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龍簡訊：改革開放縱橫談——新改革開放觀討論（四）

兩會前夕，媒體把2005年譽為改革年，這是主流精英對04年國有企業改革大討論結果心有余悸的微露。眾所周知，“反對改革開放”在主流精英嘴里已經淪落為打擊不同意見的棍子和帽子，“改革開放”成了掩蓋他們自身壟斷利益的遮羞布，不容得任何懷疑。針對這種舊的改革開放觀已經僵化，脫離實際，嚴重違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并且已經給廣大人民群眾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危害的事實，一切真正負有社會責任感和正義感的人士都應正視現實，反思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總結經驗教訓，積極地探求符合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新的出路和方向。在這個背景下，烏有之鄉書店和北京大學研究生會聯合邀請了全國政協委員周秉德女士（周恩來侄女，中國新聞社原副社長）、全國政協委員任遠征女士（任弼時女兒，中紀委第三監察室原主任）、全國政協委員喻權域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蘇鐵山先生（全國工商聯）、楊帆先生（中國政法大學）和韓德強先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于2005年2月27日星期日下午2：00在北京大學跟社會公眾交流對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過程的回顧和反思，探討新改革開放觀。
    蘇鐵山先生開場指出，面對現在大批的工人失業下崗，大量的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工人、農民群眾在上學 、看病方面的諸多困難，我們不能不反思我們的改革開放進程，難道這就是我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嗎？難道這就是改革開放的初衷嗎？今天我們大家來到這里，就是要正視這些現實，反思我們的改革開放，認清我們的社會主義道路和方向，追求我們真正共產黨人的目標，為絕大多數人謀福利。并且，我們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針對實際，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將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檢驗一切是非的根本標準，而不要被任何權威所嚇倒，不管是什么政治權威或者學術權威，都不必害怕。任何政策，不管是由誰制定的，不管是什么內容，都必須接受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原則的檢驗，如果它使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遭受損失，我們都堅決反對，絕不接受；如果它使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不斷增加，我們都熱烈擁護，積極支持。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我們到了總結改革開放歷史經驗教訓的時候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遭受了危害和損失，我們今天需要反思了，需要拋棄舊改革開放觀的各種教條，需要提出新的思路，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需要探討新改革開放觀。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和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之后的周秉德女士和任遠征女士表示，她們參加今天的活動，主要是來傾聽大家的意見，向群眾學習的。
    全國政協委員喻權域先生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他說，我們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是繼續鞏固和更好地實現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當家做主地位，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修改那些弊端和毛病，是找醫生治病?？墒强纯唇裉斓默F實，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大批的公有制企業被私有化掉了，幾乎全部的農民集體經濟和合作醫療體系被瓦解掉了，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喪失掉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應當享有的政治權利和社會福利，重新淪落為資本家的奴隸，遭受嚴重的剝削和壓迫，主人翁地位喪失殆盡，教育、醫療、就業、住房等各種福利保障全部被摧毀，社會主義不是發展壯大了而是被削弱消滅了，這不是將病人治好，而是將病人搞死，這簡直是在犯罪，殺人。這，哪里是什么改革呀？！這分明是造反嘛！是造社會主義的反呀！是一小撮人造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反！這決不是我們真正共產黨人干的事！他說，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他多次在政協會議上提議要求國家有關部門就公有制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以及私有化的進程向全國人民報告，有關部門不但不予理會，而且先后四次派出干部找他談話，說讓他不要反對改革。真是豈有此理！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搞私有化改革還向全國匯報，而我國居然將要求匯報的政協委員說成是反對改革。因此，他建議在我國設立憲法法院，要審判那些違反憲法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民罪人。在談到教育產業化改革時他痛心疾首，我們共產黨歷來辦學校都是免收學費的，剛解放時，很多窮人家的孩子就是因為我們共產黨辦的學校不收學費才有了受教育的機會，一直到70年代末期，我們共產黨辦的學校都是不收學費的，上大學還要給予學生伙食補貼，大學畢業后都分配工作，并享受國家干部待遇。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有不少窮人家的孩子因為交不起學費開始大批地失學，流入城市謀生，大學畢業生也找不到工作了，這哪里是什么社會主義呀？這不是我們共產黨干的事！就連歐洲社會民主黨辦學校也不收學費的。這個陳至麗，根本不象我們共產黨人，也不象社會民主黨人，我不知道她是哪個黨的？請她自己來回答?，F在，我們不少地方的中小學教師的工資還有拖欠的，這真是讓人氣憤。他說，在歷史上，我們共產黨從來不拖欠教師工資。四川剛解放時，當地中小學教師拍著巴掌說“共產黨真怪，替國民黨還債”，原來國民黨拖欠中小學教師的工資在我們共產黨來了后都如數補發給他們了。四川的中小學教師還拍著巴掌說“共產黨真怪，先發工資后干活”。我們共產黨不但補發了國民黨欠下的教師工資，還能不再拖欠，而且保證提前發放，都是月初發放工資。所以，看到這些年出現的問題，他認為這不是我們真正共產黨人干的事，只有當年的國民黨才干這樣的事。在談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時，他用諸多數字證明社會主義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是勝利了，而不是失敗了，因此，中國應當放棄社會主義轉而走向資本主義是缺乏歷史根據的。他列舉的具體數字顯示，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的國有企業的資金利潤率遠遠高于現在世界500強的大型跨國公司的資金利潤率。最后，喻權域先生說，新改革開放觀必須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必須是實現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當家做主地位的，而不能像舊改革開放觀那樣搞資本主義那一套，屠宰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等勞動群眾。他說出了大家的心里話，廣泛的共鳴引起了聽眾的陣陣掌聲。
    著名非主流學者楊帆先生春節前夕和韓德強先生在烏有之鄉首先提出了新改革開放觀，這次他發表講話時進一步明確指出，新改革開放觀顧名思義是針對舊改革開放觀提出的，是要取代舊改革開放觀。什么是新改革開放觀呢？我們先認清什么是舊改革開放觀。楊先生說，舊改革開放觀的本質是權力資本化，明顯的開始于1995年，主要的表現包括，第一，將鄉鎮集體企業和除少數軍工等系統的大型國有企業外的大批中小型國有企業大規模地搞權貴私有化，廉價出售或者干脆白送給當權者，形成腐敗的權力集團對公有財產的血腥瓜分和掠奪，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不給工人群眾應有的補償；第二，教育產業化改革，把教育資源當作賺錢的工具，剝奪窮人家孩子的受教育機會，還造成大學生人才泡沫，這個過程培育了一小撮富人，把知識分子收買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再給工人和農民群眾說話，權力、資本、知識相互勾結形成精英聯盟，成為獨占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壟斷利益集團；第三，醫療產業化改革，把工人和農民群眾逼到“小病熬著，大病等死”的境地；第四，住房改革讓工人拿錢購買本該屬于自己的房子，這不是明搶嗎？取消福利分房后多少大學生也買不起房，更不用說進城的農民工了，這就造就了城市的大量貧民窟。這個權力資本化的改革是在資本邏輯的指導下完成的，就是西方經濟學的所謂“經濟人假設”，其結果是形成了一小撮腐敗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對內欺壓老百姓，賊橫賊橫的，可是對外卻軟得沒種，不像個男人，哪里還算得上什么精英，純粹一群軟骨頭，只會用自己的熱臉帖人家的冷屁股，一廂情愿地跟人家結為戰略伙伴，結果卻老是挨人家的打，被人家耍弄，這純粹是給中華民族丟臉，讓中國人民遭受恥辱。這種舊改革開放觀就是假設外部沒有敵人，“和平與發展”是世界主流，內部腐敗勢力肆無忌憚地欺壓老百姓，侵吞公有財產肥了私家，不給老百姓應有的補償，實在是太不象話了。這幾年來，國際形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臺灣獨立、日本進犯，我國的外部環境不容樂觀，“二十年戰略機遇期”的假設不成立，必須做出調整，只有如此，才能清除腐敗，補償工人群眾和農民群眾的利益，才能構建出和諧社會。與此對應，楊先生指出，新改革開放觀就是要假設外部有敵人，建立在國際環境不利的基本判斷之上；在這樣的前提下，倡導愛國主義和尚武精神，注重發展國防，發展以軍工為核心的國家戰略產業，大幅度提高軍費比例；動員群眾大反腐敗，清掉這一小撮賣國的腐敗利益集團；不能再談效率第一，必須改談公平第一，樹立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給予工人群眾和農民群眾應有的補償，建立起良好的社會保障福利體系，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于反腐敗問題，楊先生說這是新改革開放觀實施的核心內容之一，只有首先清理腐敗，才能為順利實施新改革開放觀的其它內容創造條件?，F在，清理腐敗問題有的是辦法，關鍵是看最高層有沒有最終的決心。楊先生說，如果他擔任中紀委書記，三個月就能清理腐敗問題。這話，給大家莫大的鼓舞。楊先生最后說，大家應該注意到了，自從新一屆中央執政后，基本上不再談“效率第一”，開始談科學發展觀了，最高權力順利完成交接后，又開始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了，現在又在搞保持先進性教育，重新樹立我們共產黨自己的信仰系統，這正是新改革開放觀的一些跡象。最后，楊帆先生明確指出，所謂2005年是改革年的說法，是主流精英制造的話語陷阱，是舊改革開放觀的頑固，我們應當提倡2005年是“愛國年”，我們要大規模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要把岳飛作為民族英雄來隆重紀念，每年兩次紀念毛澤東。楊先生的激情睿智讓觀眾百聽不厭，頻繁的熱烈掌聲不斷將會場推向高潮。
    在北航教授管理學卻以批判西方經濟學著名的韓德強先生演講時指出，從剛才喻權域先生提供的數字來看，我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是既有效率又有公平，那時的效率和公平跟理想標準相比也許都還有點差距，但是要跟今天的現實情況相比，卻都要好得多，真是既有效率又有公平。實際上，公平與效率未必一定成反比，而是恰恰成正比。在今天，正是因為缺乏公平，廣大的工人農民群眾收入低下，造成他們的消費水平低下，從而對商品的購買能力不足，也就是市場需求不足，這樣就造成企業效率低下。如果現今的工人農民群眾能夠大幅度提高收入水平，縮小國內的兩極分化程度，減輕社會的不公平程度，那么就能極大地擴大市場需求，提高城市企業的效率，消除不少企業的庫存，提高生產能力的利用率。韓先生接著說，剛才喻權域先生提供的數字顯示世界500強跨國公司的資金利潤率很低，這是為什么？韓先生認為這是管理問題，他說我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國有企業管理效率遠遠高于跨國公司。實際上，美國人在1980年代面對大批的日本貨進入美國市場時坦率地承認自己的管理不如日本，而日本人又承認他們的管理是向中國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國有企業學來的，學習的典型經驗是“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日本企業的全面質量管理體系辦法就是學習我國“鞍鋼憲法”的結果，日本企業的終身雇傭制、年工序列制也都是學習我國社會主義大鍋飯的做法。為什么我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國有企業能夠創造很高的效率呢？因為那時我們具備良好的社會主義企業文化，企業的領導干部具備共產黨的理想信仰和道德品質，企業的職工具有愛廠如家的集體主義精神，工人群眾享有社會主義的政治權利和社會福利。進入改革開放時期，我們把目光轉向西方，丟掉了自己的企業文化，去學習別人的所謂“先進經驗”，只懂得企業制度一手，不懂得企業文化一手，結果就把一批一批的社會主義公有企業搞跨了，工人群眾也就喪失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政治權利和社會福利。因此，我們需要走出只片面強調制度作用而忽視甚至排斥文化作用的舊改革開放觀，應當走向強調文化作用兼顧制度作用的新改革開放觀。眼下，中國共產黨正在開展保持先進性教育的關鍵就在于重新樹立信仰，注重文化作用，這場學習運動可能有一點新改革開放觀的意義。韓先生說，現在的國有企業不是沒有搞好的可能，如果他擔任國資委主任，三年內能把全部國有企業扭虧為盈。韓先生認為，新改革開放觀的核心在于要看到人的作用，看到道德文化、價值觀的作用，不能以自私自利的“經濟人假設”作為改革開放的指導，而必須確立共產黨人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價值信仰。
    北京大學研究生會主席受學校團委的派遣代表烏有之鄉書店和北京大學研究生會主持本次活動，其間，他受到喻權域先生講話的啟發而向政協委員們反映了廣大學生的心聲。他講，2006年國家就要對全部研究生開始高收費了，根據他們的調查，有相當比例的窮人家子弟將要面臨輟學的厄運或者壓根不敢再報考研究生。他希望政協委員們把他們的心聲反映上去。
    嘉賓們做完了主要講話，跟廣大聽眾朋友進行了一段熱烈的交流，由于時間關系大家感到有無窮無盡的話沒有說完，只好抱憾而終了。這次活動將成為我們告別舊改革開放觀，走向新改革開放觀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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