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年初時，這年被稱之為“改革攻堅年”，但實際上這一年卻幾乎演變成一個改革反思年。這說明歷史的進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于是有人擔心，改革會不會成為一個“半拉子工程”，成為“爛尾耬”。應當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改革確實已經進入到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境地。單純強調深化改革，不僅可能動搖共識，而且會導致改革的推動者所難以預料的后果；而如果向后倒退，退向舊體制，更是沒有出路的，甚至是一場災難。

這次對改革的反思和論爭，無疑將會對中國未來的走向產生重要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次的反思和論爭又一次將中國置于十字路口的位置。

改革完結了嗎？事實上，市場經濟的不完善，經濟和社會生活法治的不健全，利益均衡機制的付諸闕如，一些重要改革的不到位，甚至還有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在內的一系列重要改革還根本沒有破題，說明中國的改革任重道遠。而且，經過20多年開放歷程的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作為逐步融入國際大家庭的一員，外部環境也會逼迫中國不能在改革面前止步。然而，目前中國所面對的問題，特別是改革中所出現的種種問題，真的是依靠將目前的改革加以“深化”就可以解決問題的嗎？而且，即使人們想“深化”，現實中還有沒有“深化”的條件？更進一步說，如果目前的改革真的“深化”了，又會“深化”出什么樣的結果？

在這樣的歷史關口，人們必須用新的智慧和抉擇來應對上述的挑戰。

需要對改革進行反思

有人力圖將目前這場爭論歸結為“堅持改革”與“反對改革”的對立，其實這樣的概括過于籠統而模糊，而且是一種簡單地將問題意識形態化的做法。盡管不能否認目前所涉及的問題有些必然帶有意識形態的因素，在爭論中更有人故意將意識形態因素摻加進來，但這次爭論所面對的問題遠比意識形態的兩極對立要復雜得多。

盡管從嚴格的意義上可以說關于改革的爭論一直都存在著，但總的來說，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整個社會對于改革的共識是相當高的。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1980年代是改革的一個充滿“理想與熱情”的純凈時期，絕大多數改革幾乎都得到了整個社會的呼應。這種呼應主要是基于對弊端叢生的舊體制的不滿。更重要的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對舊體制的任何“破除”似乎都意味著一種“改善”，就連舊體制的受益者，也似乎在對舊體制的破除中得到了另一份好處。于是，改革的道德優勢壓倒了意識形態的阻力，改革得以順利推行。

問題發生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但發生的問題是什么？有人認為，中國的改革到了一個更為復雜的階段，改革的難度加大，出現問題的可能性就增大了。這樣的說法雖然可以理解，但卻很難讓人信服。因為在面對復雜的局面而容易“出錯”的時候，這種“錯”應當是散射性的。如果所有的“錯”都使得結果總是對一部分人有利而對另一部分人不利，特別總是對某些少數人有利而對其他多數人不利，就使人相信這決不是自然地“出錯”。還有人認為，改革到了付出代價或者所謂“陣痛”的階段，即現在已經由改革初期的人人受益的階段進入一些人要付出代價的階段。這樣的說法從理論上也沒錯，因為改革要涉及利益關系的調整，調整就要有人付出代價。但理論的邏輯很難概括嚴峻的現實。能夠換來未來補償的暫時付出可以稱之為“陣痛”，不能換來未來補償但卻為改革所必需的付出可以稱之為“代價”。而目前一部分群體所付出的，顯然既不是為改革所必需又不是在未來能得到補償的。也就是說，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改革已經明顯地發生了一些變化。

但必須看到，有關改革的分歧，主要不是表現在對改革的基本取向上，而是表現在對改革的實際進程上。以分歧嚴重的國有企業改革和改制為例。很少有人認為弊端叢生的國有企業不需要進行改革，實際上，在大規模國企改革進行之前，包括普通民眾在內，人們對國企改革的共識是很高的。甚至人們對國企的私有化也不是完全沒有思想準備。那么是不是到了真要付出代價的時候人們的態度又變化了？有些瓜分國有資產的辯護者也確實是這樣說的。但這樣的說法是不公正的，因為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明，國企改革必須要以這樣最壞的方式才能進行。事實是，在國企改革或改制的過程中，幾千萬人失去工作或前提退休，其得到的補償卻微乎其微，而在另一方面，大量的國有資產被瓜分，甚至在瓜分之后也沒有出現一些人期望的所謂“效率”。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原來甚高的改革共識基本破裂，改革的動力也基本喪失。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改革進入了目前這種進退維谷的境地。

中國改革的新方向

中國過去20年改革的最大成果是脫離了過去的再分配體制，而形成了一種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從而使中國逐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不久前出版的《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報告》表明，2002年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達到69%，高于國際上判斷市場經濟國家60%的臨界水平。盡管對其中的一些判斷，特別是行政權力與市場的關系，還有不同看法，但中國基本成為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的共識已經形成。這個判斷一方面表明，在我國，經過20多年的努力，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已經基本確立；另一方面表明，以確立市場經濟制度框架為目標的改革進程已經接近結束，至少單邊突進式的改革模式已經到了轉換的時候。

現在擺在人們面前的問題是，我們經過20多年時間逐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究竟是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還是一個壞的市場經濟？

早在5年前，經濟學家錢穎一先生在《市場與法治》一文中就提出了好的市場經濟與壞的市場經濟的概念。他說，事實上，當今世界上既有好的市場經濟，也有壞的市場經濟，而后者多于前者。因此，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防止滑入一個壞的市場經濟是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就目前狀況而言，可以說，我們建立一個壞的市場經濟的可能性一點也不比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的可能性小。正因為如此，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多次呼吁要警惕權貴資本主義。吳敬璉先生說，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經天真地認為，只要建立市場經濟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樣的市場經濟都能保證經濟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市場經濟有好壞之分的……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會出現岔路和彎路。其中之一，就是偏離規范的、法治的市場經濟的方向，演變為所謂的權貴資本主義。可以說，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實際上就是這個權貴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指導下的改革。

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過去20多年使得我們建立了一個市場經濟的新框架，而新的改革的基本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并在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好的社會。在最近幾年中，中央政府相繼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轉變增長模式”等一系列新的發展理念，而實現這些發展理念的體制基礎，就是一種好的市場經濟體制，一種好的社會體制。

從市場經濟體制

到好的市場經濟體制

什么是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從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但我認為，一個好的市場經濟至少包括下面這三部分內容：第一，從經濟的角度說，標志是市場經濟的體制是否相對完善，相對完善的是好的市場經濟，否則是壞的市場經濟；第二，從法治的角度說，標志是法治是否基本健全，法治基本健全的是好的市場經濟，否則是壞的市場經濟；第三，從社會的角度看，標志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是否建立，形成了這種利益均衡機制的是好的市場經濟，否則是壞的市場經濟。

僅就市場經濟體制本身來說，體制的完善任重道遠。如前所述，我們經過20多年的努力建立了一個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但這個市場經濟體制本身還是相當不完善的，特別是在金融體制、財政體制、企業制度、證券市場等方面。在這方面，改革面臨一系列的課題。首先是市場主體的發育。非國有經濟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但是非國有經濟真正成為市場主體的任務并沒有完全完成。比如，產權制度的保護，市場準入的公平待遇，融資渠道的拓展等。與之相聯系的國企改革似乎陷于困頓之中。事實表明，國企不改革是沒有出路的，但用大規模瓜分國有資產的方式進行的國企改革，不僅難以得到社會的認同，而且達到所謂的效率目標也沒有任何保證。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探索國企改革的新路徑。而要實現不同市場主體之間的公平競爭，打破壟斷，無疑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更重要的是，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中的新規則，無疑是市場經濟改革最基本的任務，也是建立好的市場經濟的首要前提。

但在今天，防止市場經濟成為一種假市場或偽市場經濟的重要性，一點也不亞于完善市場體制本身。如果市場化主體是一些權貴集團和強勢集團，如果市場中通行的是權力的規則，如果巧取豪奪成為市場中普遍的牟利手段，那就將會是一種壞市場，或者是一種假市場、偽市場。

就市場經濟中的法治建設而言，正如吳敬璉先生和錢穎一先生多次指出的，好市場的關鍵是法治的基礎。改革以來，我國有關市場經濟方面的法治建設有了明顯的推進，但總體而言，經濟生活中的法治基礎是異常脆弱的。法治的完善當然是一個重要方面，但更關鍵的問題是權力與法律的關系。可以說，法治的健全其實不在法律本身。不解決法律與權力的關系，法律的條文無論如何完善，都是沒有意義的。

在中國改革過程中存在的一種普遍現象，就是“馬后炮式”的立法方式，即總是在一項改革的進程中才逐步開始相關的立法過程。盡管這對于規范改革后的經濟活動是必要的，但卻使改革過程本身遠離法治的基礎。這種情況的出現，與其說立法的滯后是一種必然，不如說是與對不爭論改革策略的錯誤理解，以及建立在這樣一種誤解基礎上的機會主義改革方式有關。而在其背后的，是對于權力的信任高于對法治的信任。也正是由于這種權力相對法治的優先性，我們可以看到，在實際改革的過程中，已有的法律也往往被拋置一邊，甚至越是涉及重大的利益關系，法律被拋置的現象就越是明顯。比如，農村中征地、城市中拆遷以及國企改革和改制中出現的利益糾紛，都往往明確地被列入法院“不予受理”的范圍。某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就曾明文規定，對于13類“涉及面廣、敏感性強、社會關注”的案件暫不受理。今年更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事人達不成拆遷補償安置協議就補償安置爭議提起民事訴訟人民法院應否受理問題的批復》，規定，“拆遷人與被拆遷人或者拆遷人、被拆遷人與房屋承租人達不成補償安置協議，就補償安置爭議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因此，新的改革進程應該為市場經濟中的法治基礎創造條件。而法治也應成為推進新的改革進程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與此同時，通過改革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已刻不容緩。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不斷加劇。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問題，已經開始構成當今中國社會諸多社會問題的基本背景。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形成一種均衡的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種使得利益格局能夠大體均衡的機制，將成為一個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大體均衡的利益格局是要通過一系列的具體制度安排來實現的。大體上可以說，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市場，一個是再分配。在市場當中，涉及的主要是勞資關系；在再分配中涉及的則是稅收、國家的財政收入和用于社會福利的支出。必須看到，利益均衡關鍵在機制。在貧富懸殊的背后，是不同群體在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結果。解決不同群體權利的失衡，為各種利益群體的公正利益博弈制定有效的規則和程序，無疑是在未來的改革中要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

從經濟改革到社會重建

建立好的市場經濟，必然相應提出社會變革或社會重建的問題。就此有兩點是必須明確的：第一，市場經濟不等同于市場社會。法國前總理若斯潘有句名言：要市場經濟，不要市場社會。

市場經濟是一種有效配置資源的經濟體制，但市場經濟的原則不能滲透和支配全部的社會生活。近些年來一些領域改革的失敗，如醫療改革和教育產業化改革，與“泛市場化”的理念有著直接關系；第二，好的市場經濟需要建立在一個好的社會基礎上。現代社會學理論告訴我們，任何經濟制度都是嵌入在社會的基礎上的。沒有一個好的社會，即使是一種完善的市場經濟，也很難正常運作。

因此，從更大的意義上說，改革不僅是要造就一個好的市場，更是要造就一個好的社會。

在最近的一些文章中，我提到“無底線社會”、“守衛社會生活的底線”的問題。我們知道，體制是一套規則和程序。舊體制和新體制，當然可以說有優劣之分，但無論新舊體制，要正常地運行，都需要有更基礎的東西作為前提。舉例來說，信任結構就是這種基礎秩序之一。信任結構是超越體制的，要比體制更為基礎。現在我們社會生活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有些恰恰就是因為這種基礎秩序被破壞了。于是就出現新體制無法正常運轉、舊體制也無法正常運轉的狀況。所以，我們現在所面臨問題的嚴峻性，不只是在于新體制本身的無效或缺陷，而是新舊體制共同基礎的喪失。這樣的危機更具有根本性。而守護甚至重造社會生活的底線，無疑是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也就是說，要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的基礎。

底線頻頻被突破，不僅在于轉型期特有的變遷力度，也在于改革過程中曾經被奉為圭臬的機會主義價值觀。比如在這次整治官煤的過程中，人們發現，在上個世紀90年代，好多煤礦難以生存，于是政府倡議大家入股，當時如果有官員在煤礦入股，還要受到表揚。其實，在許多領域中，特別是在改革過程中，都普遍地盛行著這種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原則，其突出特征就是不擇手段。在這種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價值觀中，沒有任何原則是神圣不可動搖的。能否得到眼前的利益就是最高標準，為了這種眼前的利益，即使破壞了原則和程序也在所不惜。有時甚至完全沒有去破壞原則和程序也是一種代價，甚至往往是一種更大的代價。

即使從經濟的角度說，市場經濟需要一個相當發育程度的社會，這是已經被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實踐所證明了的。所謂一個相當發育程度的社會，它的實質是在利益分化基礎上形成的不同利益對自己權力的行使和自組織。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利益分化基礎上新的利益整合和社會整合。

重建新的改革共識與動力

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分析過，到目前為止，改革的共識已經基本破裂，改革動力已經基本喪失。因此，重建改革的共識與動力，不僅是必要的，甚至是困難的。

共識和動力的喪失源于相當一部分群體在現實改革中利益的受損以及對于未來改革中利益進一步受損的恐懼。

不久前公布的一項中國社科院最近的一次調查顯示，我國城市公眾的自我階層認同有向下偏移趨勢。其中認為自己處于社會“中層”的城市公眾僅為城市總人口數的46.9%，而認為自己身居“下層”的城市公眾則達到14.6%。分析報告指出，超過60%的城市公眾自認為身處社會“中下層”，這不僅僅體現出當前中國社會特有的社會階層結構，更反映出潛藏在社會公眾內心深處的心理活動變化，而這種悄然而來的心理變化，有可能危及社會的穩定與安全。就對改革的動力而言，我們應當注意到，這種自我評價和心理特征不是發生在改革之初，而是形成于改革進行了20多年之后。這種心態如果是發生在改革之初，會成為變革的動力；但在今天，將會形成對進一步改革的不認同甚至恐懼。經濟學家趙曉先生曾借用當年美國獨立候選人佩羅在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曾經提出一句很有煽動力的口號：“讓全球化停下來，我要下車”，概括部分人對改革的心態，“讓改革停下來，我要下車”。

在思想理論界中，在社會上，甚至形成某些系統主張的對立。有學者認為中國在改革問題上出現了兩個界限分明的陣營，一個是以主張市場化改革的經濟學家和體制內改革派為主的第一陣營，這個陣營有一定的主流、官方色彩。第二陣營以財會專家郎咸平、非主流經濟學家、國企改革的受害者、憤怒的年輕人和民間網絡活躍分子組成。這個陣營有一定的民間、非主流的色彩。醫改失敗和顧雛軍被捕，使得兩個陣營之間的天平完全傾向第二陣營一邊。第一陣營的人士通常認為自己是現實主義者，所持的立場是從中國的實際國情出發。他們的判斷是，既然中國不可能實行一步到位、徹底的、全面公正的改革，那么，為了繼續推動改革，對其中出現的扭曲、不公正和負面作用，也要加以容忍。他們完全正視改革被扭曲的可能性，主張哪怕用不正當的手段也要改出一個新體制來，因此他們在改革中常常向舊制度、舊利益和舊意識形態做出很大妥協。他們的判斷是，扭曲的改革也勝于完全停頓的改革。第二陣營在中國的改革路向上并無整體性的思路，他們走到一起是因為反對第一陣營所主張的扭曲的改革。他們指責第一陣營假改革之名行不公正改革之實，大搞官商勾結、官學勾結、學商勾結，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致使許多普通人的利益在這樣的改革中受損。他們的立場是，寧愿全面停止改革，也不要扭曲的、不公正的改革。

可見，新的改革共識的形成是一個艱巨的任務，但又不是不可能的。

要形成新的改革共識，需要對改革的目標做重要的調整。首先，是要使公平成為改革的一面旗幟。多少年來，人們似乎有一種秘而不宣的共識，即改革與公平是對立的。似乎為了建設一個好的體制，犧牲公平是一種必要的代價，反之，為了公平，就應當否定改革的基本走向。這無疑是使改革的路越走越窄的一個原因。而新的改革觀應當包括公平這個人類最重要的價值之一。應當說，公平的原則不是虛的。在最近幾年中，相關的調整正在進行，工業反哺農業、著力解決困難群體的社會保障等，都是重要的舉措。

就改革的目標和內容而言，至少應當包括如下幾點：第一，將兼顧程序公平與結果公平的原則作為新體制建立的原則之一；第二，以社會保障制度、分配制度、就業和勞動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擴大改革的收益者范圍；第三，通過社會保障等制度的改革，對在改革中利益受損較為嚴重的群體和個人進行必要的補償。

為了重建改革的共識與動力，應當對改革特別是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改革進程進行建設性的反思，但這種反思不應當在過強的意識形態化氛圍中進行，而應當將這種反思建立在建設性、負責任和理性的基礎上。因為意識形態的僵硬對立，會妨礙我們對一些要害問題的準確判斷，并縮小選擇的彈性空間。

形成改革的新方式與新機制

即便有改革理念的重新調整，有改革目標的重新定位，未來的改革進程仍然很難讓人完全樂觀。

關鍵的問題是從1990年代起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形成，并在實踐中影響和左右改革進程。在前些年，對改革的扭曲還主要是發生在政策實施的環節上。而在最近幾年間，隨著利益群體的進一步發育，其對政策制定環節的影響明顯增強，甚至進而影響立法過程。而具體的改革措施往往是通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實現的，這樣一來，實際的改革過程會呈現為一種更為復雜，同時也會是遠非理想的形態。

在扭曲機制已經形成并有力發揮作用的情況下，所推進的改革面臨一系列的公共政策風險：首先，由于政府成為利益主體，公共政策往往成為甩財政包袱或與民爭利的手段。在前一段改革中，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現象，改革的實際目標是財政增收，如有關的稅收制度改革，如住房改革、教育產業化和醫療改革；其次，對體制弊端的改革，演變為對既得利益群體錦上添花的公共政策。如公車改革變成對相關人員的高額補貼，公務員工資改革演變為規范的工資大幅度提高而非規范的收入依然存在，甚至在最近擴大內需的舉措中，也出現“從公務員加薪起步擴大內需”呼吁等；再次，有損于強勢群體利益的公共政策難以出臺和實施。如個人收入所得稅改革、遺產稅的征收等。“富人多征稅難操作”、“對富人征收重稅會挫傷其投資的積極性”、“個人信息不完善，短期不會再研究征收遺產稅計劃”都成為重要的理由；第四，改革措施在實施過程中的走樣變形。如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的范圍，無疑是一項促進社會公平的重要改革措施，但近來在一些地方卻出現農民工紛紛退保的現象。原因就在于這項改革在一些地方又成了一些政府部門聚斂財富的手段，而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卻有名無實。

因此，在新的改革階段上，需要有新的改革推進方式和策略，以使改革能夠達到預設的目標。

首先，需要有對改革進行綜合協調的機構。從1990年代后期開始，由于綜合性改革機構被撤銷，改革措施的制定多由各個政府部門負責，于是改革越來越部門化，部門利益越來越明顯地體現在改革政策的制定上，甚至體現在形成的所謂新體制上。而改革中形成的種種矛盾和問題，與此有著密切的關系。實踐證明，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中進行大規模的體制變革，沒有一個可以超越部門利益的綜合協調機構是不行的。

第二，推進改革策略的轉變。在改革的初期，我們采取的是一種叫作“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策略。這個策略在破除舊體制的階段上是適宜的。但問題是，在轉型階段仍然沿襲了改革前期的改革策略。在大規模的轉型階段，即在新體制建立的階段，需要有明確的規劃，因為建立新體制遠比摧毀舊體制要復雜。而這種明確的規劃，至少需要三個不可缺少的條件：一是整個社會的廣泛討論；二是有關利益方的利益表達；三是以立法的形式實現。

第三，公眾對改革的參與。體制的變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調整，涉及眾多人的利益，因而需要公眾對改革的廣泛參與。缺少公眾參與的改革，固然可以在短時間內降低改革的交易成本，但從長遠來說，則會導致改革更多受既得利益集團的支配而偏離正確的方向，使改革因失去民眾的支持喪失動力。以國企改革為例，在我國，國企改革幾乎是在一種暗箱中進行的。至今還有人責怪人們把這個問題給說破了。這是造成國企改革問題重重的原因之所在。在中國改革的過程中，不爭論、只做不說，曾經成為縮小改革意識形態代價的一種有益策略，但這決不意味著事關全體國民利益的事情，可以用暗箱操作的方式來進行。

毋庸置疑，改革策略的轉換以及民眾對改革的參與，都需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條件。事實上，無論就對改革的推進來說，還是就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和一個好的社會來說，抑或對于形成一種相對均衡的利益格局來說，權力模式和政治體制的改革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問題只是在于尋找一種有利于社會進步和長治久安的變革模式。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