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找回“以人為本”的改革觀

江蘇小康與現代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劉東和教授

一、兩種“改革觀”的分歧

一度時期，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不怎么提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科斯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取代了。科斯的產權理論大行其道，成為所謂的能左右我國改革決策的“主流經濟學派”，而主張堅持馬克思產權理論的學者則被視為異端另類，被貶為所謂“非主流經濟學派”。這反映到國企改革的推進中，就出現了許多令人費解的迷惘和困惑，引發了一波一波的爭論。如同當年真理標準一樣，事關國有資產，事關工人群眾切身利益，國企改制中有那么尖銳的大是大非擺在國人面前，不爭論是不可能的。但說來說去，爭來爭去，根子還在兩種不同的改革觀之爭。

一種是由一批食洋不化的“主流經濟學派”竭力鼓吹的新自由主義全面西化、快速私有化的改革觀。如果剝開其一層層紛蕪繁雜的漂亮面紗，最后骨子里包藏的也就是所謂“國企零比重”方案。他們認為，中國改革二十多年進行到現階段，最緊迫的不是搞好國有企業，而是要尋找、培植體制外的“健康力量”，放膽、放手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國企不但不得與“民”爭利，而且還必須將國企統統賣掉，所賣得的錢用于改善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吸收外資，扶持“民”資，使國有的一塊在所有制結構中逐步消失，比重漸漸趨于零。因此，他們認為當前國企改制的政策走向應是：

——加快出賣國企的進度，通過出賣國有資產使財政收入迅速增加，從中拿出一塊來作為改制成本，用于所有工人的自然退休。這樣，長期擾得政府心煩的國企虧損和冗員問題也就隨之消失了；

——通過放大體制外的經濟力量，拓展出龐大的“民”營企業家陣營去收購國有企業。具體策略是：先收購中小國企，據此逐步營造出私人資本的生長環境，而當私人企業快速成長為大企業、大集團時，就有足夠的能量去收購大型國有企業，就會使國企在中國經濟中全部消失。

有什么樣的理論，就會產生和引導什么樣的實踐。這幾年來，賤賣國企之所以風行各地，且勢頭之猛前所未有，追根溯源，都是這種錯誤的改革觀在作崇。“主流派”們預先設置好一個一個的圈套，將改革一步一步地引導到背離了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邪路上去。

那么，什么才是正確的改革觀，這二十多年來有沒有一種正確的改革觀呢？有！這就是我們黨的歷次三中全會所確定的“以人為本”的改革觀，從開始形成到逐步成熟，有一條非常清晰的歷史軌跡。回顧漫漫改革路，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走過了二十七個年頭。這當中誕生了七個里程碑式的黨的文獻：

一是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提出了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總任務。

二是1984年10月20日，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增強企業活力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在這個中心環節上主要解決好兩個方面的關系，即：國家與企業的關系，擴大企業自主權；職工與企業的關系，保證勞動者在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決定》著重指出：改革是改掉“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三是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四是1993年11月14日，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指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

五是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提出兩個“毫不動搖”：第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對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關鍵性作用。集體經濟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并依法加強監督和管理，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六是2003年10月21日，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和改革觀。指出“要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大力發展由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同時，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要做到“四個有利于”：有利于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有利于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有利于增強企業和公眾創業創新的動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礎和市場秩序。強調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要全心全意依靠職工群眾、探索現代企業制度下職工民主管理的有效途經，維護職工合法權益。”

七是2004年9月19日，黨的16屆4中全會作出《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抵制各種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點”；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提高“五個能力”；保證“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讓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有又和諧相處”。強調要“高度重視和維護人民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堅決糾正各種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

顯而易見，這種“以人為本”的改革觀，自始至終都把人民群眾（在城市就是職工群眾）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作為黨在現階段的最大目標，且與黨的最終目標并行不悖。但不幸的是，一到各地的具體執行中，由于時下“潛規則”盛行和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泛濫，它們里應外合，對這種正確“改革觀”加以曲解，說的和想的、做的都不一樣。十六大明明提的是兩個“毫不動搖”，但在很多地方的具體執行中就出現了各自反向異化的怪現象：對第一個“毫不動搖”中的“鞏固、發展、壯大”國有經濟，異化成讓國企早死早好、早賣早好；對第二個“毫不動搖”中的“鼓勵、引導、監督”非公有制經濟（在黨的文獻上從來不使用“民營經濟”這樣模糊的概念，而是使用“非公有制經濟”、“個體、私營經濟”的概念），異化成“放膽、放手發展民營經濟”、“推進經濟民營化”、“民營企業家也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云云。兩者一合流就生成出一串“國退民進”的怪胎來。其實從字面上講，與“國營”一詞不科學一樣，“民”營也是一個不科學的概念，這里的“民”只是一個幌子，似乎只有它能代表民眾、民意，但其本質就是“私有”。因此，“民”營企業準確的叫法應是“私有企業”——生產資料屬私人老板所有的企業。同理，“國退民進”也應當更正為“國退私進”。其實，“主流派”們若省卻扭扭捏捏、遮遮掩掩的“民營”、“民營化”主張，直截了當地公開亮出私有、私有化的旗號，豈不更痛快由衷？

二、需跳出框框重新審視的幾個問題

1．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西方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一個代表人物，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曾經為中國的改革開出了一個藥方。他說，中國需要市場經濟，但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市場經濟是無法生長的。因此；中國實現市場經濟目標的唯一途經就是全面私有化，而不能拘泥于以公有制為主體。怎樣看這個尖銳的問題？應當說對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來說，第一個“毫不動搖”，是實現經濟社會穩定持續和自主發展的重要條件。那種認為私有化可以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觀點和主張，是不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本質要求的。既使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全面私有化的主張也是不符合其生產力發展普遍要求的，因而也是無法實現的。因為，市場經濟越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社會提供更多的基礎設施和基礎條件，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而這些是不可能按照市場原則建立在純粹的私有制基礎之上的，有些還必須由國家投資，從而建立在國家所有制基礎上。這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擁用很多公共服務行業的原因。退一步講，即使實行全面私有化，其實質也是富人最大限度斂財的手段。例如，在英國，私有化公司的絕大多數股份掌握在金融機構和真正的少數大投資者手中。英國電信公司的職工購買的本公司的股份還不到1%，宇航業的職工購買的股份也只有本公司股份的1.3%，等等。因此，私有化的過程實際上是將社會財富從社會底層轉移到社會上層的手段罷了。我們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怎么能運用剝奪本該屬于大多數人的社會財富的辦法，去讓少數人先富起來？

2．計劃經濟的后果該由誰承擔，工人應不應擁有對剩余價值的索取權？解放以后，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搞兩個“大鍋飯”，國企成為政府的附屬物，體制僵化、機制不活，效率低下。但這不是職工的過錯，問題主要出在政府的管理和用人上。職工群眾作為企業的主人翁，長期在低工資、高積累下辛勤勞動，作出巨大的奉獻和犧牲。現在改制了，在形成新的雇傭關系之前，就該有一個公平公正的結算，還原給他一個本來的對剩余價值的索取權，便是一件天經地義、順理成章的事情。而現在，普遍發生的讓職工承擔莫明的改制成本，花三文二文就把職工打發回家的做法，是地地道道的蠻橫無理、傷天害理！在我國，從根本上講，勞動者在政治上獲得翻身后，其經濟上要實現小康的權益和主張也必須得到承認和有效的保護。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勞動者只是作為資本增殖的手段而存在。資本家是人格化的資本，勞動者只不過是人格化的勞動時間，勞動者的經濟權益只能是依據勞動力價值爭取到的工資。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一旦建立，與勞動者成為生產和分配的主人這種經濟地位相應的基本經濟權益，也就確立起來。勞動者應該獲得相應的經濟權益，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所得出的邏輯結論，更是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的現實要求。因此，那種只講富人的利益和資本的利益，而忽視和剝奪廣大勞動群眾利益的觀點和政策主張，是與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現實格格不入的。

3．在改革與發展中，如何代表好工人階級長遠的根本利益和工人群眾的具體利益？執政黨還要不要有自己的階級基礎？應當說，廣大工人群眾仍是我們這個執政黨的階級基礎，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永遠不會變，也不允許改變。工人階級的擁護、工人群眾的創造性勞動成果，永遠是我們黨獲得和增強執政能力的不竭源泉；同樣，我們黨執政的一個重大使命就是領導全體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是要讓工農大眾盡快過上小康的生活。這兩者從根本上是統一的，是相輔相成，沒有任何矛盾的。然而在一些地方，一些干部們天天嘴上在講“三個代表”，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但在實際行動中，特別是在一刀切地下達“限時改制”的指標時，就全然不顧工人群眾的具體利益了。反而指責工人群眾不顧全改革大局、只顧眼前的具體利益、忘記了工人階級整體的根本利益云云。對喪失生產資料后的工人重新淪為無產者熟視無睹，甚至對私人企業主接手國企后逼得工人走投無路，也見怪不怪、習已為常了。試問：抽掉了工人群眾的“具體利益”，還如何談得上工人階級整體的“根本利益”，還怎么談得上“以人為本”？這些人天天奢談黨性，卻丟掉了黨性中最重要的內核。為什么？因為在奪取政權前，政權是無產階級的命根子；取得政權后，國有資產是工人階級的命根子。失去生產資料的工人也勢必會喪失生活資料，繼而陷入絕對貧困化。因此，執政黨和各級政府的天職就是保衛國有資產，讓其保值增殖，從根本上扭轉工人階級被邊緣化、弱勢化的傾向，才能在根基上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職工群眾既是國企改革的主導力量，同時也應當成為國企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如果廣大職工群眾不能普遍受益，怎么談得上有“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南京地區中小國企，經過一刀切“三聯動”的限時改制后，已所存無幾，應盡快兌現改制前的承諾，讓至今仍懸在半空中的幾十萬職工群眾有一條能看得見希望的生路。下一步是剩下的大型國企還要接著改制，前車之鑒在提示我們的政府起碼要守住兩條底線：一是絕不能再搞MBO，也不能通盤賣給私人企業老板，而應當不折不扣的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投資主體多元化的國企改革思路，實行由國有資本、職工集體資本、外來非公有資本參股的混合所有制；二是改不改，怎么改，要由職工代表大會說了算，不能偷偷地搞“這里的改制靜悄悄”。而所有這些就先要讓職工群眾有話語權，即工人階段要有自己的發言人，有自己的大律師團，藉以形成有效的勞資協商的談判機制和制約機制，切實維護住職工群眾的切身利益。

4．先富與共富有無必然聯系，先富者是否必定會去帶動后富？現在看來，遠沒有想象的那么美好，實踐證明，只要口子一開，讓少數人富起來很容易，但這些少數人絕不會自動發善心讓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毫無疑問，先富與共富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時空脫節。特別是在這短短的近二三年間，如此巨大的社會財富被聚斂到少數私人企業主手中，已經對整個國家安全構成了巨大的危險，勢必引發劇烈的社會動蕩和嚴重的社會危機，造成對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破壞。因為，在一個缺乏民主法制和科學傳統的國度，貿然地推行全面私有化，全面實行自由資本主義，大量出現私人富豪的寡頭集團，任其操縱國家經濟、社會的命脈，左右弱勢群體的命運，最終只會把全體勞動人民推向苦難的深淵。這絕非杞人憂天。這一點，從現在起就應引起全體國人和政府決策者的警醒。

（本文為作者在中國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11月13日舉行的“深化國企改革對策研究討論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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