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社會主義新農村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模式研討會”召開，全國學者激烈討論。

“大約8000個走集體化道路的農村實現共同富裕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實踐證明，集體化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一部分地區實行農村集體化的條件已經成熟，完全可以在今后五年內，逐步引導全國1/5左右的農村實現第二次飛躍?！比涨?，北京學者張勤德在“全國社會主義新農村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模式研討會”上的發言，引起了來自全國21家高校、研究機構及政府部門70多位學者的討論。

建國初期，通過土地改革，農民獲得了土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時隔不久，合作化道路又將農民的私有土地轉變為集體所有，并實行了30年。20世紀70年代末，家庭聯產承包制突破了集體所有制內部的經營方式，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我國幾乎陷于崩潰邊緣的農村經濟擺脫困境，實現了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第一次飛躍。1979年至1984年間，我國農作物增產42.23%，因改革帶來的增長率達到19.8%，貢獻率為46.89%。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一直實行到今天。

然而有資料顯示，1994年我國的糧食總產量4445億公斤，比1984年僅增產350多億公斤，年增長率只有0.9%，遠遠低于1984年以前的增長速度。進入21世紀，我國糧食產量持續下降，2003年糧食總產量只有4.31億噸，僅為歷史最高年份1998年糧食產量5.12億噸的84%。農民人均收入增長率低，消費需求下降，農村商品市場難以啟動。農民“給錢給物，不如給個好支部”的呼聲背后，有1/4到1/3的農村黨支部處于癱瘓半癱瘓、“一盤散沙”的狀態，需要集體的力量去組織。中國社科院的報告將農民列為社會最低層的弱勢群體之一。

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程恩富分析原因認為：一方面，家庭承包經營往往成了以戶為單位的個體經濟，與農村生產社會化、專業化、商品化趨勢不適應。另一方面，集體統一經營與家庭分散經營兩個層面發展失衡，集體經營有名無實處于“空殼”狀態。這是造成各地向農民亂攤派、亂收費、加重農民負擔等“三農”問題的主要原因。他主張在家庭聯產承包為基礎的雙層經營體制下，增強集體層面的實力，并在此基礎上推進合作經濟、集體經濟，開創集體經濟聯合體、特殊合作模式發展的新局面，做到與市場經濟的充分銜接與融合。 鄭州大學商學院教授宋光華則認為，目前我國農村不具備實現“第二次飛躍”的條件，一是家庭聯產承包制度的潛能還未得到充分發揮；二是目前農村13億公頃耕地上的5億農民，人均耕地不到一畝。在惜土如金的情況下，大多數農民不可能“離鄉離土”，而是“離鄉不離土”或“不離鄉，也不離土”，農村過剩勞動力不能及時轉移且素質低下，是不可能實現第二次飛躍的。

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永蘇的觀點是，現階段還是應大力發展農村的非公有經濟，二次飛躍要尊重農民的意愿。

據悉，2003年湖北洪湖市19635畝耕地中，就有2785畝地拋荒，拋荒面積占調查總面積的14.2%。從2004年開始，農民的種田積極性提高，但部分地區仍存在“拋荒”現象。2005年杭州市全年性拋荒面積為4651畝，比上年5350畝減少了699畝，季節性拋荒25.58萬畝，比上年38萬畝減少32.7%。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李萍院長據此認為，土地不能通過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合理配置，不僅不能實現土地的專業化、規?；洜I，反而有大量的土地資源被浪費。

上海財經大學馬艷教授建言，應重視我國新型集體經濟或合作經濟的理論研究，對新形成的合作經濟組織，應在自愿的基礎上，加強政府的引導和示范；對傳統改革后的集體經濟組織，加強規范引導，促進其繼續發展；對變異型的合作經濟組織，應該在市場經濟規則的基礎上，順其發展。“農民的土地一旦私有化，在現有條件下，如遇天災或重大疾病，土地就會被變賣！”武漢大學教授簡新華提醒大家的同時建議，產業化、非農化、城鎮化，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解決“三農”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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