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歲的大學生志愿者徐宏業說，“社會就像大海，潮起潮落，有一些小魚被拋到沙灘上，我們就是撿魚人的角色。”
這些自視為撿魚人的大學生有著共同的特征:80后，來自農村，關注現實，充滿激情的理想主義情緒。他們所屬的高校不一樣，但都在做著同一件事:關注農民工的生存狀況，并付諸行動。
盡管最好的辦法是在海邊設一個防護網，“這就是制度，但這不是我們學生能做的”，他們仍相信，“哪怕點滴也能推動社會變化”。
“我們過的是非主流的大學生活。”另一名志愿者楊鄭君笑道，也體驗著校園里體會不到的中國式遭遇:夢想與現實相撞，成就和煩惱并存。
農民工的抱怨
工人甚至找來110民警——怕楊鄭君溜了，無人替他們負責。
“可口可樂調查報告第二季”在5月3日公布之后不久，楊鄭君接到了天津可口可樂工廠兩名農民工的來電。
楊鄭君是“大學生關注可口可樂小組（下文簡稱可口可樂小組）”一員，去年暑假至今，9名大學生自發調查并揭發可口可樂工廠的勞工待遇問題，引發軒然大波。
百密一疏，這份報告出了小紕漏。在報告中，個別受訪民工的照片沒被模糊處理，被廠方認出來了，面臨著被開除的困境，“他們要我們負責。”楊回憶說。
工人甚至找來110民警——怕楊鄭君溜了，無人替他們負責。楊鄭君很尷尬，不知道如何處理。
這事最終不了了之，但遠道而來的楊鄭君有點寒心，見面后，他一直被工人們強烈的不信任感包圍著。
歷時半年多的調查里，這并非孤例。起初，工人們覺得奇怪:“這群人怎么老找不到工作，老來問找工的情況？”楊鄭君覺得隱瞞不住了，坦白了身份和來歷。結果是，工人中冷漠的更加冷漠。
暗訪的調查手段也為后來的隔膜埋下伏筆。大學生們獲得了第一手揭黑信息，卻忽視了農民工的真實需求。一些工人們對此頗不領情。這讓學生們心生沮喪。
去年年底，第一次調查報告公布之后。回訪時，不少人抱怨調查報告導致他們沒有了加班時間。“我們出來打工是為了賺錢。每天工作減到8個小時，錢就少很多了。”在電話里，一個農民工這樣埋怨。
還有農民工質問:“做這種調查有什么好處？”“你們父母交那么多錢，你們就來干這種事？”
遇到這些苛責，楊鄭君盡量解釋，但往往行不通。“我父母也是打工的，保底工資很低，只能加班，他們要是知道我這么做，肯定也是不理解。”楊鄭君干笑了幾聲。
從調查一開始，一廂情愿的尷尬始終揮之不去。“報紙上寫農民工對我們有多熱情，其實有很多挺冷漠的。大部分是調查時你問，他就答，不問就不理睬我們。”“我們都麻木了。”楊鄭君說。
寂寞的“可口可樂”
“我開始反思這種模式:太依賴媒體了。”
24歲的楊鄭君正在中央民族大學讀研一，個頭瘦小，喜歡看“毛選”，有著大學生初出茅廬般的激情理想主義情緒。
去年暑假，他們冒充農民工，準備潛入工廠體驗式調查，沒有料到工廠暑期工已招完，就只能就近找工，空閑時到可口可樂工廠探訪。
調查近1個月后，大學生們在東莞一間出租屋里成立了“大學生關注可口可樂小組”，準備打持久戰。第一期的調查報告列舉了可口可樂工廠克扣工資、工傷多、非法雇傭派遣工（工人與勞務公司簽訂勞動協議，再被派遣到工廠工作）等問題。
楊鄭君準備召開新聞發布會，挨個給新聞媒體打電話、發郵件，但大部分的回復是“有事來不了”。
他一籌莫展。在國外，消費者維權的模式必須經過媒體報道之后，才能顯示出威力。這在國內似乎行不通，頭炮就打啞了。有人建議發布到論壇上，楊鄭君覺得不妥，缺乏力度，“推力”不夠。
絕望之中，一家門戶網站的工作人員找到他們，答應建立博客“曲線”公布，第二天，名為“可口可樂小組”的博客才始為人知。
此后，媒體采訪絡繹不絕，北京可口可樂工廠一名工人還主動找到他，要狀告工廠。
突如其來的反響也讓小組面臨了壓力。“學校不允許我們在校內做活動了。”楊鄭君說。不過，私底下，部分老師還是表示支持，有的老師甚至邀他做演講。
但第一輪媒體報道的熱情沒能延續下來，大半年之后，他們準備發布第二季的調查報告，依然沒有一位記者到場。新聞發布會變成了圈內人士的討論會。
“我開始反思這種模式:太依賴媒體了。”楊鄭君說。
就在那次討論會上，一名來自“安全帽”組織的志愿者給楊鄭君提意見:“你們可以學我們啊，通過文藝活動走近農民工，與他們做朋友。
碰壁的“安全帽”
我對一個女孩說，你要是我閨女，我早扇你兩巴掌了。
”“安全帽”，取名意指建筑工人的生命線，是北京另一個大學生關注農民工的志愿者組織。
與“可口可樂小組”的暗訪維權相比，“安全帽”最初走的是溫和服務路線。他們一度理性地冀望于培養農民工自己的維權意識和素養，讓他們自己走上前臺。
2008年初，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初成立的“安全帽”以學生社會實踐為名，在工地上宣傳勞工合同的重要性，但收效甚微。有一次，4個農民工覺得大學生們講得有理，去找建筑公司，要求每天工錢必須寫入勞動合同。結果，4人全被開除了。
這年暑假，幾名農民工在天津被欠薪4萬多元。“安全帽”志愿者滿懷信心去幫忙，在機械走遍了所有法律程序和勞動部門之后，才發現要找的建筑公司其實是個皮包公司，早已人去樓空。
直至2009年3月出現的民工猝死事件，“安全帽”再也無法“理性”地隱身幕后了。一名57歲的民工猝死，大學生們數次到工地討說法:散發法律傳單、高呼維權口號，要求建筑公司給死者家屬一個說法。
現場項目部經理錢文宏很惱火:“我對一個女孩說，你要是我閨女，我早扇你兩巴掌了。”他用這事規勸大學的兒子要安分守己，兒子卻要父親理解大學生的滿腔熱情。
在項目部工作人員李正山眼里，這些大學生“沒走入社會，缺乏社會經驗，加班、工時長，每個地方都這樣，哪個工地周末不干活？”“可口可樂”的楊鄭君在調查 時亦遇到了不少類似的質問，“你們有什么權力來調查我們？”“你們是為了名還是為了利？”楊總是解釋，這只是大學生做的社會調查，不為名利。對方覺得不可 思議。
民工猝死事件中“安全帽”激烈的言行，最終引來了外界爭議的聲音。有支持者，如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站主任佟麗華認為，不能輕易打擊學生們的熱情。
也有京城媒體報道時態度謹慎，采訪的部分專家則認為大學生行為幼稚，存在風險，“學生不是事件的利害關系方，他們首先應該協助死者家屬到勞動部門反映此 事，請求勞動仲裁，或者協助家屬提起民事訴訟。”“工地已經夠傷我們心了，媒體又一次傷了我們的心。”一名志愿者事后說。
至今他們所有人仍忿忿不平，并在官方博客上發表文章逐一反駁，認為專家的觀點帶有誤導性，不顧及現實，潛臺詞是“紙上談兵”。
最終，猝死民工家屬領到了6.4萬元，這與“安全帽”預期的20萬相差很遠。“我們比家屬還失望。”27歲的北大碩士生張慧鵬說。“可口可樂小組”成效也 不大。在挾輿論優勢，打了幾次口水戰之后，可口可樂工廠方不再有回應的聲音。楊鄭君也只能望洋興嘆，核心部分“派遣工問題”不見任何改變。
難以為繼的處境
“我哪有章啊，刻個假章行不行？”
今年，“安全帽”核心志愿者有4人即將畢業，也就意味著他們可能離開小組。“我們面臨一個問題，青黃不接。”張慧鵬說。
2007年底開始時，“安全帽”只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幾個大學生的社會實踐活動:宿舍探訪、返鄉調查。
后來人數多了，但松散的組織性質一直沒有變化，即便現在，它連組織架構都沒有，誰也說不清何時出現的“安全帽”名稱，也沒有人分得清核心志愿者具體有哪幾個人。張慧鵬想了半晌，也沒有確數。
每當有活動時，召集人就群發郵件，有興趣者就來參加，能夠長期參加活動的大學生很少。“新鮮感沒了就走了。如果有個正式組織，給他們掛個職務，那他們就能安心做下去了。”徐宏業盤算。
“現在我們處在一個非常態。”他說。這種臨時小組帶來了諸多不便，比如申請項目、籌集資金、舉辦活動。有一次活動時，活動方需要蓋章以確認身份。徐宏業開玩笑說:“我哪有章啊，刻個假章行不行？”
安全帽的經費大部分來源于大學生各自參加的校園社團以及老師的捐助。他們都沒有辦公室，所需要的儀器，如音響、投影儀等，都是借來的。
他們試圖尋找某種模式，使“安全帽”活動得以制度化延續，并且不斷地吐故納新。
今年以來，“安全帽”在各個高校舉辦農民工圖片展、講座，招收新志愿者。有一次圖片展恰好與“救助流浪貓”同地點展出，后者圍了一圈人，而民工展前卻寥寥 無幾。“現在很多大學生沒有途徑也沒有興趣去了解另一個世界。”一名志愿者略帶失望。“安全帽”內部存在爭論，徐宏業主張進行正式注冊，按照非盈利公司模 式運作。不過，大部分人并不支持，認為目前條件不成熟，“萬一我們這批人走了就沒人了，那不麻煩了？”
5月底的一次會議之后，“安全帽”最終建立了過渡模式:成立了5個小組，每個小組有協調員。“我們注意培養新加入的志愿者。”徐宏業介紹說。
“正規軍”的策略
“這東西其實也沒有什么法律效力，但我很奇怪，每次都有效。”
與松散的“可口可樂小組”、“安全帽”相比，“農民之子”更像是一支正規軍。1999年便已成立，歸學校黨委直接管理。執委會負責日常事務，理事會起監督、建議作用，每年學校撥付約1萬元經費。
2003年10月，連總理溫家寶也為重慶農民熊德明討薪。當時，“農民之子”負責調研的碩士生陳江華準備開展“討工資行動”。
這在執委會引起爭議:這是不是帶著農民工鬧事？被人打怎么辦？沒人理怎么辦？
在向學校申請項目時也遇到困難，老師建議名稱改成“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妥協是難免的，不過，陳江華對志愿者依然明確地說:“我們就是要為民工討工錢。”
那年歲末，陳江華領著31名大學生志愿者開始了近1個月工地探訪。在第一次進入工地時，他們便發現了一起27名農民工被拖欠工資事件。
陳江華連續5天和建筑單位周旋，要求包工頭兌現每日20元的工錢。最后，農民工拿到了每日18元的標準。陳江華很生氣，不過，農民工們急于回鄉，大學生們也只能作罷。
直接交涉往往是吃閉門羹，陳江華和他的“農民之子”采取了借力打力的“伎倆”:向建筑單位出示一張致勞動部門的“監督工資兌現函”，上書監督方是當地勞動 局監察大隊，專家小組有農科院著名學者、大學教授，還有全國總工會干事，再蓋上“農民之子”章。如果建筑單位不受理，他就把監督函發出去，并抄送許多部 門。
“這東西其實也沒有什么法律效力，但我很奇怪，每次都有效。”陳江華回憶。后來，一些專家成員知情后，反對在監督函上寫上他們的姓名和工作單位，2004年9月，陳江華不得不放棄了這個行動。
關注的傳統延續了下來，今年初，“農民之子”調查隊還分赴長三角、珠三角和9個農民工輸出大省調查，起草了“經濟危機和勞動合同法實施背景下的農民工狀況報告”，送交了相關國家部委。
但硬碰硬的維權活動再不復當初般轟轟烈烈。2007年12月、2008年11月，“農民之子”兩次替農民工討薪，但都是針對自己校園內的工地，這樣至少解決起來難度要小很多。
“為什么會出現很多跳樓、跳橋、堵馬路等非正常手段討薪的事件，并不是因為農民工不懂得依法維權，而是因為正常法律程序往往難以解決他們的問題，大家都有些失望了。”一名志愿者幾經碰壁后感慨說。
他說這話是有依據的。這些頭頂“農民之子”的天子驕子們，不得不承認，不管是溫和的服務，還是強勢的干預，不管是業余的興趣組織，還是所謂的正規軍，他們未必比農民工自己更能改變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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