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在云南大學的演講：改革、開放和發展的不同思路與流派發表在www.zsmwhw.com

改革、開放和發展的不同思路與流派

——程恩富在云南大學的演講

主 辦 方：云南大學“名家講壇”

協辦單位：昆明真善美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講座地點：云南大學科學館一樓報告廳

講座時間：2006年5月31日周三晚上

主持人：曹和平教授（云南大學副校長）

（備注：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程恩富教授應云南財經大學邀請，于2006年5月29-30日在云南財經大學講學。經昆明真善美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協調，云南大學團委、研究生會主辦的“名家講壇”邀請，程恩富教授作客云南大學做了此次學術講演。本文由孫喜峰根據現場錄音整理，未經程恩富教授本人審閱）

尊敬的曹校長、各位老師、同學們，非常高興來到著名的云南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今天講的是《改革、開放和發展的不同思路和流派》。我們知道中國改革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取得了很多成績，在改革中間已經形成了不同的關于改革目標的一些思路，而且這些思路也是有一定的經濟學基礎的。盡管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派或流派，但是已經具有一定的雛形狀態。中央文件一直倡導學派，現在學界落實得還很不夠。規范學派的形成是社會科學真正繁榮的標示之一。它們是一種客觀存在，你不承認也存在。說理性的學派之爭有益于科學發展、科學改革、科學開放，因而忌諱講學派是背離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和求真務實精神的。在我看來，主要有這樣幾種思路和流派，下面結合改革的目標作詳略不同的介紹，概括不對的請指正：

第一派，我把他叫做“原生馬克思主義學派”，簡稱“原馬派”。 “原生”，我們云南不是有“原生態文藝”嗎？比如楊麗萍的原生態舞蹈等等。原來我是用“傳統或老馬克思主義學派”，后來有同志有些意見，認為這好象有點貶義。其實我的原意不是貶義，而是說這一派中年齡大的學者比較多，他們都七、八十歲了，甚至九十歲了，你再叫他創新，他們已經沒有這個精力了，而且退職的學者相對多一些。這一部分應當說還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但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上可能堅持的多一些，創新的少一些。比如說，對于股份制是不是可以成為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這些同志可能有一些異議。在改革中間，這一派的影響相對較小，而且總體看是越來越小。

第二派，我稱之為“新馬克思經濟學派”，簡稱“新馬派”，前面的就簡稱“原馬派”。“新馬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應該是中國社科院的劉國光教授、楊圣明教授、于祖堯教授、人民大學的衛興華教授，跟我年紀差不多的有武漢大學的黨委書記顧海良教授、人民大學的副校長林崗教授等等。我嘛，當然也是“新馬派”之一。“新馬派”內部在某些問題上也可能有不同的表述，比如說，我認為勞動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是商品，工資——就是公有制范圍內的工資也是勞動力價格或價值的轉化形式。這一觀點，人民大學衛興華老教授就不贊成。我們有些分歧，但在很多核心問題上的觀點是一致的，否則就不能歸結為一個流派了。

這個流派，我想詳細介紹一下。我們中國的改革，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見以及中央一系列文件、領導人的講話，應當說還是在社會主義根本制度這個大框架內的變革。這種經濟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自我調節、自我完善表現在經濟制度上，我有個概括——“四主型”經濟制度，是從經濟關系或經濟制度的四個方面來概括。

第一層面，公有主體型多種類產權制度。這始終是中央文件上的一句話，但對于它的內涵，我們下面還要說，可能不同的學者還有不同的理解。

這一制度本身就包含著兩層意思。

一個就是：作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階段，肯定是要公有制為主體，用十五大報告的話來說，就是“既要有量的優勢，也要有質的優勢”，所以它是質量統一觀。在表述上，我們和有的論著有個區別，他們說“在社會總資產中要占多數”，而我們認為不僅在社會總資產，而且要在經營性資產中占多數！為什么？這里面是有區別！如果你說“在社會總資產中要占多數”，那老實說美國也是社會主義了。美國的那些戰略武器、部隊、辦公大樓、地下資產等全是國有的，你算算他這個資產就不得了了，是吧？那你這個資產實際上就沒有什么區分了！我們講的是經濟關系，經濟關系主要是表現在經營性資產上。所以，“公有制占主體、占多數”應當表現在資本的比例上，如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外資資本、個體資本，在這些資本的比例上應該是國有和集體加起來占多數。沒有一定的量就沒有一定的質！第二，“公有制占主體、占多數”應該表現在就業的人數及其結構上。如果大部分人都是在中外私有制的企業里面勞動，那就說明多數人的勞動還是屬于雇傭勞動，而不是一種自主的聯合勞動。“公有制占主體、占多數”還要表現在對GDP的貢獻上、稅收上等等。有些論著想架空“公有制為主體”，以為只要共產黨領導，公有制是否占主體不妨礙社會性質，這顯然是違反經濟學常識的！

這個制度的另一層意思是：要發展中外私有制。這個我想是沒有異議的，作為初級階段應當積極地發展中外私有制，個體的、私營的、外資的，以及各種私有制的混合經濟。混合經濟是先要一個基本形態，然后才是混合。

我們主張，既然是“公有制為主體”——按照官方文件也是這樣，那私有制就應當為輔體，所以我強調建立一個“主體—輔體”的所有制結構，這個所有制結構是“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現在提到“和諧社會”的標志時，有六條等等，可沒有一條說“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是什么，特別是所有制基礎是什么？我認為這是理論的不足之處。我在前年年底中央提出和諧社會的時候，在北京有個演講，《光明日報》報道了我的這個觀點：“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四主型”經濟制度。

為什么“和諧社會”要有所有制基礎呢？因為經濟是決定政治、文化、藝術、思想等其他東西的一個基礎性東西，而整個經濟制度、經濟關系、經濟基礎里面，所有制是首要的一類。這一點不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這樣認為的，而且西方經濟學也是這樣認為的。不僅共產黨是這樣認為的，而且資產階級政黨也是這樣認為的。這就是蘇東劇變以后，為什么他們第一個步驟就要頒布私有化法律的原因。因為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統治基礎就是私有制。所以，我們對人類有史以來的基本事實、馬克思揭示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可是，這一點可能不適當的被淡化了，過分地強調政治、權力。有些同志善良地以為，只要共產黨領導，似乎我們的整個所有制結構都象溫州地區那樣也沒問題。顯然東西方經濟學都不會認可的！我們可以用社會主義混合經濟這個詞，混合經濟既可以是所有制問題上的混合經濟，也可以是市場調節和國家調節相結合的一種混合經濟。但社會主義混合經濟應當是公有制占主體的混合經濟，不是沒有界限了，沒有類型了。

那到底是公有制效率高、還是私有制效率高呢？去年有位師從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大衛·科茲教授的中國留學生朱安東回國到清華大學任教，他的博士論文利用世界銀行等西方相關統計資料進行分析得出一個結論，即企業的效率主要不是和資本結構相聯系（超產權），而是和競爭狀態相聯系的。人民大學吳易風老教授譯校的美國教科書《經濟學原理》也有一個基本結論——現有的經濟學及人類社會發展歷史并沒有證明私有制市場經濟效率最高，因為西方經濟學理論認為私有制市場經濟效率最高，是基于一系列嚴格假定推論出來的。即使是諾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也是批評“科斯定理”是“科斯謬誤”，認為俄羅斯相信了“私有產權神話”，導致了蘇東經濟在改革中間大規模衰退。作為新凱恩斯主義代表者，斯蒂格利茨等猛烈地批評薩克斯，認為你也不懂社會主義經濟，人家要轉型你叫人家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就完了？他認為蘇東國家相信了這種理論，將私有化列為改革的首要的問題來解決是不恰當的。

所以說，西方文獻本身就有兩種說明。第一種認為，企業的效率主要是和競爭市場環境有關，實際上郎咸平和林毅夫就是這樣認為的。另一種就象張維迎認為的，只有私有制、私有化，效率就最高。這個問題10年前就爭論過！以中國和蘇聯為例，雖然經濟上存在著一些弊端，但由于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內在優越性，他有一種內生的機制導致整個經濟發展績效并不是低效率的，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的迅速發展與強大就是很好的例證。現在流行的觀點，認為計劃經濟就是低效率的，實際上是得不到實證資料證明的。蘇聯解體以前，西方的比較經濟學、美國中央情報局等各類西方機構都是一致公認：蘇聯的綜合國力是日益上升的，而且日益接近美國。我翻過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里面也有專門介紹蘇聯的部分，其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話，“有些人認為計劃經濟不可行，你只要看看蘇聯經濟就行了。”蘇聯在上個世紀70年代經濟的平均增長速度大體上在5%左右，遠遠高于西方主要國家的同時期2.5%左右的平均水平。大英帝國20世紀整整一百年的GDP年均增長約2%。日本在發達國家里經濟發展是最快的，從二戰后一直算到最近一兩年內的年均GDP增長率也不過是6.1%，同我們在毛澤東時代30年的年均GDP增長6.1%沒有區別。這個實證分析結論，我前幾年研究以后也是大吃一驚的，原來也是以為那些年很差的。當然我們應該相信事實與數據，而不是流行的說法！而且毛澤東時代的這個6.1%是在一系列國內外不利的條件下形成的，一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二是我國60年代和蘇聯鬧翻了，蘇聯撤走援華專家、撕毀合作協議，我國與蘇東國家的貿易大幅度下降，從而導致新中國第一次經濟負增長。除了三年自然災害、大躍進比例失調等以外，實際上是三個因素導致我們60年代初GDP出現負增長，不是兩個原因，只是蘇聯原因不大好說，因為在中蘇矛盾中，中國也是比較主動的。實話實說，在中蘇論戰中，中國理論錯的不少，不能因為我是中共黨員就瞎說。我在80年代初就認真的研究過“九評”問題。前面是國外的兩個不利因素，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我們人口增長迅猛。在這一系列國內外不利因素影響下（還有體制比較僵化，并帶有相當的官僚主義，沒有認真按計劃經濟的內在要求去做），由于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模式之一，又有共產黨領導，所以年均GDP還是能達到6.1%。

1992年我到日本去參觀豐田，參觀后和他們的教授座談，他們就非常婉轉地提出了個問題，就是你們社會主義企業優越性怎么樣？我說：“你看你們辛辛苦苦發展也不過是百分之六點幾的速度，我們社會主義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這是你們說的），就百分之六點幾，而且還有上面的那些不利因素，我們稍微改革改革就九點幾了，改革還沒到位呢，體制還不完善呢！”所以我說，就拿你日本——資本主義國家中發展最快的做樣板，不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你優越，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也比你優越，統計資料放在那兒呢！而且你日本的經濟快速發展還是冷戰的產物呢，沒有歐美賣技術給你，讓你保護本國的產業發展和市場，又容忍你的產品大量輸入到他們國內，你能達到6.1%嗎？不可能！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潛在GDP的增長速度是多少？發達國家就是2.5%左右，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4.5%左右。整個20世紀的資本主義印證了這一點，這就是實證資料，可是西方的教科書從來不寫這些。所以我們“海派經濟學”的觀點是基于這些實證資料的，在越來越多的實證資料面前，我們不得不認為“計劃經濟是功成身退，市場經濟是繼往開來！”不要認為計劃經濟就是低效率的，我贊成轉向市場經濟，而且時間比較早，比大家熟悉的某些經濟學家提的早。我在1988年《復旦學報》第一期上就提出，我們的目標是建立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后來官方提出建立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體制，我仍然堅持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認為社會化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沒有區別。當時就是同有些同志爭論這些問題。

我們知道49個被聯合國認定的最不發達國家都是屬于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越南不在里面、老撾不在里面、古巴和朝鮮更不在里面。我講個統計資料，是國內人士不知道的。前幾年我到韓國參加研討會，韓國一個比我年輕的經濟學教授寫的就是《南北韓經濟比較》，他的資料顯示1990年朝鮮的人均GDP是多少？你們知道不知道？我們中國1989年人均GDP是多少啊？大約是500美元，而朝鮮是1100多美元，等于人家提前翻了我們一倍。我們國內有沒有人掌握這些資料呢？實際上都不掌握。你看罵朝鮮罵得很兇的，巴不得美國把朝鮮消滅掉的。他也不掌握資料，你問他，他也不知道！后來我就有意問這位韓國教授，資料從哪里來的？——因為我回國要介紹，而有些人肯定會說：“這是朝鮮自己公布的，不算數的，是吹牛的”。這位韓國教授就說：“這是我們韓國情報機構根據各種資料推算出來的，然后通過大韓銀行公布的。絕對不會錯！”他自己用的是大韓銀行的數據。朝鮮1990年到1998年經濟確實衰退了，負增長。衰退原因是什么呢？前五年主要是蘇東解體，蘇東貿易突然沒有了（當時古巴經濟也有4、5年負增長）。接著，又遭受到幾年的自然災害，領土面積又小，一遇災害沒有回旋余地。所以GDP就倒退了，最低降到人均600多美元，但98年以來又開始正增長，有時增長速度是五點幾。社會主義國家按照正常GDP潛力應當是在五點幾到七點幾。GDP太快了會影響統籌，影響科學發展。

我為什么講這個，因為現在有很多人人云亦云，把傳統體制罵幾句、揣幾腳，顯示自己有批判性。作為經濟理論工作者，我們必須要尊重基本數據。那么，毛澤東時代的6.1%有沒有水分哪？沒有。它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國家統計局重新估算的，不可能對毛澤東時代有意拔高的。有的省市領導告訴我，還有壓低的趨勢。

公有制、所有制到底誰會產生高效率？我認為，如果市場經濟操作得當，公有制可以比私有制更適合市場經濟，產生更公平、更有效率的機制，所以，我贊成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經濟制度上來說就是一句話，公有制占主體的這種類型、這種性質的市場經濟，另外一種就是私有制占主體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這在美國出版的比較“權威”的《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上都有，西方經濟學大部分教科書也是這樣說的。但有些人不是這樣區分的！比如，區分為自由市場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那就把它看成要么是美國類型、要么是過去的德國類型，不承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們潛在的意思仍然是科爾奈等的傳統思維，認為公有制只能搞計劃經濟，公有制不能和市場經濟結合。我們中國，包括許多國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我們小平同志早就打破了這個傳統思維，認為公有制也可和市場經濟結合。可是，主流的西方經濟學家，以及我國不少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都認為公有制不能和市場經濟結合。科爾奈在蘇東劇變后跑到美國寫了本《通向自由經濟之路》。這本書的中心觀點就是：市場化必須私有化。科爾奈現象我看在中國也有，如今年3月份“新西山會議”上，一位北大法學賀衛方教授講的話，說我們這些站在右邊的人總是把匕首包著，這個匕首或改革目標就是美國和臺灣道路。他們先不告訴你這個目標，你一變了，他馬上說市場化必須私有化。最近，劉國光同志以及我們都注意了這些問題，過去我也用簡稱“市場化改革”這個詞，1990年我用“市場取向的改革”一詞的那篇文章在全國高校會議上就沒有納入論文集，因為出版社不同意這句話！劉國光同志再次提出：“市場化改革”作為一個簡稱是可以的，但嚴格來說應當是“社會主義市場取向的改革”。我認為是有道理的（中國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取向的改革”的是中國社科院的于祖堯和劉國光教授）。

80年代，我們國有工業、企業虧損的數字是多少呢？你看了以后會大吃一驚，國有工業、企業虧損的比例最早的時候只占2%，最多也只有9%。復旦大學一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也用這個數據，但是他不分析。張維迎教授這樣解釋：“那時候效率高是因為私有制沒有出來，出來了公有制就不行了”。是不是私有制出來了公有制效率必然不高？西方的不少國有企業，新加坡的國有企業的總效率就超過了非國有企業，贏利水平超過非國有企業。新加坡的學者10年前就寫過文章，我也引用過。有人說新加坡只是個城市，沒什么典型性。那我說，你每個城市把國企搞好了，全中國不就搞好了嗎？搞不好就是國資管理的水平問題了！林毅夫教授也講過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不是改制的方向，胡鞍剛教授也不贊成這樣做，并認為95年以前的改革是雙贏，國家和職工雙贏，95年以后就不是雙贏了。他舉實證資料，95年以前GDP增長很快，就業率增長也很快，95年以后就業率增長很慢，大概是百分之一二，很低了。當然有人扣帽子，說他代表了一種反對改革的思潮。現在有個現象，不管你是馬克思主義學者，還是“海歸”，只要你反對私有化，就扣你“反動——郎咸平”、“極左——林毅夫”、“胡鞍剛反對改革”……

在“郎咸平旋風”中，我想，像郎咸平、林毅夫這樣的“海歸”怎么會反對私有化呢？經過思考、考證，我發現原來他們深受“三民主義”的影響，他們當初在臺灣讀大學的時候有門必修課就是《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里有個觀點——抑制私人大資本，就是大企業應當是國有的。去年下半年，上海財經大學請郎咸平作報告，吃飯時有教授問他“程恩富教授認為您講的這番話受‘三民主義’影響，你看是不是這樣的？”，郎咸平馬上就說：“他講的對，我就是受‘三民主義’影響”。所以，跟教育背景還是有關系的！    中國搞的所謂MBO實際上不是真正的MBO，這點郎咸平早講過。市場經濟嘛，國有企業有一部分要賣完全正常，但是怎么賣？全世界有沒有這樣賣法的？！沒有的！拉美沒有，撒切爾夫人不是這樣賣的，俄羅斯也不是這樣賣的！為什么搜狐網、新浪網90%以上的網民都支持郎咸平？有人說郎咸平抓住了個別案例夸大。這是個別案例嗎？你到許多省市所謂改制成功的企業去看，這種現象十分普遍，連賣帶送的！2002年2月份，當時作為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到上海開過一個小型理論座談會，我當時受上海市委指派向總書記匯報國有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思路問題。我估計，為什么請我講這個問題呢？因為有很多經濟學家都認為國有企業搞不好了，就該賣，我們“新馬派”認為可以搞好，自然要請認為可以搞好的我去匯報了。我就把自己五年前的一篇文章拿出來，把“十五大”幾個字擦掉——因為就快“十六大”了。因為我的觀點不要修改，因為沒有我的建議沒有完全被采納，還是具有新意的啊！原來是參照吳敬璉、厲以寧教授做的，當然是越做越虧了！

你看，我們很多法律都立了，為什么沒有《國有資產管理法》？對不對？人家日本戰后沒幾年就頒布了《國有資產管理法》，我們到現在、改革二十幾年了仍然沒有《國有資產管理法》！以前有的是一些條例，是管理企業的，規范政府行為的法律沒有啊!為什么制定了那么多法，《國有資產管理法》卻沒有呢?而且在沒有《國有資產管理法》的情況下進行大規模所謂的改制，那等于在無法無天的情況下改制，這和法制思想、民主思想都是不相符合的！當然國資管理部門有責任了，不遞交比較成熟的立法方案，全國人大怎么討論呢？最近《物權法草案》很多人也都有意見，上面有這樣的條文“國有企業負責人如果……擅賣國有資產將追究法律責任……”（大意如此）。你看，這條是空的！哪個企業是自說自話賣的，都是經過國資管理部門批準的！對不對？可見，即使這個《物權法》通過以后，一切不良現象也可能照舊。所以，國資管理系統是有嚴重問題的，沒有真正做到“三個代表”，也沒有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

在所有制制度層面還有別的改革觀、別的思路、別的流派。比如被稱為“新左派”的清華大學“海歸”崔之元教授發表過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宣言》，又叫《自由社會主義宣言》。我與崔之元關系不錯，覺得很可惜，他選擇了“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他自稱追溯的理論，來源于俄國的克魯泡特金。這倒也好，大家都把“匕首”亮出來，我們認真來討論，看到底中國應走什么道路！我們環顧世界，總結300年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教訓，也要總結蘇聯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的經驗教訓，看看我們中國該走什么道路？就怕你假打著什么旗號，有意混淆是非，弄的大家不知道你主張什么。所以，北大賀衛方教授等把話挑明倒也是好事，大家都挑明你主張這個，我主張那個，然后我們討論看究竟哪個制度好。如果你不讓爭辯，人家老不說或說假話，那么最后弄來弄去就有可能弄到戈爾巴喬夫式和葉利欽式的人物掌了權，這時若推行私有化和資本主義，你任何人對他沒有辦法。說出來我認為是好一些的！我相信馬克思主義是有說服力的，能說服大部分人相信馬克思主義、相信社會主義，真正朝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改進。所以，“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或者是“新左派”在所有制上的基本傾向是反對大資本私有制，但不一定主張公有制占主體，認為公有制、私有制這個比例是無所謂的。

第三派，是新自由主義改革流派，簡稱“新自派”。國外的新自由主義堅決反對公有制，維護大資本、大壟斷資本的利益，就是壟斷寡頭他也是不反對的。今天的美國和俄羅斯都有金融寡頭，你反對不反對就顯示出經濟學的不同流派。國外的左翼學者和馬克思主義學者一致指出，世界上被里根、撒切爾抬高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總體上是大壟斷資本、大壟斷資產階級的一種經濟理念、經濟理論。

最近我有個想法想和大家交流，顧海良教授也比較贊成的。我覺得西方經濟學不要一起評價，我認為新老“凱恩斯主義”基本上可以定位于馬克思時代古典經濟學的地位，盡管不能根本解決資本主義的問題，但是他們的不少理論和政策主張還是具有科學性的。對于資本主義來說是一種改良主義，但改良主義總比“新自由主義”要好！“新自由主義”盡管有各種派別，每個人的思想不完全一樣，比如說科斯就比張五常要好多了，但總體上以弗里德曼等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相當于馬克思時代的庸俗經濟學，當然這不等于他們的所有觀點都是錯的、庸俗的。

有人說“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的作用。強調市場的作用，那我說“凱恩斯主義”也沒反對呀？現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沒有反對呀？不能因為強調市場，就說有科學性。不對！這個又稱保守主義的思潮強調市場過頭了。以至于斯蒂格利茨、索羅斯都寫文章批評“新自由主義”，認為他們是市場原教旨主義。

這是我在所有制層面上談幾個不同流派對所有制的看法。馬克思恩格斯講過：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重建消費品的個人所有。重建個人所有制只能作這樣的理解，沒有別的理解。這是恩格斯寫下的，馬克思同意的，列寧也是同意的。現在重建所有制也被歪曲了，很多同志60歲了還不知道，還在作別的理解，那到底誰是馬克思主義、誰是馬克思啊？恩格斯已經說的很激烈了，“每個懂德文的6歲小孩兒都知道！”，列寧說到這里時也說：“每個懂俄文的6歲小孩兒也知道！”。結果我國現在還在討論：聯產承包或者股份制就是重建個人所有……馬克思怎么會主張股份制呢？共產主義怎么還有商品、貨幣和什么所有制呢？這是不可能的！完全是牽強附會！但是人云亦云，講的人很多。

第二層面是在分配領域，我們要建立的是勞動主體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這個說法也是和官方一致的，也就是說按勞分配為主體，各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產權）都可以參與分配。因為基本的分配方式要么是按勞、要么是按資。1995年我在國內第一個寫文章，認為資本家如果擔任總經理，實際上他的很多活動是創造新價值的，也創造剩余價值的。比如比爾·蓋茨擔任總裁的工作是創造價值的，但是他按股分配的那一塊是剝削，可以說既是剝削者又是勞動者。假如微軟是社會主義企業，比爾·蓋茨擔任總裁拿的收入可以繼續拿，但你按資分配那一塊就不能拿了！現在，有不少馬克思主義者，有些還是比較權威的，也同我提出這個問題，也就是20年前大學生跟我提過的，就是：公有制、所有制為什么要強調，不就是交稅嗎？私營業主收入過高，通過稅收調節不就行了嗎？為什么馬克思主義者非要強調公有制呢？問題在于，如果在一次分配中他按資或按股拿去了很多的話，剩下來的調節是很難調到位的。西方國家現在的財富貧富分化程度超過了馬列時代。不要以為科技發展了，勞動力價值的范圍擴大了，貧富差距就很小了。當你有一輛轎車，人家有幾輛豪華轎車，當代的富豪不是什么汽車，人家是豪華游艇、直升飛機……。有位政治經濟學博導，和我關系也不錯，有次跟我說：“哎，程老師你反對貧富分化干什么呢？貧富分化有什么問題呢？比爾·蓋茨不是跟我活得一樣嗎？他有那么多錢又能怎么樣呢？我不也活得蠻好的嗎？”如果都他象這樣，那也不會有什么革命了，那楊白勞也可以說黃世仁財富多就讓他多嘛，就讓他好嘛！我能力和素質不行就自殺算了！那也太講不通了，那人類社會也沒有什么追求可講了！那日本鬼子打過來就打過來嘛，中國資本家剝削和日本資本家剝削有什么大的區別？你要想得通，那全想得通了！

所以，一次分配講效率、二次分配講公平，貌似合理，其實是站不住的。一次分配不要講公平嗎？二次分配不要講效率嗎？這種形而上學的觀點割裂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另外，效率優先這種說法在學理上是站不住的，我們“海派經濟學”從來就沒有贊成過、同意過。你看美國奧肯的著作談的是公平與效率，明明是平等與效率或公平與效率，西方經濟學家把這幾個詞不加說明的等同了，然后就冒出個基本定理或基本關系什么的。就是把公平等于平等，平等等于均等，這是問題的關鍵。我認為公平可以等于平等，意思差不多，但是公平和平等不等于均等！西方經濟學比較巧妙，用了個均等，既有公平的意思，又有平均主義的意思，然后均等就等于平均。他們把經濟公平、經濟平等這么大個問題縮小到收入的分配問題，并且用兩個有缺陷的指標去衡量（基尼系數、收入五等份），從而得出越公平越無效率。誰說平均等于公平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來沒講過啊！按資分配在經濟關系本質上當然是不公平的，按需分配也不是平均主義啊！按需分配是平均主義嗎？你胃口大的多吃一點，胃口小的少吃一點，怎么是平均分配了？個子高的人穿的褲子不要長一點嗎？哪是平均主義啊？其實這只是資產階級學者的一種攻擊性行為，并不是不知道馬克思是怎么說的。

關于公平與效率，我有專門文章的，我的這個定理是這樣的，也是我們“海派經濟學”幾大假設之一，即“公平與效率交互同向變動論”，簡單來說就是越公平越有效率，越不公平越無效率。如果單從西方社會學和經濟學的觀點，我們現在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美國，收入五等份的差距我國也比西方發達國家略大些，但是社會的貧富分化主要不表現在這個差距上，主要表現在財富的占有上。為什么他們用五等份，而不是十等份、二十等份呢？他們用十等份、二十等份，中國差距就比他少！這就是諾獎獲得者索羅說的：社會科學家和其他人一樣，也具有政治利益、意識形態的傾向以及某種價值判斷。我們前面講的斯蒂格利茨、薩繆爾森的教科書都是120萬字，你看有沒有財富的指標？沒有！只有收入分配，而且實證資料出奇的少。因為財富的指標他們不能說啊！一說美國大學生都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了。盡管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等機構都公布這些資料，但他們的經濟學教科書不寫!可見，我們說他們有階級性，索羅說社會科學家有政治性、有價值觀沒錯吧？沒有冤枉他們吧？不過薩繆爾森還是寫了一些真話，但沒寫到底。他的真話是什么呢？他說，考證了許多資料以后證明，收入差距的加劇很多都是財產占有差距造成的。前幾年我寫過文章說，經濟學既要講經濟公平，又要講經濟效率。這是經濟學的兩大主題，不能說經濟學講效率、社會學講公平，這是流行的錯誤說法。美國是世界上經濟最不公平的國家，因為財產占有上反差巨大。這個原因會導致人們在進入市場競爭之前或之中，已經帶來了很多經濟上的不平等現象，美國1%最富的家庭擁有全美家庭凈資產（含各類有價證券）的三分之一，9%較富的家庭又擁有其中的百分之四十，等于10%的富裕家庭擁有近80%。

前些天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提出：提高低收入，擴大中間收入，調節高收入，打擊非法收入，和我們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觀點是一致的。關于分配問題，即使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內部也有點分歧，有些人認為外國的私營業主有剝削、中國的私營業主沒有剝削。為什么？因為有共產黨領導。有位政治經濟學教授在書中說外國的資本家是有剝削的，如果到中國投資也是有剝削的。中國的私營業主假定他的來源是合法的話，后面就沒有剝削了！馬克思講的資本主義簡單再生產說明的三個問題，說得很清楚的。假定資本原始積累是他個人的，沒有違法的，以后簡單再生產也證明不僅M是工人創造的，而且C也是工人創造的。你看，這就是個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授的所謂創新。當然，我當面也會說他：“你這觀點是不對的。”中國的私營經濟主是自己拿的10萬塊，后面就沒有剝削了？來個高鼻子，是他父母給的錢就是有剝削了，這是什么經濟關系分析啊？如果黃世仁的財產是他父親給的，那你說他后面有沒有剝削啊？

可做如下選擇：把劉少奇所說的剝削有功論與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論的（五句話，三十六個字）“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結合起來，主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有制及其剝削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最終還是要消滅他們。我的意思是，第一代領導人說剝削有功的意思是私有制剝削有積極作用，但沒有否定他有消極作用，文革中對劉少奇的這個批評是亂上綱的。第二是鄧小平說過要消滅剝削，如果沒有剝削就不要消滅剝削了！私有制沒有剝削，那什么地方有剝削啊？前面兩代領導人是這樣說的，第三代領導看看怎么說比較好？可以推論：如果否定私有制具有剝削性，就會涉及到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根本點和合法性問題。共產黨憑什么沒收地主的土地呀？如果你說地主沒有剝削，你怎么好沒收他土地啊？如果你說資本家沒有剝削，那資本主義改造怎么改造啊？那贖買不是購買，贖買是以革命暴力、是以政權為后盾的，不是等價交換的買。那你贖買的經濟學依據是什么？這些東西本來就是工人階級的。如果你說資本家沒有剝削，那本來就是他的了！本來是他的，你進行贖買就是“非法”的，就變成“強盜”行為了！這就涉及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點——勞動價值論了，對不對？馬克思別的體系都是推論出來的，當然是基于事實推論出來的。還可作進一步推論：如果否定中國的私營經濟有剝削，就會連同否定黃世仁有剝削和整個當代資本主義有剝削。你想想看，我們看過《白毛女》這部電影的。在《白毛女》中，你說黃世仁與楊白勞是不是經濟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你要用西方私有產權理論來分析，黃世仁一點剝削都沒有的！一點責任都沒有！你看黃世仁的財產、土地怎么來的？或者是祖輩立功了、或者是祖輩的經營留下來的，他有了財產、土地。你楊白勞沒有土地，來求我，要租我的土地，我看你老實巴交的才租給你的！我不租你土地，你就餓死了。我租給你沒錯吧？至于要交六成租、七成租，那是有契約關系的。你畫押簽字的，說明是平等的，你可以不簽。你簽了，就說明是自愿的。好像黃世仁也沒錯啊！好，本來秋收后你應該交谷物的，你不交，到年底我該執行契約了。我沒空兒，委托個“代理”，派個管家——你們叫狗腿子，西方經濟學叫“代理人”——到你們家執行契約，最后一天，年三十兒了。你看，你還是不講誠信！見都不見我，還跑掉！你至少也得在家里說明情況啊？（張維迎教授不是講嗎，“無恒產者無恒心”，引用孟子的話，你看沒有財產的人最不講道理，地主、資本家都很講道理！有財產的都很講道理！都講道理，安然事件會有嗎？假冒偽劣產品還有嗎？扣發民工工資、延長勞動日，煤礦那么惡劣的工作環境是講誠信的表示嗎？這些都證明不了孟子和張維迎的那句話。）最后，你人也不在，看看你家里還有什么財產。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上講地租有三種形式：實物地租、貨幣地租、勞務地租。實物地租、貨幣地租你都沒有，唯一有的就是勞務地租，喜兒失業在家沒工作，那就到我家里做勞務抵債吧。這也符合你們的地租觀！你說黃世仁有啥錯？最后黃世仁好像還倒霉，被抓起來，他的風險有多大！你看財產也沒了，人還要被批斗。這個契約關系完全符合西方經濟學講的，所以黃世仁你斗他，他一點也想不通，怎么租租租，最后租出剝削來了？但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是有剝削啊！過去抗美援朝抓住一些美國俘虜，為了活躍他們生活，放影片《白毛女》給他們看。結果美國兵說：“楊白勞自殺是沒有必要的，債嘛，是應當還的。”后來我在網上看到一則新聞，說有位母親想教育她女兒，帶她去看《白毛女》。看完以后，她女兒怎么說？她說：“喜兒蠻好的嘛，就嫁給黃世仁算了，現在不都流行傍大款嗎！省得跟窮大春受那個苦了……”她母親聽完驚呆了！近幾年國內發表大量的馬克思主義創新文獻都一致主張，私有制就是有剝削的！現在發展私有制，政策上允許剝削不等于在理論上否定剝削！如果否定剝削，那整個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理論基礎就沒有了！誠然，勞動價值論是要發展的，我本人的新著叫做《勞動創造價值的規范和實證研究——新的活勞動價值一元論》。后來，十六大報告沒提剝削問題，從而這一問題爭論告一段落。

第三層面，是國家主導型的多結構市場制度。我們主張要多結構地發展市場體系，發揮市場的基礎性配置資源的作用；同時，在廉潔、廉價、民主和高效的基礎上發揮國家調節的主導型作用。科學倡導“市場取向的改革”與隨意濫用“市場化改革”是不同的。現在中央講究改革的科學性和協調性，就是既要用市場調節的優良功能去抑止“國家調節失靈”，又要用國家調節的優良功能來糾正“市場調節失靈”，實現一種“基礎－主導”功能性雙重調節機制，這樣，容易達到社會經濟和諧。為何上訪、鬧事、犯罪和社會失衡的現象較為普遍，就是因為國家調節存在不到位或不得當的情況。只要看看在近年所謂管理層收購活動中出現的嚴重問題，并引發各階層公眾的不滿和不和諧，就可得知某些政府部門的調控有多滯后和不明智。沒有人否定市場型的產權改革，但不可背離市場規律亂來。

在這一方面，“新自由主義”不贊成國家調節為主導，認為調節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引用西方文獻里提出了一些模糊概念，叫“有限政府”、“小政府、大社會”。我倒是主張建立“小政府”，但是應該是“小而強”，不是“小而弱”，更不能是“大而弱”！“大而強”也不適合市場經濟，我看“小而強”最好。新自由主義的“小政府、大社會”，實際上是主張政府少說，而事實上就是壟斷資產階級說了算！

過去日本、韓國都是國家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應當說這是他們經濟曾經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后來他們相信“新自由主義”經濟就開始下來了，這是日本東京大學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伊藤誠教授到中國來說的，是有實證資料證明的。美國的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大衛·科茲也用資料證明，美國在實行某些“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以后，經濟發展速度比五、六十年代慢。法國馬恩河古大學的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授迪勞內也用資料證明，歐洲國家由于實行某些“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速度也比以前慢。蘇東國家也在采用“新自由主義”后，出現大規模倒退。拉美國家實行“新自由主義”十幾年后，現在都翻過來了……。現在世界上的馬克思主義等左翼學者一致批評“新自由主義”，法國的調節學派，包括一些馬克思主義演化經濟學都是有一定科學性的。

第四層面，即自立主導型的多方位開放制度，即處理好引進國外技術和資本同自力更生地發展自主知識產權和高效利用本國資本的關系。

我們知道，改革以來官方在這上面的提法是有一些變化的。改革開始時，小平強調“引進來”，后來江澤民同志在“三講”的時候提出“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的戰略，但是沒有突出強調“自主創新”問題，胡錦濤同志執政后迅速提出“自主創新”！我認為這第三步非常關鍵，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理論亮點。在經濟學上，我前幾年提出第三種優勢理論——知識產權優勢理論（另外兩種優勢理論為：比較優勢理論和綜合競爭優勢理論），主張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推行知識產權戰略。最近一兩年，官方也是在大力提倡這種戰略。所以你可以看到，一般來說，我們黨的第一把手認識到了，下面的“大臣、諸侯”就迅速地認識到了，否則，你和下面的人討論較困難。

我們中國現在是標準的世界加工廠，不是世界工廠。真正的世界工廠都是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英、美、日包括前蘇聯就是如此。沒有原創，你生產的是低附加值產品，處在國際分工鏈里的低端，我們不能陷入比較優勢陷阱！你看中國三大國有企業汽車集團都不生產自主知識產權的小汽車，一個小企業奇瑞卻生產出來了！

我曾提出，應在結合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術）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業集團和民族跨國公司，突出培育和發揮知識產權優勢，早日真正打造出中國的世界工廠而非世界加工廠，從而盡快完成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和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的轉型。

北大有位“海歸”過去寫過文章說：“都全球化了，還提什么民族經濟呀？用境內經濟（企業）與境外經濟（企業）就行了，別用民族經濟這種帶有反全球化含義的說法。如果說有民族企業，麥當勞就是民族企業，因為土豆等原材料是中國的，用的人都是中國人。”北師大的老教授、民盟中央副主席陶大鏞（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聽了就很生氣，打電話給我：“你看這種漢奸理論，麥當勞怎么是民族企業？解放前都沒有出現過這種理論，這些人還是中國教授嗎？”

北京有的教授、“海歸”也是不贊成創新的。林毅夫教授就提出：不要陷入自主創新陷阱，認為從成本、收益看，自主創新不一定合算。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南財經學院的資深教授楊承訓就寫商榷文章說：“你這成本怎么核算，是單項成本還是綜合成本，是短期成本還是長期成本啊？”當然，不是一切技術領域我們都要獨創，創新也有原創、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再創新等幾種形式，但某些關鍵領域我們必須要創新！如果不提倡自主創新，我們很多科技工作者、大學生的愛國主義也沒有地方發揮啊！結果到跨國公司那兒去工作了。所以，高尚全先生等反對批判“新自由主義”是沒有道理的。北大原校長吳樹青當面問他：“你是不是主張‘新自由主義’？”。他說：“我沒主張！”又問他：“那你是不是認為中國就是按照‘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高尚全說：“我也沒說過！”吳樹青就反問：“那你反對批判‘新自由主義’干什么？跟你又無關！”這是北大原校長吳樹青親口跟我說的。

在以上四個制度層面或改革的主要目標方面實際上是有分歧的。如果大家公開、直截了當、不扣帽子地進行商榷也好、論戰也好，我認為是有助于中國改革的。有人反對、批判“新自由主義”，說中國改革就是靠“新自由主義”，那不對。中央沒說過，而且中央提出了要批判“新自由主義”。李長春同志多次指示，指出批判新自由主義要長流水、不斷線，抵御其對中國改革的負面影響。在三月份兩會后，“新自由主義”主流學者很快把中央領導的講話接過去，說：“堅持改革方向就是我們的主張，你們就是反對改革的！”我們什么時候反對改革了？我們主張的是繼續完善社會主義類型的市場經濟改革，就是中央做出的決議嘛！劉國光教授3、4月份寫了兩篇文章（都是報送中央的）點名批評吳敬璉、高尚全先生，認為他們的一些講話是有問題的。比如他們說：“現在出現了一股反對改革、否定改革的浪潮，民間和上層都有。貧困群體和既得利益者結成聯盟反對改革。” 誰是既得利益者？失業工人是既得利益者嗎？馬克思主義學者是既得利益者嗎？貧困群體和弱勢群體怎么成了反對改革的力量，他們正是我們黨要代表的階層之一，中央領導也特別講過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更加注意讓改革的成果能為全民所享受，要關心弱勢群體！他們倒是給弱勢群體扣了個帽子——反對改革！人家失業了，提點意見、有些不滿情緒、希望找到工作，就是反對改革啦？你這不完全是立場站錯了嗎？！

我最后講一個問題，現在仍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本來就是改革的首創者和杰出的貢獻者，現在成張冠李戴了，張冠李戴20多年啦！從去年開始，我才開始撥亂反正，澄清事實。我現在從改革文獻中翻出來大家聽聽：

第一，中國社科院于祖堯教授在1979年4月無錫全國價值規律討論會上遞交了一篇文章——《試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式提出這個問題加以論證。我們光知道“吳市場”，不知道“于市場”。“于市場”比“吳市場”要早提10多年，張冠李戴了吧？

第二，中國社科院顧問劉國光是主張縮小指令式計劃和市場取向改革的最早倡導者。有文字記載，1979年7月，他在一次體改研究會上明確指出要解放思想、按照分類標準來取舍，只要有利于生產力和生活水平都可以采用，沒有什么政治帽子問題，市場機制是實行分權管理的重要手段……等等。80年代初，中央書記處看了這些材料以后，曾批評劉國光，讓中國社科院黨組幫助劉國光同志提高認識。劉國光說：“我這個提法現在提不大恰當，因為和中央的現在意圖不完全一致，所以我是要檢討的。”等于沒檢查，意思是我話沒錯，只是我提的不是時候。

第三，中國社科院財貿所原所長楊圣明教授是最早提出要正確處理和同時重視公平與效率的第一位經濟學家。1984年1月的論著中已作了闡述。

第四，中央黨校原副校長、經濟學家蘇星教授在《紅旗》（現在叫《求是》）雜志1983年14期上發表了《論公司制度》，里面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大生產理應搞股份制等。書面提出股份制他是全國最早的一位。

第五，復旦大學《資本論》專家張薰華教授是我國土地管理體制的最早倡導者，84、85年就書面提出了。

還有第六，中國社科院已故經濟學家許滌新是我國第一個提出要重視生態環境，要建立生態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1983年就發表了相應的論文，后來也寫了書。

你看，我們中國改革的幾大關鍵問題，第一，誰先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二，誰先提出股份制？誰先提出公平與效率……？是我們這些現在仍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應當說“新馬派”是中國改革、鄧小平理論的堅決的支持者和忠實的執行者，是中國改革的首創者和杰出貢獻者，現在繼續朝著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努力工作。而新左派呢，總體上屬于崔之元教授自稱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學派。“新自由主義”實際上就是“新右派”，他們不會是全錯，但不少觀點確實會誤導中國改革。新老“馬克思主義學派”和“新左派”結成學術聯盟，共同反對中外“新自由主義”。大家在網上可以看到，“新左派”也有相當的進步性，只是在理論和政策上還不成熟和完善。

中國目前主要有這樣幾種意見。好，我就介紹到這，謝謝各位！

學生提問1：

我的問題是，您認為中國經濟合理的發展速度為7－8%左右，而我們今年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超過了10%，這樣我們的就業還是如此嚴峻，如果再降到7%，我們找工作不是更難了嗎？

答：不能認為經濟增長速度越高就越有利于就業。就業率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現在失業率升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公有制大規模萎縮！公有制比較有利于就業，私有制不利于就業，這在經濟學上是可以論證的。論證就是幾句話，私有制必須有私人利潤才會辦私有企業。而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從理論上說，最好是有公有利潤、公有剩余價值，如果沒有，這個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也不一定要消除的。因此，公有制比私有制有利于就業。

學生提問2：作為一名研究生我很迷茫，不知道該怎樣在學術研究和生活上前進？（大意如此）

首先要把學習搞好，扎扎實實打下理論基礎。同時，搞清楚中國和世界的兩三個關鍵問題，不要太多，抓主要矛盾。比如，你要搞清美國、瑞典是不是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它們有什么問題？比如，公有制、私有制到底哪個效率高，那種更能促進就業？這些關鍵問題要搞清楚，搞清楚后你大方向就能把握了，理論關節點就明白了，然后再增加的具體知識都是有框架和核心的知識了。否則你很多知識，卻可能是一團糨糊的，連貫不起來，學術關節點和大方向搞不清楚。

學生提問3：我認為不應該刻意強調意識形態、什么公有制、所有制的。如果能存在就存在，如果它已經喪失了競爭力，你再刻意去保持多大比例的公有制、私有制意義并不大，就象一個人如果已經病入膏肓，你再去救他也沒什么意義了……

答：是的，就好象有人經常問：“如果1949年后國民黨執政會不會比現在好？”我跟你說，不可能！你去看看，印度國大黨和國民黨綱領是一樣的，我們在毛澤東時代是6.1%的增長速度，印度是四點幾的速度，我們現在九點幾，他不過是六點幾的速度。它比得過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比不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當然也比不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一定要主張公有制占主體！

現在的問題不是我們要消滅私有制，而是有人刻意要消滅公有制啊！不是我們要過分強調意識形態，是人家要大搞非馬克思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張五常不早就出過餿主意嗎，解決社會主義的最好辦法是把國有資產送給干部，送給干部他們就不反對私有化和資本主義了。

如果中國大搞私有化會是什么情況？那肯定比俄羅斯更慘，俄羅斯一、二百個政黨，我們就得四、五百個政黨，整天就斗吧！

中國現在還沒有分裂，日本的東京市市長已經說了：“希望中國分成幾個國家！”你看，日本右翼的良心仍然大大的壞！

美國的雜志上都給你畫好了，應該幾塊版圖，應該分成7個國家。

你一搞私有化，私有化基礎上必然是資產階級多黨制。你多黨制一搞，國家、民族肯定分裂！俄羅斯8年改革，總GDP下降一半，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一半。即使普京走上正常的資本主義道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GDP年平均增長就是百分之二點幾，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多數是百分之四、五，只有極個別國家能達到百分之六、七。

所以整個世界的近300年情況你要是搞清楚，那你就明白了！

盡管我國還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包括民主制度要大力改進等等，但還是維持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憲政框架比較好，有利于我們發展，同時，也是有利于私有制作為輔體來發展的。

（結束）

附：  應提供更多更好的學術創新和政策建議

——程恩富接受五國記者采訪

2006年2月13日，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程恩富接受了來自美國《奈特·里德報》、法國《世界報》、加拿大《環球郵報》、瑞士《時報》兼法國《快報》、德國《明鏡》周刊等多家媒體的采訪，就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現實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下面是程恩富副院長接受采訪的主要內容。

問：為什么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的基礎上重新組建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答：第一個原因，從學科隊伍建設及發展的需要看，原來的馬列所規模比較小，只有50多人。建院后我們將擴大到200人的編制。原馬列所學科重點是研究中國當代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學科體系相對單一。馬研院成立后，下屬五個研究部，每個研究部有二至四個研究室，研究內容可以非常廣泛，將以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大學科為主體，同時涵蓋和涉及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社會學、文學以及國際戰略等多方面學科，從理論到現實，從國內到國外，將理論研究與學科建設置于一個廣闊的視野和空間。所以，從馬克思主義學科發展看，需要大力加強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需要加強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分析發展改革、開放的現實問題。

第二個原因，從國際方面看，中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需要同世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左翼思想對話、磋商交流。我知道在座的幾個國家都有信仰馬克思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馬克思主義作為人類先進文化，應該成為全球多元文化、多樣學科中的一個園地。對文化進行分類不應該局限于一種方式，比如可以按照宗教對文化進行分類，即基督教、佛教等宗教文化，也可以按照其他方式進行分類。社會主義思潮作為一種文化，對人類社會發展起著一定的進步作用。我們愿意同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學者進行交流，共同繁榮社會主義的學說和文化。我們也將歡迎各國研究社會主義思潮和文化的學者到馬研院演講交流。

馬研院成立還有一個原因和背景，即中國要實行和平、發展、合作的對外方針，倡導建立一種國際和諧社會，也需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提供學術支撐和理論基礎。我國已經改變了冷戰時期的某些做法。中國不主張實行革命輸出，或意識形態輸出。但是各國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有興趣，我們可以共同研究。我們的研究也將廣泛吸收非馬克思主義、非社會主義思想中的合理成分。

2004年中央決定實行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中國社科院為了適應這一研究工程的需要，決定擴大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為建立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為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提供充分的學理支持、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石。因此，從國內外的發展來看，都需要加強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關于成立的背景主要是這些。

在今后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的工作中，我們將把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研究、理論宣傳、應用探討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要進行學科、學理、學術探討；對中央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要大力宣傳，科學闡釋；對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解釋和解決現實問題，要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將這三方面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來增強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力、創造力和適用性。這一工作思路主要是針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而提出的。過去一談到馬克思主義，似乎就只是一個宣傳問題。我們要打破這個傳統的做法。我的這個想法得到了社科院領導的支持。

關于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解釋現實問題，并提出一些建設性意見，這項工作也要加強。如：對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的思想，我們要從學理上探討科學發展觀同經濟學、哲學、政治學等學科的關系。科學發展觀中的重要理論之一是以人為本，這在中國古代就提出來了，西方學界在啟蒙時代也提出了這一思想。這就要從學理上闡述，從學術上創新，要探索科學發展觀和以人為本思想的學術淵源關系，要在中國古代、西方的基礎上創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以人為本觀。這是一方面的工作。第二方面的工作，我們將按照中央的精神，大力向人民宣傳科學發展觀。第三方面的工作，就是根據我們的學術研究和中央的精神，有針對性地探討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以及社會發展政策中，哪些方面還有待于充實與完善，還存在著哪些亟待改進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政策性建議。

比如，人口政策對中國很重要。中國有20個左右的省市規定，農村戶口的家庭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可以再生第二胎。關于這項具體政策，從我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并運用于分析當前中國的人口問題來看，我不是很贊成這一政策。因為中國如果想提高人均國力，要更加合理地使用中國的資源，就必須控制中國人口的發展。而按照二胎政策，中國還將多出生很多人。盡管可以養活這些人，但是要迅速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生活水平困難很大。按照預測，中國人口最多時可能會達到15 億，甚至超過15億，然后總人口才開始下降。因此，我認為，人口的增長如果控制的更加嚴格一些，從長期來看，更有利于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更有利中國資源和能源的節約。這樣的問題，就涉及到我們剛才講的如何理解科學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的精神實質問題，是允許二胎政策，還是實行較嚴格的一胎政策，更有利于科學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理念的落實。這就是一個運用性的探討，是需要我們做的。從短期來看，可能允許二胎政策有助于緩和某些矛盾，但是從長期來看，就會妨礙現代化快速實現和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

有人批評馬克思主義不能指導現實問題、應用問題，只能教條式的宣傳，而我始終認為，一個具有創新能力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現實問題應該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和說服力，應當比非馬克思主義者有更多、更好的學術創新和政策性建議，否則就不是一個合格稱職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再舉個例子。在十幾年前，我就主張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征收個人所得稅的起點不應該是800元人民幣，而應該是1200元或者是1500元。因為當時在上海北京這些大城市里，月收入800元屬于低收入，或者中偏低收入，對這些低收入階層就不應當再收稅了，否則他們就會對政府有意見，我很窮你還收我的稅。另外，收稅本身也需要成本，而且普遍的收稅還會導致普遍逃稅現象。直到去年，政府有關方面才來討論要不要提高征稅起點的問題。十年前，反對把稅收起點提高到 1000或1200元人民幣的一些中國稅務學教授，他們的理由是，因為美國是普遍交稅，所以中國也應當普遍交稅。他們的“仿美”思維邏輯就是這樣的，沒有從現實出發，而馬克思主義的特點就是一切從現實出發，從國情出發。

我舉第三個例子。最近一兩年上海等城市房價升幅較大，要不要國家進行宏觀調控？這在學界、公眾和政府都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如果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考察問題的話，那么肯定需要進行調控。因為房價上升太快，對收入處于中下層的廣大人民是不利的，要是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來觀察問題，自然就會主張國家進行調控。另外，如果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市場經濟的有序發展也需要宏觀調控，不能實行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觀。所以，從國家必須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使房地產市場能夠有序的發展，必然要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如果是站在某些房地產投機者、炒作者，或者是站在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角度來看問題，或者再增加一個角度，站在房地產價格越高愈有利于經濟發展這樣一個錯誤的思維方式和立場來看問題，那就會反對必要的調控。從房地產這個例子就能說明，馬克思主義觀察問題的立場和方法以及原理，是可以作為解釋和制定政策的理論依據的。

以上三個事例說明，馬克思主義不僅僅是關于社會制度、人類社會發展及世界觀等大問題的理論，運用馬克思主義也是可以解決關于交通、能源等一些非常具體的問題的。我本人是搞經濟學的，我覺得沒有什么問題可以離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方法論和基本原理。我也看過許多西方經濟學的書，認為很多理論是可以吸收的，但是，西方經濟學缺少一種勞動者整體的立場和科學的辯證法。我們要學會用創新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揚有棄對待西方經濟學。

問：馬克思主義的哪一部分理論是來闡述中國的人口政策的？

答：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為我們正確解決人口問題、制訂科學合理的人口政策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理論依據和線索。比如說，人口的數量和現有的生產資料應該有一個合理的比例。假定在生活水平和勞動質量不變的前提下，如果生產資料越多，那么人口和勞動力的數量就會相應增長。實際上就是生產資料、人口數量和生活質量三個變量的合比例的關系問題。三者的比例要適度，如果生產資料相對貧乏，人口的大量增長必然會影響綜合國力、經濟績效和生活質量的提高。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就有這樣思想，就是經濟要按比例發展。按比例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思想。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都要按比例，才能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西方經濟學理論多用均衡發展一詞。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也可以用來作為人口政策的理論依據。我們可以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矛盾規律理論來指導制訂人口政策。比如有些人想多要小孩，我們可以滿足這些人的愿望，這似乎是解決了一些家庭的矛盾，但是如果從長遠來看，這一眼前利益的滿足將對這些人造成更大的不利。這里就有一個經濟辯證法和方法論的問題。就是說，是有助于矛盾的短期解決，還是長期解決。馬克思在描述人口增長的時候曾經概括出這樣一個規律，即越窮的人越生，越生的人越窮。這就是一種惡性循環。所以，我們政府對農村提出的口號是對的，即少生快富。甚至我個人的人口政策還主張，社會輿論應倡導不生育，多方面地尋找減輕我國人口增長壓力的途徑，就像歐美等國家一樣。現在，上海、深圳、北京等地已經有少數年輕人在維持不生育的丁克家庭。這里有一定的生育經濟學的道理。我主張在大學里應該開生育經濟學的課，可以有助于計劃生育。馬克思主義不可能為中國提供現成的人口理論和政策，而是要我們順著其思路去思考或者用它的基本觀點去考慮現實問題，就會有新的發現。如果再綜合一些西方某些合理的理論，制定政策就更加圓滿和科學。西方學者提出了一些不少技術方面的觀點。

問：中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家，目前的貧富差距比實行資本主義的國家還要大，比如說比美國？這如何解釋？

答：我認為，根據統計資料，應該是美國的貧富差距比中國大。這里我要作一個說明。美國的大學生包括在座的各位，在大學里，盡管學習了八年、十年，但都沒有接觸到一個基本的事實。具體說，就是西方經濟學和社會學教科書里面，缺少一個關于財富的結構和分配問題的實證分析理論。他們只有收入分配概念，收入分配概念又用兩個指標來衡量，一個是基尼系數，二是五等份，即把家庭分成五等份。要是單純根據這兩個指標來衡量中國和美國的貧富差別，中國與美國相近，甚至中國某些指標會超過美國，比如說基尼系數。

如果按照馬克思主義實證分析的觀點，就不僅要考慮收入的結構，更要考慮財富的結構。根據美國官方的統計，美國1%的最富的家庭的財產要占全美家庭凈資產的1/3，較富的9%的家庭又要占全美家庭凈資產的1/3。兩項相加，全美10%的家庭要占有全美家庭凈資產的80%。家庭凈資產包括了股票、地產等有價證券。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家庭如果對照這個字，1%的家庭的財產有沒有占全中國家庭凈資產的1/3？較富的9%的家庭有沒有占全國家凈資產的1/3？進一步說，10%的中國最富有的家庭有沒有占全國家庭凈資產的80%？肯定是沒有的。雖然西方的經濟學或社會學教科書內容很豐富，可能有120 萬字之多，但它回避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和經濟學道理。如果西方教科書把這些基本事實寫明的話，西方的大學生中馬克思主義者就有可能多起來。這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觀察問題的立場和方法不同，得出的結論自然不同。

問：中國現在有沒有一個意識形態真空？你是怎么來說服中國人相信馬克思主義的？

答：一方面，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和西方的交流越來越多，各種思想和思潮大量傳入我國，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生活中私有制的比重也越來越大，這樣就面臨著國外思想和國內現實的挑戰。因而現在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宣傳不可能是封閉式的，而是在一個開放式的條件下研究和宣傳，也不可能做到每個人都相信馬克思主義。大家有自由選擇權，在一定的教育環境下，他最終有自己的選擇。如果在中國發現有人不相信馬克思主義，這屬于正常現象。現在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在精英階層，在中高級干部、中高級知識分子的階層里，他們應該比較相信馬克思主義。我們工作的重點在這里。這些工作已經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不是十分理想。

問：那么你是說還有一些中高級干部精英階層不相信馬克思主義？

答：確切地說，這個工作不是十分理想。我們的經濟學教授應當是精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可是某些人沒有做到。比如，有些人在海外學習了西方的經濟學，但是他回國以后沒有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講授西方經濟學的時候，他就很難做到十分科學。去年7月，社科院的顧問劉國光教授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問題發表了重要意見，在中國學術界和經濟學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甚至在黨內外和社會公眾網絡上都有大量的評論。前年郎咸平教授抨擊MBO，引起了郎旋風，也引起了馬克思主義觀點與非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激烈爭論。郎咸平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是他發現中國搞得MBO和西方搞得不是一回事，他實際上是批評中國的MBO是新自由主義的一種做法。我認為郎咸平是受三民主義影響發表了這個意見，朗咸平確認了我這個觀點，他是受三民主義影響。三民主義的核心經濟理念和政策之一就是大資本屬于國有。

問：在過去的20年中是不是有越來越多的人在西方學習之后不再相信馬克思主義？

答：有相當一批人。但是，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在西方接受教育的時候采取了獨立思考的學術研究態度。認為中國應當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應當簡單的照搬歐美模式。這樣的學者越來越多。比如，在馬研院工作的許建康，他在美國進行了十幾年學術研究，還是比較贊成馬克思主義的，而且也比較贊成沃勒斯坦的反世界體系論。還有一位去年剛剛回國的在清華大學工作的年輕的經濟學博士朱安東，他在美國麻省大學師從于大衛 ·科茲攻讀博士學位，比較相信馬克思主義理論。還一個是在英國倫敦大學學習，回國后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他也比較相信公有制的。在日本也有一大批學者都是相信馬克思主義的。

問：按照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的理論，他很強調企業家、工商界的作用，現在胡錦濤強調馬克思主義是不是恢復以前被忽略的思想？

答：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是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的。比如，江澤民總書記為社科院題詞，“把中國社會科學院辦成馬克思主義的堅強陣地”。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都屬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都是政治家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的新理論，都是和馬克思主義既一脈相承又有所發展，每一種理論都又有一定的新意，有一定的新內容。

問：在《資本論》里應該沒有說資本家也可以成為共產黨員吧？如何理解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呢？

答：只要符合黨員條件，任何人包括資本家都可以加入黨組織。在中國革命時期，解放前有很多共產黨人都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著名的共產黨人彭湃就是出身大地主家庭，他后來把地契撕了，參加了革命。恩格斯也繼承了很多財產，擁有很多股票。問題主要在于他思想上和政治上是不是信仰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他的現實表現是否先進，是否符合共產黨員的標準和要求。深圳有一個大資本家，億萬富翁，他每年花很多錢來救治白內障患者，并立下遺言死后把他的財產全部捐給社會，不留給后代。這樣的大資本家，如果他政治上是信仰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那就是最符合標準的。所以主要考察他是否符合黨員標準，而不是資本家能不能入黨的問題，理論上是可以入黨的。據說在英國，資本家要參加英國工黨，要比一般的工人黨員多交一些費用，這有一定道理的，要考驗他。

問：據國務院發改委上周發布的報告，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這種情況下政府如何使人民相信馬克思主義呢？

答：關于這個問題，在解釋上有一定難度。貧富差別的主要根源，我的觀點和流行的觀點不同，我是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觀點來理解的。一是貧富差別的形成與私有制的比重越來越大有關系；二是由于國家缺乏宏觀調控，在一些國有企業、國有事業單位內部也拉開了收入差距。這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比如說，同樣是國有企業，企業本身可以獨立決定其總裁的收入，有的差別就非常大。在國內大學里收入差距也是非常大的，這屬于非理性的擴大。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許多人工作的積極性。而非理性加大貧富差距就屬于濫用國家資產。這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不符合西方經濟學，既不符合中國國情，也不符合國際慣例。這種濫用國家資產和學生學費的風氣還在上升。

問：這種現象是不是也說明，中國馬克思主義影響力的下降？

答：這說明那些大學領導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水平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就是西方經濟學水平也要進一步提高。因為這也不符合西方經濟學原理。西方的大學里不會僅僅因為畢業學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分配方式。不會因為是在美國大學畢業的就年薪 20萬，在法國畢業的就年薪5萬，西方大學也不是這樣，國際慣例也不是這樣，所以他們都要加強學習。

問：我們認為中國現在的市場經濟制度對廣大勞動群眾是一種剝削，而政府是支持這種剝削的，那你們為什么要在馬克思主義里尋找這種理論基礎？

答：按照現在中國的基本制度還是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允許私有制的發展。既然允許私有制發展，私有制的剝削性就會表現出來。但是，根據鄧小平理論，我們最終還是要消滅剝削的，只是在初級階段我們比較注意發揮私有制及其剝削的積極作用。這是一種發展的具體需要。比如說凱恩斯主義也主張建立一些國有企業，建設一些公共工程。凱恩斯主義為什么會發展這些企業，它應該是完全自由放任的，是主張私有制而不是國有制的。凱恩斯解釋，這是為了更好的發展私有制所以需要國有制。我們正好相反，是為了更好的發展國有制而需要在現階段發展一些私有制，這就是當初羅斯福總統碰到經濟危機時也大辦公共工程作為反危機的一個措施一樣，似乎和資本主義政黨傳統的理論是相矛盾的，但羅斯福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發展國有制。這個道理是一樣的。西方國家發展一些公有制，特別是發展一點國有制是作為發展私有制的補充，我們現在發展私有制是作為國有制等公有制的補充和輔體。

問：你認為中國實行馬克思主義可以作為其他國家效仿的模式嗎？

答：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或者按照中國目前的觀點，國家的模式是應該由該國的公民自己選擇。如果該國的政黨贊同，覺得中國的發展模式不錯，那么可以學習。如果你認為不好也可以不學習。比如，從時間先后來說，越南就是學習中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但是我們知道，古巴、朝鮮、老撾這三個社會主義國家就沒有學習，最近委內瑞拉宣布21世紀也要搞社會主義。究竟采用什么樣的模式，這由委內瑞拉人民自己決定和選擇，就像我們國內有些人主張學習歐洲模式，有些人主張學習美國模式，有的人主張學習日本模式一樣。我的觀點，中國應該更多的借鑒日韓開放式的市場經濟模式，其次我覺得還可以參考歐盟的一些做法。我們特別強調不能照搬美國的模式，因為美國的模式是已發達的模式，不是后發展模式。而且這個模式連布熱津斯基等一些美國官方領導人都認為是有重大缺陷的。布熱津斯基寫的一本書里面就認為美國有20個大問題。如果要學習國外執政黨的經驗，就應該更多地學習新加坡執政黨的經驗。反腐敗也要重點學習新加坡以及我們香港的一些經驗。美國總體上治理國家不是很好的。

問：目前在中國是否存在著這樣兩種觀點，即一些同志認為應該開放的更快一點，另外一些人認為開放的步伐太快了，要放慢速度，馬研院的成立后會不會影響決策的意見？

答：現在的主要爭論不是快一點和慢一點的問題，或者不是這個方面的問題，而是改革開放朝著一個什么樣的方向發展，是一個方向問題。有三種選擇。一種是沿著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繼續發展，真正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果要做到這一點，就得像日本東京大學伊藤誠教授所說的，歐美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也是這樣認為的，即關鍵在于克服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和政策。第二種是主張走新自由主義的道路，仿照蘇東國家走的路，也就是走拉美已經拋棄的新自由主義道路。第三種是主張以私有化和非調控化為基本特征的中間道路，即走社會民主主義道路，主張搞私有化，但是又要注意公平。關于這三種改革觀的爭論較多。還有個別學者主張某些“左”的觀點，對文化大革命一些基本做法持肯定態度。所謂新左派實際上沒有統一的思想，其思想沒有形成一個固定的體系，也沒固定的學說范疇來支撐。如果一定要說明新左派是屬于什么思想體系的話，我認為從芝加哥大學畢業、現在在清華大學工作的的崔之元，他自稱自己的觀點可能是有代表性的。崔之元發表了一個宣言《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宣言》。他反對大資本，主張經濟民主，不反對私有制，不主張公有制一定要占據主導地位。而我們不是新左派，我們是新馬派。

問：在三條道路中，哪一條是最得人心，哪一條是胡錦濤主席比較青睞的？

答：從前年郎咸平事件以來，從網上可以看到，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都是極力反對以北京大學張維迎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觀點的。而大多數人支持郎咸平和我們。我當時與北京上海等地的十位中年經濟學家發表了一個支持郎咸平的學術聲明。大部分網民都是年輕人，并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們都極力支持我們的觀點。所以應當說大多數人民還是支持新馬派的。他們既不贊成回到”極左”的時代，但也堅決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官方應該說與新馬派的觀點比較一致。我舉一個例子，關于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官方的最早是在十四大報告中提出要兼顧公平和效率。一年以后提出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提法一直沿續到前兩年。最近一兩年，以胡錦濤為首的新一代領導人就沒有效率優先這個提法。在他們講話和中央文件里都是強調社會公平。所以我們學術界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我本人就主張兼顧公平和效率。我認為效率優先這個提法在學理上難以做到科學性。我創立了一個理論，就是公平和效率同方向變動論。簡單地說，就是越公平越有效率，越不公平就越沒有效率。關鍵是對公平的認知，而不是簡單地應理解為機會公平。

在這里，我還要說明一個問題，馬研院將來不僅要研究領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要研究中外學者的馬克思主義，中外學界的馬克思主義。前兩年，我首次提出要建立官方馬克思主義和學界馬克思主義的良性互動關系。我不贊成毛澤東、斯大林時期用官方馬克思主義替代學界馬克思主義這種做法。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要真正成為政府的思想庫、智囊團，就要借鑒西方思想庫的模式，就是說思想庫提出的理論政策主張肯定和官方不完全一致，如果完全一致就不存在思想庫了。所以，思想庫應該提供多種政策方案，就像武器庫一樣，有20、30種武器可以供官方選擇，這是西方思想庫的特點，我們應當借鑒。十年前我在上海建立了海派經濟論壇，就是試圖這么做的。這是中國第一個經濟學派。我們在經濟學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學說、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比如說關于公平和效率的問題，在前十年就是按照我這個提法來研究宣傳的，我們沒有贊成效率優先的提法。正是在這個觀點的不斷研究和倡導下，現在官方文件才贊成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這個提法。

我再糾正一個中外學者的誤傳，就是認為最先主張改革的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但實際上在兩個最重要的理論上，恰恰是過去非常堅定，現在仍然非常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首先提出來的。中國學術界有一個廣泛的說法：厲股份，吳市場。我最近寫的一篇文章就澄清和糾正了這個誤傳。1979年初，是中國社科院的經濟學家于祖堯首先寫了關于市場經濟文章，文章的標題是《試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于祖堯是社科院經研所的副所長。 1983年，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蘇星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提出，要搞股份制。社科院的劉國光首先提出要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要擴大市場調節的成分。這三位老經濟學家都是我們新馬派的資深教授和領軍人物。我提出的股份制也是比較早的，包括市場經濟，所以新馬派一點也不保守。

問：改革以后來自外國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最久遠的是什么時候的？

如果說是吸收和研究國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思潮，那么從80年代初開始就做這方面的工作了。首先是吸收東歐社會主義的改革思想，后來又吸收法國的馬克思主義等等。后來我們進一步擴大了關注范圍，比如說對美國的羅伯特的市場社會主義觀，包括剛才提到的大衛·科茲的思想。我們也廣泛吸收西方一些左翼的思想供我們參考。西方右翼的學說思潮我們也在進行不斷的研究。

問：在你們圖書館資料里有沒有原來從西方吸收進來的馬克思主義原著？

答：這個有，我們社科院以及重點高校都購買西方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原著以及學術期刊，西方主要的學術期刊我國都有。所以，我們對西方文獻是全方位、全面地進行研究的，并不局限于馬克思主義。

問：據報道，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差不多需要一億到兩億元人民幣的經費？

答：沒有進行精確測算，但是編教材是要有費用的。這個費用還包括到國內外調研，包括重大課題的研究經費，還包括十卷本的馬恩著作、十卷本的列寧著作的編纂，需要專門的出版經費。最后使用多少經費還要看任務的立項情況，但是每個學者最后從這個研究中能夠變成個人可以消費的貨幣是極少的，是象征性的，是貢獻大于收入小的。經費主要用在調研、收集資料、研討會的成本方面。所以，和自然科學相比，社會科學的研究經費還是不算多的。

（原載《社會科學報》2006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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