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討劉國光講話

切實解決傾向性問題

——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第6次研討會

2005年12月30日，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舉行了第6次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為《深入研討劉國光講話、切實解決傾向性問題》。出席研討會的30余名海派經濟學者分別來自各高校、黨校、社會科學院、企業等單位。研討會由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所長、“中國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李炳炎教授主持。在會議上作重點發言的有：沈立人、奚兆永、何干強、李炳炎、劉東和、陳東林等專家教授。現將主要發言稿發布如下：

窮人經濟學的吶喊

——劉國光公平經濟思想深論

江蘇小康與現代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劉東和 教授

一、劉國光令人敬佩的學者良知和平民立場

劉國光同志作為老一輩富有社會正義感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以大無畏的理論勇氣，平地一聲驚雷，劃破了迷霧重重的遮掩，剖析了當前我國經濟學教學研究的傾向性問題，并引出了他的公平經濟思想。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一些人以效率優先為借口，忽視公平，先富沒有帶動后富，最終導致貧富差距在擴大，社會矛盾突出。”“在中國這樣一個法治不完善的環境下建立市場經濟，如果不強調社會主義的公平精神和社會責任，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必然就是人們所稱的權貴市場經濟、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他以一個前輩學者的良知反思改革，主張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強調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并語重心長告誡我們晚輩學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立場、勞動人民的立場、大多數人民的立場，關注弱勢群體的立場，是正直的經濟學人的良心，是不能丟棄的。”

劉國光的公平經濟思想，其實就是“窮人經濟學”的思想，這自然就與多年來由主流經濟學家眾口一詞的“富人經濟學”形成尖銳對立，立即在沉悶的學界引起軒然大波。反對者除了精英人士之外，還有一些規格甚高的官員和學者，說法很多，歸納起來不外乎兩條。一是指責他借“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否定了我們改革的歷史，也否定了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這頂政治帽子可謂高得嚇人；二是說他主張了“公平優先、兼顧效率”，是在向“富人開槍”，“與貧困群體結成了反市場體制的聯盟”，“要回到計劃經濟”云云。孰是孰非，人們讀過正方與反方的代表作自有判斷。不過我想提醒注意一個歷史事實，早在我國改革伊始，劉國光同志就是主持制定全國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的牽頭人，與張卓元、于祖堯等學者素以“穩健的改革派”而著稱。說他有180°的大轉彎要反對改革、回到計劃經濟，豈不天大的笑話。

在這里還要澄清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以劉國光國志為代表的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者與堅持新自由主義的主流經濟學派之間的爭論，并不是什么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爭，也不是什么“反改革派”與“改革派”之爭，而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之爭，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之爭，或者說是“窮人的經濟學”與“富人的經濟學”之爭。《資本論》就是一部最偉大的“窮人經濟學”，是為窮人、為無產者寫的揭開了資本剝削秘密的經濟學。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又是在對古典的、庸俗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流派的批判中誕生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充滿著改革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也是必然的改革派。可見，指責劉國光等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學者是什么“反改革派”，其本身就是十分荒謬的。

二、問題的本質是兩種“改革觀之爭”

一度時期，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不怎么提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科斯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取代了。科斯的產權理論大行其道，成為所謂的能左右我國改革決策的“主流經濟學派”，而主張堅持馬克思產權理論的學者則被視為異端另類，被貶為所謂“非主流經濟學派”。這反映到國企改革的推進中，就出現了許多令人費解的迷惘和困惑，引發了一波一波的爭論。如同當年真理標準一樣，事關國有資產命運，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國企“改制”中有那么尖銳的大是大非擺在國人面前，不爭論是不可能的。但說來說去，爭來爭去，根子還在兩種不同的改革觀之爭。

這些年來，與發展思路上盛行政績主導下的“GDP崇拜”和“招商優先”一樣，改革路徑中也風靡“私有化”主導下的“資本崇拜”和“富人優先”。其基調就是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資本主宰一切，一切都得由資本的力量說了算。所以，盡可以放手讓“資本大鱷”（泡沫資本家）來接手國企。至于涉改國有資產的命運、國企職工的權益，皆無關緊要，也無礙大局。于是，在這樣的政策主張下，很多地方的國企“改制”誤入歧途。“改制”中，“資本大鱷”們乘虛而入、強勢介入，利用并借助權力場中的“潛規則”為所欲為，個中一出出黑幕，包括已見諸報端和未見諸報端的，無一不令人發指。從德隆系在資本市場上不可一世的翻云覆雨，到格林柯爾系狂購國企的泡沫神話，人們一次又一次看到那一雙雙貪婪的資本黑手在“國退民進”中趁火打劫，上演出一幕幕或合法的“文明”哄搶、或非法的瘋狂掠奪國有資產的鬧劇。痛定思痛，這些年來的改革實踐需要深刻反思，而作為理論導向的改革觀更是到了應予撥亂反正的時候了。

由一批食洋不化的“主流經濟學派”竭力鼓吹的新自由主義全面西化、快速私有化的改革觀。如果剝開其一層層紛蕪繁雜的漂亮面紗，最后骨子里包藏的也就是所謂“國企零比重”方案。他們認為，中國改革二十多年進行到現階段，最緊迫的不是搞好國有企業，而是要尋找、培植體制外的“健康力量”，放膽、放手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國企不但不得與“民”爭利，而且還必須將國企統統賣掉，所賣得的錢用于改善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吸收外資，扶持“民”資，使國有的一塊在所有制結構中逐步消失，比重漸漸趨于零。因此，他們認為當前國企改制的政策走向應是：

——加快出賣國企的進度，通過出賣國有資產使財政收入迅速增加，從中拿出一塊來作為改制成本，用于所有工人的自然退休。這樣，長期擾得政府心煩的國企虧損和冗員問題也就隨之消失了；

——通過放大體制外的經濟力量，拓展出龐大的“民”營企業家陣營去收購國有企業。具體策略是：先收購中小國企，據此逐步營造出私人資本的生長環境，而當私人企業快速成長為大企業、大集團時，就有足夠的能量去收購大型國有企業，就會使國企在中國經濟中全部消失。

有什么樣的理論，就會產生和引導什么樣的實踐。這幾年來，賤賣國企之所以風行各地，且勢頭之猛前所未有，追根溯源，都是這種錯誤的改革觀在作崇。“主流派”們預先設置好一個一個的圈套，將改革一步一步地引導到背離了廣大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邪路上去。

那么，什么才是正確的改革觀，這二十多年來有沒有一種正確的改革觀呢？有！這就是我們黨的歷次三中全會所確定的“以人為本”的改革觀。它從開始形成到逐步成熟，有一條非常清晰的歷史軌跡。回顧漫漫改革路，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走過了二十八個年頭，這當中誕生了八個里程碑式的黨的文獻：

一是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提出了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總任務。

二是1984年10月20日，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增強企業活力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在這個中心環節上主要解決好兩個方面的關系，即：國家與企業的關系，擴大企業自主權；職工與企業的關系，保證勞動者在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決定》著重指出：改革是改掉“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三是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四是1993年11月14日，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指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

五是1999年4月10日，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作出《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國家引導、推動、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提出“改革同改組、改造、加強管理相結合”的“三改一加強”的方針，要求“在涉及產權變動的企業并購中要規范資產評估，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防止逃廢銀行債務及國家稅款，妥善安置職工，保護職工合法權益。”“進一步完善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搞好這三條保障線”。強調“搞好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必須切實尊重職工的主人翁地位，充分發揮職工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堅決維護職工的經濟利益，保障職工的民主權利”。

六是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提出兩個“毫不動搖”：第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對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關鍵性作用。集體經濟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并依法加強監督和管理，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七是2003年10月21日，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和改革觀。指出“要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大力發展由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同時，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要做到“四個有利于”：有利于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有利于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有利于增強企業和公眾創業創新的動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礎和市場秩序。強調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要全心全意依靠職工群眾、探索現代企業制度下職工民主管理的有效途經，維護職工合法權益。”

八是2004年9月19日，黨的16屆4中全會作出《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抵制各種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點”；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提高“五個能力”；保證“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讓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又和諧相處”。強調要“高度重視和維護人民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堅決糾正各種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

顯而易見，這種“以人為本”的改革觀，自始至終都把人民群眾（在城市就是職工群眾）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作為黨在現階段的最大目標，且與黨的最終目標并行不悖。但不幸的是，一到各地的具體執行中，由于時下“潛規則”盛行和新自由主義思潮泛濫，它們里應外合，對這種正確“改革觀”加以曲解，說的和想的、做的都不一樣。十六大明明提的是兩個“毫不動搖”，但在很多地方的具體執行中就出現了各自反向異化的怪現象：對第一個“毫不動搖”中的“鞏固、發展、壯大”國有經濟，異化成讓國企早死早好、早賣早好；對第二個“毫不動搖”中的“鼓勵、引導、監督”非公有制經濟（在黨的文獻上從來不使用“改制”和“民營經濟”這樣模糊的概念，而是使用“改革”、“改組”和“非公有制經濟”、“個體、私營經濟”的概念），異化成“放膽、放手發展民營經濟”、“推進經濟民營化”、“民營企業家也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云云。兩者一合流就生成出一串“國退民進”的怪胎來。其實從字面上講，與“國營”一詞不科學一樣，“民”營也是一個不科學的概念，這里的“民”只是一個幌子，似乎只有它能代表民眾、民意，但其本質就是“私有”。因此，“民”營企業準確的叫法應是“私有企業”——生產資料屬私人老板所有的企業。同理，“國退民進”也應當更正為“國退私進”。其實，“主流派”們若省卻扭扭捏捏、遮遮掩掩的“民營”、“民營化”主張，直截了當地公開亮出私有、私有化的旗號，豈不更痛快由衷？

三、值得反思的幾個重大問題

1．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西方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一個代表人物，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曾經為中國的改革開出了一個藥方。他說，中國需要市場經濟，但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市場經濟是無法生長的。因此；中國實現市場經濟目標的唯一途經就是全面私有化，而不能拘泥于以公有制為主體。怎樣看待這樣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

第一、對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來說，第一個“毫不動搖”，是實現經濟社會穩定持續和自主發展的重要條件。那種認為私有化可以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觀點和主張，是不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本質要求的。即使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全面私有化的主張也是不符合其生產力發展普遍要求的，因而也是無法實現的。因為，市場經濟越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社會提供更多的基礎設施和基礎條件，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而這些是不可能按照市場原則建立在純粹的私有制基礎之上的，有些還必須由國家投資，從而建立在國家所有制基礎上。這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擁用很多公共服務行業的原因。退一步講，即使實行全面私有化，其實質也是富人最大限度斂財的手段。例如，在英國，私有化公司的絕大多數股份掌握在金融機構和真正的少數大投資者手中。英國電信公司的職工購買的本公司的股份還不到1%，宇航業的職工購買的股份也只有本公司股份的1.3%，等等。因此，私有化的過程實際上是將社會財富從社會底層轉移到社會上層的手段罷了。我們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怎么能運用剝奪本該屬于大多數人的社會財富的辦法，去讓少數人先富起來？

第二、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然需要鼓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讓其有一個長足的發展，這才有了黨的十六大的第二個“毫不動搖”。然而，應當清醒地看到：雖然從市場經濟、市場交換的角度來看，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是平等的競爭關系，并無高低貴賤之分。但是，從生產關系角度進行分析，不同所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卻有著明顯區別。公有制主體地位既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柱石，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礎。堅持這一主體地位，有利于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有利于達到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長期效益與短期效益、社會不同收入階層的和諧統一；有利于推動基礎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及重點企業的迅速成長，實現新型工業化的跨越式發展目標，從而惠及全體勞動人民。

2．計劃經濟的后果該由誰承擔，工人應不應擁有對剩余價值的索取權？解放以后，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搞兩個“大鍋飯”，國企成為政府的附屬物，體制僵化、機制不活，效率低下。但這不是職工的過錯，問題主要出在政府的管理和用人上。職工群眾作為企業的主人翁，長期在低工資、高積累下辛勤勞動，作出巨大的奉獻和犧牲。現在“改制”了，在形成新的雇傭關系之前，就該有一個公平公正的結算，還原給他一個本來的對剩余價值的索取權，便是一件天經地義、順理成章的事情。而現在，普遍發生的讓職工承擔莫名的改制成本，花三文二文就把職工打發回家的做法，是地地道道的蠻橫無理、傷天害理！在我國，從根本上講，勞動者在政治上獲得翻身后，其經濟上要實現小康的權益和主張也必須得到承認和有效的保護。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勞動者只是作為資本增殖的手段而存在。資本家是人格化的資本，勞動者只不過是人格化的勞動時間，勞動者的經濟權益只能是依據勞動力價值爭取到的工資。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一旦建立，與勞動者成為生產和分配的主人這種經濟地位相應的基本經濟權益，也就確立起來。勞動者應該獲得相應的經濟權益，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所得出的邏輯結論，更是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的現實要求。因此，那種只講富人的利益和資本的利益，而忽視和剝奪廣大勞動群眾利益的觀點和政策主張，是與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現實格格不入的。

3．在改革與發展中，如何代表好工人階級長遠的根本利益和工人群眾的具體利益,執政黨還要不要有自己的階級基礎？應當說，廣大工人群眾仍是我們這個執政黨的階級基礎，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永遠不會變，也不允許改變。工人階級的擁護、工人群眾的創造性勞動成果，永遠是我們黨獲得和增強執政能力的不竭源泉；同樣，我們黨執政的一個重大使命就是領導全體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是要讓工農大眾盡快過上小康的生活。這兩者從根本上是統一的，是相輔相成，沒有任何矛盾的。然而在一些地方，一些干部們天天嘴上在講“三個代表”，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但在實際行動中，特別是在一刀切地下達“限時改制”的指標時，就全然不顧工人群眾的具體利益了。反而指責工人群眾不顧全改革大局、只顧眼前的具體利益、忘記了工人階級整體的根本利益云云。對喪失生產資料后的工人重新淪為無產者熟視無睹，甚至對私人企業主接手國企后逼得工人走投無路，也見怪不怪、習已為常了。試問：抽掉了工人群眾的“具體利益”，還如何談得上工人階級整體的“根本利益”，還怎么談得上“以人為本”？這些人天天奢談黨性，卻丟掉了黨性中最重要的內核。為什么？因為在奪取政權前，政權是無產階級的命根子；取得政權后，國有資產是工人階級的命根子。失去生產資料的工人也勢必會喪失生活資料，繼而陷入絕對貧困化。

因此，執政黨和各級政府的天職就是保衛國有資產，讓其保值增殖，從根本上扭轉工人階級被邊緣化、弱勢化的傾向，才能在根基上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職工群眾既是國企改革的主導力量，同時也應當成為國企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如果廣大職工群眾不能普遍受益，怎么談得上有“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例如，南京地區中小國企，經過一刀切“三聯動”的限時“改制”后，已所存無幾，應盡快兌現“改制”前的承諾，讓至今仍懸在半空中的幾十萬職工群眾有一條能看得見希望的生路。下一步是剩下的大型國企還要接著“改制”，前車之鑒在提示我們的政府起碼要守住兩條底線：一是絕不能再搞MBO，也不能通盤賣給私人企業老板，而應當不折不扣的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投資主體多元化的國企改革思路，實行由國有資本、職工集體資本、外來非公有資本參股的混合所有制；二是改不改，怎么改，要由職工代表大會說了算，不能偷偷地搞“這里的‘改制’靜悄悄”。而所有這些就先要讓職工群眾有話語權，即工人階級要有自己的發言人，有自己的理論專家團，有自己的大律師團，藉以形成有效的勞資協商的談判機制和制約機制，切實維護住職工群眾的切身利益。

4．先富與共富有無必然聯系，先富者是否必定會去帶動窮人后富？現在看來，遠沒有想象的那么美好，實踐證明，只要口子一開，讓少數人富起來很容易，但這些少數人絕不會自動發善心讓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毫無疑問，先富與共富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時空脫節。特別是在這短短的近二三年間，如此巨大的社會財富被聚斂到少數私人企業主手中，已經對整個國家安全構成了巨大的危險，勢必引發劇烈的社會動蕩和嚴重的社會危機，造成對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破壞。因為，在一個缺乏民主法制和科學傳統的國度，貿然地推行全面私有化，全面實行自由資本主義，必然會大量出現私人富豪的強勢集團。若任其操縱國家經濟、社會的命脈，左右弱勢群體的命運，最終只會把全體勞動人民推向苦難的深淵。這絕非杞人憂天。這一點，從現在起就應引起全體國人和政府決策者的警醒。

四、“效率優先”的錯位使用導致了“富人優先”的嚴重后果

盡管社會公平是人類的美好理想，也是執政黨的起碼責任，但占據強勢地位的富人們總是對之不屑一顧的。他們不可一世地宣稱：財富向少數上等的人杰手里集中是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而多數人只配打工、吃吃救濟，惟有這樣，才能打破社會平均的大鍋飯，先進生產力才會得到發展。另一方面，他們身后的主流經濟學家也振振有詞：“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窮人太窮。”并警告政府：“改革不能體現仇富心態”云云。可謂一唱一和，一個奇談，一個怪論。言下之意，貧富差距是先天就有的，誰叫你們窮人在娘胎就沒有致富的智商呢？所以責任在窮人，和富人全然沒有關系。乍聽起來也是，讓一部分人靠誠實勞動和辛勤汗水先富起來（這本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原意），是改革初期的一項大政策，誰也不應非議。不過事情并不如此簡單，由于省略了“誠實勞動”這個前置詞，中國大陸富豪斂財致富的路徑和速度往往令人疑竇叢生。比如說，每年都出爐的胡潤版、福布斯版“富豪榜”上的“英雄豪杰”們有多少是靠行賄貪官污吏、介入國企改制、巧取豪奪國有資產起家的，誰也沒有個底，剛剛鋃鐺入獄的王維軍、顧雛軍和兩年前服刑的楊斌可謂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與之相應，另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現象則是，在中國納稅和慈善的排行榜上卻總是不見這些“英雄豪杰”的身影，足以說明這些新生代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如何的不爭氣！

在這樣的一種現實格局下，公眾的所謂“仇富”情結便在情理之中，窮人們當然有理由質疑這批靠潛規則“開搶”公共財富的豪強。很顯然這里的“仇富”，仇的只是非法致富的手段和途徑，而非社會財富本身。應當知道，在一定時期靠誠實勞動創造出的社會財富總量就那么多，放手讓富人們巧取豪奪地“開搶”，窮人們就所得極少或一無所有，還談得上什么平等！因此，哪怕撇開這兩個“富豪榜”上的虛虛假假、鬧鬧哄哄的相互矛盾、漏洞百出不說，就從中國大陸以不到20%的富人集團占有80%以上的社會財富，且貧富懸殊程度高居全球第二的基本國情，搞富豪排行榜有百害而無一利，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意義，應予叫停。

然而，最近還有一位大師級的人物再三為富人們辯解：“收入的不平等有兩個可能的來源：一個是機會的不平等，一個是結果的不平等。目前中國社會貧富懸殊，主要來自于機會的不平等。有人說，現在不應當強調效率優先了，應當以公平為主。這種說法就把兩種不平等混為一談，而且把主要的矛頭對準了結果的不公平，還要對一般的富人征高額稅收，這是有問題的，會導致嚴重的后果。”這里面話中有話，說白了就是：富人之所以富有，是由于他們有效率，其暴富的結果相對窮人來講雖有些不平等卻也是合理的，他們沒有“原罪”，不要把矛頭對準他們；而窮人呢，窮就窮在其效率低下，把握不住致富的機會，一旦機會來了也會結出“富果”來的，千萬不要仇富，慢慢等吧，你們也會富起來的。這位大師不知何故，竟把常識中社會公平的“起點公平、機會公平、過程公平、程序公平、結果公平”缺一不可的五個要素，簡化為“機會公平”一項。這就給人一個錯覺，搞市場經濟只要給你機會了，至于能不能抓住，全靠各人的悟性和本事，怎么去發財致富都是可以的，而不必顧及過程及程序是否公平，也不必對結果上的不平等（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有異議。換言之，只要機會平等了，任何財富的積累過程和結果都應當得到認可，窮人們不必仇富。好一個現代版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只許富人“開搶”，不許窮人“開槍”，真是豈有此理！難怪乎這個綠燈一開，一大批不法富豪都紛紛通過犯罪手段竟相爭食國企“改制”這道豐盛的晚餐，瘋狂到了無所顧忌的地步。

改革的理論需要反思。現在回過頭來看，“效率優先”這句話本身沒有什么錯，之所以出現了社會不公、兩極分化的嚴重后果，是由于把它用錯了地方——用在了恰恰最需要公平與和諧的社會利益分配領域。所謂“種下龍種，收獲跳蚤”，“效率優先”這句話一不小心就被精英們異變成“私有制優越”和“富人優先”。其實，市場競爭本該講求效率，應由效率來主導，但市場天性嫌貧愛富、凌弱倚強，具有產生貧富兩極分化的自發趨勢，所以在涉及民生的社會分配領域應更多地注重公平，無論如何也不能把人民大眾的命運交給市場擺布。而“一次分配先講效率，二次分配再講公平”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并不科學，不符合科學改革觀和科學發展觀，在改革和發展實踐中也留下大量的后遺癥。事實上，一次分配在大的部分上既已丟失公平，靠二次分配來微調和補救，是很不現實的，猶如杯水車薪、揚湯止沸，收效甚微，才導致了社會大范圍不公的局面日益嚴重。當然，社會機構的運轉也要有效率，市場也要講公平交易，但這是另一個層面上的事情，不要混為一談。總而言之，市場競爭的基本指標是效率，社會和諧的主要指標是公平。只有這兩個指標互不錯位，各有所用，各得其所，生產力才能高度發展，社會才能高度和諧。拋開社會公平去奢談這樣那樣的改革，老百姓不會接受。真正的改革從根本上說要惠及全體老百姓，而不能只讓少數富人撈取好處，倒過來讓多數窮人為之承擔高昂的成本。這幾年，教育、醫療、電力等諸項改革“基本不成功”，原因就在這里。所以改革也應回到“以人為本”上來。

寫到這里，不由得聯想起了一位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卻能從民生的立場出發，以一個民主革命家的良知，在上世紀初葉就提出了要“節制資本家”的主張。中山先生認為，歐美諸國其社會以私有企業為主要組織形式，雖然富裕強大，但兩極分化極其嚴重。中國如效法歐美，“其善果可以致中國于富強，其惡果亦將造成不平等之世界，是故對歐美資本主義之流弊，有預防之必要。若不思預防，后來資本家出現，其壓制手段恐怕比專制君主還要厲害些，……須研究對于將來之資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誠哉斯言，富有哲理和遠見，為我們開出了至今仍能很有效地阻止兩極分化的良方，即：切不可與虎謀皮，幻想把社會公平、先富帶后富的希望寄托在資本和資本家的身上，而應節制資本和資本家。對此，政府應當有所作為。因為你是人民的政府。

現在，事實教育了人民大眾。不管主流經濟學家怎樣粉飾資本和資本家帶來的財富神話，人們終于能夠從浙江的“斷指作坊”和廣東的“血汗工廠”中認識了資本和資本家在原始累積階段的野蠻和殘酷、寄生和貪婪，從礦難的累累白骨和政績的“悲慘增長”中看到了“資本崇拜”和“GDP崇拜”帶來的深重災難。人間正道是滄桑，中國共產黨人以消滅資本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公平，達到共同富裕為已任；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堅決拒絕一切打著“改革”旗號的人間不平等；早已當家作主的人民大眾，必定唾棄一切道岸貌然的社會不公正；而富人們靠“開搶”得來的罪惡財產，也終將得到社會公平的徹底清算，重現“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歷史公正。始終站在人民大眾一邊，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弱勢群體謀利益，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前、執政后的一貫宗旨。劉國光不懼主流經濟學派“富人經濟學”的圍哄，以反潮流的氣慨提出“窮人經濟學”的公平經濟思想，其難能可貴之處也正在于此。

（聯系電話：025-8527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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