞天在洛川會議上的發言，第343－349頁是張聞天在洛川會議上所做的政治報告。這是大家可以驗證的，事實上，網絡上可以找到這個文集的影印PDF。我就是從網絡上DOWN的。
我看完這個材料，我不得不說，戴晴的的確確是個信口開河的小人。戴晴說，“1937年的洛川會議，是以張聞天的報告開場的。”洛川會議從8月22日至8月25日，做報告的兩個人，毛澤東做了軍事和國共關系報告，張聞天做了政治報告。
這是合乎邏輯的，因為參加會議的雖然有23個中共的高級領導人，當時只有毛澤東和張聞天留在中央，其余都是會議前才集中起來的，因此報告由毛澤東和張聞天分擔寫是正常的。當時還沒有毛澤東思想這一說，毛澤東是遵義會議后從軍事三人小組開始重新上臺的，軍事被視為其所長。而張聞天則是留蘇學生，公認的理論家。因此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報告，張聞天負責政治報告，是合理的安排。
但是問題在于，是毛澤東先做報告（8月22日），而后張聞天（8月24日）。因此洛川會議絕不是什么“以張聞天的報告開場的。”這首先就說明戴晴在扯淡。
戴晴又說，“在他的形勢報告里，不乏對于蔣介石在過去的十年如何仇視共黨、如何背信棄義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評說”。彷佛洛川會議是一個訴苦大會似的。彷佛洛川會議是毛澤東安排好的，首先由張聞天煽動起共產黨各領導人對蔣介石的仇恨，然后順理成章地提出保存實力的內部路線似的。
但是，很糟糕，我不論在張聞天的發言里，還是在張聞天的報告里，都沒有找到這個內容。張聞天的確在報告里提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失掉自己的立場，不要輕易相信人家。我們只是在抗戰問題上與人家聯合，而內部是有矛盾的。”但這句話的前面一句是認為，“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右的尾巴主義、投降主義的傾向。要認清我們有保持獨立組織和批評的自由。”因此這句話只是提醒黨內要保持獨立性，而不是指責蔣介石國民黨一定如何如何。這個批評也根本不是敵對的，發言里說得非常清楚，“包括批評國民黨平津失敗的教訓，善意地批評他不好的地方。”“目前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態度雖有基本轉變，但合作還只是初步成功，并沒有完全成功，完全成功還要有相當時期。總之，我們對國民黨的態度是:好的贊揚，壞的批評。”
事實上，張聞天對蔣介石國民黨所報的態度，與其說是怨毒仇恨，不如說是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他還指望國民黨會有“轉變”，現在雖然沒有“完全成功”轉變，但相信“相當時期”之后會“完全成功”。他雖然認為中國共產黨要保持獨立性，堅持批評，但是他心目中中國共產黨的角色，用今天的話說，那叫“建設性的反對黨”。
張聞天甚至提到“至于參加政府問題是有一定條件的，共同抗日救國，允許共產黨公開與發動群眾，而且歡迎我們參加。參加政府就是參加內閣，參加行政院，而這是要負責任的，現在來看還沒有到這一步。最近南京召集的國防會議，我們是應參加的。因為我們贊成抗日，而且是我們的部隊受其調動。我們就要爭取拿出我們的主張去當教練。”
張聞天認為只要國民黨真的抗日救國了，共產黨應該參加政府，而且愿意承擔政府在抗戰建國問題上的責任。
通觀張聞天的報告和發言，我找不到一個字是關于十年土地革命戰爭（1927－1936）的回憶的，更談不上戴晴所謂的怨毒仇恨的態度云云。相反，我倒是覺得張聞天對蔣介石國民黨抱有幻想，對閻錫山等地方軍閥抱有幻想，甚至提出了在閻錫山地區不擴軍以“尊重”閻錫山的主張！按照張聞天的這個思路，共軍除了在陜甘寧擴軍，在別的地方就沒有辦法擴軍了，因為要“尊重”蔣介石要“尊重”各地方軍閥。這樣還怎么堅持抗戰啊！
至于戴晴捏造的所謂張聞天的 “有趣的是他最后提出的一個的議案。”所謂“一箭雙雕”的議案，實在是不知從何說起。事實上，張聞天在發言里最后提出的是加強黨內團結，在報告里最后提出的是，要爭取抗戰的領導權，這個領導權的爭取，也只是通過以正確的主張吸引群眾，團結國民黨的左派和中派（張聞天認為蔣介石是中派，哈哈！），來實現的，而根本不存在所謂利用倭寇削弱國民黨云云。張聞天的不論發言，還是政治報告，根本找不到“一箭雙雕”四個字（真佩服戴晴居然把這四個字加上引號，彷佛是張聞天的原話引用似的），也沒有任何內容可以歸納為這四個字！
總的來看，張聞天，準確地說，是當年的那一代共產黨人，對于蔣介石的國民黨的性質認識不清。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是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農階級的革命聯盟。清共分共之后，蔣介石的國民黨，已經蛻變為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聯盟。四大家族代表著英美派買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雖然一度跟著蔣介石反共，但是在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里始終只是個點綴，他們的利益并沒有得到尊重。可是張聞天那一代共產黨人卻把蔣介石的國民黨當作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把蔣介石看作資產階級的中派，造成了判斷上的失誤。他們幻想著還能象第一次國共合作那樣把國民黨改造為一個革命聯盟，而在聯盟中由共產黨掌握領導權。
這也反映了當年共產黨的不成熟，還不善于把馬克思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教條地照搬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斗爭的理論，而沒有把握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階級情況復雜，不僅有工農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還有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掌握政權的是得到帝國主義支持的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而不是民族資產階級。
當然，我這么說，某些右右是不服的。他們會叫囂道：“你怎么肯定你看到的這兩個材料是張聞天的原稿，難道不可能被共產黨篡改過？！一定是共產黨覺得見不得人，把張聞天的‘一箭雙雕’刪除了！！！”
好，我們不排除這種可能性！不過有一個最大的漏洞一開始就露餡了。事實上，我在找到我現在手頭這份材料之前，我就很清楚戴晴在撒謊在恬不知恥地造謠，因為我當時就發現這有個無法自圓其說的破綻。我之所以找材料，只是為了最后的驗證。什么破綻呢？
破綻在于，戴晴為了造謠誹謗共產黨，為了加強自己的說服力，它捏造了所謂“中國共產黨應該學列寧，學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候聰明絕頂的‘一箭雙雕’：讓侵略者與統治者兩敗俱傷的策略。”但是，這里錯了。戴晴顯然缺乏，甚至根本沒有最起碼的歷史知識。事實上，這條戴晴在造謠中露出這么大的破綻我都覺得奇怪，戴晴小時候，不應該沒看過列寧選集，或者列寧全集啊？如果它有看過，它應該清楚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采取的是什么態度什么立場，怎么可能會有一箭雙雕之計呢？還是聰明絕頂之計？雖然列寧的確是個禿頭：）
《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起，自1914年7月（6月28日，塞爾維亞人刺殺奧匈帝國斐迪南大公，7月23日，奧匈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后通牒，隨后迅速升級，各大國陸續卷入，戰爭全面爆發）起的文章都清清楚楚地表明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從一開始就在譴責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帝國主義戰爭，從來沒有支持過戰爭。
事實上，俄國杜馬（當時是第四屆杜馬）在7月26日表決時，所有的各黨各派都地宣布支持沙皇，只有布爾什維克，雖然只有6名代表，卻做著徒勞的抗爭，公開反對帝國主義掠奪戰爭，拒絕投票表決戰爭預算，并退出大廳。為此，這6名布爾什維克黨人付出的代價就是被沙皇政府以“叛國罪”逮捕，終身流放西伯利亞！俄國共產黨人就是這樣奮不顧身地不計成敗地要制止戰爭！而列寧更是提出了“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著名口號。（沒有想到戴晴竟低能到連這個口號都不知道！）
非常清楚，列寧和俄國共產黨人，絕沒有從戰爭中漁利的打算，相反，他們盡最大的努力制止這場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爭奪世界霸權的骯臟戰爭，希望能把各國人民從戰爭的苦難里解救出來。
從來就沒有這樣的自觸霉頭的“一箭雙雕”之計吧？列寧和俄國共產黨人公開地堅決地反對戰爭，結果是自己首先遭到沙皇政府的殘酷迫害。我們實在無從理解，這還怎么可能“一箭雙雕”？這種和中國抗戰完全無法比照的情況，這種“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一貫立場，又怎么能被“具體到中國么，就是坐看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廝殺，最后勝利歸人民。”？
戴晴自己是個骯臟無恥低能的小人，它不熟悉歷史，胡扯八蛋這是可能的。人家張聞天可是留蘇學生，必修的一門課就是聯共（布）黨史，必讀的《列寧全集》，如果說張聞天會愚蠢到從列寧那里找出“聰明絕頂”的“一箭雙雕”之計，還“具體到中國”云云，這怎么可能？！
只有一個解釋，這一切不過是這條戴晴的捏造！隨后戴晴又接著歪曲道：毛澤東接著發言，支持張聞天見解，提出“實際策略”；強調一定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堅持游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沖突，繞到日軍的后方去打游擊”，通過這樣的辦法“擴充八路軍的實力，并在敵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游擊根據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雖然不可以完全不理會，但要“維持絕對獨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軍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報告延安聽候處置。凡不利于八路軍的，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托。”
這幾句話是否毛澤東的原話我無從驗證，因為我找不到毛澤東當年的發言記錄。不過這幾句話即使屬實，也不能說明什么。把戴晴之流所添加的連接去掉，這幾句話的第一層的意思是“堅持游擊戰爭”，這是后來為實踐所證明了的正確的戰略戰術；第二層的意思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抗日嘛，當然要越戰越強，只有不斷繳獲敵人壯大自己，才能持久抗戰，假如越戰越弱，豈非要葬送民族抗戰大業？第三層的意思是“在敵人后方”“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這就更沒有問題了，我們共產黨人抗戰當然是要解放敵后淪陷區以建立根據地嘛，總不見不建立抗日根據地，卻如蔣介石指使投敵的曲線救國軍那樣建立太君主子的維持會新民會不成？第四層的意思，保持“獨立自主”，這也是沒有問題的，從歷史教訓和后來的抗戰實踐看，只有共產黨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才能更有力地壓制國民黨蔣介石的賣國活動，才能避免國民黨蔣介石如 1927年那樣再次叛變人民再次投降帝國主義，才能避免使民族抗戰事業遭到損失，這是完全合理的要求。
某些賤胚右右必然會跳出來打斷說，你漏了這一句，“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這句話說明共產黨從來就不抗日！至少不是真心抗日！
嗯，這句話需要單獨澄清。這句話經常被形形色色的右右，包括一些成名的教授所引用，以證明共產黨的不抗日。這句話如果離開了當年的實際情況，的確容易產生誤解，容易被右右們加以歪曲利用。因此我這里有必要向大家點明一下右右們歪曲的關鍵在哪里了。這個關鍵就是“前線”二字。
關鍵就在于，共產黨這里提到的“前線”是指國軍正在潰敗的正面戰場的戰線！對于打游擊戰的共軍來說，共軍自己是沒有“前線”可言的，充其量有前方，有敵后，卻沒有一條固定的戰線可以稱為“前線”。這里的“前線”只能是指國軍正在潰敗的正面戰場的戰線！
洛川會議上激烈爭論的一個中心議題正是共軍在抗戰中要采取什么戰略戰術。彭德懷林彪等認為共軍可以打運動戰，甚至可以打陣地戰。而毛澤東則認為應該以游擊戰為主。當毛澤東疾呼“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的時候，他的意思是共軍不應該加入國軍正在潰敗的正面戰場的戰線去打那種陣地戰。
顯然這里爭論的只是如何打擊倭寇，以何種戰術打擊倭寇，而絕非打不打倭寇。事實上，戴晴也無法否認毛澤東說得清清楚楚的“堅持游擊戰爭”。
雖然今天蔣粉們千方百計地貶低游擊戰，因為抗戰中的國軍的游擊戰打得很差，可是在當年，共軍游擊戰的戰績卻是無法否認的。國民黨一方面污蔑共軍“游而不擊”，一方面卻很羨慕共軍，不但請共產黨人來傳授游擊戰術，辦了南岳訓練班，而且還成立了冀察和魯蘇兩個游擊戰區，并要求其他各戰區以約三分之一的兵力，擔任敵占區的游擊。但是，日本人承認的，“國民黨系統軍隊的政治工作和游擊戰，與中共方面相比較，則相形見拙，不夠熟練和妥善。”（《華北治安戰》上冊 201頁），根本原因呢，是因為，國民黨“游擊隊的政治領導者，也不具備依靠人民力量建立根據地的技術和經驗。想在一個晚上，把不慣于與農民互相協力的舊式軍官，變為能得到群眾信賴和支援的民主主義者，是不可能的。”（斯諾語，《華北治安戰》上冊201頁）。游擊戰要求組織人民武裝人民和人民利益高度一致，而騎在人民頭上的國民黨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顯然，共產黨拒絕加入國軍正在潰敗的戰線拿著大刀片打陣地戰，而堅持獨立自主的游擊戰，這不等于共產黨不抗日。現在有個問題，為什么共產黨不愿意加入正面戰場呢？固然共產黨得民心，打游擊戰是拿手好戲，可加入正面戰場的“前線”進行陣地戰也是抗日工作需要嘛。彭德懷林彪不是也都認為共軍可以打“前線”陣地戰嗎？彭德懷在洛川會議上的確是認為共軍可以對倭寇打運動戰、陣地戰，彭德懷甚至提到，如果國民黨肯把嫡系部隊的裝備給共軍裝備二十萬人的話，倭寇包打。這句話也是沒有錯的。毛澤東后來在1945年4月的共產黨七大上也說過這句話。
1945 年4月時，共軍已達91萬人，47萬條槍，已經今非昔比了，可是子彈仍然嚴重不足，繳獲子彈比繳獲槍支困難，打死倭寇繳獲槍的時候，子彈可經常是已經剩沒幾發了。更關鍵的是重武器不足。連擲彈筒算在內，1945年4月時，共軍也只有900多件重武器。這比起國民黨嫡系部隊20萬的裝備可差遠了，所以毛澤東 仍然發出這樣的感慨。1945年4月的共軍已經在到處反攻，成片拔除據點，解放一個又一個縣城，毛澤東這時描著“集中幾萬步槍打北平”的目標，可是重武器嚴重不足成了進行陣地戰攻堅戰的巨大障礙。
而當彭德懷在洛川會議上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共軍的裝備更提不上。當年共軍可連一件重武器都沒有，1937年當閻錫山晉綏軍在倭寇面前潰逃時丟了一門炮被共軍揀了，于是才有了第一門炮。不要說炮了，就算槍都遠遠不夠，即使到1937年底，共軍已經在華北連戰連捷，聲威遠揚，大量地方武裝慕名加入共軍，得到不少民間槍支，急劇擴大到10萬人，槍支數也大大增加了以后，也才只有2萬支槍。也就是說，洛川會議之時，陜北共軍雖然有近四萬人，可只有不到2萬支槍，正如許多回憶錄里提到的，共軍是拿著大刀片開赴抗日前線的，有數的幾支槍，還是在十年土地革命戰爭中已經磨平了膛線已經打不準的那一種。
因此彭德懷的這句話是沒有錯的，沒有錯的前提是“如果”。問題就在于，這只是“如果”。國民黨是打死都不會去裝備共軍的，更不要說拿嫡系部隊的裝備去裝備共軍。這既然只是“如果”，那么共軍就不應該去加入國軍正在潰敗的“前線”去打陣地戰。
某些右右企圖把毛澤東的游擊戰的建議歪曲是不抗日，但是我卻恰恰以為，非要強迫忠勇將士拿著大刀片呆在“前線”遭受倭寇優勢炮火的屠殺，這才是有類于漢奸的行徑，只有一小撮太君主子豢養的漢奸才會這么熱衷于以敵之長攻我之短，以屠殺我國抗日健兒消耗我國抗日戰力為榮為樂！
既然共軍的裝備不適合陣地戰，既然游擊戰是共軍的拿手好戲，那么共軍進行游擊戰是當然最合乎民族利益的選擇。何況蔣介石的嫡系何止二十萬？本來他們就該包打倭寇的，不曉得為什么既然有這么多裝備精良的嫡系，卻還非要拉著大刀片共軍在“前線”呢？我們需要追究的是，為什么蔣介石非但不能包打倭寇，反而一潰千里，而且還不肯把裝備讓給那些能打倭寇愿意到最艱苦的敵后抗戰的英雄呢，甚至還要在背后配合太君主子插抗日部隊一刀。
我們設想一下，如果共軍不是采取游擊戰術，不是獨立自主深入最艱苦的敵后，收復淪陷區解放那里的人民建立抗日根據地，而是很聽蔣介石的話，去加入國軍正在潰敗的“前線”。那么會怎樣？
結果不外乎三種：第一種結果是“前線”一潰千里，劉峙湯恩伯等國民黨長腿將軍溜走了，而共軍也跟著撤退，于是蔣介石國民黨開動宣傳機器，宣稱共軍畏敵如鼠，甚至污蔑共軍叛變通敵，否則為什么要撤退？甚至調集大軍圍攻消滅共軍，通敵叛軍嘛，當然應該消滅。當然，蔣介石國民黨是絕不會追究自己嫡系劉峙湯恩伯部的一潰千里的，雖然以裝備人員而言，他們才應該是正面戰場潰敗的主要責任人。第二種結果是“前線”一潰千里，劉峙湯恩伯等國民黨長腿將軍溜走了，而共軍不撤，堅持打下去。結果是大刀片共軍在優勢倭寇優勢炮火的圍攻下失敗。于是達到了蔣介石在事變之初就策劃的利用抗戰借刀殺人將共軍削弱五分之二的目的。甚至可能超額完成蔣介石的這個目標。可是對于民族抗戰事業的貢獻，那就微乎其微了。第三種結果是“前線”一潰千里，劉峙湯恩伯等國民黨長腿將軍溜走了，可是共軍不但不撤，堅持打下去，而且居然挺住了，就像皖南新四軍那樣堅守正面戰線，五保繁昌，屢挫兇鋒，那又如何呢？那就更糟。人家劉峙湯恩伯都溜了，你共產黨居然拿著大刀片守住了，蔣介石國民黨不給你扣個叛軍帽子消滅掉，他們以后還怎么做人？
可能有人會說，既然共產黨守住了，挽狂瀾于既倒，立下了那么大的功勛，應該國民黨不至于這么下流這么無恥吧？但是皖南新四軍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皖南新四軍多規矩，多老實？國民黨劃定的幾十公里的防區，于是項英就老老實實地蹲在里面，連追擊倭寇進入淪陷區，都會遭到國民黨顧祝同冷欣之流的追查，而項英也去解釋也去保證。地方武裝慕名要求加入新四軍，項英也不敢收，別的同志收了，項英還要解散掉。都規規矩矩到這個份上了，以為國民黨找不到茬了。又如何呢？人家國民黨還不是一樣有條件要干，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干嗎？
人家干這個多內行！看看這個，“任皖南方面進剿隊，應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秘密推進至南陵、涇縣、茂林村、銅山徐、小河口、水東濯、包村、喬木灣、錢家橋、丫山鎮之線，扼要構筑工事，確取聯系，對匪區嚴密警戒，隨時防止匪軍乘隙逃竄，并防其以各個擊破之手段集其主力向我反攻。攻擊開始后，兩翼軍協力先進出南陵戴家會，峽山口之線，爾后向北壓迫，務于長江南岸殲滅之。”這是什么？這是《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經蔣批準后，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于12 月下旬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軍駐地集結包圍,構筑碉堡，準備“徹底肅清”“ 匪巢”，由第三十二集團軍制定的《進剿匪軍計劃》。
有些改不了的賤胚污蔑新四軍在茂林的失敗是新四軍擅自脫離防地襲擊友軍云云，可是按照蔣介石顧祝同上官云相部署的這么周密看，就算新四軍不走茂林，走那里都是一樣的，只要新四軍按照蔣介石的命令轉移離開皖南，就必然會在某處碰上早就構筑好堅固陣地的蔣軍，然后自然就成了襲擊友軍的叛軍。蔣介石國民黨是絕不會給你新四軍一個“乘隙”轉移的機會的！新四軍注定是一支遵守蔣介石命令轉移走進包圍圈的“叛軍”！注定要成全顧祝同上官云相們立下一樁值得太君主子拍手稱快的 “赫赫戰果武運長久”的！
總之，共產黨如果不是堅持獨立自主的游擊戰，而是按照蔣介石國民黨的安排去加入國軍正在潰敗的“前線”，結果無非是上面三種。這三種結果顯然沒有一種是我們中國人的運氣，倒是倭寇及其豢養的一小撮改不了吃屎的漢奸們（我可沒有說蔣粉，蔣粉們千萬不要對號入座！）的運氣。
剖析至此，戴晴的這個謠言已經就像一個老婊子一樣，被戳得千瘡百孔了。不過我愿意在此再深入討論一個問題。就是共軍為什么出兵比較遲的問題。共產黨早在七七事業一發生，就立即發出通電，指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可是為什么直到8月22日到25日才召開洛川會議，9月2日才出兵呢？
這里我首先請大家注意一點，就是直到8月22日，恰恰是在洛川會議前，蔣介石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副總指揮。在這之前蔣介石雖然幾次催共軍出動，卻拒絕給共軍一個番號，拒絕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我請問大家，在這種情況下，共軍有辦法出動嗎？當共產黨仍然是“匪黨”，共軍仍然“匪軍”，隨時可能遭到國民黨蔣介石圍攻屠殺的情況下，共軍能和國軍，且必然是絕對優勢兵力和絕對優勢火力的國軍，一起作戰嗎？
事實是，紅軍改編問題上國共雙方的矛盾在于，國民黨蔣介石企圖吞并共軍，企圖把共軍分散使用，企圖把紅軍置于正面戰場借刀殺人，而共產黨方面則要求獨立自主的指揮，要求把紅軍作為戰略游擊隊來使用。蔣介石國民黨直到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形勢逼人，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才最終和共產黨達成協議：朱德、彭德懷為八路軍正、副總指揮；主力紅軍充任戰略游擊隊，執行側面戰、協助友軍、擾亂與鉗制日軍大部并消滅一部的作戰任務。
顯然，在紅軍改編問題上念念不忘謀求自己私利，企圖借刀殺人鏟除異己的國民黨蔣介石必須對共軍的出動延遲負全部責任。而紅軍自8月22日收到改編命令（25日正式發布）到9月2日出發僅用10天時間就完成可全部準備，包括開了個洛川會議，全體領導人共同討論了有關政略和戰略，其行動是十分迅速的。
可能還會有人舉出些別的證據企圖證明共產黨未用全力。比如，8月1日，洛甫（張聞天）、毛澤東致周恩來、博古、林伯渠電：“（甲）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只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乙）依上述原則，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適宜，兵力過大，不能發揮游擊戰，而易受敵人的集中打擊，其余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
又比如，張聞天8月22日在洛川會議上的發言，“作戰方面主要是游擊戰爭，總的是:賺錢則來，不賺錢不干。力量的使用也是如此，要穩重點，我們可以宣言全部出動，但先出多少要看各方面情況，在有利時繼續出兵。須知，紅軍的影響并不靠出得快來決定。我們也不要為群眾的熱情所支配，而要看清革命的基本利益!要能打勝仗，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做出模范才能最后提高信仰!”
當然，右右們在引用時是否會像我這么完整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這里我請大家注意一點，那就是當時的戰局發展。
1937 年7月30日平津淪陷，8月7日，倭軍進攻南口，27日湯恩伯棄守南口。9月14日，倭寇南下攻擊涿縣保定附近的國軍，9月24日保定“撤守”。我點出這些時間點，只是說明一點，當毛澤東和張聞天，當共產黨領袖們在洛川確定出兵規模的時候，華北倭寇只是剛剛占領了平津，關東軍一部正在出察北。
對于認為有二十萬蔣軍嫡系裝備就能包打倭寇的共軍將領們來說，滿以為四十萬國軍多少能在南口和平漢路津浦路北段守一段時間的，他們并沒有想到，僅僅幾次“接觸”戰，四十萬國軍竟然就“自動向南撤退”（黎東方《細說抗戰》語），使得大片國土千里江山轉眼間淪陷。不但共軍將領沒有想到，蔣介石自己也沒有想到，事實上，蔣介石給共軍劃的戰區是察、綏。
因此共軍考慮初步出兵規模時，實際僅僅考慮初步在察綏開展游擊戰的問題。而察綏能部署多少游擊戰兵力呢？綏遠有傅作義部頂著，倭寇在抗戰中占領了綏東。倭寇全面抗戰前就和蔣介石政府一起夾擊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占領了察東，隨后1935年通過簽訂的秦德純土肥原賣國協議，又侵占了察北。綏東、察北、察東主要是蒙疆，地廣人稀，共軍在八年抗戰中確實深入這一地區進行了艱苦的游擊戰爭，如著名的綏遠大青山騎兵支隊，但是這一地區不可能部署大的游擊兵力卻是事實。而除此之外就是一個小小的察南10縣之地，滿打滿算，10縣之地又需要部署多少兵力開展游擊戰呢？共軍出動三分一，也就是八路軍的一個師，萬把人，這是多了還是少了呢？
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適宜，兵力過大，不能發揮游擊戰，而易受敵人的集中打擊，其余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在戰爭的開始階段，在察南充其量展開三分一的兵力，只怕還太多。只有當“戰爭發展”，倭寇繼續深入國土的時候，共軍才有必要進一步增兵。
如果我們再想一想共軍的三個師后來分布在晉察冀綏熱遼豫魯八省這樣廣大的土地上，而又以晉冀魯豫為重點，那么在共產黨領袖原先設想的“開始階段”，在察綏一隅，該布置多少共軍進行游擊戰爭，是多還是少，那是根本不會有疑問的。
因此這些證據并不能證明共產黨在抗戰中未用全力，或者曾經打算保存實力。因為當這個時期決定出兵規模的時候，戰局的發展還沒有到共軍必須全力以赴的地步。誰也沒有想到，任何人都想不到，四十萬國軍僅僅幾次“接觸”戰就會“自動向南撤退”，以至于戰爭的開始階段結束得那么快!這與其說證明了共軍如何如何，不如說，恰恰證明了國民黨是怎樣抗日的。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由于國民黨軍政上層的腐敗無能，由于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怯懦畏敵保存實力，以至于一觸即潰一潰千里，戰爭的開始階段結束得遠比共產黨領袖們預料得快。當共軍出兵的九月初，倭寇已經威脅山西，山西的戰略位置可稱得上是華北脊梁，因此共軍出兵并不是按照原先設想的先出三分一，而是一開始就全力以赴保衛山西。三個師的共軍掃數投入山西戰場，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據地之后又從這里逐步挺進華北各省，直至深入冀熱遼地區。而留在陜北以防不測的僅僅是改編后的編外人員約六千人，防的是當時部署在周圍的國民黨軍十個師。只是當后來國共關系日益險惡，胡宗南集團麋集四十萬之眾威脅陜甘寧的情況下，共產黨才被迫從前方抽回少量部隊以策萬全，如在南泥灣開荒的三五九旅就是后來撤回的。少量到什么地步呢？我們都知道，當1947年胡宗南進犯延安的時候，彭總手下也就只有兩萬多人。
至此，戴晴之流散布的這些謠言，這些歪曲已經沒有什么進一步反駁的必要了。我最后列出一段網絡上搜索到的謠言升級版，請大家注意這段謠言和戴晴的謠言原始版本的區別。
“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沖突，繞到日軍后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后，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 ”
這個升級版的謠言和戴晴原始版謠言的區別在于：戴晴在毛澤東的原話之外，添了些自己的鬼話，但是鬼話和原話還是界限分明的，界限就是引號。原話帶有引號，而添的鬼話沒有。而在升級版里則把這些都打入引號里，全部列為毛澤東說的，并且做了些改動以通順。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舉這個例子，是想給大家演示一下右右們謠言是怎么捏造怎樣升級的。通過這樣不斷地添入新的“注釋”，不斷把自己的“注釋”納入所謂“講話”原話里，最終的謠言里還有幾個字是毛澤東原話，原話又處于怎樣的語境，就根本無從捉摸了。像這些升級版的所謂“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如果要說能說明什么的話，那么只能說明一小撮右右是怎樣地骯臟無恥下賤!
我生也有涯，想到居然要浪費我寶貴的生命來戳穿這些骯臟的賤胚右右們散布的沒完沒了的低級到可笑的謠言，雖然我雅量非常，可難免有厭惡之感。豈其馬上破賊手，只能屠狗掛羊頭。
作者：匣中劍
編者按：好了，這些謠言先掛到這里吧。總之，由于資改派的翻案風盛行，這類謠言在網上可謂十分猖獗，比如“百余南京憲兵大戰數萬日軍”、“比竇娥還冤的黃世仁”、“八路軍總部八千烈士跳涯”、“項英殺妻”、“蔣介石扒開黃河花園口淹死上萬日軍”、“邱少云是假典型”、“雷鋒因運送核武器犧牲”等等......
但謊言雖多，卻并不可怕，這類謊言來源基本有三：一是國民黨在臺灣期間炮制的舊貨、二是民運、法輪功分子假托內幕爆出來的東西、三是國內一些受其影響又恰逢近十幾年政審不嚴格而進入宣傳機構的右派青年。總的來說，是受大環境下資改派右傾翻案風影響的。但這些謊言卻往往有著致命的漏洞，所以我們只要本著一顆真心去找尋歷史的真相，早晚會澄清的。我們所列舉的這幾則謊言和歷史的辨析，僅僅是個引子，我們也希望我們的年輕朋友能一起行動起來，把真歷史留給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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