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說抽煙用的那個小盒子吧。在別人眼中看起來，這個東西好像不太起眼，可在毛主席卻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每年夏天，主席不是上北戴河，就是上廬山。這兩個地方夏天都非常潮濕，甚至潮得連個煙都吸不動。主席吸那個煙哪，是圓筒包裝的，一筒裝五十支。也不像現在都是有過濾嘴的，他吸的煙沒有過濾嘴。那個圓筒打開以后，吸了潮氣就軟得很，好不容易點著，可根本就吸不動。尤其是主席吸煙，他喜歡拿在手上看文件。這樣一來，等他想起來，煙早滅了。

我就想著，看有什么辦法解決這個問題，這樣下去太影響主席思考了。偶爾有一次機會，主席床頭燈的燈罩角度不對，影響主席看書，我就去把燈罩調整一下。忽然，我的手指頭被燙了一下。這好像觸發了我的一種感覺，可能是人們常說的那種靈感吧。我回去就琢磨，我想主席這個煙，烤一下就能解決問題了。可怎么做呢？我就找我們那兒的工作人員幫著做了一個小木盒子，又找了電工，在盒子里頭裝上兩個燈泡，一插上電，五分鐘不到就能驅走潮氣，這個煙烤出來就特別好抽。主席點著煙很高興，他說這么多年，都沒有人給我想這個事，你一下給我解決了。

冬天，那個煙放在暖氣房里，北方冬季非常干燥。打開包裝的紙煙，進了熱氣以后，就變得很干燥。干到主席用手一捻，直掉煙末子。主席有個習慣，喜歡在抽煙之前，把這個煙哪，拿出來看看，放到手里捻一捻。這么一捻，兩頭不僅往下掉煙末子，而且抽這個煙還嗆人。我看到這個情況以后呢，就給他弄那個油菜，就是咱們吃的那個油菜，它有這么一個長桿兒，我把那個煙拽幾根出來，把它塞到里頭，那個煙就變軟了，就絕對不會掉煙絲，也不會嗆人。

主席通常坐在床沿上吃飯，原來用的是一個80公分的小藤桌。可主席的那個床，比我們平常睡的床都要高出10公分。因為主席床上放著大量書籍，不墊的話，主席一翻身，書就全倒在身上了。工作人員就特意把床的外面墊高，靠墻的一面不動，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斜坡，書就往低處去了。書的問題解決了，可床高起來了，主席坐上去，腳卻懸在半空，因為這個藤桌沒地方擱腳。不光如此，腹部還要窩在桌沿那兒。主席年紀大了，身體胖了，腹部自然也胖了，窩著太難受了。我陪主席吃飯的時候，是面對面坐著的。我看主席的雙腳老是在那兒動來動去，沒著沒落很難受，時間長了有可能引起浮腫。為了讓主席坐得更舒適一些，我就打算重新設計一張飯桌。我趁主席比較高興的時候，對他說，主席，我給你量一量，給你做一個小桌行不行，就是一個吃飯的桌子。主席說，你還會做桌子？我說我不會，你坐好，我給你量完了以后，我叫木工師傅給你做。當時，我怕師傅做不好，專門做了一個小模型，按我量好的尺寸去做就行了。那個小桌是三面有橫的支撐，放在主席的那邊沒有橫支撐。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照顧主席龐大的身軀。同時，根據主席放腳的高度，又做了個放腳的踏板。那個踏板有一個十幾度的斜坡，離主席最近的地方最低，往外慢慢升高。這個桌子非常實用，主席如果坐到床邊吃飯，飯沒來之前，他的腳就可以放在上頭休息或者活動。用主席的話說，就是叫擂鼓，這下也有地方可踹了。

對于用慣了的東西，毛澤東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別人是不能隨便更換的。

主席的床上這兒打一塊補丁，那兒打一個補丁，個別地方棉花都露出來了。有一次周總理來主席這兒開政治局會議，總理這個人心特別細。開完會，他跟我說，小周啊，你看主席那個床，連棉花都露出來了。是不是主席不在家的時候，你們給主席重新繃一繃啊？我當時看主席挺高興的，就把總理的想法跟主席說了。我記得是在吃飯之前，我說主席您那個床破了，是不是您不在家的時候，我們給你繃一繃？因為這事，必須要請示老人家同意才能弄。不同意，決不能弄。我想得挺簡單，就是弄一塊布，新布一包既美觀又經濟。主席不說話，看了我一眼，我馬上曉得這個事情壞了，就是說主席肯定不同意這么做。后來，我找到在一起工作的崔錄增，他為主席搞衛生。我事先跟他說好，我說主席的這個床破了，我們得想辦法給他補一下，找一塊差不多的布，我們自己就可以搞了。在主席出去的時候，比如主席去頤年堂開會的時候，我們在這邊就可以打補丁。

我們做完了以后，他老人家一看，再看不到棉花露在外面了。他說，你看既不花錢，又解決了實際問題。何樂而不為呢？

晚年的毛澤東身患多種疾病，身上很多部位經常會疼痛難忍。面對病魔，毛澤東與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嗎？

人們通常看到的大多是毛主席高大魁梧的形象，一直到晚年，公開的照片也多是英雄形象。我們在主席身邊，知道他晚年身體上有多種疾病。但對于種種肉體上的痛苦，他從來沒有表現出什么懼怕，我從來沒有在別人身上見過這種超常的忍耐力。一開始，我們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不適，也不懂他為什么要這樣做。主席可能是呼吸上有了問題，導致缺氧，嘴唇發紫，手也都發紫呀。我們一看心里害怕得不行，可他不說，什么也不說。這在一般人是無法忍受的，我們真的無法想象主席有著怎樣頑強的毅力。

主席病情好轉的時候，大夫就跟他說，主席，你的病都是常見病，你的身體素質好，你的壽命長著呢。主席說，你們哪，不比過去那個御醫高明多少。意思是說，我心里清楚得很，我自己的身體怎么樣，我能不知道嗎？大夫們多數說的都是奉承話，主席長壽啊，身體怎么好啊之類。主席雖然內心很清楚，但他從來不說出來，或者給醫生提一些什么要求，比如我哪里疼啊，你們醫生去研究吧。即使痛苦得頭上冒汗，他也不會像一般病人那樣哼哼啊，或者大聲喊出來。他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他說，叫喊哪能減輕痛苦嘛，只不過是病人在發泄，沒有想到這么做的結果，反而把自己的痛苦轉嫁給了別人。主席面對病魔從始至終都是那么勇敢，他從來不說我這個病怎么辦哪，你們大夫必須怎么怎么。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澤東走完了他的一生。三個小時后，周福明給毛澤東理了最后一次發。

我給主席理了那么多年發，就是開頭和最后困難。為什么說開頭難呢？那是因為不了解主席，比如他習慣理發的時候看書、看文件，開始的時候不了解就很困難。

最后一次理發也非常非常困難，并且非常非常痛苦的。說實話，心里特別難受，因為一般去世的人，都是由殯儀館的人來化妝、理發。我是看主席病重，三個多月沒有理發了，滿臉病容一頭亂發，心里特別難受，感覺是自己沒有盡到責任。此前，護士們把主席耳朵兩邊過長的頭發都剪掉了，頭發遮住耳朵太難看了。我當時請示汪東興，汪東興說，這個發還是由你給主席理。那個時候主席病重，我也不敢自作主張，萬一出什么事，那可不是小事。主席心臟不好嘛，即使弄出一點事就了不得，所以我就沒敢弄。這時候呢，主席是躺在那兒，胡子也很長了。躺著理跟過去坐在那兒又不一樣了，怎么理，跪在地下？最后，我就平行，跟老人家躺著一個姿勢，先把兩邊理好，再把后頭稍微動一下理掉。刮胡子好說，理后面就特別難。我一邊理一邊流淚。總理是1月份，1月8日吧，去世了。朱總司令7月份也去世了，我的眼淚都快流光了。主席病得那么重，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可我們都不能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甚至有一種懼怕，一種手足無措的懼怕。當9月9日這一天來臨的時候，當主席真的離開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和全國的老百姓一樣，感覺就像天塌下來一樣。

尤其是我們長期在主席身邊，不可想象也不愿意相信，老人家怎么也會走了呢？那么多大夫在身邊都無法解救，所以這一次給主席理發，心里的那種難受無法用語言形容。理完了，我就給老人家穿準備好的衣服，這些事先還是有準備的。內衣給主席換上新的，外衣仍然尊重主席的習慣，是舊的。這是我最后一次為主席服務，留在心頭的都是痛苦。

主席逝世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愿意離開主席生活過的地方，我仍像以前一樣精心看護著毛主席的故居。只要我身體還行，我就會一直看護下去。我的生命和感情，這一輩子是離不開他老人家了。

人物檔案：周福明
　　江蘇人，１９３５年生。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９年在杭州時美理發室工作。１９５９年１２月毛主席在杭州過生日，他被派給主席理發，隨后調到主席身邊工作。１９７６年分配到中央辦公廳警衛局辦公室。退休后，繼續擔任毛澤東中南海故居的管理工作。
　　眼前的周福明，腰板挺直，聲音洪亮，提起毛澤東時總是飽含深情：“我生平還有兩次難忘的理發。第一次是１９５９年第一次給主席理發，心里又興奮又戰戰兢兢的，難度最大。第二次最難過，是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為主席理最后一次發。”
　　“我現在退休快十年了，還返聘在中南海主席故居工作，天天見物如見人啊！”說著說著，老人拍拍身上的深藍色西褲說：“這是我１９７１年陪主席會見尼克松時穿的。這褲子我平日老珍藏著，到現在就穿過三次。那天上午主席還叫我給他理了發，還抹了點油，精神可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