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要犧牲 多少年輕人？
韓詠紅 (2009-06-19)
正當中國教育專家、學者們大聲疾呼一定要改革高考與教育制度的同時，國內又出現一宗高考少年精神崩潰的悲劇新聞。
來自陜西西安周圍農村的19歲青年張聰，本月中旬參加高考后行為異常。張父帶他到西安求醫，不料當天下午張聰到市內一家書店看書時，突然拿起文具剪刀刺死素不相識的71歲出納員老爺爺，刺傷另外兩名女店員。
情緒非常激動的張聰后來被帶到警察局。關于行兇背景，他告訴辦案民警說，高考剛剛結束，他考得不理想，想死。
這應該是少數較極端的個案，但在中國，高考生不堪重負精神失常的故事卻并不罕見。本月8日，東北某考生在考完第一科后想不開跳樓，所幸沒有送命。今年1月，浙江一考生用菜刀割喉自盡。
在上周一場圍繞高考改革的研討會上，與會學者指出，不合理的應試教育剝奪孩子的休息權，損害了千百萬學子的體質健康。至于考生自尋短見的案例，被媒體曝光的只是小一部分。
另一個當天沒有討論卻更讓人痛惜的現實是：當前形勢下，年輕人耗費青春，農村子弟以全家積蓄換得的一張大學畢業證書，已經越來越難以保障他們學到扎實的知識技能，畢業后能夠順利就業。同一紙文憑，也并不確保農村孩子的職場生涯能夠與城市孩子、與富人或官員家庭的子弟在同一個起點上開跑。
民間機構的調查發現，2008年屆高校畢業生離校半年后的就業率同比下降了2%，即使教育部重點大學的畢業生，也有10%畢業半年后仍找不到工作。在成功就業的畢業生里，農民工與農民子弟的平均月入，又明顯低于經理、企業老板與官員家庭的后代。
究其根源，高考殘酷性、大學生失業、就業公平性問題，都只是表象，表象背后的是不合理的中國教育體制、經濟以及社會體制。簡而言之，大學生問題是其他全國性問題的縮影。
大學生就業難并非今天才出現，不是經濟危機中才有的現象。在中國經濟上沖到10%左右的增長率的前幾年，大學生就業也不曾是容易的。投資驅動，以低附加值產業為主的經濟增長，不能為社會提供充裕的知識型就業崗位。在真正高端的領域里，國內大學培養出來的，又非社會、外企需要的人才。
學界早就將問題的矛頭指向教育領域里的利益集團化。以特殊利益集團利益為導向的“中國式”市場經濟，這幾年里進入中國公共服務部門如住房、醫藥領域，當然也進入教育部門。
中國大學在2000年以后開始大規模擴招，與此同時學界又出現“大學改革”的口號。結果卻像一些其他領域里的改革一樣，時至今日高校生增加三四倍，教育產業規模快速膨脹，利益群體也應運而生：他們是各級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名牌學校及其教師，還有付得起錢的家長。在教材制定、資格認定等領域里形成部門謀利與錢學交易的空間。
2003年，境內外多名專家合著了《中國大學的問題與改革》，書中收有北大教授錢理群一篇炮火猛烈的同名文章。
他寫道：“今日之‘官’，已經不滿足于只當官（大學黨委書記或校長、主任），還要當教授、博導，以至董事長，將政治、思想、組織的權力與學術的權力，以及經濟的權力集于一身，把所有的利益全部撈到手，而且還想世世代代傳下去。而且還要‘官官相護’，以形成一個利益集團。”
他認為：“自覺地追求個人和家庭、家族的利益的官員，早已將意識形態的信仰棄之如敝屣，卻偏偏要把自己打扮成“意識形態純正性”的捍衛者。”
錢理群等學者看到大學腐敗與教學研究水平的滑坡。對國家來說，損失的是自主創新能力，有獨立思想人格的下一代。在考生的這一面，他們參加高考面對激烈的競爭，但是大學面對學生時卻不怎么需要競爭。當前的制度安排，使得學生只能選擇一所學校作為第一志愿，只為一所學校錄取。
這個體制偶爾會祭出顯眼的犧牲者，提醒外界問題之嚴重性。像陜西考生血案里的被害者，像張聰本人。
他的老師形容他成績一般，行為有些孤僻、思想有些怪異但熱心助人。現在看來，他可能是一個看得太多，想得太多，又無力應付慘淡現實的少年。
張聰的同學引述他一次談話說：“中國的教育制度不好，我們這一代學生只不過是一個時代的實驗品和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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