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與大學　　

    當大學生活成為過去，我們在若干年后回憶起那一段美好生活的時候，除了對恩師或者同宿舍的同學有深刻的印象以外，對我們在大學校園里所從事的社團活動，我們也會常常在同事、朋友們面前津津有味地提起——“原來我的社團生活如此燦爛，它幾乎決定性地影響了我的人生。”　　

    而當我們從大學一路走過，我們發現，幾乎不存在沒有社團的大學；而在社會發展的歷史上，自從大學出現以來，學生社團都和大學一起，在不斷的前進中承載歷史。　　

    上世紀初的日俄戰爭，催生了第一代的中國大學生社團——抗俄鐵血會。新文化運動中，進德會、新聞研究會身影頻現。五四運動，又催生了一大批學生社團。新中國建立以后，學生社團在一次獲得了極大的發展。　　

    而當我們翻開社團歷史的時候，我們發現，毛澤東拿著1918年新聞研究會的半年研究期滿證書向我們走來；鄧中夏從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向我們走來；學者謝冕、孫玉石、錢理群、作家劉震云、張承志以及詩人海子、駱一禾從北大五四文學社向我們走來……　　

    今天的學生社團，不僅僅是一種組織，也不僅僅是一種文化，而是每一個大學生生命中最富有朝氣和詩意的樂章。

9月份，記者回到久違的大學校園，重溫學生社團的生活。　　

“百團大戰”在校園深處展開

9月20日，星期六，2003級的新生剛剛走進校門才兩個星期。在北京大學三角地附近，一派熱鬧景象——樹上，掛滿了社團招新的橫幅，紅底白字的“××協會歡迎新同學”在陽光照耀下顯得格外耀眼；在欄桿上，斜靠著許多社團招新的廣告牌，圖文并茂，每一句話對新生來說都有一種攝人心魄的感覺。

北大山鷹社——2002年攀登希夏邦馬西峰時失去5名優秀成員的學生社團，在三角地擺出了三塊展板，每塊展板都用彩筆勾勒了一幅登山的壯景，該社的象征——黑色山顛之上的白色鷹頭在金秋的陽光下顯得格外耀眼。

北大自行車協會是和山鷹社齊名的一個學生社團，也在三角地打出了招新廣告，在眾多的社團中，自行車協會的艱苦旅程顯得實在而又激動人心。

和山鷹社、自行車協會同為北大三大品牌社團的愛心社也在招信，他們的廣告盡顯愛心社的特色。另外，戲劇社、書畫協會、廣告協會、我們文學社、未名狐旅游俱樂部、英語俱樂部等幾十個社團也一齊在這里招新。

對學生社團來說，9月下旬能否招到新人，就幾乎決定了該社團下一年的命運。各社團紛紛使出各自的看家本領，用最美的語言，簡明扼要地說明本社團的要旨，希望得到有共同愛好的新生的垂青。

在校園內，每年社團的招新活動都被稱為的“百團大戰”。而在北大校園，正式在校團委注冊的學生社團一般在100到130個左右，“百團大戰”名符其實。

有大學就有社團

《北大社團》創刊號上寫道：“大學之大，并不僅僅在于它的物質條件，而在于它的人——高水準的學者和優秀的學生，以及他們所帶來的獨特的人文環境。”社團文化正參與了大學人文氛圍和人文精神的塑造。

掃描校園，我們幾乎找不到沒有社團的大學——北京大學有愛心社、山鷹社、自行車協會等近130個社團；北京師范大學有教育學社、白鴿協會、農民之子等46個比較穩定的社團；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則由宇航協會、汽車愛好者協會、北航青年當代馬克思主義協會等54個社團；復旦大學有世界經濟協會、科幻協會、復旦詩社等62個社團；中南財經大學有創業者協會、證券投資協會等社團。而在地方的大學之中，也不乏學生社團的身影，西南地區的貴州大學每年也有50余個學生社團在開展活動。

另外，作為校園人文氛圍和人文精神的塑造者，學生社團往往體現著學校的鮮明特點。一提到北大，我們就會想到五四運動時的科學與民主，就會想起20世紀40年代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再有的就是2002年希夏邦馬西峰雖敗猶榮的攀登……這些事件背后常常都有北大社團的身影，無一不體現著北大人敢為人先常為人先的精神，“正是北大作為個體區別于其他存在的表征之一”。

“作為有相同興趣愛好的學生自己的精神家園，學生社團很受學生歡迎”，北京師范大學團委副書記譚旭東告訴記者，在該校的1萬多名學生中，95%以上的同學都不同程度地參加了學生社團的活動，“你可以到校園里問一問，究竟有幾個學生沒參加過社團的活動”。而北京大學社團文體部部長路鵬也說：“真想象不出在校園里還有幾個同學沒有參加社團的活動。”

譚旭東說，作為學生自己的組織，學生社團對學生的影響巨大，“從一定的角度來看，甚至比第一課堂還要大”，“有些同學參加社團活動之后，人生觀和世界觀都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陳仙靈的成長經歷印證了譚旭東的觀點。陳原先就讀于貴州大學，1996年，他和他的朋友們成立了一個名為“青年鄉村希望圖書室服務隊”的社團，專門利用節假日的時間將在城市里籌集到的大量圖書送往農村。他說：“我原來的理想就是大學畢業后做大官或者掙大錢，但自從參加服務隊的活動后，我的觀點改變了很多，尤其是在貧困的農村看到貧困但充滿希望的農民時，我的心震撼了，自此改變了我的想法。”他畢業以后，到一家報社做了記者，經常深入基層，為遭遇的不平呼吁吶喊。

北京師范大學“農民之子”負責人盧愛婷也說，參加農民之子活動幾年以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發生了轉變，“明年我去找工作的時候，不管是做什么，但肯定和‘三農’有關”。

百年社團風云

在翻檢一百年的中國大學歷史時，我們發現，學生社團的文化與之緊緊相隨。和大學的歷史一道，一部百年社團的歷史，也是一部充滿激情、與時俱進承載中國前進的歷史。可以說，沒有社團，就沒有大學。

在承載歷史的問題上，北大的學生社團也和北大本身一樣，在中國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一定的意義上說，北大社團的歷史，幾乎就是中國發展進步的歷史。

二十世紀初，日俄戰爭在中國土地上爆發，戰爭雙方對中國的燒殺搶掠激起了京師大學堂學生空前的愛國激情和強烈義憤——抗俄鐵血會1904年成立，這是中國最早的學生社團之一。當時，協會成員以集會、演講、辦報等形式進行宣傳，進行轟轟烈烈的反俄運動，在全國產生了重大影響。

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北大校園內出現了進德會、新聞研究會、新潮社、社會主義研究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學生儲蓄銀行、消費公社、雄辯會、畫法研究會等數以百計的學生社團。李大釗、陳獨秀、高君宇等468名師生成為進德會的第一批會員。毛澤東1918年到北大以后曾積極參加新聞研究會的活動，還獲得了該會“半年研究期滿證書”。社會主義研究會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則培養了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

與此同時，在北京師范大學、清華大學等校，也都出現了一批很有影響力的學生社團。但除了北京師范大學的五四文學社等極少數的社團能夠延續至今外，絕大多數社團在經歷了特定的歷史時期之后，又重新恢復到原先沉寂的狀態。

五四運動后，北大等校的社團文化處于平穩階段，直到抗日救亡運動初期，才重新恢復五四時期那樣熱烈的場面。

建國后，學生社團又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相繼涌現了一批優秀的學生社團，北大的五四文學社成為最具有活力的學生社團之一，一直活躍至今。改革開放以后出現的北大山鷹社、愛心社、自行車協會以及北京師范大學白鴿協會、教育學社、農民之子等至今在社會上都有很大影響。

每年社團的活躍程度和興衰更替都很有特點。北京大學團委社團文體部部長路鵬告訴記者，從1904年北大第一個社團成立起，北大學生社團的發展就和時事發展有很密切的聯系，“過去的很多社團，因為事過境遷，它存在的基礎已經沒有了，也就慢慢消亡了，但隨著時事的變遷，又會產生新的社團”，“今年是中央掀起的學習‘三個代表’新高潮的一年，理論性的社團就比較活躍。”

青春作伴好生活　　

在校園內，學生社團由一群有共同興趣愛好的學生組成。他們有共同的理想，有相同的興趣愛好，有共同的話題……關鍵，他們愿為自己第一次的選擇付出百倍的時間和精力……每到課余，他們總是聚到一起，暢談理想，切磋經驗，共同做事……　　

他們年輕，充滿活力；他們勇猛，敢于拼闖；他們思考，勇于創新……再社團的日子里，青春作伴，快樂生活。　　

騎自行車了解社會

自7月份成功地組織了28名同學從沈陽騎自行車到漠河進行社會考察的活動以后，于海波9月份終于卸下了北大自行車協會主席的職務，不過，在學弟學妹們遇到困難的時候，他還得以“顧問”的身份指導大家渡過難關。

北大自行車協會成立于1995年10月，宗旨是“深入社會、融于自然、超越自我、挑戰極限”，是一個以騎自行車的方式進行社會實踐活動和宣傳弘揚自行車文化的綜合性學生社團，有注冊會員兩千多人，是和山鷹社、愛心社齊名的北大三大品牌社團之一。

北大自行車協會的日常活動有四項，即訓練、拉練、講座、修車。每周一、三、五晚上，許多同學在協會的組織下在校內進行騎自行車的訓練；每周五，協會會員在三角地為同學們免費修車；每周六和周日，全體會員走出校門，進行長途拉練；每年社團文化周，協會都會和企業聯系，舉辦講座、趣味車賽等活動。“開展這些活動一是為了鍛煉身體，二是為了促進會員間的交流。”

“不過，這些活動都是為我們暑期的活動進行的準備活動”，于海波對記者說，“我們要通過暑期騎自行車的方式進行社會實踐，了解中國老百姓最真實的一面，暑期的社會實踐活動才是我們一年工作的核心”。

從1996年舉辦騎車到延安的慶祝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的活動起，該協會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先后組織了“慶香港回歸探炎黃血脈京港行”、“絲綢之路考察”、“應澳門回歸環保考察”、“長江中下游環保考察”、“挑戰青藏高原西部遠征”、“重慶、成都、攀枝花到大理西南陽光行”等活動，引起社會極大的關注，同時也引來了社會贊助。

今年，該協會的暑期活動——“健康新生活赴東北自行車考察”在“非典”雙解除之后才獲得學校批準，已經沒有時間尋求社會贊助。在沒有社會支持的情況下，該協會自費組織了從沈陽到漠河的社會實踐活動，“每天旅程結束后，我們就用空余時間與當地百姓以及基層干部座談，進一步了解社會；還向沿途百姓宣傳積極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推廣自行車運動和自行車文化。”

“沒有社會贊助，開展活動得自己出錢，雖然困難了一點，但這樣更強調大學生的實踐精神，用自己的活動回饋社會，我們感到更有意義。”于海波對記者這樣說。

“農民之子”的夢想

“農民之子”的全稱是“農民之子——中國農村發展促進會”，英文是“PEASANTS’ CHILDREN”,意為“農民的兒子”，1999年12月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的指導下成立，是國內第一個致力于 “三農”問題研究的學生社團，以研究生為主是該社團組成人員最大的特色。

正在讀研究生三年級的盧愛婷現在是“農民之子”的掌門人，參加活動以來為“農民之子”的活動不少費心。9月12日，就將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校長請到北師大，通報了新學期繼續舉行義務支教活動的想法。

“農民之子”的支教方案是：先向各打工子弟學校校長征求意見，看他們在那些課程上需要幫助，確定時間以后，在全校范圍內大貼海報招聘志愿者，然后再根據每個人的課程情況和時間安排分配執教人員，“我們支教的時間大都安排在下午”。盧愛婷介紹，支較活動是“農民之子”成立以來開展的最多的一項活動，從2002年春開始，先后到過明圓、行知、育苗、棚鵬、德才、新世紀、育英等打工子弟學校開展過支教活動，參加的同學最多的時候多達近百人。

“農民之子”還積極拉近打工子弟學校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聯系。2002年6月，他們將部分打工子弟學校的校長和北京市教育局的有關領導請到了北師大，舉行了一個關于流動兒童教育的研討會。

為了加強各打工子弟學校之間的聯系，“農民之子”和首都師范大學的晨曦文學社合作，每個月辦一期內部交流的報紙《打工子弟之聲》，還不定期地舉辦打工子弟學校“校長聯誼會”。此外，2001年12月和2002年6月1日，“農民之子”還舉辦了兩次主題為“同在藍天下”的打工子弟聯歡會。

在關注城市農民工的同時，“農民之子”還在去年和今年暑假期間，兩次深入貴州貴定縣農村，一方面搞義務支教，另一方面搞社會調查。今年暑假，“農民之子”還和中國礦業大學的“農村情況調研團”、中國農業大學的“農村發展研究會”一起深入江蘇省沭陽縣，在支教、社會調查結束后，還為當地百姓成立了一個“農村發展協會”。

“我們的目標是消除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盧愛婷說，“雖然這個目標現在看來只是一個夢，但我們從力所能及的地方努力。”

社團之困　　

經費、人才是目前學生社團面臨的最為現實的兩大困難，也是記者在采訪中聽到最多的話題。對于經費，有些小的活動，社團負責人能自己掏腰包解決的，幾乎都自己掏腰包解決，但大型的活動，卻無能為力。而人才問題，“第一代領導人在創辦活動的時候，已經是人才了，而我們第二代、第三代卻還需要培養”，許多社團在發展了兩三年之后，也產生了人才危機，沒有度過危機的社團，又回到了起點。　　

另外，社會的理解和學校的干預也對學生社團的活動產生很大影響，有些社團因此也發生了變化。　　

作為學校內部的社團，學生社團能走出校門面向社會嗎？又如何規范？　　

社團領袖的尷尬

正因為認識到社團文化是校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各個學校每年都為學生社團的活動投入不少資金；在學校設備的使用上，許多學校也盡量滿足學生社團的要求。但由于學生社團的眾多，每年投入的資金具體分配到每一個社團，就顯得不多了。即使有的社團可以向學生收取少量會費，但面對整個社團的活動，仍顯得捉襟見肘。

面對經濟困難，社團負責人用盡各種招數，努力讓自己的社團日子好過一些。大家最早想到的都是到企業去拉贊助，但只有山鷹社、愛心社、自行車協會等少數幾個社團每年通過活動拉到幾萬元到幾十萬元的贊助。另外一個解決經費困難的方法就是承辦活動，“如果一年之中國家有什么大型的活動在學校舉辦，承辦的社團可以獲得國家的撥款，日子就會好過一些。”“但拉不到贊助、承接不了活動的社團畢竟還是大多數，很多時候只有社團負責人自己掏腰包。”路鵬表示，他自己都有深刻感受。

路鵬1999年靠近北京大學學習以后，先后擔任了海洋協會、人力資源研究促進會、五四戲劇社、環境與發展協會會長，除了五四戲劇社和環境與發展協會因為要參加大型活動而有撥款支持而沒有經費危機外，海洋協會和人力資源研究會的經費總是不足，他又沒有向會員收取會費，日子的艱難可想而知。但“為了能為有共同愛好的同學服務”，他常常把自己的生活費拿來支持協會的運轉，到他離任時，兩個協會共“吃”去他的生活費4000余元。“當時我不想向家里伸手，就在假期打工，掙錢填補因辦社團造成的虧空。”

“我也去拉過贊助，為此去過不少的知名企業，但人家不是表示不信任，就表示不理解。”路鵬說，在北大校園里，像他這樣的社團負責人“大約占總數的60%到70%，貼多貼少不等”。

譚旭東也認為資金問題是目前學生社團所面臨的一個大問題，“關鍵是有的學校領導層對學生社團的重視和支持力度不夠，社會上對學生社團也存在著一定誤解”，“實際上，學校的社團文化搞好了，是對先進文化建設的一項重大貢獻”。

社團人才三年之癢

人才問題也是長期困擾社團發展的一個大問題。北師大某社團負責人對記者說：“第一代負責人本來就是人才，他們需要的只是進一步的磨煉；而到我們第二代、第三代負責人，我們還需要培養才能成為人才，要馬上承擔起一個成型的社團的領導重任，有一點勉為其難。” “我們每天花大量時間忙于社團的事務性工作，但總感覺是為社團而社團，并不是為所選擇的工作而辦社團。”他說，他所在的社團的接班人問題上正處于青黃不接的狀態。

像北大自行車協會這樣的社團，擁有2000多名會員，本來不應該存在什么人才問題，但于海波卻對此感到擔心，他說：“學生流動性太大，有時候強有力的領導人畢業了，新同學的能力還接不上來，協會就會面臨傳不下去的危險。”

一位從事過三年學生社團工作的畢業生介紹，從一個大學生進入學校的第二個學期成立社團起，到大四第一個學期期末，正好是第一代社團嗆人“執政”的最佳時期。在這三年之后就面臨換屆。如果該社團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接班人，社團就能繼續存在下去，如果找不到恰當的接班人，就直接走向沒落。

“一個社團的興衰更替，和社團的領導人有很大關系”。路鵬目睹了許多社團的興衰。他說：“如果一個社團在衰落中遇到了強人，那么這個社團就有可能復興”。

譚旭東說，要解決學生社團目前所面臨的人才尷尬，關鍵是要建立一個客觀有效的評價認證體系，要讓社團走上正規化的道路，“只有正規化、合法化、正常化以后，才能讓社團更健康地發展。”

校門之困

按照現行的社團登記管理制度，學生社團的管理由高校自己負責。因此，學生社團的招新、籌資和日常活動基本上都被嚴格限制在校門之內，跨校的組織除了原有的各級學生聯合會等組織之外，十幾年來未有新的學生組織成立。

那么，現在的學生組織中，是否有跨校的想法呢？路鵬說，“北大的空間都已經夠大了，哪有人還向校外發展呢？”

但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包括北大在內的一些高校的部分學生社團中，也有一些校外的成員，“他們和本校的學生一樣，繳納同樣數額的會費，以會員的身份參加活動”。譚旭東對此的解釋時，現在的學生社團歸口由校團委管理，原則上不允許校外人員加入，但也有一些社團暗渡陳倉，偷偷接納了少量校外人員。

不同學校的學生社團能聯合開展活動嗎？記者在北京大學團委社團文體部編印的《北京大學學生社團管理文件匯編》（修訂本）里看到，要做這樣的活動，還有很多手續。

那么，籌資、到校外開展志愿者活動呢？路鵬說，“凡是涉及校外的活動，每一個都要經過嚴格的審核，符合條件的才有可能。”“而有些社會影響特別巨大的活動，還需要學校領導特批。”

記者就此問題向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有關人士求教，得到的答復是：學生社團只能在校內開展活動，走出校外是不允許的；而跨校的學生組織，“目前還沒有聽到什么說法”。

記者還了解到，前些年，某省有一個跨校的學生公益組織，專門在社會上開展公益活動，但因為合法性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最后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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