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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易風:關于西方經濟學的幾個問題

吳易風 · 2005-11-14 · 來源:吳易風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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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西方經濟學的幾個問題

吳易風

一、學科名稱

目前我國高等學校理論經濟學課程主要有兩門:一、政治經濟學;二、西方經濟學。前者講授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后者論述流行于西方國家的經濟理論。

我們所說的政治經濟學在資本主義國家通常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我們所說的西方經濟學在資本主義國家則通常被稱為經濟學。

兩類性質不同的理論經濟學在社會經濟制度不同的國家中具有不同的名稱,這反映了不同的理論經濟學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下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盡管學科名稱不同,然而有一點認識在我國和西方國家經濟學界實際上是相同的。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和西方經濟理論是兩種迥然不同的經濟理論,是兩種對立的思想體系。

在20世紀50-60年代,我國一些大學經濟系開設了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說課程。60年代初期,出版了《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說》系列教材。"西方經濟學"這一名稱是70年代末出現的,它被用來代替內涵相同的"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說"這一名稱。這個新的名稱很快得到國內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同和廣泛接受,并且成為國家教育部和國家學位委員會規定的高等學校本科和研究生課程的正式名稱。

近幾年,有的學者對西方經濟學這一學科名稱提出異議。其所持理由是,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也產生于西方國家,因而也應屬于西方經濟學。這一理由看來很難站得住腳。本學科名稱的"西",不是"中西"意義上的"西",不是"中學與西學"意義上的"西"。這里的"西方"是政治性概念而不是地域性概念,就象"西方七國集團"一語中的"西方"二字是政治性概念而不是地域性概念一樣。用"西方"二字作為一種特定的、流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的定語,是為了正確反映這種經濟學的本質屬性,以區別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在持上述異議的學者中,有的主張稱西方經濟學為經濟學,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政治經濟學。這一主張,無論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還是從西方經濟學觀點看,都難以成立。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二者是在相同的意義上使用的,具有相同的內涵和處延,可以互用。誠然,西方早就有人提出并且現在仍有人在嘗試把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區分開來,但是都未見成功。杰文斯在1879年提出了"以經濟學代替政治經濟學"的主張,但是他的書名仍然定為《政治經濟學理論》。馬歇爾在1890年的《經濟學原理》中把政治經濟學改為經濟學,但是在這本書中仍然有"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提法。同樣地,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中也有"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提法。這表明,他們實際上認為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是同義語。還值得注意的是,《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也把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看作是同意語:"在即將進入21世紀的今天,'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這兩個名詞都還存在。自它們產生以來,涵義都有變化,然而,兩者基本上可看作同義語。"(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3卷,970頁,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

在持上述異議的學者中,有的主張稱西方經濟學為"現代經濟學"或"當代經濟學",而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歸入"古典經濟學"。熟悉西方經濟學的知道,這些說法都來自西方經濟學家。如果接受西方經濟學家的這些謬說,就勢必會錯誤地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排除在現代或當代經濟學之外。事實上,西方主流派經濟學遠非是西方經濟學的全部。在主流派經濟學之外,還存在著大量非主流學派和理論。西方經濟學更不是現代或當代經濟學的全部。在經濟思想史上,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立之日起,就存在兩大對立的經濟理論體系:一是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一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古典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來源。但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決不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簡單繼續,而是在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進行革命的過程中用無產階級世界觀建立的嶄新的、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在馬克思以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直在發展。因此,決不能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歸入"古典經濟學"。在現代,仍然存在著兩大對立的經濟理論體系:一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是西方經濟學。因此,決不能認為現代或當代經濟學就只是西方經濟學,決不能用現代或當代經濟學來專指西方經濟學。

基于上述理由,我們按照國家教育部和學位委員會確定的學科名稱,將課程名稱和教科書書名定為《西方經濟學》。

二、西方經濟學的源和流

我們所說的西方經濟學,是指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流行于西方國家并成為這些國家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的理論經濟學。西方國家眾多的應用經濟學不在本書的考察范圍之內。

任何一種思想體系都有自己的源和流。同樣,西方經濟學也有自己的起源和發展過程。資產階級經濟思想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而相應地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最初的理論考察的是重商主義。重商主義是原始積累時期代表商業資本利益的經濟學說。這種經濟學說以粗淺的現實主義,總結了商業資本的實踐經驗。它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局限于流通領域,沒有深入到資本主義經濟機體中尋找內部聯系。

重商主義以后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經歷了兩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第二階段是庸俗經濟學。

古典政治經濟學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利益和要求的政治經濟學。17世紀中期至19世紀初期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產生、發展和完成的時期。配第、斯密和李嘉圖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布阿吉爾貝爾、魁奈、杜爾哥是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古典政治經濟學一方面力求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生理學,探討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內部聯系,從而得出一系列的科學見解和結論;另一方面又試圖描述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外部現象,停留在競爭中顛倒地表現出來的外部聯系上,從而在著作中留下了若干膚淺見解和論點。

庸俗經濟學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發展時期代表資產階級利益和要求的政治經濟學。還在古典經濟學完成時期,庸俗經濟學就已經產生。薩伊和馬爾薩斯庸俗化了斯密的學說,詹姆斯·穆勒、麥克庫洛赫庸俗化了李嘉圖的經濟學說。19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它的主要代表有英國的西尼爾、美國的凱里、法國的巴斯夏和德國歷史學派羅雪爾等人。19世紀中葉,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摹仿者約翰·穆勒企圖調和不能調和的東西,建立了一個混合主義和折中主義的經濟理論體系。

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二者的聯系主要在于它們都是資產階級經濟學,都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符合人的本性的、自然的生產方式,都把這一生產方式特有的經濟范疇和經濟規律當作永恒的經濟范疇和經濟規律。二者的聯系還在于前者為后者提供了養料,后者從前者的庸俗成分和糟粕中尋覓自己的智慧之源。二者的區別主要在于,前者力求探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聯系,透過經濟現象尋求客觀經濟規律,后者則滿足于描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外在聯系,抓住顛倒地表現出來的現象外表來否認現象背后的客觀經濟規律;前者從來沒有只限于反映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生產和經營當事人的觀念,而是力圖尋求和這種當事人的觀念不同的客觀規律,后者則只是限于把資產階級生產和經營當事人的觀念加以系統化和學理化,并且宣布為永恒的真理;前者是批判的經濟學,表現出科學上的誠實,敢于說出還具有進步性和革命性的資產階級想說的話,后者是辯護的經濟學,它不是無所畏懼地追求科學,而是使科學去迎合和適應資產階級的私利。

19世紀70年代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史上的又一重要界標。英國的杰文斯、奧地利的門格爾和法國的瓦爾拉斯各自提出了邊際效用價值論,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各自的經濟理論體系。這被西方學者稱為"邊際革命"。這場所謂邊際革命,從價值理論開始,然后推進到生產理論和分配理論,最后推廣到經濟理論的各個方面,邊際主義學派認為價值不取決于生產商品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量,而是取決于物品的效用和稀少性,取決于消費者主觀心理上感覺到的邊際效用;在生產理論方面,邊際主義學派認為價值是各種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每一要素在其中起的作用取決于要素的邊際生產力;在分配理論方面,邊際主義學派認為每一要素的報酬都等于該要素的邊際生產力。邊際主義學派還以邊際效用論和邊際生產力論為支柱,用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需求和供給的均衡來說明商品和要素的價格決定。

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多次批判了正在流行的邊際主義學派的經濟理論,明確指出這種經濟理論是庸俗經濟學。恩格斯寫道:"現在這里最時髦的理論是斯坦利·杰文斯的理論,按照這種理論,價值由效用決定,就是說,交換價值=使用價值,另一方面,價值又由供給限度(即生產費用)決定,這不過是用混亂的說法轉彎抹角地說,價值是需求和供給決定的。庸俗經濟學真是比比皆是!"(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04頁。)恩格斯看得清楚,邊際主義經濟理論把矛頭直接指向馬克思主義。他在讀了施米特批判邊際主義經濟理論的論文《近代政治經濟學的心理學派》之后寫道:"杰文斯和門格爾的擁護者們……簡直是放肆到了極點。他們以極其輕蔑的神情傲慢地看待馬克思,認為馬克思早已過時。"(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55頁。)

現代西方學者稱杰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為邊際主義學派第一代,稱以馬歇爾為首的劍橋學派為邊際主義學派第二代。除馬歇爾外,劍橋學派的代表還有庇古、埃奇沃思、羅伯遜等。由于馬歇爾自詡是古典學派的繼承者,因而劍橋學派又被稱為新古典學派,這個學派的經濟學又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被歸入邊際主義學派第二代的還有奧地利的維塞爾和龐巴維克、意大利的帕累托、美國的克拉克等人。此外,從事貨幣經濟學研究的瑞典的威克塞爾、美國的費雪、英國的霍特里等也被歸入邊際主義學派。在現代許多西方經濟學論著中,邊際主義學派第一代和第二代經常被統稱為新古典學派,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的正統經濟學經常被統稱為新古典經濟學。

馬歇爾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中建立了一個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完整的折衷主義經濟理論體系,這個體系的全部智慧在于"把'舊的'東西和'新的'東西無生氣的結合起來并混合成為一體"。(注:羅伯特·V·伊格利:《古典經濟理論的結構》,138頁,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74。)其中,"舊的"東西有供求論、生產費用論、節欲論、資本生產力論等,"新的"東西有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馬歇爾以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為前提,把壟斷視為例外現象。他在政策上主張經濟自由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經濟通過市場的自行調節可以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這樣,他就"為私有制的企業制度提供了一幅安慰人心的圖像。"(注:羅賓遜:《序言》,載克賴格爾著《政治經濟學的重建》(第2版),9頁,倫敦,麥克米倫公司,1978。)他的《經濟學原理》被吹捧為"劃時代"的著作,從1890年到1920年共出8版。直到20世紀30年代,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在西方經濟學界仍占正統地位。

庇古是劍橋學派的另一個主要代表,他繼馬歇爾之后于1908年至1943年任劍橋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庇古致力于傳播和闡釋馬歇爾經濟學,并建立福利經濟學理論體系。在1933年的《失業理論》中,他還在證明資本主義經濟通過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可以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

以馬歇爾和庇古為代表的正統經濟學20世紀30年代得到了一些新的補充和發展。一方面,張伯侖和羅賓遜在1933年分別出版了《壟斷競爭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修改了傳統的壟斷例外論,為現代西方微觀經濟學的壟斷競爭(不完全競爭)理論奠定了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希克斯用邊際效用序數論代替傳統的邊際效用基數論,用新福利經濟學代替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并推廣了一般均衡論。

1929年10月由美國開始的經濟危機很快席卷各資本主義國家,成為震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在1929-1933年大危機之后,接著是長期的特種蕭條,然后又爆發了1937-1938年經濟危機。西方經濟學家把1929年開始的這場持續了10年之久的經濟危機叫作"30年代大蕭條"。面對著歷史上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西方正統經濟學在理論上無法解釋,在實踐上提不出任何對策。新劍橋學派領袖羅賓遜說:"那種保持充分就業的均衡的自然趨勢的學說,未能經受住30年代市場經濟完全崩潰的考驗",陷入了"可憐而又可笑的混亂狀態"。(注:瓊·羅賓遜:《經濟理論的第二次革命》,載《現代國外經濟學論文選》,4、3頁,商務印書館,1979。)大蕭條從根本上動搖了馬歇爾、庇古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在西方經濟學界的正統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凱恩斯經濟學。

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出版。它標志著凱恩斯主義的產生。凱恩斯主義的產生被西方經濟學家稱為"凱恩斯革命"(注:克萊因:《凱恩斯的革命》,商務印書館,1962;L.塔希斯:《凱恩斯革命》,載《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3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是對"古典"經濟學的"革命"。凱恩斯故意曲解古典學派概念,他把從詹姆斯·穆勒、約翰·穆勒到馬歇爾、埃奇沃思、庇古等人都包括在古典經濟學家之中。凱恩斯的追隨者根據凱恩斯的解釋,把薩伊、馬爾薩斯、西尼爾、凱里、巴斯夏等庸俗經濟學家一概稱作"古典經濟學家",完全抹殺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的原則界限。

事實上,凱恩斯并沒有全面地同以馬歇爾、庇古為代表的正統經濟學分道揚鑣,而只是修改和補充了其中的宏觀經濟學觀點和政策主張。凱恩斯承認非自愿失業的存在,認為只有實行政府干預,才能實現充分就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凱恩斯經濟學在資本主義世界廣為流行。西方學者覺察到,凱恩斯經濟學和馬歇爾、瓦爾拉斯等人為代表的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是矛盾的:后者研究個體經濟行為及其結果,前者研究總體行為及其結果;后者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可以通過自行調節使資源的利用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前者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行調節使資源的利用處于低于充分就業的均衡;后者主張自由放任,反對政府干預經濟,前者反對自由放任,主張政府干預經濟。

以薩繆爾森為首的一些西方經濟學家嘗試著把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經濟學加以綜合,組成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他們還從凱恩斯的《通論》中找到了理論根據。凱恩斯說:"我們對于古典學派理論之批評,倒不在發現其分析有什么邏輯錯誤,而在指出該理論所根據的幾個暗中假定很少或從未能滿足,故不能用該理論來解決實際問題,假設實行管理以后,總產量與充分就業下之產量相差不遠,則從這點開始,古典學派理論還是對的。"(注: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322頁,商務印書館,1963。)據此,西方經濟學家認為,在接近或達到充分就業的情況下,新古典經濟學將再度適用。

1948年,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出版。這標志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的形成。他們致力于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經濟學的綜合工作。對此,薩繆爾森在《經濟學》第3版中說:"近年來,90%的美國經濟學家已經不再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或'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相反,他們一直是在致力于某種綜合工作,即把較早的經濟學和現代的收入決定論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綜合起來。這個結果可以稱為新古典經濟學,并在廣泛的范圍內被所有的(除了大約5%的極端左翼和極端右翼)經濟學家所接受。"(注:薩繆爾森:《經濟學》(第3版),212頁,紐約,麥格勞-希爾,1955。)在《經濟學》第8版中,薩繆爾森自稱他們的經濟學是"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經濟學》第12版中,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又自稱他的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現代主流經濟學"或"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新綜合"。迄今為止,新古典綜合至少包括三個層次的綜合:新古典微觀經濟理論和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的綜合,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綜合,宏觀經濟學各派理論的綜合。

在西方經濟學界,學派林立,學說紛繁。20世紀30年代以來,當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國家干預主義思潮正在興起的時候,就出現了對立的新自由主義思潮。以米塞斯、哈耶克為代表的新奧地利學派,以坎南、羅賓斯等為代表的倫敦學派,以奈特、瓦依納、西蒙斯等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都是倡導自由市場經濟的新自由主義的學派。

凱恩斯學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逐漸分裂為兩個長期論戰的派別:一個是以薩繆爾森為首的新古典綜合派,一個是以羅賓遜為首的新劍橋學派。羅賓遜的追隨者在英國有卡爾多、帕西內蒂、斯拉法等,在美國有溫特勞布、明斯基、戴維森等。現在西方經濟學文獻通常稱羅賓遜及其英、美追隨者的經濟理論為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羅賓遜的理論基地在英國劍橋,薩繆爾森的理論基地在美國劍橋,因而凱恩斯學派中的上述兩派之爭被稱為"兩個劍橋之爭"。

二次大戰后,特別是50年代以來,新古典綜合派的經濟理論在西方經濟學界居于統治地位,它的政策主張成為許多西方國家奉行的基本政策原則。60年代后期,新古典綜合派的正統地位由于通貨膨脹加劇而有所削弱。70年代,西方國家失業和通貨膨脹并存的滯脹局面,給新古典綜合派以沉重的打擊,動搖了它的正統地位。西方經濟學的許多學派紛紛抨擊和責難新古典綜合派,其中,除了以新劍橋學派為核心的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主要有貨幣學派、供給學派經濟學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

當前,西方經濟學界存在兩個主要派別: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市場出清還是非市場出清,政策無效還是政策有效,這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分歧的關鍵所在。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相信市場經濟有充分的自我調節或自我矯正的力量,市場能連續出清,經濟能經常處于均衡狀態。與此相反,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缺乏充分的自我調節或自我矯正的力量,市場不能連續出清,經濟有可能處于持續的非均衡狀態。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既然相信市場經濟能連續出清因而能經常處于均衡狀態,就自然會得出反對政府干預的結論。它的政策無效性命題就是一個典型。雖然政策無效性命題后來被該派的不少經濟學家所放棄,但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極端自由主義傾向是始終一貫的。與此相反,新凱恩斯主義既然不相信市場經濟能連續出清因而能經常處于均衡狀態,就必然會得出政府干預有效的結論。新凱恩斯主義者認為,如果沒有政府干預,經濟恢復均衡將是一個漫長的痛苦過程,失業和(或)通貨膨脹將更為惡化。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之爭現在還在繼續。這是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之爭的新形式。

以上只是對西方經濟學的源和流的輪廓作了粗線條的描繪。研讀西方經濟思想史,了解西方經濟學的昨天和前天,可以更好地認識西方經濟學的今天。

了解西方經濟學的源和流,就會懂得,今天的西方經濟學不是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末,而是有它的來龍去脈和前因后果。了解西方經濟學的源和流,就會懂得,西方各派經濟理論都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當特定歷史條件不復存在時,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特定經濟理論便會失去存在的理由,盡管其中的某些成分有可能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新的經濟理論的智慧之源。了解西方經濟學的源和流,就會懂得,任何特定的西方經濟理論都具有歷史暫時性,都不是什么永恒真理。一種曾經居于正統地位的西方經濟理論在事過境遷之后會失去其正統地位,甚至被認為是大謬不然的邪說,而一種曾被視為異端的西方經濟理論恰好趕上某種需要時就會流行一時,甚至上升為正統理論。了解西方經濟學的源和流,還會懂得,某一特定的西方經濟理論較為接近現實,但由于不適合壟斷資本的需要,而受到冷遇。另一特定的西方經濟理論與事實不符,但由于能滿足壟斷資本的需要,卻大行其道。

三、西方經濟學的階級性和科學性

社會經濟生活充滿著矛盾,處于不同社會群體、集團、階層和階級中的人們具有不同的經濟利益。不同的經濟學家對于同一經濟問題往往作出不同的解釋,得出不同的結論,提出不同的政策主張。除了認識方面的原因之外,這主要是因為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不同社會群體、集團、階層和階級的利益。

馬克思主義者公開承認經濟學的階級性,并且自覺地站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上研究經濟科學。馬克思和恩格斯用階級分析把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經濟學區分為無產階級經濟學、資產階級經濟學和小資產階級經濟學。

與此相反,很多西方學者不太愿意公開承認西方經濟學的階級性,盡管他們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力圖論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最理想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是最合理的經濟關系。然而,不管愿意不愿意,也不管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經濟學的階級性總是客觀存在。當然,西方經濟學家并不都諱言自己的階級立場。最有影響的西方經濟學家凱恩斯直率地說:"如果當真要追求階級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屬于我自己那個階級的利益。……在階級斗爭中會發現,我是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一邊的。"(注:凱恩斯:《勸說集》,244-245頁,商務印書館,1962。)

經濟學家在研究、解釋和試圖解決經濟問題時,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特定的階級立場,代表和維護特定的階級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采取符合特定階級利益的價值判斷,鮮有例外。而這一切自然會在他的經濟理論中得到反映和表現。這就決定了經濟學在性質上必然不同于沒有階級性的自然科學,也決定了階級社會中不存在為各階級共同接受的統一的經濟學。

實際上,有些西方學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承認這一點。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索洛說:"社會科學家和其他人一樣,也具有階級利益、意識形態的傾向以及一切種類的價值判斷。但是,所有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材料力學或化學分子結構的研究不同,都與上述的(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有關。不論社會科學家的意愿如何,不論他是否覺察到這一切,甚至他力圖避免它們,他對研究主題的選擇,他提出的問題,他沒有提出的問題,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語言,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注:索洛:《經濟學中的科學和意識形態》,載于克倫道爾、埃考斯編《當代經濟論文集》,11頁,波士頓,利特爾·布朗公司,1972。)

在西方學者中,索洛的這一認識,具有一定的深刻性。他覺察到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存在本質的區別。這就是,社會科學同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有關,而自然科學則不然。這實際上是承認,社會科學是有階級性的。索洛還認識到,社會科學的這一本質特征同社會科學家的意愿如何,是否覺察到以及是否想回避沒有關系。這實際上是承認,社會科學的階級性是客觀存在,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此外,索洛還研究了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在社會科學家論著中的具體反映和表現形式。正是這些認識使索洛超越了他的經濟學同行,超越了他的社會科學同行。只是他忘記對社會科學加上適當的限制,那就是,社會科學中有少數學科,例如語言學和邏輯學,是沒有階級性的。

經濟學的階級性和經濟學的科學性可以是統一的,也可以是相沖突的。

當某一階級的經濟理論不存在階級局限,因而能深入研究經濟現象背后的內在聯系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時,這種經濟學的階級性和科學性是統一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是實現了階級性和科學性統一的典范。它既是代表無產階級利益和具有無產階級階級性的經濟學,又是揭示了經濟現象的內在聯系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的經濟學。

當某一階級的經濟理論存在階級局限,因而特殊的階級利益使它不敢深入研究經濟現象的內在聯系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時,這種經濟學的階級性和科學性就會發生沖突。資產階級經濟學雖然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期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階級性和科學性的統一,然而一般說來,這種經濟學的階級性和科學性的矛盾是主要的。

當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新興資產階級還具有革命性和進步性時,代表這一階級利益的經濟學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關系,透過現象尋找內部聯系和內在規律,完成一些重要的科學發現。應該說,這一歷史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是科學的經濟學,它的階級性和科學性在一定范圍內實現了統一。人們同時看到,古典經濟學的階級性和科學性也有矛盾。古典經濟學家畢竟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他們受到自己階級的局限,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關系看作是自然的、永恒的,因而不可能徹底揭示經濟現象的內在聯系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客觀規律。

當資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曾被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推到后面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無產階級從反對自己敵人的敵人轉為直接反對自己的敵人。這時,取代古典經濟學正統地位的庸俗經濟學越來越成為有意識的辯護論的經濟學。"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爭斗,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7頁。)在這里,經濟學的階級性和科學性相沖突,庸俗經濟學堅持其階級性而犧牲科學性。

上面引用的索洛的話,也有助于了解西方經濟學的階級性和科學性的矛盾。就經濟學家而言,"他對研究主題的選擇","他提出的問題","他沒有提出的問題","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語言",都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他的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這里僅以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為例。馬克思在《資本論》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對自己的研究對象作了明確規定:"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頁。)可是,至少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很多西方經濟學家都認同經濟學是關于資源配置的科學。西方學者這一規定的實質,在于把生產方式逐出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把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也逐出經濟學的研究范圍。這樣,有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系列重大經濟理論問題,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起點、前提和基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和對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和過渡性,他們便都一概加以回避。同樣地,有關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一系列重大經濟理論問題,例如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資本主義社會各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資本主義社會的產品分配形式,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性和過渡性,他們也都一概加以回避。實在無法回避的,就斷言這是自然和永恒的。

經濟學當然要研究資源配置。但是,資源配置方式從屬于生產方式。經濟學不能只討論抽象的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它必須研究特定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而對后者的研究又須以特定的生產方式的研究為前提。

任何一種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只要把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關系排除在研究范圍之外,就不可能是真正科學的理論體系。把研究范圍從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向后退縮到資源配置這個角落的西方經濟學,充分暴露出它的階級性和科學性的矛盾。西方經濟學的階級性,已經不容許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關系的研究方面得出科學的而不是辯護性的成果。西方經濟學家中有人承認:西方經濟學還不是科學。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在1898年指出他們的經濟學還不是科學。過了85年以后,美國經濟學家艾克納在1983年就指出他們的經濟學還不是科學。他說:"八十多年過去了,這一問題甚至更為尖銳了。……由于希克斯和薩繆爾森把它數學化而變得相當精致,但其核心與凡勃倫時候則相差無幾。"艾克納還說:"(西方)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是由毫無現實基礎的理論構成的……。事實上,除了建立在一系列演繹推理之外,經濟學幾乎一無所有。"(注:A.S.艾克爾主編:《經濟學為什么還不是科學》,179-180頁,北京大學出版,1990。)

西方經濟學的階級性只容許西方學者在不違反資產階級利益和無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那些課題上進行科學研究。也只有在那些研究課題上,作為理論經濟學的西方經濟學還有可能取得有科學意義的成果。例如,在對市場經濟運行進行數量分析方面,在對市場失靈、特別是對廣義市場失靈進行剖視方面,在對政府經濟職能和經濟政策進行研究方面,西方經濟學家還能夠寫出有學術價值的論著,提出有實際意義的建議。正是這些研究使西方經濟學具有某種實用性。

四、西方經濟學研究中的兩種錯誤傾向

西方經濟學植根于西方國家,是西方國家統治階級關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看法的理論表現。西方經濟學具有二重性:一是階級性,一是在特定條件下的實用性。西方經濟學的階級性主要表現為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維護有利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宣傳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西方經濟學在特定條件下的實用性主要表現為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病癥進行病理分析,作出診斷,并開出處方。

研究和評價西方經濟學必須注意全面,力戒片面性。在我國,對西方經濟學的認識有兩種片面性。一種片面性是只看到西方經濟學的階級性而看不到它在特定條件下的實用性。另一種片面性是只看到西方經濟學在特定條件下的實用性而看不到它的階級性。前一種片面性認識導致對西方經濟學的全面否定,后一種片面性認識導致對西方經濟學的全面肯定。全面否定和全面肯定都是錯誤的,因為這兩種認識都不符合實際。實際是西方經濟學有二重性而不是一重性。既然西方經濟學有二重性而不是一重性。既然西方經濟學有二重性,就不應該對它采取"不是肯定,就是否定"的簡單態度,而應該用唯物辯證法一分為二的觀點,對它進行科學的全面的分析,分清哪些是意識形態成份,哪些是在特定條件下有實用性的成份。對于前者,要進行必要的批判和揭露;對于后者,要考慮借鑒和吸收。借鑒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把他人的經驗和教訓當作鏡子,以便取長補短或吸取教訓。吸收不是囫圇吞棗,不是不加分析地籠統接受,而是經過消化系統的作用攝取有營養的成分。

必須注意,西方經濟學中某些可資借鑒的成分并不是在純粹的形式上存在著,而是常常和庸俗的辯護性的東西共生,并緊緊結合在一起。這就決定了不能像器官移植那樣把西方經濟學的這個或那個部分直接移植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來。這里且不說異種器官移植,即使是同種器官移植,也還可能出現排異問題。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中某些有用的東西,這本身是一項嚴肅的研究工作。只有通過認真的艱苦的研究,把可資借鑒的成分同庸俗的辯護性的東西分離開來,并經過改造,才能為我所用。例如,要借鑒西方經濟學的生產函數中的有用成份,就必須把它的生產要素價值論基礎抽掉,把資本同生產資料區別開來,把勞動這一不正確的用語改為勞動力,然后在馬克思勞動價值學說的基礎上建立一元的價值生產函數,在馬克思使用價值學說的基礎上建立多元的使用價值生產函數。這樣才有可能達到為我所用的目的。

五、經濟學的數學方法

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數量關系和空間形式的科學。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應用的范圍很廣。任何事物都具有質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是質和量的統一。經濟范疇和經濟過程同樣是質和量的統一。在對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進行質的分析的前提下,對反映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經濟范疇和經濟過程進行量的分析,將有助于認識的深化,也將有助于理論的應用。從這一方面來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揭示的原理和規律,不少都有可能用數學語言來表達,用數學模型來表示。馬克思自己就曾經想運用數學方法來說明經濟危機的規律性。西方經濟學家現在在他們的經濟學論文、專著和高級教科書中相當廣泛地運用數學,他們所用的數學方法幾乎遍及純數學的各主要分支。研究這些論著和教科書,可以看到西方經濟學家是如何將他們的經濟理論數學化的,是如何將前提和條件公式化的,是如何將經濟過程模型化的。或者說可以從中獲得經驗,也可以從中汲取教訓。

數學是輔助經濟理論研究的一個很有益的方法。在經濟理論研究中恰當地運用數學方法,可以使正確的理論和科學的研究成果表達得更為準確和精確,可以更好地檢驗結論和前提是否一致或矛盾,可以更有力地增強研究成果中的結論。

但是,必須注意,數學本身不能創造任何經濟理論,不能創造任何經濟范疇和經濟規律。數學是從前提出發,經過邏輯推理,得出結論的。在經濟學中運用數學時,要結論正確,首先要求前提正確。自然科學家懂得,在數學這個磨盤中,你放進小麥,可以磨出面粉;你放進草籽,就決不會磨出同樣的東西。計算機科學家的"廢料進,廢料出"的說法,生動地表明,從錯誤的前提出發,不管用了多少數學和多么復雜的數學,都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在這一方面,邊際效用論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數學可以給錯誤的經濟理論披上科學的外衣,使讀者不易識別它的偽科學性,但不可能賦予錯誤理論以科學的內容。

在經濟理論研究中不能濫用數學。西方經濟學濫用數學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嚴重問題,以致有的西方學者不得不"對經濟學家嚴重地濫用數學提出警告。"(注:約翰·布拉特:《經濟學家是怎樣濫用數學的》,載阿爾弗雷德·S·艾克納主編:《經濟學為什么還不是一門科學》,145-14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瓦西里·里昂惕夫也對西方經濟學濫用數學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說:"專業經濟學雜志上就連篇累牘地充滿了數學公式。這將讀者從一套似乎有理而完全是任意的假說引到精確的但卻是無關的理論結論。"(注:約翰·布拉特:《經濟學家是怎樣濫用數學的》,載阿爾弗雷德·S·艾克納主編:《經濟學為什么還不是一門科學》,第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西方學者在經濟學中濫用數學的結果導致數學形式主義,它所追求的只是數學形式。可是,在經濟學中,數學形式的正確,決不能證明經濟理論的正確。給錯誤的經濟理論裝配一套數學公式,其作用是給錯誤的內容以貌似科學的包裝。

凱恩斯本是學數學的,后來改行研究經濟學。他對他們自己圈子內的人在經濟學中濫用數學的情況相當熟悉,并對此提出了可以說是中肯的批評。凱恩斯寫道:"近來所謂數理經濟學,太多一部分只是雜湊,其不精確一如其開頭所根據的假定,而其作者,卻在神氣十足但毫無用處的符號迷陣中,把現實世界中之復雜性與息息相通性置諸腦后了。"(注: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253頁,商務印書館,1963。)研究西方經濟學,必須注意前提是否正確,有沒有陷入無用的數學符號迷陣,有沒有忽視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和相互依存性。

西方經濟學現在比以往更追求經濟學的數學形式。過去使用數學相對較少的宏觀經濟學,經過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的努力,現在也連篇累牘地充滿了復雜的數學公式。宏觀經濟學的工具箱重了,可是,科學形式并沒有給宏觀經濟學增添多少科學內容。對此,美國宏觀經濟學家布林德評論說:"許多相當聰明的人在宏觀葡萄園中一直進行著長時間的辛勤勞動,以期開發出更經得住批評的理論和經濟計量學的新品系,許多新技術行裝就必須比一二十年前的更加沉重。難道我們對宏觀經濟學如何運行真的比過去知道得多了嗎?我是不相信的。"(注:布林德:《爭論中的宏觀經濟學》,101頁,紐約,密執安大學出版社,1989。)西方學者的這番話耐人尋味。評論西方經濟學的數學方法時應當充分考慮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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