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改革路徑需要反思！ 06年炮口指向誰？
《新世紀》周刊
“我絕對不反對改革，公平怎樣衡量？就是要以最廣大民眾的認可為標準。但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樹立起以公平為核心的價值觀，任何改革都應當以公平為前提。”
《新世紀》周刊：最近有一種說法是出現了倒郎風暴，很多經濟學者出來對你有批評，有些言辭還很激烈，你對此怎么看待？
郎咸平：我一直以來對于學者都是相當尊重的，對他們提出的理念，我不會忽略，都認真傾聽過。但我必須把這么多年的學術積累，用我認為適當的方法闡述給社會大眾聽。與他們分享什么才是正確的治國理念。我不會跟進行人身攻擊的所謂學者辯論，誰對誰錯，社會大眾會做判斷。當然，我也是有一些失望的。所有的批評者都是在看了、聽了我的言論和觀點之后而發(fā)的，所以似乎都是明白我在說什么。但是，當我仔細讀完這些批評后，卻發(fā)現少有人真正把握我的思想核心，因此他們要么攻擊一點，不計其他；要么大而空洞，上綱上線。坦率地說，是一場文不對題的批評。
《新世紀》周刊：對于這場爭論，你覺得已經超出了學術的范圍？其他學者的意見沒有一些可取之處嗎？
郎咸平：當然已經不僅僅是學術問題的討論了。我也必須對后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濟學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當時國有企業(yè)確實沒有效率，國家的包袱確實重，對于很多年輕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夠吃一碗餃子就挺高興，買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劃得著就很高興。當時我們改革開放的結果是使我們的民生改善，我們的生活必需品變得比以前充足了。這些經濟學家是有貢獻的，而且當時全國的百姓還是很滿意這種開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來，我們的基尼系數已經到了0.5。基尼系數是用來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標，國際標準為0.4。一般超過0.4就是危機，因此我反對各種形式傷害剝削大眾的例如國企負責人MBO那樣的“偽改革”。
《新世紀》周刊：你好像反對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國企改革”。
郎咸平：美國的職業(yè)經理人的信托責任是資本主義的精神之一。而我們的國企改革是怎么體現這一點的呢？就是把西方資本主義一些表面的現象拿進來，把它摻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亂進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象，我們這個社會連一點起碼的是非判斷標準都沒有，國企老總可以這樣不負責任。你們有沒有想到，國企老總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將國企納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國企老總呢？他們是不是就活該做得好呢？我們這個社會為什么連最起碼的判斷都沒有了？我接到幾千個投訴，就有八個大字的感覺——“觸目驚心、痛心疾首”。我舉個例子，某地方的國企，經營沒有效率，因此進行了簡單的民營化。這個民企老總買了國企之后，賤價買斷職工工齡，把下崗的職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會，由誰負擔呢？由失去了國有企業(yè)的政府和我們社會大眾負擔，他們拿著國有資產，賺取所有的利潤；還有更過分的，把國有資產全部鏟平，就地建高樓，賺的錢呢？全部歸自己，這就是我說的改革的利益歸于自己，改革的社會成本由全社會來負擔的現象。
《新世紀》周刊：很多人說你是“反改革”，說你忽略了鄧小平先生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道理，你覺得是這樣嗎？
郎咸平：這類批評對我來講，已經是司空見慣。我絕對不反對改革。鄧公說過一句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國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后面是有潛臺詞的，就是，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是其他人不能變得更貧窮，這就是原則。
我們引進西方思潮，但是我們把西方的信托責任也引進來了嗎？甚至讓我們覺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屬于自己的國有資產，還敢上臺來大談產權改革的經驗。我們這個社會連一點最起碼的判斷標準都沒有。看看我們的工人呢？為了工廠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廠成了你廠長的了，而我下崗了。你說工人如何能夠想得通？這一種讓全國的老百姓來負擔社會改革成本，而讓少部分得利的國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們也不能接受，因為它嚴重地違背了鄧小平的改革理念。
《新世紀》周刊：你最近強調公平很多，請完整闡述一下你在此刻強調公平的思路是怎么樣的。
郎咸平：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基礎是法治化和信托責任的建立, 保證起點的公平。現代資本主義的福利經濟學中“帕累托改進”, 講的就是一部分人財富增加不能建立在對他人的掠奪之上。但公平概念在現代社會中、特別是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卻是得益于社會主義的開山鼻祖馬克思。原始資本主義是沒有考慮公平問題的，只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沖擊下，才逐步引入公平的概念，并在法律中得到具體的體現和實施。中國現階段忽略了公平，只追求效率。因此，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樹立起以公平為核心的價值觀。任何改革都應當以公平為前提。公平怎樣衡量？就是要以最廣大民眾的認可為標準。只有民眾認可的改革，才是公平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新世紀》周刊：你最近一直強調民間的聲音和觀念很重要，有人質疑這和你強調的大政府主義有沖突。
郎咸平：強調民間和主張大政府主義根本是兩個層面的東西，不存在什么對立的關系。社會到了一定的程度會僵化，需要反思。以前我用案例的方法來提出這種思維，但是很多人已經不再關注具體的問題，進而關心制度的變革。對于醫(yī)改、教育改革的關注就是如此。我非常喜歡網絡，網絡上一樣有很多深入分析中國社會現狀的人，他們經常能夠提出很多精彩的見解。有人罵我、批評我，有人贊同我，而網絡給不同觀點的人提供了空間，讓大家在一個平臺上表達自己的意見。我們以前的思想太僵化太慣性，對于這么復雜的經濟現象，我們需要各種不同思維的沖擊，只有網絡才能讓整個社會的民眾參與思考和討論，我認為應當鼓勵這種攻擊。一個人提出的想法是對是錯，需要大眾的判斷。社會在不斷進步，社會公平在民間。
《新世紀》周刊：有哪些例子令你感覺到民間的深刻、理性和建設性？
郎咸平：我注意到有人提出一個非常有洞見的觀點，這篇文章就是《中國社會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作者楊先生明確提出：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公眾需要一個高效廉潔、平等參與、公平透明的公共領域。由這個事情我更加深深體會到，其實社會上還是有人認真研究社會問題，我希望所有人都把注意力轉到這個范疇，真正解決社會固有的一些嚴重問題。
《新世紀》周刊：你最近開始強調你關心的不僅是經濟問題，同時也有聲音質疑你作為一個公司財務專家，為什么要對社會各個層面指指點點，是否有點不務正業(yè)？
郎咸平：很多人認可我對個別企業(yè)的分析，而且和我一樣都希望避免同類悲劇的再發(fā)生，但是他們卻不能容忍對大環(huán)境的質疑，反擊我的言論也不從大環(huán)境的角度著手，而拘泥于具體某一事件的對錯。
中國人長久以來已經形成了這樣一個思維——任何事情大方向都是對的，雖然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只是個別現象。這是慣性思維，也是濫用辯證法的結果。我一直很奇怪的是，為什么不能認真地想想，中國公司出了這么多問題，究竟只是偶然，還是從根本上就錯了，所以才導致這樣必然的結果呢？我們并非一定要等到事情變得糟糕，才回頭反省。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所付出的成本會小的多，何況問題已經變得十分嚴重！
首先我要說，作為有獨立人格的人，我有權利評論任何我認為值得關注的事物，尤其是涉及國計民生的事物，這是憲法賦予的權利，與我的教育背景沒有關系。其次，依靠對方所學專業(yè)來評價其觀點的方法，最不值得提倡。按照這種論調，難道只有學醫(yī)學的人方有資格談論醫(yī)療改革，難道你沒有學教育學就不能討論中國教育問題嗎？我想提醒諸位，每個人的專業(yè)方向，都只是他的積累的開始，一個真正的學者，就應該是不斷深入，不斷進步。更何況，我的主業(yè)公司治理就是跟法律政治牽涉極深的。過去數十年的市場經濟認識告訴我，其實往往是社會出了問題，經濟才會跟著有問題。
《新世紀》周刊：有經濟學者盛贊現在是五千年最好的時代，而你覺得有很大問題，你的判斷是因何而來？
郎咸平：問題恰恰就在這里！現在大量的所謂經濟學者只是局促在經濟范疇之中兜圈子，無論是凱恩斯主義還是私有產權改革，其實都不能解決社會進一步發(fā)展所面臨的問題。可以問一下很多商人和企業(yè)家，他們每天在經營問題和經濟層面上花的時間不足30%，其他大量時間花在搞關系和保護自己利益上面，睡覺的時候，都怕有非市場因素來干擾他們做生意。不適合的社會環(huán)境會抑止經濟增長，社會問題是不能夠用單純的經濟手段來解決的。我對中國五年多的研究，越來越感覺到，異常經濟現象的社會原因才是最關鍵的。例如有人偷錢，有人偷竊國有資產，有人悍然剝削中小投資者，這些壞的經濟現象背后，都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例如監(jiān)管不嚴、社會道德標準失范。這才是我為什么頻頻對于社會問題發(fā)言的主要原因。
我呼吁大家全社會睜開眼睛看看，呼吁所謂的學者跳出象牙塔，不能對社會各種不正常、不健康的現象假裝視而不見。全社會集思廣益，群策群力，一定要替經濟發(fā)展創(chuàng)造一個合理良性的環(huán)境。而不能僅僅局限在經濟范疇里面解決這個問題。我本身是財務專家，我何嘗不希望就是在自己最擅長的領域里面把研究做得精致痛快？但是我不能自欺欺人，就像看到有人盜竊而不能不大聲喝止一樣。
《新世紀》周刊：那么說，2006年，你的愿望是呼吁公眾共同關心社會問題，想方設法構建和諧社會。
郎咸平：是的，我相信，這才是作為一個學者真正應該盡的責任，只有社會和諧，國家進一步發(fā)展才有依托能落實。改革開放初期，活躍的經濟因素太少，火種太少，所以呼吁經濟發(fā)展。但是到了今天，經濟已經很活躍，反而是社會其他因素約束限制了我們的進步，這個問題迫切需要解決。我希望所有和我交流辯論的人士，都明白這個道理，讓我們一同為改變中國的大環(huán)境而努力，而不是為了一些末節(jié)問題爭吵不休。
郎咸平：炮口指誰
從單純關注具體人、具體企業(yè)到研究重大的社會問題，郎咸平的“炮口方向”正在轉移。對于去年炮轟三大改革，他首次提出自己的矯正方案，并透露，“近期在大規(guī)模研究國內外知名流通業(yè)公司案例，三月份將有成果”
2006：郎咸平打霰彈
由關注經濟領域內的個體案例到研究社會重大問題，郎咸平的關注方向及研究領域正在擴展。2006年，他呼吁跳出經濟學范疇，更多關注社會問題
從2005年9月份到2006年4月份指導150個學生進行案例研究。”在背山面海的香港中文大學校園中，郎咸平這樣介紹自己的研究團隊。而他自己，也每周三天在他中文大學的辦公室里面潛心研究。由1994年起至今，他在這個略顯凌亂的辦公室里面已經進入了第12個年頭。
澄清身份和收入
郎咸平在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于1986年以創(chuàng)世界紀錄的兩年半時間連拿金融學碩士和博士學位。近20年的職業(yè)教授生涯，他先后執(zhí)教于多家商學院，其中包括沃頓商學院、密歇根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紐約大學、芝加哥大學等。
“我現在的身份就是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系的講座教授，沒有其他。”郎咸平這樣澄清。對于現在一些媒體和網絡濃墨渲染的其他身份，例如長江商學院講座教授、世界銀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財經事務局公司治理顧問等等，他表示，“這些都是過去式了。”郎教授強調，“希望通過貴刊再次重申一點，我不是任何公司的顧問，也不擔任任何公司的獨立董事，和所有企業(yè)都沒有關系。”同時，對于媒體所關注的香港豪宅和奔馳汽車一事，他也想通過本刊做一澄清：香港尖沙嘴的豪宅確實是700萬港元買的，但其中5%的自備款，25%的兩年期地產商無息按揭貸款，還有75%的15年按揭貸款；另外，奔馳E200型汽車在香港只賣30萬元，是100%的按揭貸款，由于經常出跑兩地，車子在2005年2月份已經賣掉，目前是搭大眾運輸工具上班。“此外媒體報道我在長江商學院和香港中文大學的薪水也是嚴重誤導，由于在2003-2005年間是雙方合聘教授，因此各拿一半薪水，總共大約是150萬左右。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學全職教授，一年100多萬。”熟悉數字的郎咸平非常清楚地披露這些數據。
研究領域在擴展
郎咸平是2001年開始研究中國問題的。從當初揭秘德隆系，到2004年質疑格林科爾，引發(fā)產權改革討論，再到2005年抨擊國企MBO，憑借其經濟學和財務學功底，以一貫犀利的風格，對中國的學術界、商界乃至整個社會都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尤其2004年德隆系和2005年格林柯爾的轟然倒塌，都證明了郎咸平敏銳的預見性。
2005年，郎咸平的研究范圍也逐步擴展，從單純對個體公司的財務分析，逐步走向對中國產權改革、國企改革、教育衛(wèi)生醫(yī)療改革等一系列涉及中國前途走向的重大課題的探討，并對民主、自由、法治、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精神作以闡述。
當然，他和中國企業(yè)之間的關系也較為敏感。
作為新浪網絡盛典2005年度財經人物，在1月初出席新浪網的網絡盛典公開活動的時候，他便非常認真地提醒說，我可以頒獎給文化娛樂人物，但是我不愿意頒獎給企業(yè)家。“我現在不想輕易地給任何企業(yè)家背書。否則我寧愿不來，不要這個獎。”幸虧，組委會安排他頒獎給超女張靚穎。
“我現在持有的是香港身份證，我是香港人，我在臺灣出生，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而中國人是我最自豪的身份。”郎咸平笑道。2004年2月，他退掉已用了多年的美國護照，徹底和大洋彼岸告別。雖然很多人勸他應該留一條后路，但是倔強的郎咸平說，“我不需要！”他對《新世紀》周刊說，“我決意退掉美國護照是在產權改革大討論開始之前，是在社會大眾肯定我的理念之前，我斷掉一切后路，我只想將我的未來和中國的命運捆綁在一起，而事實證明我就是這么無退路地走過這兩年的風風雨雨。”
2005年，郎咸平出席了大小數十個公開演講，遠到墨爾本，小到一些地級市，他都極其激情地大聲疾呼，社會需要反思，要反對一些打著“改革”旗號的既得利益集團的上下其手，剝削社會大眾。對于法制化和匯率調整問題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意見，同時，他炮轟教育、醫(yī)療和房地產三大改革，也在網絡上引起了激烈反應。
“商業(yè)演講當然是要收費，但是對于有價值的公共場合，我肯定會無償出席。”郎咸平說這話的時候正是2005年12月20日晚。當晚21時，在北京北新橋旁邊的小山城火鍋店里，剛剛由天津趕到北京的郎咸平，接通了清華大學一個學生組織的電話。熱情的學生們邀請他第二天去講課，但是擔心傳說之中的出場費。而郎咸平早就答應了免費演講，甚至自付機票和酒店費用，同時自備汽車，不讓學生會出一分錢。當晚，他還和吃飯的北京朋友們反復商量，明天應該說什么，分哪幾個問題說，怎么樣才能讓學生們聽得最明白。他最后獨自一人備課到午夜。
于是，12月21日，清華大學，郎咸平在上千名學生擠滿的報告廳里面，做了主題為“資本主義精神與社會主義改革”的演講，兩個多小時之內的掌聲和笑聲不斷響起。“這是我2005年最成功的演講！充分表達了我自己的思考，我要感謝現場的同學們給我?guī)淼撵`感。”
跳出經濟學 關注社會問題
2005年，郎咸平說，最滿意的是自己關于中國企業(yè)問題的研究。一共涉及地產、金融和高科技等主要行業(yè)的二十多個深度案例分析。
這一年，把他告上法庭的顧雛軍已經被逮捕。郎顧之爭勝負已分。同時，曾經聲稱為顧雛軍向郎咸平牽線給付潤筆的股票經紀人宋秦，也已經被加拿大法院宣判入獄。他關于郎咸平收受顧雛軍錢財的指責也被法庭駁回。對于這一切，郎咸平卻淡然自處。“對于顧雛軍我確實沒有什么好說，因為一年多前，我已經預言過事情的結局。我對他個人沒有什么褒貶。我還是希望大家關心我的研究成績，而不是花邊新聞。”
在匯智光華主辦的《中國企業(yè)戰(zhàn)略突圍》主題演講之中，郎咸平深入解讀了日韓香港等國際級大企業(yè)的戰(zhàn)略思維，從而希望能夠為眾多中國企業(yè)家尋找到提升自身的正確路徑。
2006年元月，東方出版社推出了郎咸平的三本新作《科幻——中國高新技術企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評判》、《標本——地產領導者領先之道》和《思維——國際級企業(yè)和企業(yè)家戰(zhàn)略思維》，基本上收錄了他這方面的研究心得。
對于他炮轟三大改革，郎咸平提到了他的矯正方案，那就是“社區(qū)醫(yī)療制度，教育補貼農村的窮人，市場化必須要有配套體系”等具體措施。
“我最近大規(guī)模研究的是國內外知名流通業(yè)公司的案例。三月份應該就會有成果。”郎咸平透露今年他的第一炮。“大型零售商業(yè)企業(yè)，一方面可能擠壓上游供應商，另外一方面關系到廣大民眾生活，不能夠完全放任自流。”郎咸平說，三年前他就提出要高度注意這方面的隱患，但是這幾年的實踐令他更為擔心，因此，希望這次深入研究能夠找到解決問題，造福社會的合理建議。
國家當前應放棄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作法，而代之以創(chuàng)造公平和諧的社會大環(huán)境，只有打造這樣的背景，改革才可能推進和成功；同時，衡量改革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福利的共同提高和民眾的滿意擁護，而絕非制造貧富差距和階層歧視。郎咸平強調，建設公平和諧社會環(huán)境的不二法門是“法制建設”，要實現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以法制建設為中心”的轉向。
“今年，我還會更多地對社會重大問題發(fā)言，因為我有著家國情懷，我希望中國能夠變得更好。”選擇在內地度過春節(jié)的郎咸平此時的表達，依然坦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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