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學者眼中的“北京共識”

21世紀經濟報道 　2005-03-28 14:35:19

　　“北京共識”專題之二
　　
　　本報記者　趙憶寧
　　

喬舒亞·庫珀·雷默　IC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　中青在線

　　“共識”的沖突
　　
　　“北京共識”更強調的是創新和平等的發展，這兩條與“后華盛頓共識”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北京共識”多了一條“國防的自主”，保證獨立發展的戰略在國際上可能。
　　　　
　　“后華盛頓共識”不僅“破”而且“立”，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新的發展觀，即：“發展的目標不是，并且也不應該是純粹的GDP增加，而是生活水準的可持續提高以及民主、公平的發展”。
　　
　　社會生活中人們分別屬于不同的社交圈。今年1月份，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訪問了泰國，泰國總理他信告知，凡是遭受金融危機的國家領導人，已經形成同屬“Class　of　1997”(1997級)的共識。這所學校名叫“亞洲金融危機”學院，校長是國際金融組織，修業年限始于1997年，畢業日期參差不齊。顯然，大多數國家已經渡過金融危機，但是有些國家由于儲蓄率極低，正在忙于向IMF還借款，尚沒有實質性的超越。
　　無論處境如何，這些飽嘗“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影響的“1997級”學生們，在各自承受危機壓力與痛苦之后追問：“我們已經感受痛苦，但何時才能收獲？”同時開始反思資本市場全面開放與資本賬戶自由流動之弊端。泰國正在尋找公平發展的途徑，比如在金融領域制度創新，建立“人民銀行”——在全民范圍內推廣“小額貸款”，普遍化企業家精神；在馬來西亞，停止了資本賬戶的開放，重新進行控制。很多國家也都在作政策性的調整。
　　“1997級”深受“華盛頓共識”之苦，并完全倒向或者加入“后華盛頓共識”的批判陣營。在探索下一步發展道路選擇時，“北京共識”的載體———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
　　
　　“華盛頓共識”的“三劍客”
　　“華盛頓共識”實際上只是華盛頓第15街、18街、19街的共識，并非是華盛頓所有人共同的認識，斯蒂格利茨這樣說。這三條街分別是美國財政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所在地，也被稱為“華盛頓共識”的“三劍客”。后期斯蒂格利茨故意將世界銀行從“三劍客”的行列拽出，是因為世行加入到對“華盛頓共識”批評者的隊伍中。
　　沒有人否認美國是“三劍客”的核心，而代表美國政府與IMF、世行打交道的正是美國財政部，美國財政部長才是兩大國際金融機構“總裁”和“行長”的老板。
　　美國在IMF有17.469％的股份，在世界銀行有16.858％的股份，而最初成立時達到25％。“由于美國是兩個國際金融組織的最大股東，按照其投票決策機制，世行和IMF兩個機構作重要決策時，只要美國人反對就幾乎無法通過，而美國認可的決策基本就能推行。”前中國駐世界銀行執董辦顧問、現財政部官員王冰說。
　　顯然，美國財政部是這兩大機構作決策的基礎。斯蒂格利茨在世界銀行做首席經濟學家任期未滿即退出，原因是“受不了”。熟知他的人認為，他的行為方式是典型的學者類型，非常獨立又直言不諱，美國財政部不喜歡這種方式。現任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任美國財長期間，“假如觀點不一致，直截了當打電話把世行行長叫到財政部訓斥一頓，從不爭論對與錯”，斯蒂格利茨說。
　　依據不成文的規矩，通常世界銀行行長由美國人擔任，IMF總裁由歐洲人擔任，事實上，與現實美國和歐洲的分歧相比，整個1990年代華盛頓“三劍客”渡過了長長的蜜月期。需要說明的是，“這與當時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密切相關，在上個世紀80－90年代，英國出現私有化浪潮，‘撒切爾主義’與‘里根主義’是新自由主義兩個不同的版本，發展觀驚人地一致，前所未有地達到共識。”王冰說。正因如此，1990年代在世界銀行供職的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的政策清單，迅速成為“華盛頓共識”的標志性理論。
　　威廉姆森當時為了解決拉美國家的債務危機和經濟發展問題，提出十條處理危機建議。比如，如果你要發展經濟，就要開放經濟、吸引更多外國投資、資本自由流動、私有化等等。令威廉姆森沒有想到這是，他的政策清單當時竟被應用到全球范圍內，不僅成為幫助那些國家吸引外資的完美指導，而且最終變成IMF對幾乎所有國家(包括拉美、亞洲、非洲)借款的條件，甚至包括像印度尼西亞和哈薩克斯坦這樣的國家。
　　通常，一個國家將要或者已經發生危機才向IMF借債。“歷史上中國只在1980年代初期向IMF借過一次錢，當時中國外匯儲備率很低，幾乎不能滿足三個月的進口需求。一般而言，發生危機的國家向IMF借債時，討價還價的能力很低，但是IMF的藥方卻很猛，只要借錢就必須按照他們的方案改革，誰來借錢都是這張藥方，無論是拉美國家還是亞洲或者非洲國家，一方吃遍天下。”王冰說。
　　 
　　“后華盛頓共識”的破與立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剛剛過去，對“華盛頓共識”提出的嚴厲批評首先來自于時任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的斯蒂格利茨，斯氏還形成了“后華盛頓共識概念”(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前不久，他在清華大學全面系統地介紹了其研究成果，將“華盛頓共識”的失敗之處一一揭示出來，似乎更像是清算。
　　●在1990年代，所有遵循了“華盛頓共識”所提出的一系列經濟發展建議的國家都遭受了經濟打擊，比如東南亞經濟危機，也包括東歐的國家。到了2002年、2003年，“華盛頓共識”所提出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失去了可信性。
　　●“華盛頓共識”的政策建議通常都“一刀切”地假定所有政府都是一無是處，在這種假定基礎上，在何種情況下何種政府干預是合適的，為進行有效干預，政府的制度建設和執政能力建設的意義何在，等等，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和相應提出的政策建議都被反對。
　　●華盛頓共識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的認識嚴重失誤，且把目光局限在過于狹隘的目標和實現目標的工具上。例如，技術不斷進步，市場并不能自發地實現效率，而這個動態過程恰恰是發展的關鍵問題，并且這其中存在重大的外部性問題，需要政府扮演重大角色，取得成功的東亞國家公認了這一角色，而“華盛頓共識”則沒有。
　　●雖然IMF說需要更大的安全網，但它卻未正視經濟不安全的因素———包括資本市場自由化。長久以來，資本市場自由化的負面效應日益凸現并且經驗也證明它不能促進經濟增長，但IMF還是繼續鼓吹自由化。IMF不去關注“華盛頓共識”的不足，而是一味指責發展中國家的不足。
　　●有人推測說，源于缺乏透明度(他們似乎忘了，世界上透明度最高的北歐國家最近也發生了一系列危機)，軟弱的金融機構應受譴責，但若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也能發現軟弱的金融機構，那么發展中國家還有什么可指望呢？由此看來，美妙的建議是空洞的，事后他們總可以找出出問題并且列出發展中國家應該做什么的長長清單。清單中的觀點自然是不錯的———公司治理和透明度的改善大有裨益———但人們逐漸明白：出于政治考慮而非經濟分析，才是“華盛頓共識”政策設計背后的關鍵。
　　斯蒂格利茨的上述觀點剛出現，約翰·威廉姆森立即回應：“當嚴肅的經濟學家攻擊‘華盛頓共識’時，世界都會普遍解釋說這位經濟學家應該有其理論依據，以反對教條式的宏觀政策、對市場的利用以及貿易自由化。”斯蒂格利茨的“理論依據”恰恰來自于他的實事求是與調查研究。
　　自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斯蒂格利茨到過許多國家，目睹了發展中國家前前后后的各種失敗———尤其是危機，從墨西哥危機，東亞危機，俄羅斯危機，到阿根廷危機。
　　在拉美，遵從“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危機連連，連被IMF評為A＋等級的阿根廷也未幸免于難。總體看，拉美國家改革之后隨之而來的是持續五年的人均收入下降。除此之外，這些國家的問題堆積如山：腐敗與私有化糾纏在一起，任壟斷力量發展的自然壟斷部門價格高居不下。
　　在非洲，輕信市場魔力的代價也同樣沉重而真實。例如，IMF強加的政策條件往往過于狹窄地集中在農產品價格自由化這一點上，而政策有效施行的先決條件卻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比如投入和產出機制、信用可獲得性和基礎設施(尤其是公路)；對靜態比較優勢的過分堅持導致了“組合謬誤”：一個國家擴大出口能獲益，但許多國家都增加出口只會導致價格的崩潰；金融部門的改革也過多著眼于讓市場決定利率，這其實導致了長期的高利率，但信用可獲得性并未得到改善。
　　斯蒂格利茨總結性地說：“實際上，‘華盛頓共識’是銀行家所夢想的發展條件，它與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并無直接關聯。到了最后，這一模式未能通過大多數國家的適應性基本測試。”他認為，若說華盛頓共識還有成果的話，那至少多數國家的普通公民至今還沒能享受到，像玻利維亞這樣的“華盛頓共識”的早期追隨者，這些改革只給國家帶來了更多風險，并未同時帶來國家迅速恢復的實力。
　　“后華盛頓共識”不僅“破”而且“立”，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新的發展觀，即：“發展的目標不是，并且也不應該是純粹的GDP增加，而是生活水準的可持續提高以及民主、公平的發展”。
　　正是基于此，斯蒂格利茨認為，第一，僅僅局限在“華盛頓公識”的框架內是不會出現成功發展戰略的，需要以重要和實質性的方式吸納發展中國家參與發展戰略的制定和討論；第二，“一刀切”的政策注定要失敗，在一個國家有效的政策用到另外國家未必管用；第三，經濟科學尚未能提供足夠的理論依據和經驗證據以就特定領域的政策達成廣泛共識，如果有一種共識正在浮現，那就是———各個國家可以自己試驗，自己判斷，去探索最適合自己的發展戰略，很難形成“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戰略，但仍有一些原則和工具可應用于各國。
　　“在探究每個問題時，我希望我們可以盡量避免引用陳詞濫調。這些流行觀點通常既未扎根于理論也非基于經驗，但卻長期主導著人們對這些領域的討論。”他總結性地強調說。
　　
　　中國載體的“北京共識”
　　“華盛頓共識”成為一種傲慢歷史終結的標志，步“后華盛頓共識”提出新的發展理念之后，“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引出一系列新的思想。不同點是，其作者，高盛公司高級顧問、清華大學教授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今年38歲的雷默，畢業于美國芝加哥大學，還是美國外交委員會成員、阿斯彭學會榮譽會員、美中年輕領導人論壇兩發起人之一以及世界經濟論壇“明天的全球”領導人會議成員)，以中國的案例描述了一種獨特的發展模式，正是對“后華盛頓共識”提出的所有發展中國家應該超越“華盛頓共識”理念的實證研究。
　　“中國的新發展方針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質量增長的愿望推動的。嚴格地講，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貿易這樣的傳統思想。它有足夠的靈活性，它幾乎不能成為一種理論。它不相信對每一個問題都采取統一的解決辦法。它的定義是銳意創新和試驗，積極地捍衛國家邊界和利益，越來越深思熟慮地積累不對稱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講求實際，又是意識形態，它反映了幾乎不區別理論與實踐的中國古代哲學觀。”雷默簡要地總結了他說解讀的“北京共識”的精髓。
　　“北京共識”的智力拼圖由三個組成部分：第一是創新。雷默認為，創新是改革中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由改革的特性所決定的。改革過程中的任何變化，同時制造了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改革能否成功，完全取決于你能否以更快的速度去解決改革中產生的這些問題。
　　第二是公平發展。他說：“所有新的政策，其結果都具有不確定性，我們對于政策結果的好壞并沒有先知先覺的預知可能性。那么就需要用一系列新的手段來管理這些可能。比如以前只強調GDP的增長，現在則著重強調和諧社會、可持續發展、增長的質量與公平發展。”
　　第三是國家主權。“華盛頓共識”只考慮了經濟發展的因素，但是現在放眼世界，除了美國之外，其他國家都要考慮怎樣保護自己，擔心其他國家干預自己國家內政。由于中國特定的歷史，中國人對于國家安全有獨特而強烈的意識。
　　“北京共識”更強調的是創新和平等的發展，這兩條與“后華盛頓共識”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北京共識”多了一條“國防的自主”，通過非對稱戰略的國防自主性，保證獨立發展的戰略在國際上可能。這正是“北京共識”的貢獻。
　　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認為，雷默“北京共識”的三個組成部分邏輯性非常清晰：
　　首先，中國的創新不僅局限在技術創新或者是吸收技術。另外重要的是，由于中國改革過程中會出現很多社會矛盾和問題，必須要不斷地調整，只有政策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的速度和改革所伴生的問題、矛盾在一定時間內相匹配，改革才能夠持續下去。
　　其次，中國的公平發展不僅僅是出于道德原因，因為創新、改革面臨很多不確定因素，雖然很多政策是創新，但是會有預想不到的后果，可能就會造成社會不公平的擴大，為了社會公平和穩定的發展，減少由改革所帶來不確定性的后果，公平、可持續的發展必定成為發展戰略內在的組成部分。
　　再者，非對稱國防，是指即不拖垮經濟，又能夠有效防御的國防。有國防的保證，又使國防的投入不至于拖垮經濟，才能保證前兩點的實施。
　　“后華盛頓共識”為全部發展中國家探索新的發展觀，而“北京共識”的載體則是中國，它總結了中國走向成功的發展模式，是客觀上中國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并不是中國主觀上希望改變。3月22日，在財政部和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有限公司22日主辦的“全球經濟與中國經濟研討會”上，曾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的英國財政部副部長斯特恩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的開放和發展對全球經濟產生深刻的影響，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2001年至2003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超過了西方七國集團之和。巴西駐華大使德卡斯特羅·內維斯也肯定了“中國因素的外部性”。2003年，巴西經濟增長率為零，如果沒有“中國因素”的影響，當年巴西經濟本來會下降0.8％。　　　　
　　
　　
　　兩個“共識”的影子
　　
　　“共識”這個詞容易使人望詞生意，無論是“華盛頓共識”、“后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如果說當前關于促進世界上窮國的發展還有什么共識的話，那就是：真正的共識根本不存在。”斯蒂格利茨再次強調說。

　　無論是斯蒂格利茨還是雷默都一致認為，在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中，只有兩個大國沒有按照“華盛頓共識”來做，一個是中國，另一個是印度。
　　中國真的是個例外嗎？
　　中國學者的看法不同，他們肯定“北京共識”中對中國1997年以來發展模式的描述和下一步的目標，但不同意中國在“華盛頓共識”之外的提法，認為“中國既是‘華盛頓共識’的例內也是例外”，并提出“Two　Shadows”(兩個影子)的概念，即“中國既有‘華盛頓共識’的影子，也有‘北京共識’的影子”。
　　
　　兩個“共識”的影子
　　盡管一位美國人送給中國一頂“北京共識”的帽子，并希望把他復制送給更多發展中國家，但是也有人否定“北京共識”的存在，其理由是中國有“華盛頓共識”的影子。
　　“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我們確實借鑒了不少‘華盛頓共識’的東西”。斯蒂格利茨將“華盛頓共識”概括為三條主要內容，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分析為：
　　第一，宏觀穩定。但局限在價格穩定，而忽視宏觀經濟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充分就業。
　　第二，貿易自由化。例如，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大規模加速貿易自由化，大幅度減少關稅，取消非關稅貿易壁壘。
　　第三，民營化。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私營經濟迅速發展，目前已占經濟總量的1／3；此外，外資企業大規模進入中國。
　　顯然，“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一般原則均出現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所以，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暉得出結論：假定“華盛頓共識”有問題的話，它的部分問題并非在中國之外，而是在中國之內；“華盛頓共識”在一些國家失敗的經驗，在中國也存在。
　　如何判斷中國？汪暉認為在中國有“兩個影子”共存。他說，我們相當多地看到在直接復制和照搬“華盛頓共識”，拉美國家是失敗的，俄羅斯改革也是失敗的，中國在相當程度上也在走“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市場化、非公有化、全球化等等，并產生了一系列的后果。比如沿海與內地的差距、城鄉的分化、收入的分化、腐敗、生態危機等等問題，都在社會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接著，他又分析到：好像還不完全是“華盛頓共識”。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那么多的國家開放資本市場可能比中國早，市場更健全，但是遇到外部危機就垮掉了。人們總是說中國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中國頂住了同樣的亞洲金融危機，也避免了本國危機。中國頂住的原因是什么？它本身又成為一個十分有爭議的命題。
　　他認為，不一定把“北京共識”看成是一個對現實的描繪。“中國既是‘華盛頓共識’的例內也是例外，既在其中，也在其外，這正是它的矛盾性”。汪暉說。
　　
　　“北京共識”的范例
　　倘若嚴肅討論“華盛頓共識”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專家們也難于用短篇幅來解釋清楚。
　　除了斯蒂格利茨的嚴厲抨擊之外，還有另外兩種意見：
　　支持者說，不是“經”錯了，是和尚把“經”念歪了，這話很像聯合國千年發展項目負責人杰弗·薩克斯對提供給俄羅斯的“休克療法”失敗后所言；
　　另一種聲音是，希望再多一點時間想一想，是否“華盛頓共識”真的錯了，關鍵的是，中國提倡市場化、非公有化、全球化等等也都錯了嗎？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如果中國不是“華盛頓共識”的例外，但中國肯定是“北京共識”成功的范例。
　　正是在“華盛頓共識”的諸多教訓中，中國領導人采取了靈活的、自主的發展模式。
　　用一個例子說明。以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常被西方學者誤讀。崔之元認為，“現在我們正在進行獨特探索，比如，國有經濟正在市場中逐步健全和發揮著作用。”
　　他說，中國發展民營經濟的方向是正確的，首先要解決7.4億就業人口，而國有經濟只能解決百分之十幾，最高峰也沒有超過20％。各國要解決就業問題必須要發展非國有經濟不可，這是現實的選擇。中國的公有制經濟還在發展，而且有質的飛躍。他批評有些人把“國有”與“民營”變成對立。
　　他以香港為例。香港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地區，其中稅率低是重要因素，假設香港與北歐地區稅率一樣，對創業、民營經濟的發展將有阻礙。“為何香港稅率低？”原因在于香港政府有一塊公有資產———土地。政府有計劃的批租土地，通過市場競爭報價，得到土地公有資產在市場中的收益，這才是稅率低的原因。在香港，公有資產和民營的經濟是互補的關系，而不是相互排斥。
　　中國在全球貿易自由化過程中獲益也是不爭的事實。1978年中國的出口貿易占世界總量只有0.7％，到2004年達到17％，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不僅是參與者，還是最大的受益者、推動者之一。這些成功都不是照搬的結果，中國貿易自由化是根據自己的發展能力，特別是自主發展能力的不斷提高與調整。
　　1980－1990年代，凡是復制或者照搬“華盛頓共識”的國家，絕大部分都失敗了，被稱為“國家失敗”，意指國家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同時導致市場不能發揮作用。而中國領導人應對“華盛頓共識”的負面影響，則提出“新發展觀”、“五個統籌”、“和諧社會”的新構想，這就顯示了“北京共識”的實質性內容。
　　我們看到，現實中國“華盛頓共識”的影響正在逐步縮小，“北京共識”正在開始出現，而且“影子”的面積正在發生逆轉性的變化。
　　
　　共識的“共識”
　　“共識”這個詞容易使人望詞生意，無論是“華盛頓共識”、“后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如果說當前關于促進世界上窮國的發展還有什么共識的話，那就是：真正的共識根本不存在。”斯蒂格利茨再次強調說。
　　雖然相對“華盛頓共識”，“后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都代表著另一種發展觀，但實際上三種“共識”都未成為真正意義的“共識”。
　　嚴謹的學者認為，“共識”應該是描述性的，也需要標準化。“華盛頓共識”做到了標準化，但缺乏描述；“北京共識”雖有詳細的描述，但缺乏標準化，“如果僅僅是描述性的則很難變成真正的共識，恰恰是對矛盾的總結并提升到一定標準化問題和某一種目標的時候，才可以成為嚴格意義的共識。”汪暉在評論“北京共識”時說。
　　無論是缺乏現實描述的“華盛頓共識”，還是缺乏標準化的“北京共識”，都不能因為使用了“共識”這個詞，而使我們忽視所有的現實矛盾和問題，從而不能真正指出我們所面臨的困境。
　　令人意外的是，在北京，中外專家們卻達成了共識的“共識”：每一個國家應該找到自己的獨特性、自己的國情，允許在框架下做出自己的選擇，找到適合自己國家的發展模式。
　　它是符合邏輯關系的。全球眾多國家不可能復制一種發展道路，甚至也沒有一致性的發展目標。在全球眾多國家中，發展目標不同而發展道路相同，這好像沒有先例。“如果有共識，那只能是自己走自己的路。美國老是告訴別人該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其實不要互相妨礙，寬容原本不就是美國的文化嗎？”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王緝思說。
　　“形成共識本身存在獨特性的普遍主義。”汪暉這樣認為，每一個人和社會都是獨特的，由于獨特，所以可以形成普遍性。
　　不僅僅意識到自己的獨特性，而且任何獨特性都是在一般意義上的界定，一種共識，才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人們對“華盛頓共識”不滿意，是因為一個不加限制的私有化或者是市場化，所造成的危機并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危機，也是普遍的危機。在這個意義上，共識的存在是對相對普遍的危機而言。一定意義上，共識，不等于普遍的共識，也一定會有矛盾和沖突。
　　對此，雷默對沒有達成對“北京共識”的“共識”也表示很認同。也許，沒有共識的“共識”正是一個新的“共識點”。　　
　　
　　
　　“北京共識”挑戰了誰
　　
　　“關于中國的研究常常陷入結論在先的分析陷阱，這并不總是意圖不良的錯誤。相反，這些失誤代表著處理一個比歷史上任何社會變化都快的社會時的智力困難。”
　　
　　中國學者并沒有像中國制造產業一樣輸出“中國知識”和“中國經驗”。事實是，面對中國正在發生的飛速變化，中國學者們正在忙于提出各項政策建議或者跟蹤正在發生的事情，還未“騰出空閑”總結中國特有的發展模式。
　　
　　當今世界關乎中國的話題接連不斷，“中國崛起”、“北京共識”為兩大談資。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撰寫的《歷史的終結》，馬上引起詰問：“歷史真的終結嗎”；1993年亨廷頓《文明的沖突》，又引來“文明的沖突”和“文明的共存”的辯論。
　　
　　“北京共識”挑戰了誰？
　　挑戰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特別在美國，面對很多關于中國未來的預言一個一個破滅，中國問題專家奧森伯格發表篇文章說：我們做了幾十年的中國問題研究全錯了，沒有一條是對的。他提出反省：“要問一問我們到底錯在哪里？”
　　對此，雷默認為：“關于中國的研究常常陷入結論在先的分析陷阱，這并不總是意圖不良的錯誤。相反，這些失誤代表著處理一個比歷史上任何社會變化都快的社會時的智力困難。美國的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們依賴他們自認為了解的情況。但是，在中國這個日新月異、迅速變化的國家，關于中國的十幾年，甚至五年之前的老論調已變得毫無意義。”
　　“你與中國離得越遠，你的思維就越過于簡單。”雷默認為，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之所以常常作出錯誤判斷，導致錯誤的結論，是因為無法做到實事求是、客觀公正。“西方人對中國的研究過于簡單，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甚至亞洲國家，對中國的看法都不夠客觀，他們在做分析之前已經有了結論，做的只是用某些有利于結論的事實來反證而已。甚至一些人對中國的了解還停留在1970年代，有些甚至是1940－1950年代。”
　　他舉例說，比如“中國垮掉論”、“中國威脅論”等，甚至1999年美國《外交》雜志還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重要嗎？》的文章，該文竟認真地提出中國與全球毫不相干。中國的崛起，正像因特網當年崛起那樣，討論其可以避開或者說可以接觸，是毫無意義的。它是生活的事實，不管最終發生什么情況，中國的崛起本身都足以改變我們世界的現狀。
　　雷默還批評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非常固執。“他們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他們只是在書齋中做學院式研究的專家。”在他看來，“他們談論的50％－70％的話題都非常無聊，而對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視而不見。”鑒于此，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對美國政策的影響很小，他說：“在美國真正能夠影響美國政策的是大公司的CEO、政治家和記者。”
　　雷默每年約有一半時間在中國度過，并在兩年前開始學習漢語。他堅持認為，最好的研究是學習和研究中國現在的真正情形，看看各種不同的看法，不要從讀者可能考慮的視角隨意推測，也不要囿于既有的觀念和想法，一切只是基于事實。他批評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們“每年只來中國一兩趟，研究中國問題，不在中國生活是很難理解中國情況的。”
　　為什么雷默的研究與眾不同？他歸結于記者生涯的職業訓練。雷默曾擔任美國時代公司編輯，1996年加入《時代》雜志并成為該雜志最年輕的助理執行主編和外事版主編，負責《時代》雜志的國際報道；另外，他還擔任過CNN電視臺國際問題分析專家。“記者的職業準則是對事物客觀描述，讓讀者了解什么樣的真實情況發生和存在，而不是迎合讀者，最重要的是客觀。”
　　雷默的記者生涯使他看到了拉美經歷的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記者生涯結束之后在非洲幫助照顧艾滋病人，一些國家彌漫著的絕望的氛圍令他窒息；相反，中國給與他的沖擊是強烈的，“人們都有很飽滿的感情，整個社會都充滿希望，也就是說，堅信明天會更好。”“‘北京共識’是在沒有任何意識形態引導下的基于事實得出結論的研究”，他反復強調這個觀點。
　　雷默“北京共識”的研究的方法非常獨特，不同于數據、書本的研究，他訪談了100位官員、專家學者等。目前正在著手的《The　Beijing　Brand》新的研究，計劃采訪100位各國政治家、跨國公司CEO和專家學者，目前已經采訪到50多位重要人物。他的期盼是，從談話中識別與了解世界對中國的評價；他的希望是，“有機會看到中國和美國都能成為非常安寧和穩定的國家”；他的目的是，“幫助中國，也幫助美國在中美關系上找到一條順利的路”。
　　 
　　中國學者面臨的尷尬
　　去年4月，當雷默3萬多字的“北京共識”中文稿在《參考消息》上連載之后，在中國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到此時他們才知道有這樣一篇關于中國的重要文章。各種評論隨之紛紛出現。
　　面對一個外國人提出一個關乎中國的命題，在中國引起爭論這不是第一次。前有十年前的李斯特·布朗(“誰來養活中國”)，后有五年前的羅斯基(“中國GDP負增長”)，他們曾站在被審臺上遭到中國學者的質疑。但是這次則不同，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伙子居然洋洋灑灑論道中國發展模式，立時成為研究中國問題的新的挑戰者，一種被“替代”的感覺油然而生。
　　雷默在美國是少數派。對大多數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來說，使他們感覺好受一點的是，他們認為中國人自己也對中國發生的一切迷惑不解。
　　這味“安慰劑”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舒服地吞了下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王緝思提出：中國學者為什么沒有總結出中國發展經驗？問題出在哪里？有幾種說法。
　　首先，缺乏自信心，這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問題。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講了拉美國家知識分子“失敗情結”的故事。發展經濟學家赫希曼到哥倫比亞看望一位朋友，在酒店會見朋友時，提出想見到另外一位學者。于是他請朋友找電話黃頁。朋友告知：在我們這樣落后的國家根本不可能有黃頁，只有你們美國才有。當赫希曼送走朋友后，在大廳的電話機旁邊發現了黃頁！赫希曼把這個現象歸結為拉丁美洲知識分子的“失敗情結”———自認為落后是一定的，落后到連黃頁都沒有，即便發生的事情也視而不見。
　　“盡管中國沒有失敗情結，但是我們有落后情節”，崔之元說。
　　第二，狹隘的視角。前不久，前芬蘭總理阿霍在北京一次私人會見時，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學者：“中國專家只往美國跑，不愿意了解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包括芬蘭模式。”事實上，中國的學者總是往發達國家“跑”，而發達國家也主要是指美國。相反，對發展中國家，比如印度、巴西、非洲等國家則知之更少。中國學者在看問題時“往往首先和先進或發達國家相比，于是怨言很多”。王緝思說。
　　第三，只緣身在此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19世紀，法國歷史學家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撰寫了《美國民主》一書，成為對美國社會描寫最經典的書之一，此書并非美國本地專家所撰寫，這緣于托克維爾的歐洲眼光觀察美國的獨到之處。崔之元說：“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社會以及個人，自我認識需要有覺醒的過程，需要外部刺激和啟發，這在中外情況都差不多。”
　　第四，方法論問題。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暉從方法論及理論框架的限制一言以蔽之：“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對西方社會科學的概念范疇和理論的迷信。”他分析認為，按照一定的模式衡量一個如此之復雜、充滿著悖論和矛盾的社會時難以把握，結論錯了不足為奇。現在的狀況是，大部分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們在學院里面討論和理解中國的時候，大部分是在學習一個理論框架作為模式，比如，日本、東亞、美國或者福利國家模式等等，一個一個模式套過來，每一次也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問題。我們如何總結一個特定的歷史經驗，要在實踐當中總結出和實際相聯系的理論，有相當多的困難。
　　
　　“中國經驗”期待
　　3月17日，東京。面對600位日本聽眾，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研究全球產業競爭力的教授理查德·來斯特講了他的見解。他的學生有一半是外國學生，他在課堂上提出問題：“最近以來世界上發生的最大的事件是什么？”學生們回答，因特網、生物科技、全球化、9.11等不一而足。理查德接下來說：“你們全都錯了！答案是———中國使十幾億人口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消除幾億貧困人口，而這僅僅用了一代人的時間！”
　　3月22日，北京。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現英國財政部副大臣尼古拉斯·斯特恩，給予了中國高度評價。他把幾百年來的全球化劃分三個階段，分別是：1914年之前為第一階段，稱之為第一個黃金時期；“二戰”—1970年為第二階段，中間經歷了“一戰”、“二戰”的逆轉期；1970年代后期—現在為第三階段，更大范圍的全球化時期。他認為，這一次全球化最重要的不同于前兩個時期的顯著特征，“第一，是中國和印度重新加入全球化；第二，是ICT(信息與通訊技術)革命。這兩點引起全球化的變化遠遠超過歷次全球化的進程。”他認為，這還僅僅是開始。
　　面對中國的崛起，國際社會關于中國的研究如潮水般涌來，各個國家的大學、非政府組織紛紛建立中國研究中心，或者是中國研究項目，在國際會議上“中國議題”成為不能缺少的內容。同時，美、日、歐洲國家甚至亞洲國家以及國際組織，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專著、報告正在以批量的速度出版。2002年世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花了500萬歐元研究《中國與全球經濟》，總共800頁。但是，與之相比，目前中國專家研究中國經驗的專著引起的世界反響，與它應有的影響顯得那樣不匹配。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工業制造品已經占世界總量的1／5。但是，中國學者并沒有像中國制造產業一樣輸出“中國知識”和“中國經驗”。事實是，面對中國正在發生的飛速變化，中國學者們正在忙于提出各項政策建議或者跟蹤正在發生的事情，還未“騰出空閑”總結中國特有的發展模式，盡管早已有人說過“中國已經到了該總結自己的經驗的時候了”。
　　中國的改革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最豐富的實踐，中國有太多的發展經驗教訓和創新有待于中國學者去總結與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