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國華北京大學演講——百年來中國人的腦震蕩

各位同學，晚上好！（掌聲）非常感謝湖湘文化研究會給我這樣一個機會，我已經是第四次站在北京大學的講壇上了。這次的宣傳效果是最好的，剛開始時，人非常少，值得慶幸的是，后來，人慢慢多了起來。這次，我會在北京不同的高校做一次巡回系列演講，今天在北大的題目是“百年中國的腦震蕩”，話題可能稍微沉重一些，思想性較為深入，但它涉及到我整個思想脈絡中的一些關鍵問題。
　　話說得情緒化一些，我認為，這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作為一個民族，我們的整個思想界，包括那些思想大師們的思考，包括今天學者們的主流思維，都可能存在一個大的思維陷阱。我把這種思維叫做“腦震蕩思維”。我將從三個概念入手闡釋這種思維的特征。在拙著《文化立國》與《大學重建》中，我提到了，在當代中國人使用的那些最基本的觀念之中，都包含著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的思想陷阱。這種陷阱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中國人在現代化道路上的邁進。可能有些概念是最為基本的，是絕大多數人不會懷疑的，它們卻恰恰是陷阱。我認為，今天中國的所有問題，都與這些概念上的陷阱有關系。
　　我今天只講三個概念。第一個概念是“封建”。這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關于中國歷史的描述，如果離開封建一詞，可能無法述說了。（笑聲）我們把很長一段時間的中國定位為傳統的封建社會。但是，封建一詞，說白了，是一個簡單的常識性錯誤。直到前幾年，我國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才把這個錯誤揭露了出來：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使用封建一詞時，在99.9％的情況下是錯誤的。這樣一個關鍵詞，究竟錯在哪里呢？很簡單。封建，在漢語之中，甚至在西方用語中，它都是指“封土地、建諸侯”。秦始皇廢除井田制，建立中央集權制度，這個行動就是廢除封建制度。也就是說，早在兩千多年前，封建制度就滅亡了。但是，我們的教科書，那個我們背不好就考不上高中更不用說考大學的教科書，（笑聲）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秦始皇建立了封建制。而事實的真相是：秦始皇就消滅了中國的封建制度。這是個歷史的簡單常識，但是幾十年以來，99.9％的中國人在使用封建一詞時，從來沒有意識到用錯了。而且，這不止是一個用詞錯誤的問題，如果是這樣，那好辦，我們約定俗成，這個詞語有了新的含義，用另外的詞語代替它的舊含義。問題是，這樣一個關鍵詞的用錯，背后是思維方式的錯誤。而一旦陷入這種錯誤中，我們的思路就沒有辦法翻身。
　　這種錯誤是哪里來的呢？其實，中央集權制度和封建制度本來是一個對立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從秦始皇時代以后，中國的社會狀況無論從政治還是經濟層面看，都不是封建主義，而更加接近西方的資本主義。如果說，把中國兩千多年的制度與西方制度做一個對比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與其說像西方的封建社會，不如說像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大家想想，在中國，地主的土地是可以自由買賣的，地主可以雇工，有錢人可以開錢莊等等，這些都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極其接近。而事實上，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兩千多年來，一直存在著。中國的資本主義不是從明清開始萌芽，恰恰相反，從秦始皇甚至更早，中國的農業資本主義就萌芽了，而中國的工商業也一直非常發達。
　　為什么要說兩千多年來，我國處于封建社會呢？錯誤來自于一百多年前的鴉片戰爭。中國人被西方人打敗了，而我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打敗的，我們被打暈了。剛開始，我們是被西方的槍炮打敗的，后來，我們被西方的整個體系打敗了，中國的文明找不到坐標，看不清方向。十九世紀末，中國的整個文明體系崩潰了，于是開始重新尋找方位的歷程。這就好比，一個人被強大的東西撞成了腦震蕩，自己不知道方向了，沒有時間了，沒有空間了，傳統的文明體系和坐標系全部垮掉了。這時，中國發現，只能跟著眼前那個還在活動著的強大力量行走，這種狀態就是腦震蕩。我們看過電影，戰爭中，有人被炮聲震懾后，失去記憶，不知道自己是誰，從哪里來，這時，怎么辦呢？他還有平面的感覺能力，要讓他獲得思想的坐標，只能讓他模仿眼前正常人的活動。這就是腦震蕩。
　　一百多年前，中國人被西方人全面打敗之后，開始相信，整個世界有著一元進化的方向，有著單一進步的套路。西方人在這條路上，走得比中國人快，走到了前進的這種發展程度。而全人類的文明都會沿著這種上升的趨勢前進，只不過不同的民族，處于文明上升鏈條上的不同點上。中國人在這里，西方人在中國人前面，而比我們更落后的柬埔寨人在中國人的后面，而中國的少數民族鄂倫春在更后面。（笑聲）也就是說，不同的民族沿著同一個方向，只不過在方向的不同點上，在往前發展。
　　我們知道，二十世紀初期，有一種思想，對中國人的影響力非常之大。胡適之的名字就體現了當時思潮的傾向。適之這個名字，是胡適根據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的理念取的。當時，進化論在中國的影響太大了。中國人被打暈了，要找到自身挨打的原因，避免再次挨打，怎么辦呢？有一種解釋告訴我們，中國人挨打是因為中國落后，要不挨打，怎么辦呢？趕快沿著那條道路前進，趕上西方。這種想法，一下子讓中國人看到了希望，中國人想往前追。這時，中國人就給自己找到了一種定位，但是，這種定位建立在歷史一元化發展的邏輯之上，它相信，每一個民族都會沿著同一個方向進化。這種進化論思想，依據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從那以后，我們就有了這些觀念：歷史是進步的，時代是前進的，社會是發展的，而且向上的趨勢是唯一的方向。
　　這種觀念，實際上就把西方人走過的道路，看作全人類必然會經歷的道路，西方人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那我們的今天是什么呢？按照這種邏輯，我們的今天當然就是西方人的昨天。西方人的昨天是封建社會，自然而然，兩千多年來，中國不發展，就是因為我們處在封建社會。我們說中國長期是封建社會，這不是從經驗出發，不是從事實出發，不是從中國的境況出發，而是從一種簡單的邏輯出發：西方人的昨天是我們的今天，昨天西方人處于封建社會，那么，我們兩千年來也是處于封建社會。人在腦震蕩的狀況下，完全喪失了記憶，喪失了時空觀，喪失了自我坐標，于是，封建，這樣一個毫無道理的觀念，支配了中國接近一個世紀的時間。
　　這種邏輯的背后，又強化了我們相信的那個原因：人類歷史沿著同一方向往前發展。當然，今天，稍微有點生物學知識的人都知道，社會達爾文主義實際上是對達爾文的一種誤解。達爾文主義根本不認同生命的進化有一個統一的方向。生物學科學告訴我們，人類進化呈現出一種樹狀的發展邏輯，根本不存在說：人是最高級的，類人猿低一級，猩猩再低一級，接下來是猴子，一般的哺乳動物再低一級，依次往前，是爬行動物，小蟲子。按照這種邏輯，就會產生出一種可怕的推理：我們今天是人，昨天是類人猿，昨天的昨天是猩猩；猩猩不服氣，它說自己今天是猩猩，明天可以進化成猿，后天就變成人了；猴子也不甘示弱，它說不久它的尾巴就會掉，變成猩猩，再往前進步，總有一天會變成人；老鼠也不甘心一輩子做老鼠，將來它也要做動物中的佼佼者，做猴子，最后進化成人；甚至，連一頭豬都不甘心任人宰割，有朝一日，它也要變成人。（笑聲）稍微有點生物學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達爾文的進化論所講的根本不是這個意思。他認為，根本不存在一個終極的、最高級的進化狀態，可是呢，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一般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卻告訴我們：人類發展有一個同一的方向，有一個終極的狀態。而且，我們知道，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這樣一種發展邏輯，一種完全在斯大林時代杜撰出來的理論，一種根本不是馬克思原意的東西，支配了我們今天的思維。封建這個詞語上的錯誤，不在于詞語自身的錯誤，關鍵在于，詞語背后所強化的邏輯：它告訴我們整個人類文明進程有一個單一的坐標系，它以現代西方的標準為標準，說到底，是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邏輯。
　　第二個詞語，也是我們時常在使用的，而且，不認為它是錯誤的，這就是“啟蒙”。其實，啟蒙背后，也有一種思維的陷阱。如果說，封建一詞背后的陷阱，只要經人一點化，大家就能意會的話，那么，啟蒙一詞背后的陷阱，顯得更加隱晦。包括我剛才談到的李慎之先生，雖然他指出了封建一詞的錯誤，但是，他同時也認為，中國人需要啟蒙。
　　啟蒙一詞與封建一詞中，有一些極其類似的東西，其陷阱也頗為相似。法國人、英國人觀念中的啟蒙，與漢語中啟蒙一詞的意思，非常接近，它們都指：人處在一種陰暗的角落里，要獲得光明，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開化，這就叫做啟蒙。這好比一座房子，黑漆漆的，我們把窗戶打開，讓光線照射進來，這些光線象征著聰明、才智、文明、先進與智慧，它們照耀了我們黑暗的心靈。但是呢，法國人首創啟蒙一詞時，在他們的意識當中，啟蒙所運用的智慧，并不是外面的世界給予他們的，不是外部文明光芒的造化。也許，諸如法國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也會羨慕古老中國的文明之光，但是，他們并不認為，法國文化自身就是黑暗的，要等待東方文明的改造。待會兒，后面我會細致分析。
　　十八世紀，法國許多搞啟蒙運動的思想家都認同中國是文明之國，東方人太了不起。伏爾泰曾經說過這樣的話：當我們歐洲人還在亞平寧的森林里游蕩的時候，還在茹毛飲血的時候，東方的文明古國已經進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中國皇帝把遼闊的東方，統治得井井有條。中國像一個家庭那樣和諧有序、充滿仁愛，自由、平等、博愛的故鄉就在中國皇帝那里。皇帝對待他的臣民，就像父親對待兒子那樣仁慈。在法國許多啟蒙思想家的觀念中，啟蒙的源頭是東方的光明，中國人的光明照耀了西方。但實際上，我們也應該看到，當年法國人啟蒙的時候，當英國人、美國人和德國人也都向往中國的時候，他們的向往與我們今天對西方的向往，期盼著由西方文明啟蒙中國，是有根本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歐洲人當年向往的東方，是一個難以企及的東方，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暢，所以，他們的東方，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腦中構想的東方，是自己想象的東方，而不是真實的東方。由于實際的東方，離他們太遙遠了，所以，他們只能發揮自己的思想，杜撰一個東方。這就好比你在一瞬間看上一位美貌的姑娘，此后你卻沒法見到她，卻經常回想她，甚至在夢中見到她，但是，你心中的她，與真實的她相差越來越大了。正因為有距離，你的想象才能自由，你才能讓自身充滿主觀能動性，這樣一來，你期盼的偶像，與真實存在的她，是兩回事情。
　　回到啟蒙問題的探討上，西方人崇尚東方，以為是在用中國文明改造西方文化時，實際上，他們是自己在改造自己。那也就是說，真實的啟蒙運動，不是西方人借助外面的光芒來照耀自身，而恰恰相反，他們是在自我覺醒。在其他的講座場合，我曾經談到過，西方文化的源頭，更多的是，古希臘的哲學、猶太人的信仰、基督教的文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都是西方人的一種自然狀態的萌發。西方人真實的啟蒙，并不是用外面的光明來照射他們，而是用自己的光芒照耀自己，用自己內心智慧的覺醒來改變自己。
　　可見，啟蒙一詞的原義，并不是我們表面所理解的那樣。關于這一點，可以參照德語中啟蒙一詞的含義。它與英語、法語、漢語中啟蒙的意思不一樣。在德語中，啟蒙指的是自我成長發育和自我進步的過程。這可謂是更加真切地表達了啟蒙的本義。但是呢，當今，大多數中國人理解的啟蒙是：中國人的現狀是蒙昧的，急切需要用外面的光芒在改造自己。說穿了，如今很多知識分子鼓吹的啟蒙，就是要以西方的先進思想來改造中國人。這種啟蒙，是一廂情愿的傾向，是將所謂先進的思想灌輸我們的大腦，讓我們走向光明，這種啟蒙，與西方原創的啟蒙完全是兩碼事。在這種情況下，人變成了所謂的光明的奴隸，受它支配，人在所謂的光明面前，只不過是一個工具，一個被改造的對象。這種啟蒙的指導思想，可能恰恰造成了今天中國的許多被動、挨打和平庸。中國人越來越缺乏創造力，越來越喪失個性，越來越沒有了主動能力，越來越將自身活力崩潰。“啟蒙”觀念上的陷阱，可能是根源之一。
　　好，我繼續講第三個詞語，“現代化”。恐怕，更是極少有人懷疑，現代化一詞背后，也有一個陷阱。不過，這個詞語背后的陷阱，是很明顯的。稍微有些漢語語感的同學，都應該知道，什么叫“化”呢？它指的是不是某種東西，卻要變成某種東西。那么，現代化就意味著，中國人如今并不現代，中國還處在古代，在座的各位，2004年4月4日的這群北大學子，不是現代人，是古代人。（笑聲）現在的中國人不算是現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古老的中國人要走向現代化，這就存在著一個時間上的混亂。我們所說的“現代化”概念，與所說的“封建”一詞，它們依賴的時空觀是一致的。即二者認為，美國人、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處于的現在才能算作現在，他們有權說：我處于現代，而中國人的現代，只相當于他們的古代。這種思維，導致我們中國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時間坐標取消。
　　引申一下，我認為，二十世紀，人類思想領域內有一個極其具有戲劇性的對比。是什么呢？上個世紀初，也就是1905年，愛因斯坦在自然科學領域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這場革命可以簡單概括為：自然科學范疇內時間觀念的革命，即打破統一的、絕對的、一元的時間坐標，轉化為多元的、每一物質體系都有獨立坐標系的時間坐標。這就意味著，時間成為一個相對性的坐標。時間不可能脫離物質體系而存在，不存在一個絕對、唯一的坐標系。愛因斯坦引導了絕對時空觀向相對時空觀的改變。可是，同樣是在二十世紀，在人類社會生活領域，在社會科學范疇，卻有恰恰相反的轉化。起初，大部分社會學者認為每一個民族都有自身獨立的時間坐標，每一民族有不同的歷史紀年方式，如太陰歷、格里高里歷、黃歷等。而逐漸地呢，演化成統一的、一元化的、絕對的時間坐標。當二十世紀最后一天到來的時候，全世界的人都為此而惋惜；當二十一世紀的太陽第一次升起的時候，全世界的人們都覺得與眾不同。這時，我要發問了，這一天與其他天，真的不一樣嗎？其實沒什么不同的，只不過是西方紀年法的偶然設置，造成了這一天的特殊。這種時空觀，使得全世界人民都追逐著同一個時空，與自然科學領域的相對時空觀完全相反。曾經有個小伙子問愛因斯坦，說他的相對論太抽象太深奧了，愛因斯坦打了個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面對一位羅嗦不停、說話含糊不清的老奶奶時，這時，一分鐘好比一個小時；如果你跟心愛的人在一起時，一小時好比一分鐘那么短暫。這就是相對。它告訴我們，時間是以每個主體的不同狀態來決定的，不同主體之間不存在一個絕對同一的時間觀念。可是，二十世紀末期開始，我們卻在社會生活領域建構了唯一的時空坐標。這就是“現代化”概念的來源。
　　關于這一點，有人說得更加激進一些，比如臺灣大學哲學系的一位教授，名叫王小波，我跟他有過一次對話。我談起了以上三個詞語背后的錯亂，王教授贊同我的很多觀點，不過，對于啟蒙一詞，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說，封建一詞，是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強加給中國人的；而現代化一詞，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強加給全世界的。（笑聲）這句話，我當時聽起來，就覺得很有意思。后來，我查閱了一下，發現他的說法還真有一些事實根據。當年，共產國際的東方執行部，為了讓朝鮮、中國、越南等國家跟著他走，就說：社會是發展的，是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一直成長起來的，中國還處于封建社會，西方社會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了，比你高級，而我們蘇聯，已經超越了資本主義，到了社會主義階段，你看著辦吧，到底是跟著西方走還是跟著我們走？跟著人家走也可以，但是跟著我們走，你就可以跳躍一級。中國一想，既然可以跳一級，我們當然跟著共產國際走呀。（笑聲）于是，我們把自身定位為封建社會，在蘇聯老大哥的帶領下，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邁進。關于現代化這個詞語，有這么回事。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美國有個亞洲基金會，目前仍然存在，它資助了一次第三世界的大會。大會會場位于韓國的漢城，會議的主題是現代化問題。從這次會議以后，現代化一詞，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廣泛認同。亞洲基金會的后臺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美國當時的意圖是在文化上領導世界潮流，怎么領導呢？當年，西班牙人征服一塊地方時，要把那里伊比利亞化；英國人征服一塊地方時，要把那里英吉利化；荷蘭人征服一塊地方時，要把那里尼德蘭化；法國人征服一塊地方時，要把那里法蘭西化；德國人征服一塊地方，要把那里德意志化。后來，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強國，美國人沒有太大的底氣說，讓全世界都美國化。美國的主流雖然是西方文化，但他畢竟是個大雜燴。所以，他干脆選擇了一個表面上具有普遍性的詞語，不叫美國化，叫現代化。現代化一詞，就是這么來的，說穿了，它的背后就是美國化。我們的學者，對于現代化，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制造了那么多的標準，其實都是人為想象出來的，美國人引領世界潮流的基本根基就是現代化。
　　以胡適之為代表的中國思想家們，領先接受了現代化這個詞語，再將它跟啟蒙一詞相結合，于是，中國人在無聲間接受、模仿并學習西方人當時的狀態，迫切希望與西方接軌。今天，我們沒有更多時間去探討，現代化實際運作過程中，存在哪些陷阱。簡要得說呢，全球化的潮流，是非平等的，非公正的，有中心和邊緣的區分，你越是跟著人家走，你越是陷入人家的話語系統的支配之中。
　　現代化一詞，同樣基于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強調的單一邏輯，基于對達爾文主義的徹底誤解。封建、啟蒙和現代化三個詞語，其使用的誤區，都在于，我們中國人在這一百多年以來，都處于時間錯亂的狀態。什么叫做時間錯亂呢？說得簡單一點：我們的歷史記憶模糊了，我們沒有自己獨立的時間坐標了，我們只知道跟著別人走了。這樣一種狀況，我把它叫做百年中國的思想腦震蕩。
　　西方哲學界的一個重要人物，康德，他的思想中，有過對人類知識的解析。我們的知識結構是如何構成的呢？康德有一個十分經典的描述。他認為，我們人類的知識，既不簡單地都是從經驗中而來，也不完全是先驗的，而是先驗和經驗兩者結合的產物。純粹的經驗，不可能成為知識；純粹的先驗，同樣不可能產生知識。在經驗和先驗中，康德涉及到對時間和空間的描述。他說，當我們經驗性地去感受作為對象的物質世界時，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就有一種先驗的時間和空間的坐標。而這個先驗的時空坐標，是知識發生的前提。康德進一步認為，原因、結果、可能性這類概念，現實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它們都是先驗的產物。時間和空間，也是一樣，物質世界中沒有，只存在于每個人的思想中間。說得更明了些，人，才會意識到時間和空間，客觀的對象上，是不存在時空的。人的時空坐標，正如笛卡兒的坐標系，加上混沌的經驗被納入，才有了我們的記憶、感覺和印象。將記憶、感覺和印象等，用我們的概念體系進一步加工，才形成了我們的理性知識。康德告訴我們，人類的思想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個人的時空坐標，個人先天的概念模式。當然，二十世紀時，皮亞杰的心理學理論告訴我們，康德所謂的個人時空坐標，不是從娘胎里帶出來的，而是在個人的思想孕育過程中自然形成的。盡管這對康德的理論有所修正，但是，它仍然沒有否定康德的一個前提：我們人類的知識并不簡單只是經驗，而是包含著先驗的因素，先驗的表現之一就在于個人的時空觀念。
　　中國人的時間、空間概念喪失了，這意味著，我們喪失了獨立進行思考的能力。我們只能簡單地照搬、套用西方人的概念體系、歷史觀點和時空坐標。一個徹底喪失了自我時空觀念的民族，當然就是一個徹底腦震蕩了的民族。中國這一百多年來，幾乎沒有真正的思想家。我有另外一個話題，講猶太人和中國人的比較，那時，我們會發現，中國和猶太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但是，當中國人面對猶太人時，有一點是需要我們集體自卑的。那就是，這一百多年來，猶太人在任何一個領域內，都有最杰出的人物，都有引領潮流的人物，而中國幾乎沒有一個這樣的人，也許除了毛澤東。沒有一個用中國人名字命名的主義、沒有一個用中國人名字命名的思想、沒有一個中國人研制的科學成果，可以理直氣壯地對全世界說：跟著我來！我是最先進的。像魯迅這樣的文學大師和思想大師，也只能在中國的范圍內被人們廣泛認同，他對于世界潮流來說，幾乎沒什么影響。也許，在中國人中，引領過世界潮流，只有曇花一現的毛澤東。
　　中國作為如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在世界思想的海洋中卻喪失了聲音。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中國人集體處于一種腦震蕩狀態之中。中國人的獨立思索能力消失了，按照康德的話來講，中國人不可能是有思想的。事實上也是這樣。今天，每當我們談到某種重要思想時，都把它看作一種既定的模式，而不自省式地去剖析它。今天，中國也沒有科學了，中國的科學是照搬西方的傳統科學知識，我們以為這種知識就是科學，其實不是。思想不是thought，而是thinking。Thought是結果，既定的狀態，thinking才是過程，活躍的狀態。這個問題深入下去，會引出我的許多思考結果。其中有一點，我認為，中國今天的科學完全死亡了。中國許多經濟學家們所構想的崛起之路，其實只是頭腦不清醒的人的幻夢。中國許多社會學家和改革者高喊著憲政改革，其實同樣是處于腦震蕩的狀態，根本不知道自己處在何時何地。（掌聲）謝謝大家。
　　中國的教育就更慘了。前不久，一位思想非常激進的學者說，中國的教育部，干脆應該取消。因為教育這個詞語，本身就是一個陷阱。教育意味著，某個主體高高在上站在那里，把所謂的真理、思想和知識灌輸給大家。這種教育是害人的。真正的教育，應該尊重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也是主體，他們自我成長。而我們的教育呢，似乎是把所謂光明的、先進的、正確的東西，灌輸到空白的、愚昧的、無知的、麻木的頭腦中，也就是普遍中國人概念中的啟蒙。這種教育無疑是糟糕的。（掌聲）上面那位激進的思想家說，教育部應該改成學習部。活到老，學到老嘛。但是呢，后來發現，中國就沒有幾個干凈的詞語，學習這個詞語，更加糟糕，比教育還糟糕。（笑聲）為什么呢？學，本來就是效仿的意思，即有一種現成的結論、模式、楷范擺在面前，我去照搬它、模仿它、運用它，這就是學習。習，只不過是練習，讓你照搬和運用的時候，更為嫻熟。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傳統文化，是在這種學習的觀念和行動中延續的。這種學習，造成了中國文明的穩定，也造成了文明的停滯不前，喪失自身的活力和創造力。中國人幾乎只知道學習，我們從幼兒園就開始學習，一直學到中學、大學，學到博士，取得博士后學位，還有學到老，我們卻沒有想到，這種學習，是有問題的，它的后面蘊藏著巨大的陷阱，我們完全成了所謂真理、結論、模式、教科書的奴隸，我們成為被動的客體。一百多年來，這種模式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只不過，我們由學習老祖宗轉向學習西方人，我們以跟國際接軌為目標，說到底，別人怎么做，我們就怎么做。這種思維模式，把我們與生俱來的創造力、生命沖動、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這種狀態，造成了今天我們中國所有的死板和平庸。西方人就不學習了嗎？他們也學習。但是，他們既在learn，又在study。Study不等于我們概念中的學習，它指的是，在沒有現成的結論、原理和答案的前提下，去尋找規則、公式、規律等，它更多的是一種探索、研究和發現。而我們中國人缺少的就是這根弦。如果這種狀態不改變，中國談什么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實在太過荒誕，只有思想處于腦震蕩狀態的人，才會提起這種不切實際的口號。（掌聲）其實，我們中國的學習，是與另外一件東西，結合在一起的。什么東西呢？愛因斯坦曾經說過：我們都以為知識是最重要的，其實還有比知識和結論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人的想象。推而廣之，這種想象，包含著人的想象力、創造力、激情、生命沖動、革命精神、主觀能動性和永無止境的好奇心，這些恰恰是人之為人最重要的東西。而今天大部分的中國人，忘記了的正是這些，我們的教育，停留在學習知識的階段上，把人與生俱來的可貴東西給斷送了，而被動接受別人既定下來的文明。
　　中國社會里，如今有太多的領域，完全陷入了將別人現存的東西當作楷模的泥坑中。我們經常引以為豪的某些東西，其實是我們的恥辱，大家有沒有想過呢？比如說，我們認為長城偉大，因為據說長城是人類在太空中可以肉眼看得到的景觀。我的著作《文化立國》與《大學重建》中已經談到，這種說法是荒唐的。后來，一位讀者給我來信，問我為什么能在楊利偉登上太空之前就識別了這種說法的荒謬。（笑聲）原因很簡單，這是個常識性的問題。經過簡捷的科學探測，我們就會發現真相。但是，為什么我們要自欺欺人呢？因為我們總是停留在這樣一種思維：洋人說我們的某某東西偉大，那就是真正的偉大。洋人的贊揚，才能增添我們的驕傲感。
　　同樣的事情還發生在另外的名勝古跡上。大家知道，西安有號稱“世界第八大奇跡”的秦始皇兵馬俑。何謂“第八大奇跡”呢？有這么一回事。當年，法國的總理也就是如今的總統希拉克，來中國訪問時，中國領導帶他參觀秦始皇兵馬俑，當時，兵馬俑剛剛被發掘出來，中國人感到很驕傲，固然要借此機會，向法國人炫耀一下。面對如此壯觀的景象，希拉克也被鎮住了，崩地一下，他就冒出一句話來：“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跡呀！”但他馬上就意識到，自己犯下了一個巨大的錯誤。為什么呀？他的說法，跟兩千多年前中國一位使者出使夜郎國時引來夜郎王的說法極為相似。夜郎王問使者從哪里來，問他的國家和夜郎國相比，哪個更大。他可謂狂妄自大透頂了，于是，產生了夜郎自大的成語。我們笑夜郎王，笑了兩千年。假如現在的中國人還是兩千年前的中國人的話，中國人就會笑希拉克，笑上兩千年。希拉克說兵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跡，是用西方人狹隘的眼光在觀望世界。在古希臘時期，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發現了七處值得觀賞的地方，把它們稱作“世界七大奇跡”。這七大奇跡，如果與文明古老的中國奇跡相比，簡直無法起眼。但是，此后，每當西方人發現了另外的什么奇跡時，就隨口說一句，這是世界第八大奇跡。站在歷史悠久的中國土地上，面對壯麗奇特的中華遺跡，希拉克意識到了，他犯了類似于夜郎自大的錯誤，他馬上改口：“哦，不不不，要我看的話，這簡直是世界第一。”其實呢，希拉克根本不必改口，因為站在他面前的中國人，是完全喪失了自我時空坐標和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這些地方官員們，認為秦始皇兵馬俑已經排上“等外級”了，已經很了不起呀。（掌聲）從此，世界第八大奇跡，作為兵馬俑的代稱，廣為流傳。西安最顯眼的宣傳條幅上寫著：“歡迎來到擁有世界第八大奇跡的西安！”這哪里是什么榮耀，這簡直是一種恥辱啊！（掌聲）還有什么湖北的三峽工程、四川的三星堆等，也都在爭奪“世界第八大奇跡”的“等外級”稱譽。
　　我們被西方人式的單一坐標套住了頭腦，而這種坐標根本不具備任何普適性，我們為什么要拽住它，用它來定位自身和自身的文化財富呢？我們實在是腦震蕩有些厲害啊。前面我們談到過，當年西方人在走向現代文明的進程中，以東方文明為楷模，但是，這種楷模地理上離他們太過遙遠，幾乎是在不可企業的另一個世界，獲取楷模的原型太過困難，于是，他們只能任憑自己的經驗想象一種“東方文明”，這實際上是創造了。比如，《圖蘭朵》中設想的中國宮廷，與實際的中國宮廷，沒有多少關系；《一千零一夜》中構想的中國，并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形。西方人把中國的四大發明拿過去，運用自己的理論科學，做了一番徹底的改造，使得它們不再是原來的模樣。對于這一點，魯迅說得更明白：蔡倫發明了造紙術，中國人用它來燒冥幣，西方人卻用來搞宗教改革。如此的事例，太多太多。中國的東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用創造力變成了另有意義的東西。可是，今天的中國人在接受和模仿西方時，覺得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風光了。有誰出國了，生活在洋人的世界里，有誰做了洋人的弟子，他一回國，就會受到眾人的矚目，就有了話語權力，他能與洋人平起平坐，談笑風生，便自視有水平，有資歷。這種思維，其實就是一種腦震蕩思維。（掌聲）
　　再比如說，體育競賽上，我們用西方人現成的規則，與西方人較量，我們在很多項目的技巧上的確可以超過西方人，我們得到的冠軍榮譽越來越多，但是，我們中國人卻很難有一種游戲、一種規則、一種玩法，讓西方接受，我們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戲規則基礎上，在技巧上追逐人家。在其他一些技術方面，我們也能追趕上西方。比如說世貿大廈垮掉了，中國人可以建造很多座世貿大廈，并且超過原有的。但是請問，這是真正的超過嗎？不是。我們只能在有形的表象上、在西方人的模式控制中，超過人家，在實質性的理論、原則方面，我們無法超越。從技術上講，再蓋出一座比原先的世貿大廈高一倍的高樓，都是可能的，但是，沒有一個美國人還會干這種傻事，因為這種高樓無論從經濟價值還是舒適度上講，都是不劃算的。美國那些營造高樓的公司，都搬到哪里了呢？搬到了亞太地區。臺北有高樓，高雄有高樓，香港有高樓，馬蘭西亞有高樓，新加坡有高樓，北京有高樓，上海有高樓。而且，大家暗暗較量，要蓋成世界名列前茅的高樓。為什么要這樣競爭呀？因為我們的獨立思維方式徹底崩潰了，而我們想要長大，想要在別人的模式中往前沖，我們只能按照別人的看得見的指標去爭個不休。這種競爭沒有任何文化意義，只有數字意義。包括今天的許多經濟學家爭GDP，玩數字游戲；許多人拼命追逐，想要打破吉尼斯大全的記錄。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囿于傳統的思維錯誤。我們既抹煞了西方文明的靈魂，無法理解其精髓，又看不見自身文明的靈魂，我們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這無疑是一種腦震蕩的病態。
　　還有一件令人吃驚的事情，其中包含著一個令人吃驚的數字，據說這個數字還來源于中紀委。中國每年用于政府官員出國考察的金額達到三百億美元。這三百億美元當然不會包括個人的資金，全是公費的。三百億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超過中國今天教育經費和醫療經費的總和。我們知道，當年，哥倫布歷盡艱辛，自以為到達東方，其實只不過是個虛假的東方；馬可波羅經歷千辛萬苦，才來到東方，體驗到元朝的面貌。他們回到西方后，都將自身借助的文化力量發揮出來，使之更加強大。而今天呢，中國有這么多的官員，輕易就到達西方。他們所獲得的是西方最精確的知識，他們毫不走樣地接受西方的現代文明，而這種模仿，只不過能得到一些僵硬的、失去靈魂的東西。總之，如今的中國人，正處于一種喪失了獨立的思維能力和時空坐標的腦震蕩狀態。
　　改變這種腦震蕩的狀態，唯一的出路，可能是回到梁啟超、蔡元培、魯迅甚至毛澤東的某種思維中去。中國人必須重建自己內心世界的信念，一場改變中國人思維模式和價值觀念、清理中國人心靈世界的文化運動，才是改變現狀的正確抉擇。在我的著作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設性意見，我既不贊同現在的所謂左派，又不贊同右派，我反對接軌的思維，我不認為實行政治改革是發展中國的靈丹妙藥。中國的唯一出路，是像西方曾經的那樣，來一次宗教改革，或者文藝復興，或者啟蒙運動，或者像德國那樣，來一次大學運動。大學運動，上個世紀的中國曾經曇花一現地進行過，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建設、西南聯大的大學重建。中國人必須在自己的內部，建立一個文化中心，一個文化特區。我第一次站在貴校的講壇上時，講到了二十一世紀大學運動的主題，當時我就強調了，中國應該建設文化特區，而不是僅僅搞經濟特區，文化立國是我們的最終出路。

　今天的話題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熱烈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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