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討劉國光講話

切實解決傾向性問題

——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第6次研討會

2005年12月30日，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舉行了第6次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為《深入研討劉國光講話、切實解決傾向性問題》。出席研討會的30余名海派經濟學者分別來自各高校、黨校、社會科學院、企業等單位。研討會由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所長、“中國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李炳炎教授主持。在會議上作重點發言的有：沈立人、奚兆永、何干強、李炳炎、劉東和、陳東林等專家教授。現將主要發言稿發布如下：

改  革  游  走  談

沈 立 人

（江蘇省社科院；南京，210013）

【點  題】改革是當前中國的最流行詞，人人有話要說。但是，最近有人認為“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否定、反對改革的思潮”，卻不得不令人驚訝。憑直覺和深思，把這頂帽子戴給一貫堅持改革的著名經濟學家，顯然是上綱錯了。究其藉口，無非是指出了前進過程中還存在某些矛盾和問題。這有原因，既有客觀的難度，又有主觀的疏漏，亟待在與時俱進的改革中解決。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認，受到了新自由主義的干擾。對此，經濟學家有責任，不能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和發展，要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反對兩個教條主義。談到改革，聯想翩翩，信筆游走，并不高尚，更不全面。

【關鍵詞】改革，發展，經濟學家，貧富分化，新自由主義

“十五”計劃輝煌謝幕；“十一五”規劃鑼鼓登場。在此承前啟后的重要時刻，黨中央隆重推出新的《建議》，激勵著全國人民繼續奮勇邁進?；仡欉^去，眺瞻未來，經濟學界也一如既往地關注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按照自己分擔的專業職責，殫智竭力，獻計獻策。但是，忽然傳來一陣噪音，有人高喊“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如晴天霹靂，令人驚訝。本來，從學術到政策，在大方向一致下，存在不同見解是難免的，引發討論也是好事，亟需各家爭鳴，因為真理不辯不明、越辯越明！

誰在否定和反對改革？

建國以來，經過反復探索，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終于撥亂反正開新路。短短20多年，僅是紀元一瞬，只能以“翻天覆地”來形容其變化。這不僅在中國是有目共睹，在世界也是有耳皆聞；不僅在中國史上是史無前例，在人類史上也是一大創新。神州大地的和平發展，被嘆為“奇跡”，進而給以種種預測，是以實踐檢驗真理，百顛不破。

所以取得豐功偉績，歸根結蒂，來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來自三中全會制定的基本路線，來自一個中心和兩個基本點，來自堅持改革開放。在某種意義上，開放也是改革。改革，只有改革，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中國的蓬勃發展，再一次驗證了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

正是這樣，全黨和全國人民，甚至世界人民，除了故意掩目塞聽者外，無不肯定、贊成和稱頌我國的改革及其帶來的發展。20多年來，有人否定和反對改革嗎？恕我自稱并非孤陋寡聞，舉不出什么人，也沒有聽說過。時至今天，提出有人否定、反對并成思潮，實在駭人之至，肯定不會博得回應。發此言者，調門雖高，五音不全，看來臨門一腳是射空了。

這是因為，改革的成功，既靠黨的正確領導，又集中了全民的智慧，從工人、農民到干部和知識分子，包括了整個人文社會科學者，經濟學家更不例外。無論是農村改革先行或企業改革攻堅，都是從實踐來、到實踐去，從群眾來、到群眾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讓經濟學成為顯學，經濟學家成為大伙，都是改革的積極支持者、參與者。即使聞道有先后、貢獻有大小，決不能一分為二，分為肯定與否定、贊成與反對兩派，那不利于團結起來，同心改革。

應當相信整個經濟學界都為改革出了力、立了功。更不能把功勞歸于孤家、歸于寡人。改革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涉及宏宏微微和方方面面、條條塊塊，亟需群策群力和集思廣益。在不同階段和不同層次，大家都動過腦筋、挖過心思、寫過文章、吐過話語。現在有人表功作秀，似乎只有他單槍匹馬、沖鋒陷陣、突破壁壘、占領陣地，似乎別人僅是搖旗吶喊、旁觀尾隨。這不符合事實。

筆者不才，本來不想多言，但是有人丑表功，不能不略仿一二。如談到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為主、為輔的易位，似乎是他在1987年提出的；其實，早在1982年，我和梁文森在香港《經濟導報》第22期上寫文，就主張“市場調節為主”。又如談到指導性計劃，似乎也是出于他同年的建議；其實早在1981年劉國光就已提出，后來受到圍攻，我從1983~1986年，先后發表了《論指導性計劃》之一、之二、之三。再如勞動力也是商品，也有市場，似乎是他在1993年力排眾議，才能寫入《決定》；其實，我在1984年12月16日的《光明日報》上就提出《更加廣泛的市場新領域》，列出包括職業、勞務市場的生產要素諸市場，后來更有長文專論勞動力市場。舊話重提，不為爭功，而是揭破一些謊言。其實，在咱倆之前、之后，類似觀點都有不止一二人想到，正是大家想到，各抒已見，相互補充，才能既高又全，然后形成黨和人民的共識。任何爭發名權，貪天之功，都該羞于啟齒。

承前啟后要顧后瞻前

改革之初，鄧小平提出“摸著石頭過河”，當時有人不甚理解。實踐證明，改革屬于制度創新，沒有足夠經驗，沒有現成模式，不能一步到位，不能一舉獲勝。環顧古今中外，改革固然常是勝利之本，但是也有不少終于失敗，如王安石和前蘇聯。即使成功，也非輕而易舉，大多經過曲折。所以，我們不取“休克療法”，而按“漸進”方式，步步為營，穩扎穩打，并且一步一回頭，總結經驗再予推廣，接受教訓隨即調整，積小勝為大勝，防小錯成大錯。在用語上，“回頭看”或“反思”是必要的、積極的；相反，認為“一言既出，馴馬難追”，盲目堅持，終付代價。所謂改革采用“試錯法”，也不外這個意思。

20多年來的改革，在堅持市場取向的前提下，總體上獲得成功，才有今天的成就。沒有人否認，沒有人反對。而具體地說，則有多種情況：一是初試即靈，堅持不懈；二是反復實踐，最后成功；三是屢試不成，推倒重來；四是還有歧見，繼續探討。第一種如農村改革，第二種如宏觀調控，基本上有結論。第三種如企業改革，從放權、承包到現代企業制度、產權制度以及戰略調整，至今迄未到位。第四種在爭論，如對醫療保險和教育改革，有人說過沒有成功，有人又說基本成功，存在不同評價。

當前存在不同評價，主要不在理念，而在現實生活。本來我國改革的成功，一條原則是使全民共享發展成果，以調動大家的改革積極性。改革必然觸及利益結構的變化，得益不可能平均化，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在過去多年，基本上做到了。鄧小平有預警，防止兩極分化。這幾年出現拐點，一是貧富分化后，差距擴大，但對基尼系數是否已經突破警戒線，還有不同檢測；二是不管怎樣說，出現和存在相當數量的窮人即貧困戶或稱困難群眾、弱勢群體，徘徊在溫飽線上下，但是標準不同，量化也有多少。又如社會學者指出：改革發展的就惠者分幾類：暴富者有，不是多數，約占5~10%；得益較多的，人數也較多，至少在50%以上；雖也得益，可是不多，約占20~30%；另有未得益、反受損，可能也占10%，至少有上億人，包括失業和半失業者、部分農民和失地農民以及農民工。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薄弱環節和難點，也是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所以導致上述情況，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關懷，主要是兩個原因：一是客觀的，積弱積貧的基礎，加上人口多；二是主觀的，覺察較遲，對策不力。后者，反映在改革上，主要又有兩點：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社會保障未及跟上；二是企業改制轉制有偏，經營管理層得益，而改革成本由下崗、買斷者承擔。這些問題，社會學家揭示在前，經濟學家接茬在后，逐步形成共識，當然評估會有出入。

近兩年來，經濟學界的爭論，熱點正在這里。關于分配，圍繞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有人提出，世界各國都奉行兩者的平衡，我國過去推行平均主義，提出效率優先是及時的、必要的；但是經過多年實踐，可能強調效率夠了，兼顧公平不足，現在要作調整，回歸到效率與公平并重。因為缺乏公平，不利社會和諧。關于企業改革，圍繞國有資產流失，以及改制后職工的基本權益維護，有不同的表述和建議。前者，不僅是劉國光；后者，不僅是朗咸平。當然，可以有不同判斷。但是，認為效率與公平并重論是否定和反對改革，認為國有資產流失論是抹煞企業家的貢獻，論據不夠充分。中央在“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中強調“注重社會公平”，有關部門對大企業的賣給經營層叫停，難道也是否定、反對改革嗎？

“摸著石頭過河”，有人認為，已達彼岸。這有一定依據，因為已經擇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并且基本上構建了市場經濟框架，改革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都加強了。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改革尚未有窮期。即使形勢大好，仍要正視和“解決長期積累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督ㄗh》中的這句話，告訴我們，承前啟后要顧后瞻前，只有處理好前期改革遺留的矛盾和問題，才能與時俱進地把改革推向深化。

警惕新自由主義的影響

所以出現和存在若干矛盾和問題，僅用經驗不足來銓釋是不夠的。這不排斥有新自由主義對改革的影響。前兩年展開一場討論，獲得了一些結論，但是，停留在理念，沒有結合實際，于是還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沒有人公開承認信仰新自由主義，卻是我行吾素，潛移默化，導致上述嚴重的后果。直至最近，還有人公開說，批判新自由主義可能錯了，其潛臺詞是主張奉行新自由主義。我們批判新自由主義，不否定內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是整體地看，它與馬克思和社會主義不能合轍。主要表現：一是“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是兩個本質不同的共識；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不能抹煞的區別。反映在改革的某種迷失上，可以略舉一二：

一曰私有化。雖然沒有人敢打此旗號，更不會形諸筆墨，但是口述心領，卻非少數；也有故弄玄虛，妄稱民營化或非公有化。見諸行動，說法更多，如“公退民進”、“（公有經濟）退出競爭領域（市場）”等。主要是通過改制、轉制，公然主張“賣光”，從集體到國有，從中小企業到大集團公司，從經濟單位到學校、醫院和其他事業。更多的是暗箱操作，限期完成。內行人稱，這比前蘇聯的“休克療法”（據說又是上了美國學者“顛覆”的當）和英國的撒切爾夫人，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曰原始積累。表現在勞資關系上。世界歷史，前期是徹頭徹尾的雇傭勞動，伴隨著超經濟剝削；后期是經過斗爭，勞資談判并訂合同，旨在緩和階級矛盾，對工人有所讓步。據說，我國處于前期，不能超越卡夫丁峽谷。因此，雖有《勞動法》和《企業法》，卻沒有貫徹執行和監督檢查。最低工資線是虛設，加班加點普遍而償付加班費的不到1/3（報載）。以致10年來，物價上漲多，工資上漲少，多數是未動，有的還下降。一些地方政府著眼于“大力發展私營企業”（中央文件不這樣說），職工怪話是“嫌貧愛富”，而部分學者肯定要有“原始積累”，無異于初生的資本主義。

三曰完全市場化。這是針對宏觀調控而言，流行的說法和做法是“宏觀調控是中央的事，地方政府管不著也犯不著”，“大家下，正好讓我上，這是一條重要經驗?！苯洕^熱從投資膨脹起，“投資饑餓癥”久治不愈；具體途徑表現在低水平重復建設，仍在愈演愈烈，新興的是汽車、石化和鋼鐵；結果是物價穩步上漲，反正受害者是低收入者和弱勢群體。特別是房價，聽任房地產商炒作和某些媒體、學者助陣，地方政府在中央表態前顯得曖昧，表態后顯得無措。對謀財害命的假醫假藥也一樣，媒體借廣告牟利，政府視若無睹、出手無力，受害者投訴無門。

四曰全球化。世界輿論，批判占75%，贊成的25%是少數發達國家；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之列，有人卻附和后者。拉美有教訓，我們有些人仍尾隨?？茖W發展觀有要求，但一些地方卻不響應。到處是片面追求招商引資和加工出口，只問“所在”，不問“所得”，把利潤拱手讓給外國人，滿足于表現數字為洋人打工。所謂“選資”，仍讓位于來者不拒和多多益善，包括轉移污染和能源多耗的重化工一類項目。也不敢與小國韓國比，不敢講世界通行的“管理貿易”和“適當保護”。

經濟學者的社會責任

新自由主義之得以在中國有所流行，其載體無疑是經濟學工作者（簡稱經濟學者，尊稱經濟學家）。劉國光指出在經濟學教育和研究領域，西方經濟學漸占主流，馬克思經濟學被邊緣化，并預料未來，非杞人憂天。有人說他否定和反對改革，與此有關，更表明有一股思潮，將引向經濟學和經濟工作連同改革的非馬克思主義化和非社會主義化。在這個問題上，應當展開正面的討論。相反，有人不敢公開站出來。同時，有關報刊只是悄悄地剝奪揭露者的話語權，進一步反映了當代中國經濟學界及其延伸已為西方經濟學者所主宰。

與此相配合，又有人揚言，中國的合格經濟學家不超過五位。論據何在？十分模糊。標準之一是以在不在國外的高端經濟學刊物上發表文章，或者以是否與西方經濟學“接軌”為取舍。后者的另一說法是能否與馬克思經濟學“脫軌”。換言之，則是以西方經濟學取代馬克思經濟學。我們為之擔憂。這不是說，只要馬克思經濟學，不要西方經濟學。馬克思經濟學也產生于西方，與古典經濟學有繼承、批判和發展。馬克思經濟學要發展，必須吸收當代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經濟學中有益的成分。目前在編這方面的教科書，我們認為，必須避免封閉的教條主義，而要兼收并蓄，廣納百川。可能要有三方面的內含：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二是西方經濟學的各派精華；三是從中國經濟發展實踐中概括的新經驗和新觀點。

談到經濟學和經濟學者，又一問題是應當代表誰，為什么人做發言人。本來，經濟學者應當代表最廣大人民，或者說不代表誰，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要求他們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也是對的。按照一種傳統說法，知識分子包括高級學者，只是毛，附在別人的皮上。于是，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分。前者是原創，后者要經艱苦的改造，才能脫帽。現在多數經濟學者，生出和成長于建國后，似該是無產階級的了。也不盡然，不僅所受的專業教育，并且接受社會影響，特別是留學而“海歸”，就不同了。在社會階層分化后，各有投靠，也屬必然。于是有官房經濟學者，有教學經濟學者，有企業經濟學者，各事其主，無可厚非。因為權力、財富和技術，作為三大社會資源，對學者有無可拒絕的誘惑力。至于還有不在少數的窮人，誰當志愿者，不是很多的，“窮人經濟學”只能是少數學派，不會成為主流。其中，已經受人指責的，則是為老板所雇傭，屁股決定腦袋，利益指揮嘴巴。或者家屬、子女、親友從事某種熱門行業，更要為他們造勢，鼓吹股市要牛、房價要高、學費要收、醫藥要貴以及“原罪”要赦、避稅有理等，不一而足。有人指出，為非法行為幫腔的，不應當算是經濟學家。斯言雖微，得罪卻眾。一片漿糊，一地雞毛，使經濟學家在群眾心目里的聲價大跌。

千言萬語，歸于一句，經濟學者要對社會負責。至于怎樣負責，欲說且休。起碼要求歸到：與時俱進，深化改革。不會否定、反對改革，也不要給同行亂戴帽子。唯我獨改，唯我獨革，遲早會與最廣大人民特別是困難群眾疏遠的，可不戒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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