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原始積累與權力資本

巫繼學［個人獨立學術網站：www.wayee.com，www.economics.com.cn］

(2006-02-12)

    §中國式原始積累因權力資本而驚世駭俗

私人資本在中國，而今占據半壁江山。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私人資本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目前已經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私人資本累積速度之快，集聚之巨，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極為罕見，真是警世駭俗！經典資本主義的英國，其資本的原始積累從16世紀開始到18世紀中結束大約經歷了兩三個世紀的漫長歲月，嚴法厲制，刀光劍影，一部至今想起來仍令人不寒而栗的災難史。而中國的原始積累，僅僅用了大約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便大勢已定，雖然也很不齒，但似乎并沒有那樣血腥。

私人資本在中國，近年來可謂志得意滿，你幾乎可以在任何場合都看到見資本的人格化彈冠相慶，風光豪奢。他們的出位秀演，諸如豪華消費，惡意欠薪，妻妾成群，權錢勾結，是中國經濟社會的一道道刺眼風景。然而，最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我們有些經濟學家還在絞盡腦汁地論證什么“原罪”赦免，真不知人間有“丟臉”二字。他們的觀點傳導到管理層會怎樣難以推測，人們看到的卻是，至今也未見國有資產流失有中止的跡象。在中國式的資本原始積累現實史中，究竟誰是幕后黑手，什么是導致這一切后果的罪魁禍首？

我與大多數學人的看法一致，資本原始積累在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國有資產流失的過程，就是公有資產不斷地轉變為私有的過程。龐大的國有資產之所以在四分之一世紀中不斷加注為巨型私人資本，它決不是一個自然的經濟歷史過程，決不僅僅是私人資本在合法經營中滾雪球式地擴大聚集的結果，甚至可以說它不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自由擴張的結果，而是另有主謀暗中助陣。這個主謀就是“權力資本”！。什么是權力資本？它是一種特殊形態的資本形式，是由公權轉化為權力商品再轉化為權力資本而蛻變出的。（對這一問題的詳細認證參見拙作《權力資本四分析》，《當代經濟科學》1992年第5期）在從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一大二公的公有經濟轉型混合經濟的歷程中，權力資本一直參預其中，不斷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所以我想說，中國式原始積累，就是權力資本導演出的對國有資產瘋狂盜竊、掠奪的經濟戰爭。

有鑒于此，我以為，所謂中國式原始積累，就是在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中加注權力資本，從而導致公有資產直接或者變相私有化的積累，就是通過權力資本加速國有資產流失而使私人資本急驟膨脹的積累。

沒有人說得清在二三十年的改革中有多少國有資產變成了私人資本，但沒有人不知道這其間由公變私的嚴重性。有一個計算公式可能在整體上給出一個大數：現有私人資本－（私人初始資本＋歷年職能資本社會平均利潤＋技術創新的超額利潤）＝轉變為私人資本的流失國資。這些原始積累就是最骯臟最不干不凈的錢，罪惡的錢。這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中國諸多富豪，就是站在這個數字上進入“胡潤財富榜”與“福布斯財富榜”的。

    §中國式原始積累的歷史進程

大體說來，在中國的資本原始積累二三十年里，有以下幾個大的高潮，我們不難洞悉權力如何轉化為資本，不難發現權力資本現身其中的各種情形。

資本第一個原始積累高潮是在壟斷經營初步放開時期（主要是進口商品壟斷）。在1994年以前，官定匯率的人民幣幣值一直是高估的，從國外進口商品到國內賣就要賺大錢。在改革以前，國家統進統出，盈虧互抵。外貿放開以后，有些企業可以自營進出口，但進口商品必須有國家發放的許可證。有權力背景的人就可以搞到進口商品許可證。這是無本萬利的生意。許多人都看過或者聽說過這樣的故事，一位干部子女口袋里揣著大把大把的進口商品許可證，一轉手就成了大富翁，于是雙棲于大陸與境外，成為中國第一代新貴。那時，不僅批件可以賣錢，就是蓋章、批條同樣可以待價而沽。甚至因此當時形成了一個“掮客”人群，他們游走于商業社會，為商人與權貴“拉皮條”。

資本第二個原始積累高潮是在雙軌價格時期。商品的雙軌價格從1984年一直實行到1993年。例如，1988年，１噸鋼材計劃價格700元，市場價格1500元，得到了計劃價格的商品就得到了財富。除了商品雙軌價格以外，資金的利率、外匯的匯率也是雙軌的，計劃內貸款和計劃外融資利率差別很大。1987年，商品、資金、外匯的雙軌價差高達2000億元以上，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20％，1988年上述三項價差達3569億元，占當年國民收入的30％。那些有權力背景的人可以得到計劃內商品、貸款、外匯。如果上述雙軌價差中的十分之一漏到某些人手中，可以造就多少富翁？價格雙軌制，實際上是兩種商業游戲規則，兩套獲利機制，誰能獲得權力資本加入，誰就能吃到兩種價格的差價，就能在兩種規則中兩頭吃。當年那些為權貴與商人“拉皮條”的掮客，開拓了新的業務，新的致富門道，成為將計劃內賣到市場上的商業大俠。

資本第三個原始積累高潮是在金融資本時期。1992年以后，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興起，其中有不少黑箱操作，與政治權力暗中勾結的商家即“權商”，在這次浪潮中得到的財富遠遠超過了雙軌格時得到的財富。在股票市場上，原始股的贈送，上市額度的分配，股票市場的操縱，都給這些“權商”巨大的發財空間。在房地產市場上，土地使用權和舊區拆建權的取得，銀行貸款的取得，也是“權商”大有作為的地帶。權力資本從最初的賣批件，賣蓋章，賣簽字，到賣計劃內到市場，最后直接以權力為股份，加入資本運作。這一次，無論從操作手法上，還是權力與金錢的交易名義上，都更具有隱蔽性，更具有欺騙性，更堂而皇之。如同資本運營帶來的利益是商品交換不能比擬一樣，權力資本參預資本運營所獲得的利益更是提升幾個數量級。我們可以從以下的一系列數字中得到印證：1980年代貪污受賄10萬元的一般判死刑；1990年代初期貪污受賄30萬元以上的竟然可以留下性命；1990年代中期貪污受賄100萬元以上、甚至1000萬元的居然判無期徒刑或死緩；21世紀涉案判死刑金額又有新的攀升。

資本第四個積累高潮是在國有資產重組時期。1997年以后，開始實行大規模的國有資產重組。國有經濟陸續從一些競爭性行業中退出，一部分國有資產拍賣給個人所有，低價出售給有權力背景的人。在“國退民進”的浪潮中，在有些地方，有些企業，國有資產重組變成了對國有資產變相的瓜分。臭名昭著的MBO，就是世人公認的攫取國有資產的世紀盛宴。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場對國有資產的大規模掠奪，由于在所謂“改革”的幌子下，掠奪變得不僅合理合法，而且還要感謝那些“拯救”瀕臨破產國企的竊國大盜！有的人因此而成為那些年代的“新聞人物”，名利雙收，光環普照，一片喝彩。一個叫郎咸平的香港學者，大膽說出了“皇帝的新衣”的真實，揭穿了這一世紀謊言。郎咸平以他對公司治理的擅長與嫻熟的財務分析，令人信服地證明了MBO“是一個最可惡的盜竊國有財產的辦法”，“是國有資產流失的最好方法”。接下來，世人看到，不可一世的德隆資本帝國大廈倒塌了，風光無限的格林柯爾也美景不再，新近又有朝華資本巨鱷陷入泥潭的傳聞。真的，MBO，要說愛你不容易，因為你傷人傷得太深。

§中國式原始積累制造并提速貧富兩極分化

中國式原始積累的后果是兩極分化。窮者更窮，富者更富，會隨著中國富豪與國際接軌而愈演愈烈。這決非危言聳聽。去年國家勞動保障部公布的官方數據證實了人們的忡忡憂心與社會的廣泛傳聞。

其一，全社會收入：居民收入基尼系數：超過0.4（差距合理區域的上限）。在經濟學上，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根據洛倫茨曲線找出了判斷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基尼系數。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超過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由此聯系到我國的基尼系數，它表明我們已經跨越了國際警界紅線，進入收入差距較大的行列。我們必須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因為它從基本面上給出了經濟生活中埋藏沖突與矛盾的權威判斷，它與構建和諧經濟社會是背道而馳的。我曾經說過，這個0.4，是世界各地用無數窮人（也包括為此付出代價的富人）用血的代價贏得的實證數據。面對這個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如果熟視無睹，那末他人的今天就必定是我們的明天。

其二，城鄉居民收入：城鎮居民：年增速8％－9％；鄉村居民：年增速4％－5％。我們知道，在中國，作為三大差別的城鄉差別存在已久。本來，我們希冀通過改革開放，通過發展市場經濟逐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然而，通過這一數據傳遞的信息，我們無奈的看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非但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縮小，反而還在擴大。盡管鄉村居民收入的絕對值在提高，但城市居民收入增長是鄉村居民的兩倍。從個人收入差距來看，1985年最高收入戶為最低收入戶的2.92倍，1995年擴大3.92倍，絕對差距由839元擴大到5614元，變為6.69倍。到2000年，城鄉收入差距返回為2.79倍。但是，近年來，其差距又重蹈覆轍，2002年的已經達到3.1倍。我們知道，3倍的差距，是目前我國專家大體認同的警界紅線。這期間，也有專家稱，中國城鄉差距可能已經直逼6倍，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嚴重關注。不過，令人欣慰的是，中央近兩年來，在三農問題上的重大利好消息，正在緩解這種差距。對農民實行農業稅全免政策，以及對農民工的保護政策，可能會將城鄉收入差距大大縮小。

其三，財富分布：財富多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45％；財富少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1.4％。這就是過去人們常說的，少數人掌握了絕大多數財富，多數人卻掌握著少數財富。在我看來，從我國財富在人群中的這種分布態勢來看，已經到了必須引起各界特別是高管層重視與警界的嚴重地步。問題的嚴重性不止于此，我們的收入差距，是建立在一個龐大的貧困人口基礎之上的。有兩種收入差距拉大的經濟現象，一種是建立在普遍小康基礎上的，如香港地區；一種是建立在貧困人口基礎上的，如中國大陸。不可否認，經過20多年來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我國在扶貧領域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全國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30%下降到3%。但按照中國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來看，貧困人口界定的標準也要與時俱進。因為按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國際通行標準和購買力評價折算，中國的貧困線為年收入924元人民幣，那么，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當有7580萬人。如按世界銀行貧困標準測算，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卻有2億人之巨。財富在這種背景下的不均分布，無疑既不和諧，更不安全。

但是，就目前我國經濟生活中出現的收入差距現象而言，人們的擔心、批評、甚至憤懣是有理由的。不是所有的花朵都同樣幸運，只有玫瑰獲得愛情的象征；不是所有的人在改革中都得到豐厚收益，只有富人吃上了“黃金果”。我們應該也必須反思，我們應該也必須行動，為著中國式原始積累帶導致的兩極分化肆意演繹！

    §中國式原始積累不在于市場本身，遏制它必須從公權私化入手

面對中國經濟社會一面快速累積的原始資本，一面迅捷下沉的貧困勞動，面對原始積累中公共資產大量落入私人腰包，人們在思考其社會經濟根源時，有一種十分流行的觀點認為，目前日益加深的貧富對立應歸咎于市場經濟的發展。

這里有兩個層面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都是市場的錯，一切問題都來源于市場經濟的發展，一種觀點則認為市場本身沒有錯，超越邊界的市場經濟才是罪惡的淵藪。

第一種觀點，事實上是回到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的老問題上。在這些人看來，沒有了市場關系，就不會有原始積累，也就沒有了私人經濟從而也就沒有了貧富鴻溝。要不要發展市場經濟，已經不成其為問題，這個雖然曾經爭論異常激烈甚至有人為此甘愿殉葬的郁結，已經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所冰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歷史結論！這樣，資本的原始積累，本來就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問題出在原始積累的中國特色即“中國式”上。

再看第二種觀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沒有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任由價值規律本身的自發發展，勞資之間的差距斷然會逐步拉開，強勢資本更加強，弱勢勞動更加弱，這在馬克思《資本論》中已獲論證。但這并不能解釋中國目前的經濟史實。因為，在中國僅僅用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幾乎完成了經典資本主義國家兩三個世紀的任務。換句話說，其實僅僅市場化，沒有能力完成中國式的原始積累。將這一切歸結為市場發展，是淺薄地夸大了市場作用，而無視權力資本暗中作怪。

但是這種認識也包含了某些合理性。市場關系的無限制、無邊界、無禁區發展，正是中國式原始積累的癥結所在。問題并不在于市場化的程度高與低，而在于它是否在應該發展的領域發展。中國走過的市場發展道路告訴我們，市場關系在應該發展扎根的地方往往發展不足，而在不應該發展扎根的地方卻肆意浸染。權與錢的交易，權力商品化，權力資本化正是其集中、惡劣表現。

問題的發生本身就包含了解決問題的方法。阻止權力資本化，是公有資產私有化，國有資產嚴重流失的關鍵所在。資本在中國的發展，只要是在市場經濟的框架內，它就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在經濟政策上擁有宏觀調整的權威，它有責任也應該有能力在借鑒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揚棄計劃經濟的前提下，進行有效調節。只要有足夠的管理智慧與政策智慧，資本包括國際資本在中國市場的發展，不僅并不可怕，而且可以做到多贏局面。

阻止權力資本化有兩條途徑：一是從制度上、法律法規上杜絕公權私有化，權力商品化、權力資本化的一切通道，嚴厲打擊權力資本化的各種行為。二是從機制上鏟除權力資本化的土壤，從根本上廢除公權私化的經濟基礎，從而使其難以成活。如果說前者是依法廢其“武功”的話，后者則是從機理上將其消滅在萌芽狀態。具體講有以下一些措施可供參考：其一，應當有一個公權制衡機制，即嚴格限制權力成為掌權者個人可以自由支配的獨立份額，使任何持權者都不能孤立用權而不受到監督，使公權在監督的陽光下不被私用與私有。這是防止公權私有化的基本前提。從經濟學角度看，一件物品要成為商品，必須以個人所有權即私有權為前提。權力不被掌權者個人支配，自然制約著權力商品化。其二，應當有一個權力的市場失靈機制，即割斷公權與利益的聯系，使政府與黨務行為真正作為一種公共產品。你為人民服務，辦事是應該的，你不辦或緩辦我依法告你不作為、告你贖職。公共產品不是商品，不能用經濟價值來衡量，或者說它根本就不能值錢。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是納稅人付錢支撐的。凡是以公共產品謀利行為，都是違法的。其三，高薪養廉與提高腐敗成本。從國外與境外的行政經驗來看，提高公務員的薪酬，使之家庭生活相對豐裕，是降低腐敗的行之有效的舉措。雖然高薪不一定都能養廉，但高薪至少可以降低腐敗的比例。與此相關的是，提高腐敗成本，即增加腐敗的難度，提高腐敗分子落網率，加大對腐敗的打擊、懲罰力度。讓腐敗份子想到反腐就不寒而栗，一旦事發只有一次，沒有第二次。最后，推進經濟民主進程，形成全民性的全方位，全天候的監督機制。扎根于經濟活動全過程中的群眾性監督機制，不僅具有中國特色，也具有民主特色。我們有理由寄希望經濟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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