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的“問題意識”
 
○ 陳　晉

 
　　1919年9月1日，26歲的毛澤東撰寫了一個《問題研究會章程》，提出當時中國需要研究的71項大大小小共144個問題。他把這個《章程》寄給各地朋友，其中包括北京大學學生鄧中夏。鄧中夏此前曾到湖南發動學生響應北京的五四運動，和毛澤東交往甚密。他把這個《章程》拿到10月23日刊印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公開發表，同時還寫了一段說明：“我的朋友毛君澤東，從長沙寄來問題研究會章程十余張，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說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現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還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關心現代問題解決的諸君的雅意。”

　　五四運動前后，世界是什么樣子，中國向何處去，青年人應該做些什么、研究些什么，這些問題，深深地困擾著毛澤東那一代知識分子。毛澤東在《問題研究會章程》一開頭就申明，他提議成立“問題研究會”的目的，就是想弄清楚當時社會和人生面臨的“所必需”或“未得適當解決”因而影響進步的各種“事”和“理”。這個“問題研究會”雖然沒有成立起來，但他在其中彰顯的“問題意識”，及其列舉的認為應該研究和解決的大量問題，卻記錄下青年毛澤東一段值得咀嚼的思考軌跡。

　　《問題研究會章程》列舉的71項144個問題，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國防、外交以及科學技術等諸多方面。有的問題比較宏觀抽象，如中央地方集權分權、普通選舉、國防軍建設、社會主義能否實施、經濟自由、教育普及、東西方文明會合等等；有的問題則比較微觀具體，如不搞懲罰式教育、私生兒待遇、姑媳同居、工人退職年薪、茶產改良、清丈田畝、退回庚子賠款等等。有的問題比較現實和迫切，如大總統權限、新舊國會、廢除各省督軍、司法獨立、勞工住屋、勞工娛樂、勤工儉學、白話文、編纂國語教科書、戀愛自由等等；有的問題則不那么現實，個別的甚至與當時中國社會的改造關系不大或不那么迫切，如裁軍、外債償還、幣制本位、海外貿易經營、海洋自由、愛爾蘭獨立、重建東部法國，以及飛渡大西洋、太平洋和天山，白令、英吉利、直布羅陀三個海峽鑿隧通車等等。

　　從起草《問題研究會章程》的時間及其內容看，毛澤東當時明顯受到胡適實驗主義主張的影響。1918年秋冬在北京大學當圖書管理員時，毛澤東便認識了胡適。他1919年7月在長沙創辦的《湘江評論》，也如期寄給胡適，胡適還曾在8月24日出版的《每周評論》上撰文稱贊。胡適在7月20日《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提出， “我主張一個一個地研究問題，一點一滴地解決問題”，毛澤東也如期看到并表示認可。李大釗8月17日在《每周評論》上發表文章反駁胡適的觀點，提出： “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不錯，紙上的空談的‘主義’是危險的，但主義本身并不帶來危險！”這個觀點，想必毛澤東也看到了。但他并沒有介入這場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論爭雙方都是毛澤東當時敬重的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對這場論爭的實質，他似乎一時還不能完全了解。那時候，他正如海綿一樣吸收和消化著各種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化。無論是對胡適提倡的研究問題，還是對李大釗捍衛的主義，他似乎都愿意一試。胡適的思想來源于其導師、美國哲學家杜威。毛澤東聽過胡適關于實驗主義的講演，還曾把杜威提倡的實驗主義列為近代思想變革的標志之一。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毛澤東頗受明清實學“至誠實用”、 “經世致用”觀點的影響，這也是他與胡適宣傳的“多研究些問題”產生共鳴的一個原因。他當時領導驅張運動，在船山學社辦自修大學，以及主張先把中國的問題研究透了再出國留學等活動和主張，也都征求過胡適的意見或受到胡適觀點的影響。其中自修大學這個校名，還是胡適幫助他起的。

　　青年毛澤東的行事作風，也以重實干聞名。他當時參加了著名的少年中國學會。參與主持這個團體的李璜曾回憶說，有一段時間，他“每周必與毛會晤，會見十余次之后，深深了解到，以毛之性格而論，可能成為一個革命實行家。……（王）光祈主持‘少中’，即提出‘工讀互助’的一題，來要大家討論。我們在愚生家聚餐時曾討論兩三次（細節問題），議論甚多。到了第三次，毛澤東便不耐煩了!他忽然發言，說， ‘不要老是坐而論道，要干就干。你們諸位就把換洗衣服拿出來交與我去洗，一個銅子一件，無論大件小件，一樣價錢，三天后交貨拿錢。’后來他果真就這樣做了”。王光祈也說，毛澤東“頗重實踐，自稱慕顏習齋之學主實行”。

　　可見，提出問題和推動實踐去解決問題，在青年毛澤東身上是統一的。這就不難理解，青年毛澤東何以用那么大的熱情去參加或組織各種各樣的學會社團。據粗略統計，他青年時代主持或參加的學會社團有十幾個，諸如：湖南一師學友會（原名技能會）、湖南新民學會、湖南留法勤工儉學會、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少年中國學會、湖南學生聯合會、上海工讀互助團、自修大學、旅京湖南學會、湖南改造促成會、湘潭教育促成會、平民通訊社、文化書社、讀書會、俄羅斯研究會等等。這些社團存在的時間和毛澤東在其中的活動時間雖有長有短，但他都努力借這些平臺組織同仁下工夫去研究和解決符合學會社團宗旨的實際問題。

　　再回到1919年9月1日的《問題研究會章程》。毛澤東在列了一大堆問題后，也沒有一擲了事。除了寄給朋友參考外，他自己對其中的一些問題則繼續思考和研究。例如，《章程》中列有國語（白話文）、編纂國語教科書等問題，在9月5日給黎錦熙的信中，毛澤東便表示要研究“國語”，認為必須“將國語教科書編成”；還說， “關于‘國語’的材料，先生遇著，千萬惠給一點”。《章程》中有一項關于戀愛自由及戀愛神圣的問題。恰巧長沙有一個叫趙五貞的女學生，因不滿父母包辦婚姻在花轎里割頸自殺。毛澤東立即抓住這個事件，讓剛剛加入新民學會的周南女校學生李思安等去調查，然后自己動筆連續寫了9篇文章發表在湖南《大公報》上，對封建婚姻制度、婦女解放的問題作了一番扎扎實實的分析研究。《章程》中有民眾聯合如何進行、模范村建設、社會教育等問題。這年12月1日，毛澤東便起草了一個新村建設計劃，以推行“新家庭、新學校、新社會”連成一體的理想，甚至到岳麓山一帶做過選址的準備。《章程》中列有地方自治、聯邦制應否實行、廢除督軍及湖南如何改造等問題。1920年初，毛澤東便起草了《湖南建設問題條件》，發動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的運動，呼吁湘人自治，還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國以推動聯省自治的設想。《章程》中列有派留學生、東西方文明會合等問題。在1920年初的許多通信中，毛澤東反復同人討論該不該出國留學、何時出國留學，特別是東西方文明的關系等問題，最后得出的結論是：自己暫不出國留學，先研究中國這塊地盤里的事情，然后出去“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總之，青年毛澤東的腦子里，似乎裝著太多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但凡碰到了，有興趣，或覺得有必要，他都要去討論，甚至去實踐一番。

　　是不是就此可以認定，毛澤東當時只埋頭思考和解決實際問題，而不大探索宏觀上的理論是非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說一件軼事。前面提到的黎錦熙，是毛澤東在湖南一師讀書時交往甚密的老師。據黎的日記記載，1915年4月到8月，毛澤東拜訪黎20次。黎當時常請三位青年幫助抄寫報刊稿件，付給一定的報酬。一位是不問文稿內容，什么都抄；一位是覺得文稿中有問題，總是提出來，并代為潤色；一位是看到文稿內容與自己的觀點不合，干脆就不代抄。這三位學生的不同態度，使他們后來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樣：第一位默默無聞；第二位是后來的著名戲劇家田漢；第三位就是毛澤東。

　　可見，青年毛澤東的行事風格，注重實際，也講原則；充滿問題意識，更重理論信念。他當時之所以響應胡適多研究問題的主張，熱心地探討這樣那樣甚至是一些枝節的問題，是因為他對各種主義還沒有搞清楚，還無定見。在擬出《問題研究會章程》半年后，毛澤東還曾在一封信中表示： “老實說，現在我于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

　　為此， 《問題研究會章程》在列了71項144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后,又專列一條，宣稱：“問題之研究，須以學理為根據。因此在各種問題研究之先，須為各種主義之研究。”可見，研究問題和研究主義，在青年毛澤東那里不但不是矛盾的，而且他還把研究主義看成研究問題的前提。毛澤東在《章程》中曾列出了若干“特須注重研究之主義”，包括哲學、倫理、教育、宗教、文學、政治、經濟、法律等各方面的主義。事實上，在《章程》列出的144個問題中，就有“社會主義能否實施”這樣的問題。到1920年初，毛澤東對“主義”的尋找和研究，越來越強烈和迫切，乃至寫出“主義譬如一面旗幟，大纛一張，人們便知所趨赴”這樣的名句。

　　80多年過去了，毛澤東那一代人在青年時代尋找社會改造道路時所關注的問題，絕大部分在今天已經不是問題了。但任何時代、任何民族以及追求進步的任何人，畢竟都是通過不斷地提出和解決問題往前邁進的。青年毛澤東強烈的、充滿憂患的“問題意識”，也留給今人不少思索。比如，多一點“問題意識”，或許就會多一些擁抱時代的熱情和沖動，多一些理性思考和討論的空間，多一些了解社會、貼近現實的可能，多一些投身實踐去想辦法解決問題的行動，自然也會多一些作出是非判斷和理論辨析，進而科學把握前進方向的客觀依據。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北京 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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