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前西方經濟學研究工作的幾點意見

　　　　　　　　　　　　　　　陳岱蓀

［編者按：陳岱蓀是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全國政協常委和北京大學教授

。陳岱蓀教授青少年時期勤奮學習，以優異成績取得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他

從１９２７年回國后，畢生從事高等教育事業，先后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和北

京大學從教共７０年整，為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和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陳岱

孫教授于７月２７日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７歲。這里謹以轉載陳岱孫教授的

一篇重要文章作為紀念。］

　　戰后時期的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是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傳播及其對世界各國

經濟政策的廣泛影響。戰后時期西方經濟學的發展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在

學科領域內，其基礎學科，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特別是宏觀經濟學提出了

不少新的理論，形成了比較大的體系，同時建立了若干分支學科和邊緣學科。另

一方面是形成了許多新的學派。這樣，當代西方經濟學與戰前時期相比，就帶有

某種復雜性。在方法上，戰后西方經濟學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廣泛采用數

學方法，而且是相當艱深的高等數學方法。不少當代西方經濟學書籍和雜志，滿

篇滿紙都是數學公式。此外，當代西方經濟學在方法論上還繼承其前人特別是李

嘉圖學派解體以后西方庸俗經濟學的固有手法，即以描述經濟現象及其表面聯系

為能事，不能、不愿意也不敢觸及經濟問題的本質。但現象和現象之間的聯系往

往與人們的常識相吻合，因而容易為人們所認同。但正因為是常識，是事物的表

象，而不是事特內部規律性的反映，所以往往與真理大相徑庭而流于謬誤。從常

識的角度接觸西方經濟學，就難免將西方經濟學的謬誤當作真理加以接受。

　　７０年代末葉，我國克服了對西方經濟學說的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態度，

當時，從事西方經濟學研究工作的大多數學者，同意這樣一個觀點，即對當代西

方經濟學應當采取一分為二的科學分析的態度，摒棄其庸俗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理

論框架，吸取和借鑒其中某些合理成份。既要反對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態度，

又要反對盲目迷信、機械照搬的作法。近年來，我國廣泛地開展了對西方經濟學

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并且在我國經濟政策制定和企業經濟管理工作中借鑒了西方

經濟學某些有用的成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經過１０多年的研究，我們對當代

西方經濟學的了解前進了一大步。我國近年來出版的數量眾多的論文、專著和譯

著表明，我國學術界對外國經濟學說特別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已經達到相當

高的水平。我們的研究工作和教學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但另一方面，在我國經濟

學界，這些年來又漸漸滋長了一種對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的傾

向。值得警惕的是，在借鑒西方經濟學進行我國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研究工作中

，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中，這種對西方經濟學盲目崇

拜、一概肯定、照抄照搬的傾向變得空前嚴重起來。如果不引起我們的注意，認

直加以克服，后果將是非常嚴重的。

　　這股對西方經濟學盲目崇拜的傾向產生和泛濫的原因，除了前面所說的戰后

時期西方經濟學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某種復雜性和迷惑性這種理論上的因素以外

，還根源于戰后時期世界社會經濟發展的若干實際因素。歸納起來，主要是兩點

：一是戰后時期的前半段即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西方經濟的帶有戰后恢復性質的

經濟高速增長；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戰后時期出現國際性的嚴重挫折。

　　總結這１０多年來關于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工作和教學工作，我們應當承認，

我們的工作在取得重大成績同時，還存在著嚴重的缺點和不足。上述對西方經濟

學的盲目迷信的傾向的產生和泛濫，與西方經濟學研究工作和教學工作的缺點和

不足是分不開的。我們工作的缺點和不足，一言以蔽之，是“述而不作”，或者

說是“述而不批”。不錯，我們有一批專家，從改革開放伊始，就主張對當代西

方經濟學采取分析的態度，棄其糟粕，取其精華，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

的借鑒。但在洶涌而來的對當代西方經濟學盲目崇拜的浪潮中，這一正確主張的

聲音似乎太小，不足以左右社會潮流的方向。于是我們就面臨這樣一個歷史格局

，從過去的對西方經濟學的盲目排斥這一極端跳到對西方經濟學盲目崇拜的另一

極端。這是當前的主要危險。

　　我們面臨的危險有兩個方面，一是西方經濟學對青年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心

靈的毒害，二是西方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方向的誤導。弄得

不好，西方經濟學這兩個方面的影響都可能產生悲劇性的后果。由于中國經濟發

展比前蘇聯東歐國家落后得多，人口又多得多，劇變的后果的嚴重性將十倍百倍

于前蘇聯東歐國家。這種歷史結局是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所夢寐以求的。我們一定

要全力以赴避免這種歷史結局的出現。要做到這一點，當前一個最緊迫的任務便

是克服對西方經濟學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右的傾向。為此，必須改進我們對西

方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尤其是加強對西方經濟學特別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

分析和批判工作。

　　第一，分析對當代西方經濟學盲目崇拜傾向的國際理論背景。我國近年來在

西方經濟學研究工作中的右的傾向，與７０年代以來世界范圍內新自由主義國際

思潮的泛濫有密切關系。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主張自由放任，反對國家干預

，與時代潮流不合，對西方國家的經濟政策影響不大，但卻成為西方國家打入發

展中國家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的工具。在社會主義國家，新自由主

義經濟學鼓吹國有企業私有化，鼓吹取消國家干預，極力使社會主義經濟蛻變成

資本主義經濟。因此，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代表著西方國家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

。讓國內經濟學界特別是青年學者認識這一國際背景，使他們提高警惕，顯然至

關重要。

　　第二，要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將當代西方經濟學研究與世界經濟研究

緊密結合起來。首先要實事求是地科學地分析戰后時期西方經濟發展，揭示戰后

初期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戰后經濟重建性質，指出自７０年代以后，西方經濟進

入低速增長，雜以停滯和危機的歷史時期，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西方經濟的通

例是低速增長和慢性蕭條，戰后初期的經濟繁榮乃是由特定的歷史原因產生的特

例，因而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在對西方國家經濟的估價上面，我們也看到兩種

極端，一個極端是在前３０年，我們不少學者喜歡將西方經濟描繪成一片暗淡，

除了危機還是危機，不承認戰后一段時期西方經濟的繁榮。另一個極端是近年來

我們一些學者傾向于將西方經濟現狀和前景描繪成一片光明。這些學者對西方經

濟的看法往往比西方國家的學者還要樂觀得多。我們必須克服這種片面性，要用

我們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引導青年正確認識西方經濟的現狀和發展趨勢。這對

青年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端正對當代西方經濟學的態度，克服

對西方經濟和西方經濟學的盲目崇拜心理，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第三，將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與西方經濟學說史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

西方經濟學發展數百年，但在馬歇爾以前，內容并不那么復雜，脈絡也比較分明

。戰后西方經濟學雖然內容龐雜，學派林立，新學科層出不窮，但每一種新的理

論，每一個學派，每一個學科，都可以在學說史上直接間接地找到其思想根源，

而一旦找到其學術淵源，這些理論、學派、學科的神秘的光環也就黯然消退了。

　　第四，加強對西方經濟學派的研究。首先是加強西方正統派經濟學陣營中國

家干預主義學派與自由主義學派斗爭的研究。這兩大流派的斗爭，從重商主義時

代晚期起，貫穿著西方經濟學發展的全過程。對西方經濟學這兩股思潮兩大流派

的斗爭內容、實質及其發展前景的研究必須聯系時代的特征。現代資本主義是壟

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在這個時代，西方經濟學的主流派只能是

現代國家干預主義學派，而不可能是新自由主義學派。

　　近年來國內滋長的對西方經濟學的盲目崇拜傾向，深究起來，實質只是對當

代西方經濟學中新自由主義這一古舊學派的崇拜。而人們之所以以腐朽為神奇，

盲目崇拜這一帶有濃厚的復古色彩的學派，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誤認為新自由主

義是主流派經濟學；二是為其光怪陸離的理論表象所迷惑，沒有認識到它與從亞

當·斯密到馬歇爾的舊經濟自由主義一脈相承的理論淵源關系；三是沒有識破西

方國家和某些國際經濟組織在發展中國特別是社會主義中國強制推行自由主義經

濟學及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險惡用心。西方國家在國內甚至國際經濟生活中厲

行國家干預主義政策，但要求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推行新自由主

義改革模式和經濟政策，取消國有企業，取消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管理特別是計劃

管理，洞開國內市場，與西方國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經濟接軌，其目的無非是要在

發展中國家恢復殖民主義統治，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演變為資本主義，

或外圍資本主義。我們的某些學者十二分賣力地在國內販賣這一套新自由主義貨

色，而且非常頑固地加以堅持，實際上扮演了一個可悲的角色。

　　第五，加強對西方國家激進派經濟學的研究。西方激進派經濟學派別很多，

如新劍橋學派，加爾布雷思新制度學派，新左派經濟學等。這些學派對現代資本

主義社會持不同程度的批評態度，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種種社會經濟矛盾

和問題有所研究有所揭露。特別是帶有某種馬克思主義色彩的新左派經濟學，出

版了不少論述現代資本主義的著作，很值得我們關注。他們生活在西方國家，就

近研究，取材容易，體察也較直接深切。在國內翻譯出版和介紹激進學派特別是

新左派經濟學派的著作，對于教育青年一代，使他們對現代西方國家的現實具有

真實的了解，克服對西方社會的盲目崇拜心理，很有裨益。

　　第六，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的著作研究。戰后時期，發展中國家出

現了一批進步的民族主義經濟學家，如普雷維什、薩繆爾·阿明等，這些經濟學

家與西方國家一些進步經濟學家如布蘭克等聯系在一起，提出了一整套捍衛發展

中國家民族利益，實現發展中國家經濟獨立和工業化、現代化的理論，引起了人

們的注目，被稱為發展主義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有重要的影響。７

０年代后期以來，特別是８０年代，這一學派受到西方國家和某些國際經濟組織

及其支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排斥和打擊。在８０年代，西方國家和某些國

際經濟組織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市場取向型改革模式，使發展

中國家的民族經濟受到嚴重打擊，政治獨立也受到嚴重威脅，后果十分嚴重。對

發展中國家來說，８０年代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在８０年代，發展主義經濟學家

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批判和斗爭從未停止過。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這一學

派經濟學家的努力有所增強，近年來在拉美國家嶄露頭角的新結構派就是其中一

派。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同西方國家、某些國際經濟組織及其支持的新自由主

義經濟學派作斗爭的經驗，他們對發展民族經濟的道路和模式的探索，對我們具

有十分切近的借鑒意義。我們對這一流派的經濟學雖然有所研究，但很不夠，今

后應當加強。

　　第七，加強對前蘇聯、東歐國家劇變前后經濟學說的研究。在前蘇聯、東歐

國家，借鑒和引入西方經濟學說研究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問題比我們中國要早得多

。著名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借鑒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在與西方自由

派經濟學家米音斯、哈耶克之流的著名論戰中創立市場社會主義理論，并在戰后

波蘭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加以實施，就是有名的例子。８０年代，前蘇聯、東歐國

家的主流派經濟學逐漸轉化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前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

藍圖的制定工作逐漸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把持。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

某些國際經濟組織代表直接插手前蘇聯、東歐國家經濟改革方案的制定工作。前

蘇聯、東歐國家推行的“休克療法”就是其最顯著的例子。“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我們應研究前蘇聯、東歐國家變革前后推行的經濟改革理論和政策的前

因后果，我們應從中得出應有的結論，作為我們改革開放的鑒戒。

　　第八，積極參加國內經濟問題的研究工作，在切實做到以西方的經濟理論聯

系中國實際的基礎上，提出有真知灼見的政策建議。西方經濟學無論如何，是植

根于西方國家社會經濟的產物。中國的實際在種種方面和西方實際大不相同。在

借鑒、利用西方經濟學一些理論分析解決中國今日面臨的經濟問題時，我們不但

要排除其在本國實踐上已證明為謬誤者，即使在其本土已證明有成功經驗者，我

們也得詳察其是否適合中國的國情。要特別注意與別有用心的西方經濟學者的建

議作不調和的斗爭，防止蘇東國家的悲劇在中國重演。

　　第九，大力加強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我們宣稱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

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就理所當然地是我們的理論基礎。無庸諱言，近年來，

馬克思主義在部分人們的心目中，在部分學者的心目中，特別在是缺乏生活經驗

的青年人的心目中，有所淡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重要的一條是我們對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研究工作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而且有所放松。這種狀況

必須迅速改變，而方法也要改進。我們不能以照本宣科地復述經典著作為滿足。

更不能像時下某些人那樣尋章摘句，甚至斷章取義歪曲經典作家的原意，偷換自

己的自由主義私貨。例如用《資本論》中馬克思關系于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用語，

鼓吹私有制；利用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股份公司的論述鼓吹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

的股份制改造；利用馬克思關于社會所有制的用語，否定公有制等等。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丁冰教授主編的《現代西方經濟學說》一書（中國經濟出

版社出版），對當代西方經濟學說主要流派及其分支的理論進行了系統研究和深

入闡述，并且追蹤研究了當代西方經濟學重要理論和主要流派的最新發展，內容

十分豐富。尤其值是稱道的是作者應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基本

方法，對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主要流派及其分支理論的發展作了細致剖析、批判和

鑒別，審慎地區分其精華和糟粕，特別對近年來甚囂塵上的新自由主義思潮進行

了實事求是的、旗幟鮮明的、尖銳的批判，在某種程度上彌補我國近年來對西方

經濟學研究工作的不足，從而在我國外國經濟學說研究工作中開辟了新的生面。

在本書的啟發下，我發表了上述幾點不成熟的意見，就正于方家。

（本文是為丁冰同志主編的《現代西方經濟學說》一書所寫的序，轉載自《高校

理論戰線》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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