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創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科學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內涵在經濟關系方面的具體表現形式。新中國建立后，除農業和商業方面有我們自己的創造外，從工業(特別是重工業)、計劃、金融、統計和管理等方面，基本上是照抄蘇聯經驗，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建立起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和計劃經濟體制。這種模式推動了新中國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同時也凸現出蘇聯模式與我國國情不相適應的問題。因此，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中國化被提上了日程。毛澤東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對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進行艱難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方針和政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創建了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第一節 創新和發展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理論

　　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清楚地指明新民主主義的前途就是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平抑物價、統一財經和調整工商業等措施，增強了對國民經濟運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和管理，特別是1956年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成功，將其完全納入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的公有制結構之中。但是，我國經濟 “一窮二白”還相當落后的情況下，過于單一的所有制結構與國民經濟協調發展是不相適應的。毛澤東從新中國實際出發，勇于創新，大膽改革，調整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關系，試圖改進所有制結構，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盡管這種變革只是對原有所有制結構的修補，但改善了社會主義所有制制度，實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突破和創新。一、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

　　在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中，從馬克思到斯大林都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所有制實現形式只能采用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首先取得勝利的理論出發，認為要解決社會化大生產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矛盾，必須消滅私有制，建立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后來，考察到資本主義國家城鄉之間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提出在農村“一開始就適當促進土地的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過渡，讓農民自己通過經濟的道路來實現這種制度”，使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由單一的全民所有制擴展到集體所有制，形成了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理論基礎。斯大林從馬克思主義的這一設想出發，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相結合的制度，并固化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并加以鞏固和推廣。

　　1956年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在我國建立起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使我國國民經濟取得了超越歷史水平的發展。但是，我國剛剛從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過來，經濟薄弱、生產力落后狀況尚未根本改變，物資供應不能滿足社會需要的矛盾沒有根本解決，當時上海等城市出現“地下工廠”和黑市就是這一實際情況的具體表現。毛澤東針對這種現象，大膽提出在公有制主導下利用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新理論。毛澤東這一創新提法包含著在一定時期內(十年、二十年或一百年)公有制和私有制可以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共同存在，共同發展，改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只能采取單一所有制模式的傳統認識，使社會主義制度下所有制的存在形式實現多樣化，以利用各自優勢，開展經濟競爭，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創新和發展。

　　二、完善農村集體所有制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創舉，但在實施過程中卻遇到一線不少領導干部急于求成、瞎指揮、強迫命令、刮浮夸風、“共產風”、干部特殊化等錯誤做法，給國民經濟的發展造成極大的沖擊。毛澤東針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超階段發展公有化，想一步到位、急于進入共產主義的情況，通過調查研究，對人民公社采取的所有制形式以及內部層次之間所有制發展的過程做出合乎實際的界定，對澄清人民公社化初期的混亂思想、糾正“左”傾錯誤做法，推動農村集體經濟健康有序穩妥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毛澤東根據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區分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指出個體所有制到集體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逐步過渡，要有一個發展階段，因此人民公社內部應該采取集體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1958年11月，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廣泛地討論了人民公社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毛澤東針對普遍存在混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情況，在會上領讀斯大林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并多次講話，在肯定人民公社是實行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的同時，反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和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左”傾錯誤做法。他針對性地明確指出，必須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不能混淆。他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目前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體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他說，將來達到了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也不等于就是實行共產主義。毛澤東指出，有些人總想三五年搞成共產主義，認為可以立即宣布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進入共產主義，誰不贊成就說誰右傾，這是錯誤的。兩個過渡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都有一個發展過程，兩個過渡只能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進行，不可能在生產力還沒有充分發展的條件下，立即完成這個過程。這正如我們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脫離個體所有制向集體所有制過渡一樣，也只能逐步完成上述兩個過渡。

　　其次，毛澤東對公社內部所有制發展過程作了具體而明確的闡釋。1959年2月，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的講話中指出：“現在有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必須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要有幾年時間才能完成。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我們目前同農民關系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目前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向廣大干部講清道理，經過充分的醞釀和討論，使他們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們和他們一起，共同妥善地堅決地糾正這些傾向，克服平均主義，改變權力、財力、人力過分集中于公社一級的狀態。公社在統一決定分配的時候，要承認隊和隊、社員和社員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別，窮隊和富隊的伙食和工資應當有所不同。工資應當實行死級活評。公社應當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核算，并且以隊的核算為基礎。在社與隊、隊與隊之間要實行等價交換。公社的積累應當適合情況，不要太高。必須堅決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費現象。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有效地去克服那種確實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義，鞏固公社制度。這樣做了以后，公社一級的權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當大的;公社一級領導機關并不是沒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毛澤東闡明人民公社是大集體，分級管理。通過合理界定，正確劃分了公社內部三級的權力，堅持了正確的按勞分配政策，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更不是公社。毛澤東這一從理論到實踐的改革，是在肯定人民公社的前提下進行的，對當時農村經濟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第二節 改革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理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醞釀于1955年。新中國建立后，在統一財政經濟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中央權力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這對于當時集中全國有限的財力、物力，迅速恢復凋敝的國民經濟，抑制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的局面，應付抗美援朝的巨大開支，勝利地完成“三大改造”的任務，起了極其重要的保障作用。但這種過于高度集中的體制，既不利于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又不利于社會生產力的逐步發展，還助長了官僚主義作風和命令主義。1955年，毛澤東在外出巡視中及時發現了這些問題，毛澤東對此非常重視，多次講到要改革經濟體制，要注意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1955年11月16日，在中央召開的各省、自治區和大中城市黨委負責同志參加的會議上，毛澤東強調經濟工作，既要統一計劃，又要分級管理，要在統一計劃下各省負責。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國家經濟發展規模越來越大，全盤照抄“斯大林模式”經濟制度的弊病很快凸現出來，特別是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現的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急于求成和干部搞特殊化等不良傾向，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造成重大損失，對毛澤東震動很大。在“左”傾錯誤和突來挫折面前，毛澤東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親自深入實際，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聯系中國實際學習和研究，創建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指導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一、給企業以“獨立性”和一定自主權的理論

　　1956年4月，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針對權力過分集中和統一造成的地方單位和個人缺乏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精神的現狀，毛澤東從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兩個方面論述了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要兼顧國家、生產單位和個人三者利益，發揮各個方面的積極性來建設社會主義。1956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發言中，又明確提出研究“社會主義整個經濟體制問題”，要中央和地方各部門放權，給企業以獨立性，使企業“有點‘獨立王國’”。

　　二、改革企業內部管理體制的有益探索

　　毛澤東從中國企業的實際出發，通過研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等著作，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問題，認識到在所有制問題解決后，最重要的是處理好企業內部的管理問題，以調動企業內部各方面的積極因素，推動企業的迅速發展。他指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制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毛澤東提出，在所有制性質相對穩定的時期內，要處理好人和人之間的關系，處理好企業的管理問題。對企業的管理方面，毛澤東重點強調了要實現“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1960年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正是毛澤東根據鞍鋼經驗對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探索的有益成果。

　　三、創新商品貨幣及價值規律的理論

　　馬克思、恩格斯設想，在公有制社會主義社會里，將不存在商品貨幣關系，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列寧繼承了這一經濟理論，取消商品貨幣關系，實行有計劃的供給制，但在經濟運行遇阻的實事面前，很快進行制度改革，實行了“新經濟政策”。斯大林徹底消滅商品貨幣關系，到晚年才承認消費品是商品，價值規律在流通領域中起作用，但不承認生產資料為商品，不承認價值規律在生產領域的作用。毛澤東分析思考1958年急于取消商品經濟、實行產品經濟對經濟發展造成的巨大挫折，深化對商品經濟的認識，突破前人的認識局限，作出重要的理論判斷和創新。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生產資料的一部分也是商品的理論。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企圖廢除商品生產的錯誤認識，指出“斯大林認為蘇聯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在我們國家就不同，生產資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產資料是商品，我們把農業機械賣給了合作社。”對商品貨幣關系的認識前進了一大步。正是基于這一正確的認識，毛澤東提出“進入共產主義要有步驟。我們向兩方面擴大：一方面發展自給性的(產品)生產，一方面發展商品生產。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理論。毛澤東這一正確的認識，批駁了當時黨內存在的急于進入共產主義的錯誤思想和做法，并結合我國商品生產還很不發達的實際，提出“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每個公社在生產糧食以外還要發展能賣錢的東西，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產品只是一部分，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毛澤東從中國國情出發，對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重要性的認識是正確的，對澄清當時人們以為“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錯誤認識，糾正當時急于實現所有制和社會制度的過渡、企圖完全廢除商品生產的“左”傾錯誤主張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把商品生產從社會形態中剝離出來，指出商品生產本身沒有階級性。毛澤東在斯大林認識的基礎上，明確區分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本質區別。“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因此，在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過程中，不要怕商品生產，以公有制為基礎，就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這個觀點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認識上的重大突破和創新。

　　第三，提出商品生產存在的依據，不僅是兩種所有制，而且還取決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有兩種所有制存在。毛澤東認為商品生產是歷史的產物，是社會需要的產物，是受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制約的。不同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產存在的前提，但不是最終決定力量，最終決定的只能是生產力。“兩種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產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有密切關系。因此，即使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很不豐富，某些范圍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仍然有可能存在。”

　　第四，認識到價值規律的重要性，提出要尊重和利用價值規律。1959年根據各地整社中群眾普遍提出要求清算舊賬的要求，毛澤東改變了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關于舊賬一般不算的決定，提出舊賬一般要算，提出“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毛澤東的理念里，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的正統，商品經濟只是為了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解決當時社會需求問題的歷史性舉措，是為創造條件進入全民所有制服務的。“這一段時期內，只有經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才能引導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全民所有制。”

　　第三節 創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

　　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以計劃經濟為主導，計劃經濟與自由經濟、產品經濟與商品經濟協調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個制度來自于毛澤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理論及其正確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決策。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問題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問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一個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基礎，在社會制度體系中處于核心地位。馬克思認為，“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的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從這一基本理論出發，馬克思主義歷來強調所有制改革在制度變遷中的決定性作用。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質作了這樣高度的概括：“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在后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革中，所有制和產權問題一直被作為核心問題并要經歷一個相當的歷史發展過程而受到高度重視。

　　毛澤東率領我們黨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在經濟結構配置上，始終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和領導力量，與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在經濟運行方式上，以計劃經濟為主導力量，容許各個經濟單位在計劃主導下發揮積極主動性和創造性，自由發展本單位經濟;在消費構成方式上，以產品經濟為主體，輔之以商品經濟，產品經濟和商品經濟協調發展。并且，立足于當前，放眼于長遠，分步驟，按階段研究確定發展經濟的方針政策和措施;毛澤東和黨的領導主要精力放在努力壯大公有制經濟、抓好計劃經濟和發展產品經濟上，協調發展其它經濟。由于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理論上和決策上的正確性，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發展經濟，保障供給，保證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逐步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二十多年里實現大躍進，迅速建立起獨立的和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為全國各民族人民共同富裕創造了堅實的基礎條件，使我國成為社會主義強國，在東方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四節 正確對待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

　　黨在領導社會生產和經濟發展的長期過程中，對改革所有制制度和經濟體制、發展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產品經濟和商品經濟的實踐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發展過程。對于社會主義所有制、經濟體制、計劃經濟、自由經濟、產品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理論認識，同樣經歷了一個逐步深入、不斷提高的艱難歷程。從黨對創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艱難理論探索歷程可以充分認識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探索的重大歷史貢獻。正如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所說：“規律，開始總是少數人認識，后來才使多數人認識。就是對少數人說來，也是從不認識到認識，也要經過實踐和學習的過程。”從正確認識到正確實踐，也同樣會有曲折發展的過程。因此，我們不能苛求前人在理論認識上和實踐上先知先覺、盡善盡美，更不能因其探索經歷艱難曲折而隨意否定前人及其正確的理論。歷史總是在曲折中繼承、創新和發展，理論的形成也是在曲折中繼承、創新和發展。

　　對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貢獻的認識，一定要堅持邏輯和歷史的統一，即歷史從哪里開始，對歷史人物的思想進程的評價也應從哪里開始，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后。同時要看到理論的形成受歷史發展過程的限制，一種新的理論，只有當社會經濟存在的矛盾發展，已經成熟到能夠提出新的任務的時候才能產生。因此要客觀評價毛澤東的經濟理論貢獻，充分肯定其歷史促進作用，要堅定不移地堅持我們黨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決反對敵對勢力及其歷史虛無主義對毛澤東及其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肆意污蔑、歪曲和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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