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毛澤東的人民歷史觀”課題組、“毛澤東旗幟”網站、北京大地微微文化發展中心、北京“烏有之鄉”書吧聯合召開的“劉國光經濟學新論研討會”（第二次會議）2005年11月5日在位于北京大學西南門資源賓館三層的“烏有之鄉”書吧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黨校、中央及北京的社科研究機構、在京各高校的老中青學者及青年學生，共60多人參加了研討。“毛澤東旗幟”網站執行站長時邁同志主持了這次研討會。

下面是中國人民大學張帆教授的發言。

堅決支持劉國光同志的主張：改革必須以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為指導
張帆

劉國光同志在我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發表了《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的談話，堅決捍衛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堅決批判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的侵害。劉國光同志的談話完全符合我國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一切忠誠的社會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的堅決支持，必將產生廣泛而重要的影響。

一，改革必須由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為指導
劉國光同志說：“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是以西方理論為指導的說法會誤導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方向。因為，中國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不是私有化或者不斷向私有化演變；要堅持宏觀調控下的市場調節，而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主張市場萬能論，把國家的一切正確調控說成是官僚行政的干預；堅持為保證效率而適當拉開收入差距，同時要強調社會公平、福利保障，而不是極力擴大社會鴻溝，為暴富階層說話。要做到這些，都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來指導，而不能用西方經濟理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來指導。一旦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由西方新自由主義指導，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就要變，勢必走向‘壞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深淵。只要經濟基礎變了，共產黨最后就掌握不了政權，私有制的代表就要掌握政權。……中國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理論來主導，那么表面上或者還是共產黨掌握政權，而實際上逐漸改變了顏色，那么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個像噩夢一樣的危險。” 劉國光同志的這些科學判斷是基于蘇東劇變的慘痛教訓的發人深省的警告。前車之覆，后車之鑒啊！
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絕對必須守住兩條底線：其一是公有制為主體，其二是民族經濟的獨立和自主發展。突破第一條底線，改革就走上了邪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就不復存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就會復辟；突破第二條底線，改革就會把相關國家和民族推向附屬國或半殖民地的深淵。原蘇聯和東歐走資派叛徒集團以美帝國主義輸出的新自由主義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接受并執行了“華盛頓共識”的最野蠻形式—“休克療法”。結果，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崩潰了，東歐國家還由于把大型國有企業主要賣給西歐“戰略投資者”，走上了被外國資本奴役和統治的南美式道路（詳見波茲南斯基著：《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5 05）。慘痛的歷史教訓說明：新自由主義改革路線是一條亡黨亡國的路線，甚至是一條賣國的路線。

二，謹防我國優質和優勢的地方大型國企被外國戰略投資者吞并
在我國，新自由主義已經泛濫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在意識形態方面，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竟然成為主流經濟學，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卻走向了邊緣；在實踐方面，新自由主義者們一直在誤導我國的改革，不斷鼓吹大規模私有化，叫嚷“把產權改革進行到底”（把私有化進行到底），不僅要把私有制經濟變為國民經濟的主體，而且，新自由主義者中的買辦人士還妄想把我國地方的大型國企主要賣給外國戰略投資者，以便迅速完成“攻堅”任務。關于公有制為主體的底線是否已被突破的問題可由明擺的事實做出回答，這里不談也罷。筆者認為，當前我國人民特別應當關注的問題是，我國優質和重要的地方大型國企有可能被外國戰略投資者吞并的問題。眾所周知，產權改革已進入“攻堅”階段。80到100家中央企業將由國家控股，而地方大型國企除極少數外，將被大批量出賣，中小國企更將列入出售的一堆。種種跡象表面，外資、特別是全球500家跨國公司已被選擇為主要的戰略收購者。
風起于青萍之末。讓我們識別一下近期有關外資并購計劃和典型案例的風向。據報道，“沈陽24家大型國有企業、價值792.3億元、明年6月底前要全部完成改制，戰略伙伴盯住世界500強。”（《沈陽叫賣24家國企 一廂情愿盯住世界500強 》，《經濟觀察報》 2005 08 20）。2005年9月15日上午，遼寧省某副省長在接見全國15家重點網站記者時說：“下半年，遼寧將重點推出國有企業利用外資項目200個，特別是一批國有大中型企業要利用外資進行并購，如以沈陽機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東北制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和大連起重集團有限公司等一批國有大中型企業為代表的優勢企業和優質資產，向外商出讓國有產權、股權，鼓勵外商參股、控股或整體買斷，推進遼寧國有企業機制轉換和產品升級。” (2005年09月15日23:17 東北新聞網) 。2005年10月26 日，《經濟參考報》報道：“中國最大的工程機械制造企業徐州工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25日與著名的國際投資機構凱雷投資集團簽署協議。在交易完成后，凱雷將獲得徐工集團目前全資擁有的子公司徐工集團工程機械有限公司85%的股權，作價3.75億美元現金（30億人民幣）。徐工集團將保留徐工機械15%的股權”。又據新華社北京１０月２９日電，“北京國企180個項目約300億元資產全球招股
……對于打算完全轉讓或大部分轉讓的企業，選擇投資方的標準就是價格”（《人民網》，2005年10月30日）。根據以上報道，我們可以認為：1，外資，特別是全球500家最大跨國公司是一些省市首選的戰略投資者（收購者）；2，不設外資股權限制，外資可以控股，甚至買斷我國重要行業的最大龍頭企業；3，設定了出售大型國企的時限；4，以上出售案例和出售計劃具有全國典型示范效應。其他省市也可以照例把大批量大型國企出賣給外國跨國公司，從而有可能出現一種普遍化趨勢。
雖然根據幾個案例得出的結論會失之偏頗，但是一些重要原因和條件仍然有可能驅使一些地方把大批量大型國企出賣給外國跨國公司。這些重要原因和條件是：
1，除196家央企和地方保留的極少數企業外，大約有2500多家大型地方國企將完全出售或絕大部分出售（暫時保留參股）。這個估計數據是根據《人民日報》2005年04月15日，《 國有產權向管理層轉讓出新規》一文和《人民日報》2005年03月11日，張卓元：《產權有序流動與國有資本保值增值》一文得出的。大量出售大型地方國企是大前提。沒有這個大前提，何來外資吞并問題？余下的問題是誰來購買這些國企。
2，私人資本不足，“國有產權暫不向管理層轉讓”。盡管我國資本家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以舉世罕見的速度積累了大量資本，但是這些資本仍然不足以收購龐大的國企。而且，資本已轉化為房地產、商品、設備等固定資本，較少以現金形式存在。我國第二最大富翁嚴介和的“零成本收購”肯定行不通。此外，管理層收購大型國企的行為已被禁止。在這種情況下，財大氣粗的外國跨國公司自然就被確定為首選戰略投資者。
3，時間限制。有的省市把出售大型地方國企的期限定為1—2年。其他地方未公開的期限恐怕也不會很長。這種短期處理，或者會引起低價賤賣，國有資產流失，或者會驅使執行者尋找外國跨國公司，以便迅速出售，完成任務，獲取“政績”。
4，缺乏總體布局。我國未來經濟結構中，公有、私有、外資大體上各占多大比重？公眾恐怕茫然不知。此外，“在現行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下，國家國資委對于地方國資委是業務指導關系。地方國資委主要對地方政府負責。另外，國有經濟在經營性領域和非經營性領域布局的詳細方案至今沒有出來，這也為各地自行其是提供了空間”（《中華工商時報》， 2005年9月17日，夏小林：《所有制調整不能偏執　振興東北要依靠合力》）。在缺乏總體布局的情況下，各地很容易爭先恐后地把大型國企優先賣給外國跨國公司。
5，外國跨國公司為了占領我國市場，增長利潤，虎視眈眈地盯著我國國企，急欲收購我國的優質優勢國企。其實，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就是為了對外進行經濟擴張和滲透。只要我國各地大量出售大型國企，跨國資本就會蜂擁而入。
根據以上分析，外國跨國公司大批量收購我國的優質優勢地方大型國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當然，可能性是否能變成現實性完全取決于中央和地方國資委的政策是否妥當。

三，幾點對策意見
1，當前應立即停止出售大型優質優勢地方國企。必須明確一點，大型地方國企屬于地方國資委管理并不說明它們的作用僅局限于地方。許多大型地方國企是全國性龍頭企業，是我國支柱產業的骨干。例如徐公機械是我國最大的制造工程機械的公司，在整個工程機械國內136個產品中，它的產品占了一半以上，它的二十個左右的產品市場占有率位列全國前三名。“沈陽機床集團是全國機床行業的龍頭老大，年銷售額接近40億，也是中國最老的民族品牌之一。2004年7月和11月，該集團先后收購了云南機床集團和德國希斯公司，完成重組以后，集團的效益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經濟觀察報》 05 08 20）如果這樣重要的龍頭企業都可以出賣或準備出賣給外國跨國公司，那么其它行業的龍頭企業（地方管理）都可以出賣。這股風一旦刮起來，外國跨國公司必將占領我國許多行業的制高點，嚴重危及我國工業的獨立發展，例如危及我國裝備工業和技術創新的自主發展。同時中央國企也可能面臨被外國跨國公司包圍的局面。針對當前各地出售大型國企的態勢，發改委的夏小林認為“在國家沒有完成全國和區域、行業以及事業單位的國有經濟的布局規劃以前，為了慎重起見，有關國有資本退出的問題應該緩行。”（《中華工商時報》，2005年9月17日，夏小林：《所有制調整不能偏執　振興東北要依靠合力》）筆者完全贊成這一意見。
2，反思改革思路，把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思路轉變為以管理為中心的思路。李榮融在考察兩家煤炭企業時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搞好搞壞,跟所有制沒有直接關系,不同的所有制里都有好的企業,也都有差的企業,關鍵看是否按經濟規律和企業發展規律辦事”。（《上海證券報》2005.10.11，盧曉平：《中央企業外部董事要占一半以上》）筆者非常高興地樂見作為國有資產高層管理者李榮融的這一科學論斷。既然如此，國資委就不要再陷入李榮融矛盾，在行動上大賣國有企業、特別是大賣贏利和優勢企業了，而應當加強國企管理，使其“按經濟規律和企業發展規律辦事”。李榮融這一觀點正是我們多年來堅持的觀點。筆者認為，凡是能夠在市場競爭中生存和發展的國有企業，不論其大小，都有權利生存和發展。它們都不應當遭受自上而下、“產權改革”的砍殺，只有那些資源枯竭，嚴重污染環境，長期虧損，扭虧無望的企業才應關閉。筆者相信，國有企業只要搞好委托—代理關系，吸收適量的職工民主選舉的代表參加企業管理，就一定可以搞好。要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我國必須要有既有效率，又能體現公平公正、龐大而堅固的國有企業陣地。放棄私有化思路將使我國現存的尖銳社會問題迎刃而解。放棄私有化思路，外國跨國公司大量吞并我國國有企業的事例也就不會發生。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國內外新自由主義者們鼓吹的私有化和無節制的資本自由流動就是為了妖言惑眾，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由此推論，把新自由主義分子從我國的改革決策機構中清除出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3，振興東北必須以自力更生為主，利用外資為輔。東北國有企業適當擴大利用外資幅度是可行的，但是決不應當以外資為主完成“退出”改革。否則，東北老工業基地就轉變為東北外資控制工業基地。筆者認為，其它各地也不應當以外資為主完成大型國企的“退出”改革。東北國有企業由于歷史包袱沉重，除了自身加強管理外，國家可否考慮，給于適當優惠政策？譬如動用我國巨額外匯儲備的一小角對一些重點企業進行戰略投資，更新其相當陳舊的設備，或者給重點企業以稅收優惠，不妨也實行一下“免三減二”。
4，取消產權改革的時限，取消不設股權限制、外資隨意收購我國大型國企的政策。針對遼寧和沈陽目前的一些做法，夏小林認為：“在振興東北中，遼寧省提出‘地方國有大型企業全面放開股權限制’，不妥。‘限期改制’，破壞市場公平交易”（《中華工商時報》
2005年9月17日，夏小林：《所有制調整不能偏執　振興東北要依靠合力》）。筆者完全贊成他的意見。
5，外國跨國公司在我國的重大收購事件需經人大常委會討論審批。事關全局，事關我國經濟安全的重大收購事件需要經過這樣的法律程序。我國的改革必須有法律依據，必須遵守憲法。此外，人大常委會在審批前，應廣泛征求人民群眾的意見，適當召開一些聽證會。國有資產是我國廣大勞動人民創造的財富。勞動人民具有知情權、發言權、監督權。國企改革決策要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改革只有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充分發揚民主，才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積極參與。
“改革必須由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為指導”。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保衛和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才能保持我國經濟發展的獨立自主。

[附言：筆者聲明，本文只引述了劉國光同志一段話，其余部分都是本人的作品。本文的任何缺點和錯誤都由本人負責，與劉國光同志毫無關系。] （2005 11 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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