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經濟關系嬗變十分析之一──

權 力 資 本 四 分 析

——關于權力轉化為資本的現象、過程、深層關系和命運的透視

巫繼學（www.wayee.com,www.laborer.cn）

§權力轉化為資本，是當今中國經濟關系嬗變中最為嚴重的事件

權力轉化為資本，是當今中國經濟關系嬗變中最為嚴重的事件。這種變化迄今有增無已。只有對這一社會癌變及早泯滅，改革才有望，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才有望。老百姓對此深惡痛絕，但無可奈何。經濟學家對此熟視無睹，卻令人大失所望。本文通過對權力轉化為資本現象的現象分析、轉化過程分析、深層關系分析和命運分析，向人們由表及里地展示權力資本的形成及其命運，向人們解剖了權力資本的內在本質及其危害。作者期望有更多的經濟學人能關注這一經濟現象。

十多年改革，上下勵精圖治。中國經濟呈現一派復興繁榮、生機盎然的景象。但改革帶來的經濟發展確有諸多今人憂慮之病灶。這是潛伏的危險。近年來，人們在反思中較多地分析了經濟體制、經濟運行乃至改革目標方面的種種問題。然而，改革過程中經濟關系的某些質變，似乎很少有人覺察,進而去探賾索幽。本文擬通過對權力資本范疇[1]的分析對當前中國經濟關系的某些近乎玄妙的變化作出說明。

一、目迷五色：不正之風、“官倒”與腐敗行為
§不足十年，不正之風衍生出腐敗行為來

不正之風曾刮得中國人民心煩意躁。帶著一種對其根除的預期心理，人們進入經濟體制改革之中。最初的不正之風盡管比之時下的腐敗不過是小巫見大巫。但在當時，是足以激起老百姓義憤填膺、怒不可遏的事了。不正之風分黨風不正與政風不正。但由于是一元化的領導，兩風之源皆系于黨風。提起不正之風，可謂五花八門：多占住房、坐小汽車辦私事（包括讓家人坐車）、重用親信、交換提拔子女、走后門和被走后門、享受規定以外的特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中特別是走后門，幾乎使家家都盡嘗這種人間甘苦。

人們期望通過改革來根除不正之風并非憑空想出來的。當時經濟學界有一種見解：一當商品經濟迅猛發展起來，經濟權力會毫不費力地摧垮政治權力，如同歷史上資產階級打敗封建貴族階級一樣。這種看法給現今的“先富”個體戶、當時的待業青年以極大的刺激 就連平民百姓，也相信謲只要荷包鼓起來，自己也會“牛”起來。然而，人們的這個期望落了空。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商品經濟的原則猶如“高河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它向一切有利可圖的縫隙滲去。我們的黨政機關，當年僅僅面對計劃經濟溢出的利益，尚且產生了足夠多的不正之風，在五光十色的商品經濟泛起的眩目利益面前，簡直有些無所措手足。不足十年，不正之風衍生出“官倒”、以及形形色色的腐敗行為來。

§各顯其能的腐敗行為

——行賄、受賄、索賄，比之過去收禮辦事開后門來講，收受賄性質不能同日而語。為什么有人行賄，因為你手中有某種對人有利的權力。賄賂與你的權力來一樁交易，這是商品公平交換原則，互不欠情份。不過，公權換來的利益被行賄者與受賄者均沾了。賄賂真有些所向披靡了，它不僅打到權力機關的上上下下，也打到經營領域的各行各業；受賄者不僅貪國幣，也更愛洋錢。受賄是被動的，頗似守株待兔。有權者既嘗到了受賄的甜頭，也不會坐等好事來。于是一種主動姿態出現了：索賄。對于行賄者來說，索賄才干脆，省去了投石問路的麻煩。索賄與行賄倒更接近商品經濟些。

——回扣。在推銷產品、借貸款、換匯等經濟交易中，如若甲乙雙方有一方的當事人行使的是公權，他就具備了在這起交易中索要、獲得回扣的可能。條件是：行使公權方要在交易中讓出一部分利益來；這部分利益的一塊作為回扣，一塊歸另一方。表面上看去，獲回扣方如甲方是從乙單位或個人手上得的利。但實質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回扣的利益量一般小于由于出讓公權而損失的利益量。吃回扣似乎冠冕堂皇，但其本質與受賄大同小異。回扣的價格感更強，常常有例可援，什么總貸款的百分之幾，總利潤的幾成，等等。

——直接權力買賣。如果說受賄、回扣將權力的買賣多多少少地加了些遮掩的話，請看一束直接權力買賣的花絮：代辦一份出國護照有一定價格，你要的急，少一天100元；一份外貿進出口的文件，不僅依成交額大小定價還要看審批機關的級別，文件上蓋了多少個大紅印；農轉非戶口也明碼標價，其價格因地而異（從什么地方來，到何級別的城市去）、因人而異（是腰纏萬貫，還是有海外關系）；要想辦個民辦科研機構、辦個經營執照，每個關口、每位把關者，都得留下買路錢，一俟開張，更得定期打點權力的行使者；一個公司、企業，聘請在位的當權者作顧問，也照例依其級別發顧問費，依其助力大小給“小紅包”；想要得到某個領導的簽字、批條，經辦者可能會根據你約莫從中得到的好處而定價，也要加進領導者的級別因素和難易程度因素。不過直接從事權力買賣者，多為小集體、小團伙。一是如由個別人辦事難度大；二是可能有些張揚，所以有關人員要盡量進入利益場；三是以大伙的“公共”面目出現信譽感強。

——“官倒”。這是老百姓叫罵不休的臭名昭著的一宗骯臟事。“官倒”與官商不同。后者指過去那種官方從事經營活動的現象。“官倒”卻是地地道道的用直接、間接的公權為自己或小團伙謀暴利，“官倒”的公司有權有勢有實力。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當事人與當權者有某種特殊的、人們心照不宣的關系，或者當事人干脆自己手中有某種權力，或者曾經有過權力而今仍不難獲得某些權力。正是這種權力，使得這些本來就是“超人”的人如虎添翼。他可能與外國人合起來做一樁賺中國人錢的交易，他可能憑身份到某個工廠平價搞到一批緊俏貨、一批生產資料再一轉手，他可能利用雙軌價格毫不費勁地通過訂貨單空來空去地招財進寶，他可能狐假虎威到各地去瞞天過海、招搖撞騙。凡此種種，應有盡有。在人們心目中，“官倒”的行為把戲歷歷在目。

此外，還有利用職權走私、販私，利用工作之便出國撈好處，為包庇犯罪分子收費，為在押人員活動減刑獲報酬，甚至直接貪贓枉法的行為等等。

夠了，盡管對于腐敗行為難能盡羅于片紙之上，已經足以令人眼花繚亂，足以使人嗅到五毒俱全的臭氣了。面對這一切，一時間經濟學界雖不能說鴉雀無聲，但也確無敦龐之音。

二、石破天驚：一個斯芬克斯之謎
§腐敗之謎，解開它是經濟學家的本份

是的，回想一下前幾年，經濟學界論策略，談方案可謂恣意汪洋，一瀉千里；而對如此關系社會前途、勞動者命運的微妙嬗變卻不知所措、言而無中。也有驍勇志士，直言鞭苔，痛快淋漓。然而，這類腐敗現象其本質究竟是什么？種種腐敗行為又為什么在表面上給人以堂而皇之感？一個極其平庸的人又為什么在致富潮中能呼風喚雨？

這是一個謎。一個社會經濟本質之謎，一個斯芬克斯之謎。你揭不出謎底，就會被這頭獅身人面的有翼怪物吃掉。可你一旦揭開謎底，這頭人面獸心的怪物便要么墮崖身亡，要么為俄狄浦斯殲滅。憤慨、怒斥只能解一時心頭之恨，卑視、詛咒亦僅會減輕心理的不平之氣。對于經濟學者來說，僅僅停留在憤懣、輕蔑的情緒上，是理論軟弱的表現。透過迷人的表象，游刃有余地解剖這類行為，直至抓住其內在本質，解開這一社會經濟本質之謎，才是理論的力量所在。

§問題出在公權上：一是權中有利，二是權與利是公共的

從不正之風到腐敗，所有行為主體都有一個共同屬性：他們擁有權力。什么權力？是他人賦予他的政治權力、經濟權力、人事權力等等。在我們分析的范圍，這份權力主要指公權；指人民給予他的權力或代人民行使的某種權力；也包括公共集體給予他的權力或代集體行使的某種權力。當然私有經濟中，也有代人行使某種私權的，如私人企業的受聘經理、私人律師等。一定權力是一定職權范圍內的支配力量。它包括對物質財富、精神財富、對事對人對地位榮譽等利益的支配力量。作為公權，主事者只是作為公務員（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依據有關規定去行使職權，所謂“公事公辦”。即使在行使公權中有不公現象、有走偏行為，因為他是照章辦事抑或水平有限， 國民當在寬容之內。

問題的奧妙在于，公權作為一種對公共利益的支配力量，一是權中有利，二是權與利是公共的。不僅如此，公權雖是公共的，但不是每個人去支配屬于他的那部分權與利，而是由代表人們利益的公仆代行職權。這就存在著用公權謀私的可能性。變可能為現實的條件有兩方面：一當人民無法控制這些代表，一旦管理監督系統中失去對公務員的明察秋毫力，一旦法規疏漏、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上級領導對下屬容忍包庇，那么掌握某種公權的公仆就具備了用公權謀私利的外環境。在這個前提下，就看社會公仆自己的意愿了。如果他的意志淪喪了，就具備了內環境。他想這么干，上下左右的環境又無奈何于他，公權就會生出種種私利。

§公權一旦被推到市場上，它必然要轉化為商品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公權招致私利主要表現為各色各樣的不正之風。因為在那時，各種利益沒有達到商品化程度，無法明碼標價，商品經濟的多項原則人們既不熟悉，其名聲也不響。所以盡管搞歪風邪氣，當權者尚可以煞有介事地以正人君子的面孔出現。而在商品經濟條件下，權力商品化情況發生了變化。據前面的分析可以推知：其一，握有某種公權的社會公仆，事實上可以支配自己手上那部分權力；其二，種類繁多的不同權力會招致不同的利益，即不同權力具有不同的使用效益；其三，權力的供方與需方都有交換的意愿，也有交換的條件、場所。這三條不是別的，正是商品生產即產品轉化為商品的三個充足條件。[2]在社會生產的商品經濟大系統中，具備了這三條，權力必然轉化為商品。這里的理論分析，以不正之風轉化為腐敗行為作為實證基礎。我們在前邊羅列的種種腐敗行為，無不以權力商品為內涵。權力商品化在我國畢竟是非法的。所以權力買賣的勾當不會在公開性市場進行，它往往具有隱秘性。又由于是公權對私利的交易，不僅需要有合法的外衣，而且這種交易不盡等價。什么“三七開”、“倒二八”、“四六分成”，是他們交易時的口頭禪。非法性、隱秘性、不等價性，是權力商品的三個特征。

§權力商品豈能就此甘休善罷，還要轉化為權力資本

不要以為權力轉化為商品便就此罷休了。這只是蟲變蛹，蛹還會羽化為蛾的。權力轉化為商品之后會產生兩個效應。其一是波及效應。效尤可能是波及之因。權力轉化為商品之波既會從一個部門傳導于另一個部門，也會從這一層人遞推到另一層人。受到波及的也可能是不得已而為之。比如一些相關單位、下級部門，被其它單位、上級部門在從事某種交易中裹脅進去了。他們雖有異議，不從也難。其二是反固效應。最初的權力轉化為商品是不固定的、隨機的。可是前既有車后必有轍，交易雙方都會為下一次建立聯系、積累經驗，久而久之便駕輕就熟了。正因為權力已經轉化成為商品，這種經濟反作用，會使轉化固定化、范式化、完善化。為什么說腐敗行為只有開始，沒有自行結束，便是這個道理。波及效應和反固效應的結果，為蛹羽化為蛾加了溫。于是權力發生第二個轉化：由權力商品轉化為權力資本。

Ｇ－Ｗ－Ｇ′是貨幣轉化為資本的總公式：一定量的貨幣在經濟運行中帶回了大于原來量的貨幣，這是為什么？這一切既發生在流通又不在流通中，即經濟運行是條件。但引起質變的，是勞動力的買和賣。正是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具有價值源泉的特殊屬性，使其由Ｇ變為Ｇ′，即貨幣轉變為資本。看來，價值源泉成全了這種變化。在權力商品向權力資本的轉化中，也必然要有一種價值源泉，以保證錢源源不斷地流出。那么，這種價值源泉為何呢？是交易一方的貨幣嗎？不，貨幣本身不能增殖。是一種商品勞動力夾在中間嗎？也沒有。除了交易雙方的幽靈以外沒有第三方，也不能有第三方。魔方不是別的，正是權力本身。正是各種各樣的權力擁有各種各樣的利益，這些利益又是永不枯竭的，它成為特殊的價值源泉。往后我們將指出，公權擁有的利益是勞動力公共所有權創造的。這一切的魔法皆由權力變幻出來。但是，權力要成為資本需要有一個基本條件：就是權力商品化達到一定的深度和廣度。這一切，上述波及效應和反固效應不斷地創造著條件。其實，權力在多大程度和范圍轉化為商品，它同時便在多大程度和范圍轉化為資本。[3]

§腐敗行為只是一種現象，它的本質是權力資本

分析至此，我們有把握地回答：腐敗行為只是一種現象，它的本質是權力資本。權力資本就是當今中國斯芬克斯之謎底！

發微鉤玄：權力資本內含的經濟關系

提起權力資本，或許有人說：就是以自己手中的權力作為獲取私利的資本。這等于說黑人就是黑色的人，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這是一個同義反復。

權力資本是一種變態資本，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生長起來的資本的特殊形態。

§作為權力“資本”，它本能地承襲了資本的一切屬性

作為權力資本，它并未失去資本的一般屬性。

其一，權力資本是一種經濟關系，一種公權的擁有者進而轉化為所有者剝削價值源泉的所有者的關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作為某種公權的擁有者，僅僅代表人民即自主勞動者[4]照章行使大家賦予他的那部分職權。他是社會公仆。一旦他將權力作為商品進行交易并從中謀私利，進而以權力作資本在社會財富中“吃一份”，他便事實上從公仆轉化為真正的公權所有者。自主勞動者作為公權的實際所有者，“虛位”變為名義所有者。原來公仆和人民的關系，轉化為公權占有者剝削價值源泉所有者的關系。作為價值源泉的所有者——自主勞動者是否重新淪為雇傭勞動者，就看人民的公權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圍被轉化為資本。有一點很清楚，只要存在著權力資本，哪怕它只是局部、少量現象，就存在著自主勞動者向雇傭勞動者的局部、少量蛻變。權力資本不就是權力交易雙方的關系嗎？是的，從表象看，僅僅是賣權者與買權者的關系。這確屬一般商品交換關系。正象一件贓物在交易中只表現為一般商品的買賣一樣。這種表象關系使眾多的人如墮五里云霧，不辨其間玄妙。其實，交易雙方屬于同類相求。一當交易成功，便實現了公權私享，交易雙方都事實上成為公權的掠奪者、占有者。看上去是賣權者獨自攫取權力，買權者支付報酬。但前面曾分析指出，這個交易是不等價的，必須有部分利留給買權者。如果買權者得不到部分公權的利，那他何不去合法市場上從事交易？客觀事實是：賣權者竊出部分公權來，與買權者共同分贓，由買權者支付賣權者所得那部分報酬。因此我想說：權力資本包括的經濟關系，一方是公權占有者（包括權力買賣兩者），一方是失去著自主性、招來了雇傭性的勞動者；雙方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

其二，權力資本有一種內在趨勢，它在循環與周轉過程中，勢必匯成社會權力資本。從宏觀上看，權力的買賣不可能只發生一次就了結。既然有供給又有需求，那它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在商品交易中，這種權力買賣是開環的。因為：權力的買者在完成一樁交易后會使用得到的那份權力進行經濟活動，這就將個別權力資本并入經濟關系的大網中去了；權力買賣雙方都會在交易中進一步開拓“市場”，繼續尋求最優貿易伙伴，這便必然使個別權力資本演變為擴大權力資本；不僅如此，權力買賣的特殊性質，決定必須與某些制約機關（如上級單位、執法機關等）聯網，共同分享公權獲得的利。這種開環的權力買賣，一但運行起來，便周而復始。加之前面分析指出的波及效應與反固效應，個別權力資本愈益交錯、混合成社會權力資本。我這樣說，決非故作驚人駭世之筆，而是客觀潛存著這樣一種勢。這種勢已經威逼著自主勞動者。有些東西暫時看不到，但你心里可以感受到。對這一點更多的心靈都惴惴不安。殷鑒不遠。君不見資本主義社會的過往史和現實史，這種事情不是每時每刻在發生嗎？

其三，權力資本還有一種瘋狂逐利的內在機制。如同鹿渴求清泉一樣，權力資本的人格化（權力買賣的雙方）渴求竊來的利益。在商品經濟社會，價值生產具有一種無限擴張力；在資本商品經濟社會，剩余價值生產則使這種無限擴張力憑添了狂熱勁頭。這是馬克思《資本論》中反復論證過的真理。再看眼前，權力的賣方，想用公權換來私利，權力的買方則欲通過購買公權少花錢、多辦事。這種沖動對雙方都一樣，時時敲擊著他們激蕩的心鼓。對一方來講，是“無中生有”；對另一方來說，是“以少換多”。天下的買賣交易何來這等好事，簡直是天降餡餅。在剩余價值的生產中，放出一只鴿子帶回一只金絲鳥，放入一枚賭注收回一疊鈔票；而權力資本沒有生產只是魔法，他左手一揮飛來一只金絲鳥，右手一伸無賭注也得來一疊妙票。前一種追求已經將人推到了狂熱的境地，后一種更富刺激的追求簡直將人推到癲狂的狀態。

§作為“權力”資本，它又創造了資本的種種變態特征

作為權力資本，它又有其超出資本一般的種種特征。正是這些特征使其在資本群中卓犖不凡。

首先，權力資本不是通過剩余價值生產來獲利，而是靠巧取豪奪的盜竊來獲利。整個過程僅僅歸為交易，歸結為“摘果子”。賣權者沒有任何生產性投入，他只要繃緊一根根神經。當然，盜竊也不一般，不是去掏腰包，不是去撬門別鎖。大凡都在“門朝南開”的辦公樓內若明若暗地進行，名公實私的開展，殘民以逞地獲得。如果說剩余價值生產是“化私為私”性的剝削的話，權力資本獲利則是“化公為私”性的剝削；如果說剩余價值生產會優化投入—產出、擴大生產規模、促進生產率提高的話，權力資本獲利除去挖墻角、坐吃山空、破壞生產力之外就是敗壞社會風尚。當今西方經濟學界一位久負盛名的學者羅斯托以為，惡果產生于權力與金錢的結合。[5]權力資本看上去似乎就是如此。其實正好相反，這兩者之所以結合，在于權力商品化、資本化，并非這兩者天生是一對互愛的戀人。至于為什么會出現權力商品化，是上面我們業已分析過的原因。經濟生活中的某些現象，有時會呈倒影。不能因看見月亮的影子在井水里就叫嚷：“糟了！月亮掉到井里去了。”即令在權力資本關系之下來看，問題也不在于權力與金錢的結合，而在于以公權換私利形式的結合。因為后者的結合是合伙盜竊的同義語。

其次，權力資本包含了一種特殊的分配機制。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的主體分配機制是按資分配。在平均利潤率規律的作用下，每個資本家依據自己的職能資本量的大小得到一定份額的剩余價值。當然也有例外，但不改變分配原則本身。所以，聚斂財富，轉化為資本，就能得到更多的利潤。在社會主義社會，社會的主體分配機制應該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勞，在商品經濟條件下是指能在市場上實現的有效勞動。所以，勤勞就能多得，高智能勞動就能更多得，藉此他們都能生活得更富裕。但是，權力資本的分配機制是對按勞分配的直接否定，也不同于按資分配，它是按權分配。那么，權力大小，權力變幻出的利益大小，即權力的利益含量大小，就成為獲利多少的依據。權力的利益含量不同凡響：一是指權力可以直接獲得的利，如一張批條、簽字得到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市場價格與計劃價格的差價就是直接利；二是指間接獲得利，如某人有較大的政治背景，他和他的下屬可以因此而多得利；三是指與具體實利不同的名譽、聲望之類衍生出來的利，如大機關高樓深閣某某講一句話，可以得到一筆貸款，或請某某作公司的后臺使商譽憑空增加三分。權力的利益含量，也有一個雙方認同和調整的過程。既然都是利益之交，雙方的計量神經不僅敏感，往往準確。按權分配的后果是，當權者們總想不斷被提拔，總想被安插到要害部門去，以便自己擁有的那部分公權利益含量更大些。盡管他們職務的提升，其合法工資與福利待遇也隨水漲船高，但這里分析的是非法領域的事，他們想掌更大的權，不僅看重合法收入一面，更看重非法獲利一面。這兩者對他們完全并存不悖。

最后，這種按權分配機制運行的結果，使得權力資本具有另一個特點：權力資本的人格化成為一種特殊的異化人：官僚資本家或權力資本家。這些官僚資本家從小康生活甚至家徒四壁，一個個搖身一變成為腰纏萬貫的巨富、居高臨下的超人、縱橫捭闔的神通，令人刮目而視。變化如此之快、如此之大，使人們想起了一個名聲甚糟的詞：暴發戶。當人們帶有詛咒意味對其暗地蔑稱時，也許并不了解官僚資本家搖曳變化的實質，只憑直覺感到：變得太反常了。直覺有時是對的，盡管不全靠得住。對資本家來說，經濟生活、物質待遇、社會地位、辦事能耐一下子扶搖直上，而唯其人的素質變得太慢。這一享受環境的快變與人自身的慢變形成反差，對熟悉其人其家日常生活的鄰里故友來講太刺眼了。掩飾者也大有人在，常常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往往更蹩腳，更容易讓人看出蛛絲馬跡來。在權力資本的關系中，人會變。由于來得容易，揮得自然也不珍惜，財富悖入悖出。官僚資本家自己可能會變得驕奢淫逸、為所欲為，過度追求享受。他會埋怨造物主給他的享受器官太少。一人得道，全家侔色揣稱。最后沉淪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家庭，一個利益團伙。官僚資本家深知權力的神威，他不僅個人勇登榮階祿梯而且不遺余力地交班于后，為什么如今遍見老子英雄兒好漢，父母高位子坐官？難道不能從權力資本關系里悟出其中三昧？

三、惡有惡報：多行不義必自斃

“月亮！月亮！還有半個哪里去了？”“被人偷去了。”“偷去做什么？”“當鏡子照。”[6] 是的，自主勞動者共同擁有的公權，被他們的部分公仆竊去了一塊，從而那些公仆轉化為官僚資本家，而自主勞動者在一定程度上向雇傭勞動者轉化。官僚資本家多行不義，事實上已凌駕于廣大自主勞動者之上。他們，正是盜竊社會財富的蟊賊，吮吸自主勞動者鮮血的鬼蜮，寄生在社會主義社會機體上的癌細胞。蒼穹無語，然而它不會讓惡樹長得戳破天。與權力資本擴張機制相伴生的，也有其遏制機制。

§權力資本家終歸要受到懲罰

就其官僚資本家自身來講，多行不義，必然產生恐懼的心態。他們很清楚，權力買賣是犯法舉動，是竊國行為。真正的主人就在周圍，在大街上，在左鄰右舍，在辦公室里。所以，從勾當的開始，就是隱秘的；而且整個過程，也是陰暗的；到了一樁交易的結束，更使他們的心要提到嗓子眼。他們一怕某個環節出紕漏，東窗事發，劣跡敗露；二怕為四周耳聰目慧者所覺察，顯出麒麟皮下的馬腳來；三怕上級領導、執法機關突如其來的稽查，打個手足無措；四怕同伙因分利不均，引起內訌火并。如此等等，前懼后怕，左恐右怯，以至在惡夢般的精神狀態下熬煎度日。如果說懼怕只反映他們的心理狀態的話，虛弱更表明他們的本質。既然是一種化公為私的盜竊行為，在行使權力時自然理不直氣不壯。有時因大權在握，說一句硬話倒常見，且不說見遇舍得一身剮者，就是碰上個血氣方剛者，恐怕也難以抵擋。這種虛弱通常有兩種相反的表現：一種可能是飛揚跋扈，專制驕橫，不可一世。這是色厲內茬。專制猶如蜜蜂的刺，一經施毒即告命盡。這種類型的官僚往往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一種可能是為人圓滑，平和恭謙，從不樹敵。這是偽善飾弱。既然干的是損公肥私、傷天害理的事，偽善只能欺騙人一事一時，一如雪中埋鞋，終有原形畢露時。這種類型的官僚常因善于迎奉而茍延殘喘。官僚資本家恐懼、虛弱，但卻妄為走險。這不是他們愿不愿意、聰明還是蠢笨，而由所干勾當的性質決定的。不說是火中取粟、虎口拔牙，還是老話一句：盜竊。天網恢恢，這種盜竊實為膽大妄為之舉。不敢盜、不敢竊，就無利可言。膽大是他們唯一的投入。他們常常以銘刻于華山鷂子翻身處警言“膽大無險”互勵。由于種種原因，官僚們在膽大的投入下僥幸地干成著一樁樁交易。這無疑刺激了他們的胃口、刺激了他們的膽量。賊膽包天。不是他們真不怕，而是他們貪得無厭，有“包天”的欲望。于是，他們繼續鋌而走險。歷史無情，他們 想往走向玫瑰花灑滿路途的天堂，然而到頭來才發現，他們滑進魑魅魍魎群居的地獄。

§權力轉化為資本畢竟是一種黑色經濟，它本質上與人民、與國家不相容

“權力—商品—資本”的轉化，在中國社會主義社會，與犯毒、暗娼、掠奪一樣，是一種黑色經濟。退一步講，在任何一個民主、進步的國家，變公權為私權也是違法的，至少不是清白事。首先，權力資本為廣大勞動者不容。社會財富（包括物質的，精神文化的）是誰創造的？是廣大自主勞動者辛勤勞動的結晶。自主勞動者，不僅包括傳統意義上的物質生產勞動者，還包括精神文化生產勞動者 包括政府管理工作勞動者、各行各業的服務勞動者。總之，包括一切以勞動為財富創造作貢獻的人們，一切以勞動獲得報酬的自食其力的人們。[7]社會財富的一部分，作為收入按勞分配給廣大自主勞動者，一部分作為積累轉化為擴大再生產資金，一部分作為公共事業經費（這些部門的公共產品是社會運行所必需的，但其產品不能商品化，須由國家統一認購，如國家機關、軍隊、執法部門等等），一部分作為社會保險金，社會福利金、社會準備金等等。從社會財富總量中分割出每一部分，都應當有經濟根據，這樣，財富之源才不會枯竭。[8]可是權力資本運行的結果，神不知鬼不覺地從各個渠道中竊去社會財富的一塊。對每個勞動者來說，他不一定看出其間來龍去脈，但他感到公權換私利是侵權。侵了誰的權？不就是侵吞了一切為社會財富創造出力流汗的自主勞動者的權嗎？試看時下的報章雜志，且聽如今的街談巷議，對于權力資本的深惡痛絕議論，已經極不尋常了。其次，權力資本為社會主義國家所不容。公共權力神圣不可侵犯，這是憲法的宗旨。對于形形色色的侵權行為，國家三令五申要予嚴懲；對有些行為如走私販私還認定為違法。特別是改革以來，加強了我國的經濟法制建設，為打擊侵吞公權者提供了準繩。在實踐中也準確打擊了一批批以權謀私者。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盡管眼下打擊的速度尚跟不上侵公權的速度，但總有一天會最終制服這些妖魔的。再次，權力資本更為中國共產黨所不容。說到底，作為執政 黨，這些行為的出現，是從黨風不正滋生起來的。迄今，手中有權者，大凡都身為共產黨員。改革十數年來，黨內通過多種形式起初是想整治不正之風，而現在更為嚴峻的問題是打擊腐敗行為。權力資本，與共產黨的宗旨、任務完全背道而馳。黨要能從自身做起，政風、民風將不難端正。自主勞動者不容、國家不容、黨不容，權力資本作為一種黑色經濟實際上處在四面楚歌、八方埋伏的包圍之中。

§權力資本產生與存在探源

敏銳的讀者會發現，文章中好象有一個悖論：既然人民、國家、對權力資本不容，為什么官僚資本家能一而再、再而三得逞？既然惡有惡報，為什么他們中的大部分至今仍逍遙法外？這正是往下要予以解析的。人們對于社會經濟運行過程的認識，有一個由必然到自由、由經驗到理論的過程。實踐過程自身在不斷地豐富著、變化著，理論認識總也難以完整無誤對其把握。這對于經濟管理進而社會管理帶來了更多的麻煩。對經濟、對社會的管理，除去人們有了真理性認識而設計的科學性管理之外，還需補漏性管理。前者為科學理論著作所包含，后者則為各類法律法規所容納。盡管如此，其一、社會經濟運行中仍時不時地出現漏洞，造成空子；其二、這些漏洞和空子會帶來種種利益，但需要利用某種權力；其三、掌權者由于所處的特殊地位，對于社會造成的漏洞和空子有優先鉆營的機會。這類漏洞和空子一當社會發生變革或動蕩，由于運行機制的變化與人們認識之間造成的斷層和空白，會成批成批地涌流出來，這從根本上說明，社會財富的失盜有客觀基礎。

這里我不打算追溯到人性層次上去，只想現實地指出，在當權者中，有些人面對社會經濟運行造成的漏洞和空子，特別是改革以來造成的新的鉆營機會，不是站在人民、國家和黨的立場上去補救，而是趁機出賣公權。有這樣一些官僚存在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民主體制不完善，自主勞動者無法遏制。即令他們抓住了官僚們的把柄，法制建設不完善，比如對于層出的腐敗行為，有些還無法對其定罪；黨紀不嚴明，雖屢次整黨，但大多虎頭蛇尾式地草草收場；經濟社會管理水平差，甚至時有決策失誤，人為地造成漏洞和空子，事中難以明察，事后處理寬容。

特別是在理論認識上的落后。不正之風少說也有一二十年，腐敗行為也算有些年頭了。可是，經濟理論界對此作何解釋呢？迄今，人們對于腐敗行為的批評仍處在情緒層次、現象層次上。理論工作者尚未能識破廬山真面目，揭穿斯芬克斯謎之底，怎么用理論武裝自主勞動者，最高決策層又怎能拿出降伏官僚資本家的有效決策？

事到如今，仍有將癰疽當寶貝者，用一種父愛情感對待權力資本。這是令人遺憾的。至于有些掌權不多的謀私者暗自慶幸，倒使我想起一段話：有一個鼎鼎大名的醉鬼，在午夜以前從來沒有喝醉過酒，他總是以此自慰。對這種人倒要大聲棒喝：你畢竟也是醉鬼！

§罪惡永遠逃不出人民的手掌

盡管如此，我對前景仍持樂觀態度。我相信：盈虧相濟，善惡相濟。我不是訴諸輪回觀，而是借語說明：如果把人民看成一個縱橫交織的恒流，那人民就是如來佛，罪惡永遠跳不出他的手掌，因而必然惡有惡報。

　　文末警言：權力轉化為資本的過程，事實上就是公有經濟被吞蝕、被瓦解的過程。有人將其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過程，它倒真是“公有制社會”邁向市場經濟過程中才會有的特殊現象。這一過程的開始，也許還讓人難以覺察，然而近年來它的轉化過程的速率在加快，而且業已成為路人皆知的事。作為自主勞動者有理由擔心，全民所有制中屬于自己的那一份趨于零的時日恐怕為期不長了。改革的本意是要通過體制轉換使勞動者真正獲得自主，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卻在迅速失去支撐自主的經濟基礎。由于這一過程看上去與體制改革、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相伴生，這便構成了體制改革一波三折、反反復復的合邏輯性、或曰必然性。所以我不能不說，正是這一點， 給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多少著上了些悲劇色彩。

注：

[1]十八年前，我與劉佑成、鄭世明、朱玲諸同事在一起曾論過“官僚資本”、“權力資本”的理論問題與現實問題。當時我們還曾合寫了一篇題為《論權力資本的本質規定》的文章。如果那時更多的是對未來的擔心的話，那么而今則更多的是對現實的憂慮。這便是寫這篇文章的一個思想背景。

[2]關于商品生產存在條件論證，詳見拙論《商品生產和存在原因芻議》（《學術論壇》1981年第4 期）。

[3]這一觀點詳見《資本論》第1卷第4章。

[4]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當家自主，人人都成為勞動者。人民這個概念在經濟學中便具體為自主勞動者。詳細論證見拙著《自主勞動論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3章：勞動轉化為自主勞動。

[5]轉引自《不能讓金錢和權力混合在一起》，《世界經濟導報》1989年1月9日第3版。

[6]轉引自魯迅《兒歌的“反動”》，《熱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83頁。

[7]參見拙著《<談談社會主義生產勞動范疇》，《全國經濟學團體通訊》1981年5月，第28期。

[8]對這一問題理論論證,詳見拙著《自主勞動論要》第3篇“自主勞動量的考察”。

　　 　
　 原載《當代經濟科學》，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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