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官商勾結”下的“權貴資本”

彭興庭

 本文是江西財經大學研究生彭興庭11月13日在“深化國企改革對策研究”研討會上的發言。

在湖南省政府副秘書長王道生特大受賄案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在任省政府副秘書長期間，牽涉湘民制藥廠巨額國資流失。有證據顯示，2000年，在王道生的斡旋下，湘民制藥廠以低于固定資產評估值的價格拍賣給上市公司安塑股份下屬的中圓科技有限公司，并隨后轉至安塑董事長何述金個人所有的新匯制藥公司。這一交易中，原湘民擁有的50多個新藥批號等無形資產均未計價，一塊市值超過2500萬元的土地亦被劃撥折抵800萬元的職工安置費用。

 這讓我聯想起前一段時間的“郎顧之爭”，國企改制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已是不爭的事實，也不是個別現象。一位億萬富翁曾說過一段話：“今天，最有效、最快的發財致富方式，就是將國有資產變成我口袋里的錢，國家的錢實在太多了，沒有誰數得清，也沒有誰能看守得天衣無縫，實際上，許多看守國有資產的人并不反對把國家的錢放進我的腰包里。”好一個“并不反對”，誠如湖南省的這位副秘書長，不但不反對，反而為其大開方便之門，其背后的利益勾結可想而知。國有資產的“看門狗”變成吃里扒外的“蛀蟲”，令人深思。

中紀委案件審理室主任王和民曾撰文指出，當前反腐敗尤其要警惕私營企業主與官員的相互利用、錢權聯合的進一步加深。而從紀檢監察機關近些年查辦的大量案件來看，官員的腐化墮落背后，都有數量不等的企業從中推波助瀾，官員與私營企業主的相互利用、相互勾結問題已經表現得十分突出。這樣的“官商勾結”，特別是官員與私人資本的聯合，我們往往都只看到這會造成官員的腐敗、國家權威的缺失，然而，筆者以為，更嚴重的是，它給“權貴資本”在市場經濟中發酵和膨脹提供了空間。當私營企業利用自己與政府的特殊關系，通過腐蝕政府工作人員而獲得政府所賦予的合法特權時，這些有產者就會異化為“權貴資本”。“權貴資本”僅僅依靠特權來達到資本的整合和聚集，并沒有給社會創造出來更多的財富。而且這不但犧牲了國家法治的權威和公平正義，從本質上來講，“權貴資本”是一種破壞性的不平等，是反市場反經濟的。

經濟學家吳敬璉就曾警告，“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也會出現岔道和彎路。其中之一，就是離開建立規范的、法治的市場經濟的方向……演變為所謂權貴資本主義。”這樣的警告并非危言聳聽，從審計署前一段時間查獲的大量違法違規要案來看，無論是淮河流域救災款項的流失，還是中國交通銀行遼寧錦州分行造假核銷巨額貸款，除了其中令人發指的貪污腐敗現象以外，最引人注目的還是這些違法行為都在試圖“合法化”或“合理化”。前蘇聯的解體，俄羅斯經濟的衰退，權貴資本的陰影在其中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戈爾巴喬夫激烈的分權改革和俄羅斯的經濟全面自由化，為權貴資本家們大開了方便之門。雖然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是一種漸進式的，但也不可避免會給“權貴資本”留下“尋租”的空間。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民營化浪潮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基于財政需要的結果，然而如果缺乏有效的控制機制，政府和官員的權力在分權改革中很容易找到“買主”，從而成為制造權貴資本的沃土。

一個處于轉軌期的社會，從行政生態學的角度來看，是一種傳統與現代因素并存的“棱鏡型行政模式”，權力運行的形式主義、組織結構層面的多重性使得政府行政雖然被政治體系合法化，卻并未獲得公眾的完全認同，遇到糾紛時，“不找市場找市長”、“不上法庭去上訪”，這是過渡期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在這樣的環境下，政府設租、企業尋租就成為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旅美學者錢穎一教授曾在《警惕滑入壞的市場經濟》一文中，首次提出市場經濟也有好壞之分。如果市場經濟控制在一部分利益集團的手中，成為他們攫取超額利潤的工具，這種市場經濟無疑是一種壞的市場經濟。而“權貴資本”的本質正是如此，它們通過“官商勾結”來取得市場經濟中的特權，又通過這些特權在市場經濟中翻云覆雨，大把撈錢后又迅速將資本轉移到國外。因此，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防止滑入一個壞的市場經濟，這是市場經濟建設完善過程中所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之一。

什么是好的市場經濟，在錢穎一教授看來，好的市場經濟應該有著較為完善的法治基礎，以法治來約束政府和經濟人的行為，“只有當政府行為受到約束而與經濟保持一定距離時，政府才能成為不偏向的第三方來支持和增進市場的有效運作。”權貴資本當然要清除，這就必然要通過健全的法治基礎來限制政府在經濟中設租的權力，使“權貴資本”失去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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