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新自由主義誤導國企產權改革

楊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內容提要：      美國推銷新自由主義的所謂規范改革藥方，其中核心內容就是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 “科斯產權理論”作為私有化的理論基礎，也在全球范圍內獲得了非常廣泛的傳播。但從經濟轉軌國家的改革實踐來看，科斯產權理論的效果與預期截然相反。本文論述了一些西方著名經濟學家，對大規模私有化陷于失敗原因的理論反思，還論述了美國如何出于謀求全球霸權的目的，蓄意誤導前蘇聯東歐和拉丁美洲的經濟改革，推動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導致了經濟衰退、失業和社會貧富分化，經濟命脈和戰略性行業落入跨國公司控制之中。本文還論述了中國如何吸取俄羅斯等國的前車之鑒，謹防科斯產權理論誤導國有企業改革。

        關鍵字：      新自由主義，科斯產權理論、國有企業改革、 私有化                    

        作者簡介：    楊斌，1957年出生于北京，男，籍貫廣東省大浦縣，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曾留學日本、美國，  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研究方向：制度經濟學、企業經濟學、國家經濟金融安全，主要著作：《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美國隱蔽經濟戰與改革陷阱》、《軟戰爭——美國經濟軍事霸權挑戰中國》。

科斯產權理論與改革實踐的反差

        ２０世紀５０—６０年代，西方主張國家干預的經濟學理論居主流地位，世界各國盛行的是社會改良和國有化的潮流。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美國為了扭轉越南戰爭后的實力衰退趨勢，開始醞釀將新自由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工具，以阻止國內社會改良運動侵蝕壟斷資本的利益，遏制第三世界掀起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浪潮。新自由主義開始擺脫以前的長期邊緣地位，科斯產權理論作為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也被美國有意識賦予了很高的學術地位。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美國政府一直操縱國際經濟組織，向發展中國家和前蘇聯東歐轉軌國家，竭力推銷新自由主義的所謂規范改革藥方，其中核心內容就是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 “科斯產權理論”作為私有化的理論基礎，也在全球范圍內獲得了非常廣泛的傳播。

        科斯產權理論認為國有企業的產權模糊，通過大規模私有化來明晰產權界定，就能大大提高效率并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從眾多國家的長期改革實踐來看，科斯產權理論不僅僅是名不符實，而且產生的效果似乎是截然相反。俄羅斯推行產權改革的實踐表明，私有化不僅沒有提高經濟效率，且還導致各種效率指標嚴重惡化，勞動力、原料、能源利用等效率指標，推行私有化后下降了三分之一左右，企業的虧損面卻出現大幅度增長，從１９９０年的幾乎為零，１９９３年增長為１４％，１９９４年增長為３２．５％，１９９６年增長為４２．７％，１９９７年增長為４７．３％，１９９８年爆發金融危機后，企業虧損面甚至猛增至８０％。俄羅斯推行私有化的十年后，工業產值和國民收入下降了一半左右％。

       由于科斯產權理論與改革實踐的巨大反差，促使西方經濟學界出現了反思產權理論的熱潮。一位研究俄羅斯問題的中國專家，在美國進行長期學術訪問歸國后稱，美國經濟學界現在普遍承認私有化的失敗，就連曾積極推動私有化的美國經濟學家，如曾擔任俄羅斯顧問的哈佛教授薩克斯，也承認私有化結果完全出乎他的預料，現在僅能以官場腐敗為私有化的失敗辯解。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指出，有統計數據的25個經濟轉軌國家中，十年后大多數國家GDP仍低于改革前的水平，有18個國家的平均貧困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從4%增加到45%，反映了這些國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劇惡化，人均平均壽命的下降也證實這一點。美國《國際論壇先驅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認為斯蒂格利茨等學者對提出了正確的批評， “聯合國發表的最令人刺耳的報告說，以西方國家為首的通過大規模私有化改變前蘇聯陣營國家經濟模式的努力已經使一億多人陷入赤貧。對除波蘭和斯洛文尼亞以外的其它國家來說，人均壽命減少了4年或更多”。隨著眾多國家私有化實踐的后果為世人所知，美國經濟學界現在普遍認同斯蒂格利茨的觀點。

       斯蒂格利茨曾指出，“經濟學中沒有一個神話像‘產權神話’那樣在人們心目中根深蒂固，這一神話的危害在于，誤導了許多轉型中國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產權問題上，而不是去關注在更大范圍內的一系列問題”，他還指出產權神話與改革實踐的反差如此巨大，倘若經濟學家再不反思未免太不負責任了。斯蒂格利茨撰寫了一系列著作、文章，如《社會主義向何處去》、《轉軌中的公司治理失效》，探討了私有化失敗的深層次理論原因。美國華盛頓大學的美籍波蘭裔教授波茲南斯基，是研究經濟轉軌國家私有化問題的專家，曾與科奈爾、薩克斯等著名學者合作著書。他撰寫的《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一書（經濟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４年），深刻剖析了私有化進程及其對轉軌國家造成的影響。波茲南斯基指出，由于轉軌國家負責私有化的官員，對出售國有資產采取了輕率、不負責的態度，東歐轉軌國家進入了一種病態的資本主義，工業和金融領域的民族資本被全面剝奪，其前景不是“歐洲化”，而是“拉美化”，即不是轉變成歐洲的發達市場經濟，而是轉變拉美的不發達依附型市場經濟。從長遠來看，私有化損失遠遠不局限于國有資產流失，喪失經濟主權和工業金融命脈控制權的危害更大。

         波茲南斯基對東歐的私有化進行了長期考察，根據大量經濟統計數據進行了分析和計算，他指出波蘭和匈牙利等國在出售國有資產中，價格如此低廉令人瞠目結舌、難以置信，如波蘭一家經營良好的大國有銀行，擁有９００億美元的巨額資產，私有化中以３０億美元的低廉價格拍賣，實際上等于白白贈送給了外國資本；波蘭一家經營出口信貸的商業銀行，在私有化中拍賣給了意大利銀行集團，官方對該銀行拍賣所作的資產評估，完全忽略了銀行擁有的不動產和股票，其實僅僅建筑物和土地價值就遠遠超過報價。整個私有化的過程中，波蘭和匈牙利的工業企業和銀行資產，被僅以實際市場價值的１０％的低價拍賣，多年積累的民族資本蒙受了９０％的損失。波茲南斯基指出，負責改革的官員們的所作所為，“僅用三個字就可以恰如其分地作出歸納，那就是‘大欺詐’，其背后的驅動力不是出于公眾利益的考慮，而是為了滿足私人欲望”。

        波茲南斯基指出，從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到捷克、愛沙尼亞、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盡管這些國家推行私有化的方式各不相同，有些國家私有化初期強調“平民私有化”，將一部分國有資產憑證平均分配給本國公民，有些國家強調國有企業的出售、拍賣，將國有資產拍賣給經營者或外國企業，但幾乎所有國家推行私有化的最終結局，都是工業和金融領域的民族資本都被剝奪，出現了外國資本占主導地位的局面，所有權結構中外國資本比重高達７０—８０％。波茲南斯基指出，這種類似拉美的依附型外圍性資本主義，與歐美、日本、韓國的資本主義迥然不同，后者對工業、金融命脈領域極為敏感、重視，本國民族資本始終占居壓倒優勢的地位，這樣才能享有資本收益和經濟增長的利益。波茲南斯基認為，除了謀求私人欲望的腐敗利益驅動外，經濟理論和意識形態誤導也是重要原因，那些負責私有化的官員和知識精英，相信社會主義就是低效率的代名詞，國有資產是一錢不值的“破銅爛鐵”，他們心甘情愿地充當“賣破破爛商人 ”，將涉及國家工業和金融命脈的國有資產，以僅僅為零頭的價格賣給了外國資本。

        波茲南斯基指出，東歐國家實行社會主義的最后幾年中，經濟仍保持著相當可觀的增長速度，并非像某些學者宣揚的已經“難以為繼”，引入市場的改革本應加快經濟增長，但是，廉價拍賣國有資產的私有化的激進改革，人為制造了一場毀滅性的經濟衰退，“１９８９年東歐以后時期發生的經濟衰退，其嚴重程度是當代世界史上絕無僅有的，比上世紀３０年代發生的大蕭條還要嚴重”。盡管波蘭經歷了四、五年的嚴重衰退后，依靠大量外資流入恢復了經濟增長，屬于十年后恢復到改革前水平的少數東歐國家，被西方媒體廣泛贊譽為“經濟奇跡”，但深入考察一下就會發現，波蘭同阿根廷所謂的“經濟奇跡”一樣，外資流入帶來繁榮背后隱藏很多問題，既使實現了８％的較高增長的年份中，７０％的人民生活水平不是停滯就是下降，貧富分化造成社會需求萎縮，社會經濟不協調導致增長難以維持，近年來波蘭的增長速度幾乎陷于停滯，失業率在一度下降后重新大幅度攀升到２０％，金融體系不穩定因素日趨嚴重，出現了阿根廷爆發金融危機前的征兆。波茲南斯基指出，外國資本收購了大多數國有資產之后，大部分不再向該地區繼續投資，這種情況同阿根廷非常相似，外國資本還以阿根廷沒有國有資產作抵押為由，拒絕向阿根廷提供貸款援助以度過金融危機。

        經過了十幾年的經濟轉型后，波蘭人民對轉型的評價反而越來越差，２００３年降到了新的最低點，甚至遠遠低于所謂“短期陣痛”階段。據波蘭發行量最大的《選舉報》2002年所作的民意調查顯示，波蘭民眾對私有化持否定態度的人占87%，持肯定態度的人占7%，當被問及“你用什么詞匯描述私有化最合適”時，74%的人填寫的是“盜竊”，18%的人填寫的是“銷售”。由此可以看出，波蘭民眾對私有化是不認可的。這實際上是社會公眾通過長期的親身體驗，對以西方產權理論為指導的私有化的質疑。西班牙《起義報》載文指出，“對私有化的反感代表著波蘭人對自己國家發生的變革的否定”，原因是私有化“造成了大批工廠企業倒閉，失業率急劇上升，其中也包括重工業和礦業，社會保障系統幾乎完全癱瘓了。私有化沒有像預想的那樣為社會保障系統帶來更多資金，倒是帶來了眾多需要救濟的失業者。越來越多的居民無法得到必要的醫療、教育、住房以及體面的退休”，上述事實證實了波茲南斯基的分析的正確性。

        自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拉美最先卷入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浪潮，全面推行了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以及投資、貿易、金融等經濟領域的自由化。拉丁美洲正經歷著激烈的經濟動蕩，先是阿根廷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繼而觸發了社會動亂和政治危機，隨后，金融動蕩又仿佛像具有傳染力的疫病，逐漸蔓延到了鄰近的烏拉圭、巴西等國，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反思甚至政局的動蕩。腐敗官僚趁私有化之機暴富丑聞曝光，激起了拉美民眾對私有化的強烈反感，秘魯、危地馬拉、玻利維亞等國，相繼爆發了反私有化的抗議活動。秘魯總統特洛多政府因推行私有化，引發了大規模抗議行動和社會騷亂，被迫于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２日解散內閣，撤除了其經濟部長庫茨斯基的職務。秘魯政府決定出售最大的國家水電綜合企業，２００２年５月初引發了４８小時的全國大罷工，隨后對秘魯北部的塔拉羅國有煉油廠私有化的決定，也激起了大規模的社會抗議活動。經濟部長庫茨斯基不顧社會強烈反對，６月份繼續宣布出售兩個南方國有發電廠，引發了南方七個省份的大罷工和騷亂，抗議獲得了社會廣泛聲援并且向全國擴散。秘魯政府最初對抗議采取了強硬態度，指責抗議者是“制造騷亂的極端分子”，宣布當地進入３０天的緊急狀態，并從全國調遣軍隊準備壓制抗議活動，但是，由于抗議私有化贏得了廣泛社會支持，軍隊也表示同情并且拒絕服從調遣命令，秘魯總統特洛多為挽回危局平息抗議，被迫宣布停止私有化并且解散其內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盛行拉美二十年來，在美國操縱的國際經濟組織逼迫下，拉美各國一直恪守市場原教旨主義信條，造成各種社會惡果經過了長期的積累，終于爆發了遍及整個大陸的抗議活動。但是，面對拉美國家的經濟、政治動蕩，國際貨幣基金依然視而不見我行我素，頑固地堅持“私有化和自由市場教條”，甚至引起了美國右翼有識之士的擔憂?！哆~阿密導報》的拉美專欄作家安德魯，同華盛頓的右翼智囊團聯系頗為密切，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４日，他以向國務卿鮑威爾獻策的形式撰文稱，“拉美各國政府正陷入嚴重的困境中，據最新民意調查表明，大多數拉美政府的民眾支持率，均下降到維持穩定所需的３０％以下，包括玻利維亞、巴西、阿根廷、哥倫比亞，還有厄瓜多爾、秘魯、烏拉圭等等”。他還督促美國政府調整對拉美政策，不要再繼續強調“私有化和削減政府開支”，否則“拉美將變成孕育救世主式左翼政權的肥沃土壤”。安德魯的警告果然變成了現實，僅僅短短的幾個月之后，巴西、厄瓜多爾、玻利維亞等國的大選中，新興的左翼政黨相繼贏得了重大勝利，從被西方貶低為“極端派”的反全球化民間力量，一轉眼堂而皇之地步入了執政的殿堂。２００３年５月阿根廷大選中，前總統梅內姆因堅持新自由主義，喪失民心被迫自動退出總統選舉，主張發展民族工業的基什內爾，雖是政壇新秀卻輕松贏得了大選。我國領導人出訪拉美期間，拉美社會各界人士以自身沉痛教訓，提醒中國千萬警惕新自由主義的誤導，防止大規模私有化導致腐敗泛濫成災，對國家經濟利益和民眾生活造成的危害。

美國推薦產權改革藥方的誤導

俄羅斯改革走上私有化的道路，進而形成控制經濟的七大金融寡頭，美國推薦的害人改革藥方難脫干系。八十年代后期，美國一方面積極鼓勵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一方面資助了一大批前蘇聯知識分子，前來考察學習西方政治經濟制度和理論。戈爾巴喬夫開始進行改革的關鍵時期，美國秘密戰略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F在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都通過各種形式，積極介入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期的改革，如培養蓋達爾、丘拜斯等年輕經濟學家，指使索羅斯贊助和參與制訂“五百天計劃”，推薦精心配制的具有巨大破壞性的改革藥方，國際貨幣基金通過提供貸款的附加條件，規定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改革方向，委派哈佛教授薩克斯前往指導俄羅斯改革，等等。最近涉嫌上百億美元洗錢案的主角之一，俄羅斯駐國際貨幣基金代表卡加洛夫斯基，前蘇聯時期曾接受哈耶克基金會精心培訓，同西方上層政界人物有直接的聯系，后來同蓋達爾等人一樣被安插擔任了要職。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推行改革時期，美國曾用所謂規范的經濟理論和政策藥方，蓄意誤導俄羅斯走上自殺性改革之路，直接造成了俄羅斯遭遇的巨大社會災難。我所著的《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美國隱蔽經濟戰與改革陷阱》一書，詳細揭露了美國如何策劃“軟戰爭”戰略，蓄意設置改革陷阱誤導俄羅斯。

美國的壟斷財團的智囊機構和基金會組織，如屬于索羅斯和哈耶克的右翼基金會，精心培訓來自前蘇聯的年輕知識分子，灌輸特殊配制的政治經濟改革藥方。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初期，也曾嘗試類似中國的漸進的改革道路，如加強激勵機制、企業擴權和租賃制等等，但是，隨著西方精心灌輸的規范化改革藥方流傳，人們心氣浮躁地很快被誤入了改革歧途。前蘇聯經濟學家缺乏對市場經濟的了解，于是輕信了來自西方權威專家的改革建議，否則他們不會發明出成套的規范理論和改革藥方，輕率地放棄許多符合本國國情的政策措施。試想閱歷不深的蓋達爾、丘拜斯等人，如何能自己創造出深奧的“產權明晰理論”，認定產權改革乃是深層次的關鍵改革呢？如何明知前蘇聯面臨著商品供應短缺，卻主張全面放開價格一步到位，推行“放開價格、管緊貨幣”的政策呢？無論是戈爾巴喬夫還是葉利欽時期，幾乎所有導致災難性后果的改革政策，雖然都曾經由本土的經濟學家所積極倡導，但實際上都來自美國精心配制的害人藥方。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雇員彼得·施瓦茨，撰著說“前蘇聯垮臺不是上帝青睞美國，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他在書中透露，關于前蘇聯“客觀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興趣，他提出的任務就是，將這種生命力降低到零。盡管存在著如此大量的事實證據，許多中國人仍不愿相信“陰謀說”，仍將前蘇聯社會劇變和全面瓦解，歸罪于計劃經濟僵化等自身制度的原因，積極否定美國瓦解前蘇聯秘密戰略的作用，這種看法容易誤入美國的攻心戰陷阱，仿佛同里根秘密戰略的目的不謀而合。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雇員彼得·施瓦茨，還毫不掩飾地寫到，“談論前蘇聯崩潰而不知道美國秘密戰略的作用，就像調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慮謀殺。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對癥的藥方嗎？死亡事件是否存在著特殊反常和預謀？”

美國竭力倡導私有化改革的經濟理論根據，乃是中國人所熟悉的“科斯產權定律”。西方蓄意大肆吹捧“科斯產權定律”，將其視為推行私有化的“金科玉律”，構成了“華盛頓共識”改革藥方的關鍵核心。歷史上英國為維護全球殖民帝國的利益，曾反復制造意識形態作為戰略工具，今天美英再次利用“科斯定律”蒙蔽世人，作為掩飾私有化戰略暗器的華麗外衣，但是，人們深入考察不難發現其卑劣政治目的。科斯本人提出的是純學術的抽象分析，他根本沒有涉及企業產權制度的問題?？扑乖谘芯课廴镜冉洕獠啃詥栴}時，認為在交易費用為零的不現實假設下，明晰的私有產權不論分配結構如何，都能達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狀態。這一結論似乎論證了私有產權的合理性，其實是恰恰相反，因為，倘若考慮到現實中的巨大交易費用，顯然即使存在明晰的私有產權結構，也無法達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狀態，正因如此，現實中政府為了控制污染問題，必須嚴格限制私有企業的行為。

令人遺憾的是，人們往往將注意力集中于理論分析，而忽視了其隱含的假設是否符合現實。特別是當某種理論被捧為“定律”時，人們往往誤認為是普遍適用的真理?？扑贡救瞬毁澇蓪⑺某橄蠓治觯瑲w納成某種“經濟定律”的形式。西方蓄意利用人們迷信權威的心理弱點，將科斯的抽象分析吹捧為“定律”，甚至直接違反了科斯本人的意愿，充分暴露了其隱藏的政治目的，乃是為制造蒙騙公眾的意識形態，為推行大規模私有化披上華麗外衣。科斯被授予了諾貝爾經濟獎金的榮譽，令世人更盲目相信“科斯產權定律”。正像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經濟學中沒有一個神話像‘產權神話’那樣在人們心目中根深蒂固，這一神話的危害在于，誤導了許多轉型中國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產權問題上，而不是去關注在更大范圍內的一系列問題“。[1]

其實,人們稍微回顧一下大量歷史事實,就不難看穿“產權神話”的荒謬。自從人類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來，私有產權曾經不受任何政府約束，隨心所欲地追求最大私人利益，但是，神圣自由市場的“看不見的手”，并未引導其促進最大社會福利，達成私人欲望與社會利益的和諧，倒是殖民掠奪和戰爭災難綿延不斷。西方列強宣揚私有產權神圣不可侵犯，但卻殘忍地剝奪弱小民族的生存權利，包括其土地、自然資源和私人產權。什么達到帕累托的社會利益最佳狀態？純粹是蒙蔽世人的“天方夜譚”！二次大戰后，社會主義和公有制的巨大成就，才迫使私有產權收斂貪婪掠奪行為，西方也發展國有企業促進社會改良，出現了歷史少有的“黃金時期”。今天，美英大肆鼓吹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不是因為國有企業的效率太低，而是擔心其成功會動搖壟斷資本統治。美國深知前蘇聯依靠公有制的優越性，能廣泛動員社會資源實現高速增長，建立威脅自己的強大軍事高科技工業。美國還擔心第三世界紛紛效仿國有化浪潮，通過發展國有企業促進工業化，實力增強必然威脅其全球霸權統治。正因如此，美國壟斷資本從戰略利益出發，才決定扭轉“黃金時期”的國有化潮流，轉而貶低國有企業大肆鼓吹私有化，蓄意編造“科斯產權定律”的神話，誘騙前蘇聯東歐和第三世界國家，落入私有化改革的災難性陷阱。

    由于受到了“科斯產權定律”的誤導，前蘇聯人動搖了對公有制的信心，改革迅速滑向了復辟資本主義，直接導致了制度劇變和國家瓦解。俄羅斯人盲目地相信了西方產權理論，誤認為只要私有化實現了產權明晰，不論原來的公有產權落到誰的手中，都能大大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于是出現了幾乎瘋狂的私有化浪潮，不計代價采取一切形式來加速私有化，從中小企業出售拍賣到大企業股份化，從私有化憑證分配到貨幣購買產權，從法人認購股權到公眾持股基金會，從破產廉價拍賣到干脆贈送親戚朋友，凡是一切能夠“化公為私”的改革辦法，轉眼間都被五花八門地創造了出來，原來堅定維護公有制的共產黨領導人，一旦為“科斯定律”動搖了根本信念，謀求私人利益的貪婪欲望頓時膨脹，也紛紛投入了掠奪公有財產的大宴席。由此可見，美英大肆鼓吹的“科斯產權定律”，確實是威力巨大的戰略暗器，其厲害之處在于制造“產權神話”，利用人們迷信“權威定律”的心理弱點，從根本上動搖共產黨的基本信念，瓦解作為社會主義的基石的公有制。

    正如美國的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在總結俄羅斯私有化失敗教訓時所指出，那些大肆鼓吹國有企業私有化的西方學者，“往往是富于冷戰精神的學者斗士，他們認為自己肩負著鏟除共產主義的‘罪惡’，重新建立純粹的私有制市場經濟的重任”，“整個私有化程序被廣泛地認為是不合法的，這種‘強盜貴族’式的私有化過程，使市場資本主義更加名譽掃地”，“有些人認為資產最終會賣到最有能力的管理者手中，即‘強盜貴族’至少能有效地拍賣，但這一做法也沒有能夠獲得成功，新興的寡頭們發現掠奪國有資產，比利用資產進行生產創造財富來得更快”，“由于缺乏公共制約，‘掠奪的手’更加肆無忌憚地掠奪，資本賬戶的迅速放開，使得私有化的銀行業鼓勵每年上百億的美元從俄羅斯被掠走”。[2]

   從俄羅斯推行私有化的長期實踐中，西方的“產權神話”終于原形畢露，造成的社會惡果令人觸目驚心。自從推行私有化改革以來，俄羅斯經濟命脈落入七大寡頭手中，新興的貴族式經理忙于掠奪財產，私有化企業經營不善，陷入了大面積嚴重虧損，１９９８年爆發金融危機后，虧損面甚至上升到８０％。大多數私有化企業有嚴重逃稅行為，特別是有政府特殊關系的大寡頭，通過各種渠道疏通逃避稅收，政府因稅源枯竭瀕臨破產的邊緣，無法保證國防和科教事業經費。飽受煎熬的還是廣大普通民眾，他們沒有成為主人而是淪為雇工，隨時面臨喪失工作、醫療養老的威脅。最近，西方媒介暴露的俄羅斯洗錢丑聞，非法轉移資金高達上百億美元的驚人數字，不僅涉及了私有化中爆發的金融寡頭，而且還牽涉了葉利欽等眾多政府高官。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一方面推薦錯誤藥方造成腐敗泛濫，一方面利用腐敗丑聞制造俄政局動蕩，還將其作為要脅控制俄官員的手段。近年來，西方媒體大肆宣揚的俄羅斯洗錢丑聞。實際上正是美國控制俄羅斯的厲害殺手锏。美國中央情報局一位的專家弗利茲，曾在美國《國家利益》雜志撰文透露，早在１９９２年他曾向當時的布什政府匯報，他獲得證據表明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一些政府官員和私有化暴發戶相互勾結，將２００多億美元掠奪資產轉移到了海外，而他的上級官員卻如此答復說，“資本外逃是正常的，不管是否是盜竊來的，只要屬于私人所有就是好事”。

 由此可見，美國對俄羅斯私有化掠奪資產轉移海外，不僅早就知情而且一直暗中鼓勵。葉利欽和丘拜斯大力推進私有化，曾指望將掠奪資產轉移海外以防不測，今天卻成為美國媒體大肆宣揚的把柄，曝光其家族在瑞士銀行洗錢的證據，真是“狡兔死、走狗烹”。前不久，美國還利用邀請訪問設置陷阱，以涉嫌瑞士腐敗洗錢案的罪名，逮捕了葉利欽前政府的高級官員，以次來羞辱和要脅俄羅斯政府，作為謀求美國國際戰略利益的手段。俄羅斯的教訓向腐敗分子表明，不要以為混水摸魚發了不義之財，鼓吹資本主義就能確保財產安全，就算是投靠西方勢力隱藏資產海外，造成了國家衰敗和百姓痛苦的惡果，最終也難以避免被西方落石下井，成為民族的罪人并遭到歷史清算。

謹防科斯產權理論誤導中國改革

    西方宣揚的科斯產權理論神話，在俄羅斯付諸國有企業私有化實踐的結果，不僅沒有促進企業改善經營提高效率，反而將俄羅斯變成了“強盜掠奪”的國家。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經說，“經濟學中沒有一個神話像‘產權神話’那樣在人們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確，西方大肆宣揚的“科斯產權定律”，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也獲得廣泛流傳，我國許多經濟學家形成了“產權崇拜”，他們認為“公有產權不明晰是根本矛盾”，認為“產權是繞不過去的關鍵性改革”。令人遺憾的是，中國許多主張產權改革的經濟學家們，不愿意正視“科斯產權理論”的神話，在俄羅斯改革中遭到慘痛失敗的現實，也不愿意了解俄羅斯依照產權明晰思路，推行各種形式私有化改革的豐富實踐，完全不知道他們仍在主張的許多產權改革，已在俄羅斯充分實踐并且造成了災難性惡果。

有些著名的經濟學家認為，當前改革應大力引進民間資本，股份制改造出售國有資產，不同于俄羅斯推行的私有化，后者是采取了“分”和“送”的形式，股份公司應將國有股比重降低到３０％。有些經濟學家積極主張“產權改革”，但是，竟然不了解俄羅斯產權改革的基本情況。事實上，俄羅斯私有化的主要形式，正是對小型國有企業出售拍賣，對大中型國有企業股份化。俄羅斯股份制改造的初期階段，曾以憑證形式“分和送”國有資產，后來則采取了各種形式出售國有股權，因此被廣泛稱之為“貨幣私有化”。但是，事實證明，后來各種私有化方式造成的惡果，甚至遠遠大于初期的私有化憑證分配，出現了政府和企業的腐敗領導人，紛紛利用手中職權進行私有化尋租，以更加模糊復雜的產權重組形式，大肆野蠻掠奪將國有資產竊為己有，斯蒂格利茨稱之為“貴族強盜式掠奪”。

值得指出，中國經濟學家主張的各種產權改革形式，俄羅斯推行私有化過程中都曾廣泛嘗試，包括出售國有股權和法人收購股權，銀行直接貸款給企業家購買股份，用政府提供的企業抵押貸款購買股權，向國內外私人資本出售國有企業，破產兼并和各種產權重組，通過股市并購和多層次間接并購，各種持股基金會購買國有企業股權，向企業經理廉價出售或贈送國有股權，等等。倘若按許多中國經濟學家的說法，俄羅斯也根本沒有推行私有化，因為，出售的國有資產變成了貨幣形態。但是，這種產權改革造成了災難性的惡果，企業經理不關心改善經營提高效率，他們更關心通過復雜的產權重組交易，將資金轉移到完全屬于自己的賬戶，特別是更加安全的海外私人賬戶上。由于種種原因俄羅斯的私有化企業，往往仍有３０％左右國有股尚未出售，但是，根本無法制止腐敗官員經理肆意掠奪。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我國的企業產權改革實踐中，也廣泛采取了上述出售拍賣和產權重組形式，各地推行股份合作制普遍強迫職工購股，還紛紛廉價出售或直接贈送國有企業，河南、山東等地為了“賣光國有企業”，要求銀行貸款給企業領導購買產權，許多地方借公司改制和破產兼并之機，暗中侵吞國有資產和蓄意逃避銀行債務，也出現了種種“化公為私”的掠奪現象，造成了國有資產和銀行貸款的重大損失，少數經理掌握了企業的控制權之后，嚴重侵犯廣大職工的各種合法權利，剝奪職工的工作、醫療和養老保障權益，造成了社會財產和收入的兩極分化。正如江澤民同志在１９９９年７月１日講話中批評指出，“我們有的同志也產生了錯誤認識，結果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現了某些偏差。我們的國有資產已達八萬多億，這是屬于全國人民的財產。如果頭腦不清醒，隨意地加以處理，比如不加區分、不加限制地把國有資產大量量化到個人，并最終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那樣我們的國有資產就有被掏空的危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經濟基礎”。

  盡管出售國有股權不是直接“分或送”，但是，這種產權交易和重組的過程中，能夠為掌握權力的政府和企業領導人，提供大量暗中謀求私利的合法機會，創造出名目繁多的“化公為私”形式，打著改革的高尚幌子進行強盜般的掠奪。斯茨格利茨總結俄羅斯的教訓時指出，各種形式的出售國有股權和產權重組，“表面上雖然腐敗也不那么直接，程序比將國有資產直接送給朋友還要不透明，但實際上這兩者之間幾乎沒有什么兩樣。由于整個程序被廣泛地認為是不合法的，這種“強盜貴族”式的私有化使市場資本主義更加名譽掃地”。中國和俄羅斯的改革實踐都證明，產權改革非常復雜尚無成熟經驗，搞不好會產生不可逆轉的負效應，特殊利益集團特別是腐敗官員經理，會有強大的謀私動力推動這項改革，國家和職工利益卻可能遭到嚴重侵犯，因此，我們不應輕信各種官冕堂皇的產權改革理論，而必須長期謹慎試點反復觀察正負效果。

    值得警惕的是，早在改革初期，美國就非常重視向中國推薦私有化改革，遭到中國領導人的拒絕之后，就采取各種形式包裝私有化，如將私有化改稱為社會化，主張通過股份化和產權多元化，來隱蔽地、漸進地實現私有化。中央情報局曾積極贊助專家學者，研究如何在中國推行隱蔽的私有化。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一開始也是主張國有企業股份化，但后來卻急劇地滑向了全面私有化，其原因在于依據的“科斯產權理論”，從根本上動搖了人們對公有制的信心，的確，既然公有產權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為何還要保留而不干脆推行私有化呢？由此可見，科斯產權理論乃是美國攻心戰的利器，其厲害之處在于能夠“四兩撥千斤”，先從根本上動搖公有制的經濟基礎，進而摧毀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廈。

 我國推行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必須以馬克思的產權理論為依據，徹底肅清西方“科斯產權神話”的影響。近代史上，舊中國早就有股份制、公司制企業，私營、外商企業也遍布中國大地，但是，卻始終未能實現工業化挽救中國。正是所謂產權模糊的國有、集體企業，發揮公有產權的一系列獨特優勢，創立之初就向人民提供完善的社會保障，迅速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完整工業體系。事實說明，國有、集體企業等公有制企業，正是挽救中國的“現代企業制度”。公有產權歸全體人民所有是非常明晰的，新中國正是憑借這一獨特的優勢，才能形成團結全體人民的凝聚力，動員全社會資源投入關鍵性產業，建立強大的民用和國防工業體系，實現振興中國的艱巨時代使命。

 事實證明，全體人民所有的公有產權不僅能管理好，而且已創造了比私有產權更高的效率，正因如此，中國才擺脫了解放前的悲慘命運。至于進一步改善公有產權的管理制度，應該是“明晰責任”而不是“明晰產權”，下放經營權的同時創新協調監督機制，這樣才能避免美國利用科斯產權理論，作為隱蔽經濟戰的厲害暗器，從根本上動搖人們對公有制的信心，誤導產權改革滑向隱蔽的私有化。因此，我國推行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中，必須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產權理論，而不是西方大肆宣揚的科斯產權理論，明確公有產權乃是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優越于私有產權的明晰產權制度，進行股份制、公司制改造的目的，乃是進一步發揮公有產權優勢，通過廣泛籌集資金促進社會化，鞏固和加快公有制企業的發展。

股份制、公司制改革的產權多元化，目的是吸收社會資金補充公有產權，而不是代替公有產權來搞私有化，這樣才能保證股份制、公司制改造，不滑向用多元化包裝私有化的錯誤道路。因此，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過程中，絕不應該出售國有產權搞私有化，國有股權一般應保持絕對控股的地位，集權分權矛盾應通過完善經營責任制，明晰政府與企業的責、權、利關系來解決，這樣既能保持政府計劃協調的優勢，又能調動企業靈活利用市場的積極性。相對控股的界限模糊、操作彈性很大，很難保證有效的控制、協調和監督，制止股東、經理相互勾結掠奪資產，先通過各種復雜交易“化公為私”，然后再進一步“化大私為小私”，公開或隱蔽地轉移到完全屬于個人的腰包，俄羅斯的改革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20世紀全球有兩次所有制結構改造浪潮，現在是到了該對其進行反思的時候了。第一次是上世紀50-60年代的國有化浪潮，第二次是上世紀80-9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第一次的浪潮帶來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經濟的崛起、東歐國家的工業化、西歐國家的黃金時代、拉美國家經濟的普遍增長（平均增長率為5%）。而第二次浪潮的結局是：東歐國家的民族資產被全盤剝奪，退回到依附于西方的半殖民地的國家地位，不是歐洲化而是拉美化；拉美國家先經歷了“停滯的十年”，此后經濟稍有起色又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機，成為私有化的失敗典型。在東歐和拉美，即使有一兩個成功的例子，如斯洛文尼亞和智利，深入考察就會發現其關鍵的工業、金融行業并為搞私有化，國有成分仍處于主導地位。因此事實證明，國企改革推行私有化將是災難之路?，F在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進行到了一個關鍵時刻，有相當一部分人主張將國有企業進行拍賣，只是他們還拿不定主意，是賣給外國人還是賣給本國人。無論是俄羅斯將國有資產賣給本國人的做法，還是波蘭、阿根廷將國有資產賣給外國人的做法，實踐證明都是導致社會災難的糟糕選擇。阿根廷當初將國有資產賣給外國人，帶來了300億美元的外資，靠外資流入維持了短期的較高經濟增長，但由于喪失了經濟金融主權，爆發金融危機后命運比俄羅斯更為悲慘，老百姓一貧如洗，甚至那些買辦資本存在銀行里的錢都被外國資本搜刮一空。當年阿根廷被譽為“改革之父”和“私有化之父”和領導人，不是涉嫌腐敗遭到通緝就是已被逮捕。波蘭現在實際上正在走阿根廷的路。從它們的例子可以看出，將國有資產賣給外國人，可以帶來短期的“繁榮”假象，因為拍賣會引來一部分外資，暫時掩蓋私有化造成的財產損失，能從某種程度上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同時政府似乎可以永久地甩掉國企包袱。但從長遠看，正如美籍波蘭裔教授波茲南斯基所說，東歐在把國有資產拍賣給外國人的同時，已將本國擁有財產的合法權轉讓給了外國人，這樣不僅因幾十年累積的國有資產流失而使國家遭受損失，而且民族國家被剝奪了從資產獲利的權利，因此東歐國家所有權結構的改變使這些國家失去了未來發展的機會，民族的經濟發展不僅有眼前危機，而且還后續乏力，前途渺茫。俄羅斯則是把國有資產賣給本國人的例子，其結果是寡頭集團和犯罪集團獲利，普通民眾一無所有，如果不是普京上臺后實行民族主義的發展道路，國家的經濟將繼續走下坡路。因此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不能重蹈覆轍。

如今各地出現了一股自發的私有化浪潮，有人形容說各地“賣產賣地真忙”，自發私有化的風潮，已從開始賣中小國有企業，現在發展到賣大中型國有企業，賣上市公司，侵占農民耕地大賣地皮，甚至賣壟斷行業的社會公用事業企業，正如前蘇聯東歐和拉美國家私有化的經驗所揭示，私有化的浪潮不會局限于一般競爭性行業，必然會向戰略性行業和工業、金融命脈蔓延，因為越是關鍵性行業的國有企業，掠奪資產的獲利前景就越大。倘若戰略性行業的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都被私有化了，中國就可能像俄羅斯和阿根廷一樣，國家喪失工業、金融命脈的控制權，喪失了行宏觀調控的能力，民眾的血汗存款就可能遭到肆意掠奪，就難以防止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局面。

     參考文獻

【１】《軟戰爭—美國經濟軍事霸權挑戰中國》，楊斌著，經濟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７月出版。

【２】《美國推動了阿根廷經濟崩潰》，羅伯特．庫特納，美國《波士頓環球報》，２００２年１月７日。

【３】《一個冰冷的世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帶你去地獄的四個步驟》，格雷·帕拉斯特訪問斯蒂格利茨，2001年4月英國《觀察家》雜志。

【４】《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楊斌著，經濟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５月出版。

【５】《我從世界危機中學到了什么》，斯蒂格利茨，中國科學院國情報告譯文，２０００年。

【６】《私有化是福是禍？—俄羅斯經濟改革透視》，張樹華著，經濟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出版。

【７】《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波茲南斯基，２００４年，經濟管理出版社。

【８】《俄羅斯改革的悲劇與出路——俄羅斯與新的世界秩序》，格拉茲耶夫，經濟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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