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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帆:人民幣升值壓力從何而來

仲萊 · 2005-01-13 · 來源:本站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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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升值壓力從何而來》報告出爐:人民幣應該升值且不會打擊出口

《中國產經新聞報》首席記者 仲萊/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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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該不該升值、升值有否依據以及升值對經濟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受國務院總理委托、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的安排,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日前完成了關于《人民幣升值壓力從何而來》的研究報告。

1月8日,CIEN記者在第一時間里獨家專訪該報告的撰寫者——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著名經濟學家楊帆教授,他研究匯率已有15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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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升值壓力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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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升值壓力的真正根源:是可貿易品與非貿易品價格雙重運動。”楊帆教授接受CIEN記者采訪時直接指出。

按其所說,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模型以工業化大國為基礎,假定均勻統一完整的市場存在且發達,貨幣股票外匯商品期貨市場互相連通,與國際市場連通,此時貨幣與匯率變動直接影響價格總水平和貿易條件。傳統理論還假定所有產品都可進行國際貿易。實際存在大量不能參加國際交換的“非貿易品”,在發達國家可以被忽略,在發展中國家就不能不考慮。

一般性談論相對購買力平價,沒有區分貿易品和非貿易品,許多人誤用通貨膨脹率,以為兩國通貨膨脹率之比就是相對購買力平價。通貨膨脹率的依據是消費物價指數(CPI),以食品、住宅水電服務和各類消費品為主,大部分是不能直接出口的“非貿易品”。通貨膨脹率再高,也不是可貿易品價格變動的反映,不對匯率產生直接貶值壓力。

根據經濟理論,可貿易品出口成本上升導致可貿易品價格提高是匯率貶值主要根源。國際經濟學的“可貿易品價格”,是指可直接參加國際貿易的進出口商品價格。

而我國工資在出口產品成本中只占10%,即使因通貨膨脹而提高,也不會對匯率有明顯影響。其次是設備折舊和原材料,分為進口和國產兩部分。進口價格由國際價格,匯率和關稅決定,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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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分析,楊帆教授得出的結論是:人民幣升值壓力主要來自國內可貿易品價格和非貿易品價格的“雙重運動”,其含義有三。

第一,國內可貿易品價格相對于非貿易品不斷下降。這是由于出口部門生產率的提高快于非貿易部門生產率的提高,也快于本部門工資提高,因此出口產品的價格相對下降或者絕對下降。非貿易部門工資比照出口部門提高,超過本部門生產率提高,因此非貿易品價格絕對上升或者相對上升。

第二、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價格相對于發達國家不斷下降,特別在工業化大量引進技術階段是如此。中國出口部門生產率的提高不僅快于國內非貿易部門,也快于發達國家出口部門;其工資的相對提高不僅慢于國內非貿易部門,也慢于發達國家貿易部門。按照“工資生產率彈性”,即工資提高與生產率提高之比,中國的出口部門應該是最低的。人們可理解中國出口部門工資提高比美國慢,卻不能理解中國出口部門生產率提高速度比美國快。認真思考就會明白,這是技術“后發優勢”造成。中國原創技術少,但在一定時期集中引進技術設備和原材料可迅速提高生產率并降低成本。當本國可貿易品生產率提高快于發達國家而工資提高相對慢于發達國家時,出口和貿易順差就會增加,產生匯率升值壓力。

第三、中國和美國如果有相同的通貨膨脹率,人民幣將有升值壓力,因為兩國可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相對變化不會相同。發展中國家是二元結構,缺乏統一均衡的市場,歷史所遺留的價格體系,服務教育醫療和房地產等價格很低,必然連續大幅度上升,不象發達國家價格體系已經比較均衡。因此中國非貿易部門價格的上升一定比美國更快,可貿易品價格上升相對比較慢。如果兩國通貨膨脹率相同,一定是中國可貿易品降價,而非貿易品漲價。直接決定匯率的,恰恰是可貿易品的價格變化,可貿易品價格下降就意味著對匯率產生升值壓力。

簡而言之就是,發展中國家國內貿易品部門生產率上升快于工資上升,使出口價格相對或者絕對下降,從而產生匯率的升值壓力。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匯率變動的確與貨幣發行量和物價有關,但決定匯率變動的主要不是消費品價格,而是出口品價格,統計方面應參照工業品出廠價格或出口價格指數來表示,這是對相對購買力平價的修正。

既然,非貿易品相對于可貿易品價格提高較快,而物價上升是兩者的結合,又以非貿易品為主,那么當出現總需求拉動的投資膨脹時,首先出現的是出口價格上升和匯率貶值壓力,大約一年以后真正的“通貨膨脹“到來,已經是非貿易品價格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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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升值不會打擊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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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這個報告所言人民應該升值,那么人民幣升值是否造成我國產品出口的萎縮呢?楊帆的回答是升值不 打擊出口, 不擴大貿易逆差,相反還有利于改善貿易條件。

其一,出口彈性小于一,決定出口數量與金額呈反方向運動而不是同方向運動,因此人民幣升值不會減少出口金額。

其二,中國外貿結構的特殊性即加工貿易的發展,使進口與出口之間呈同方向而不是反方向運動,因此匯率升值不會擴大貿易逆差。

其三,動態考察出口產品成本與匯率變動的關系,適當升值將引起出口成本與結構的相應變化,總體來說有利于出口和貿易收支。

可以說,所有出口產品成本都有人民幣和外幣兩部分,加工貿易屬于外幣標價的進口成本100%的特例(不計工資),而完全采購國內設備和原材料的一般貿易屬于人民幣標價100%的特例。實際上,一般貿易越來越多地使用進口設備和原材料。我們把出口產品按照成本構成分為兩類,一類是進口品超過50%的,包括全部加工貿易和一部分一般貿易;一類是低于50%的一般貿易。兩類產品對于本幣升值的反應不同。另一個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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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民幣升值時,進口中間產品的外幣價格下降,使成本構成發生變化,降低成本的對外依存度,降低成本水平。企業進口原材料越多,這個效果越顯著。假設一個汽車加工裝配企業,進口全部零部件裝配出口,成本為100億美圓,在國內加工增殖20%,20億美圓相當于200億人民幣(按照1:10匯率)出口成本中人民幣與外匯的比例是200億人民幣:100億美圓(1000億人民幣),1:5。總成本是1200億人民幣,或者是120億美圓。

如人民幣升值20%為1:8,進口成本100億美圓,折算為800億人民幣,國內200億人民幣支出不變,成本中人民幣與外匯的比例會變成200億人民幣:800億人民幣,現在的比例是1:4。總成本是1000億人民幣,按照人民幣計算降低了20%,可以抵消出口價格的上升,因此企業可以不漲價,出口不會減少。注意,這種選擇是以不擴大投資,沒有技術進步為前提的。

但是,企業也可以選擇擴大投資,提高技術水平,提高出口價格的辦法。因為人民幣升值20%,使得進口原材料,零部件和成品的價格全部降低了20%。企業可以不再進口零部件,而把節約下來的外匯集中進口先進的技術設備和原材料,把自己的組裝企業變成加工企業,以獲得更多的增殖收入。此時企業成本中間,外匯的比例還會降低,因為國內增值部分是人民幣。但是總的進口可能增加,因為隨著技術進步,生產規模往往擴大。

一般貿易有相反的變化趨勢。假設出口成本中間進口品不到50%,那么人民幣升值會鼓勵企業直接擴大設備和原材料進口,代替國內采購以降低成本,必然提高成本中外匯的比例。總體來說,人民幣升值會擴大設備和原材料的進口,擴大貿易逆差,但長期來看只要進口的技術含量高于原來(一般來說新投資總是具備更高的技術含量),就會提高出口能力,這樣的逆差是暫時的,并不可怕。

人民幣升值使得成本中人民幣比例自動提高,也會促進加工貿易向進口替代的加工工業升級,有一個含義就是國內工資會提高。但是工資水平的提高不可能是憑空的,與擴大投資和進口相似,一定是與技術水平的提高相適應的,技術工人的工資會有大幅度提高,企業會加強工人的技術培訓等等。

其四、人民幣升值可以改善貿易條件。

1978---1994年,中國人民幣名義匯率貶值了550%,在80年代中期即出現通貨膨脹與匯率貶值的惡性循環,這種依靠貶值增加出口的戰略必將惡化貿易條件,即出口價格指數越來越低,而進口價格指數越來越高,國民財富外流,國際經濟學上稱為“外貿貧困增長”。 1993年-2000年中國整體貿易條件下降了13%,其中制成品貿易條件下降了14%,初級產品貿易條件下降2%。2003年出口商品價格指數為104.7 ,進口商品價格指數為109.7,貿易條件指數為95.4%,低于上年的98.8%。貿易條件惡化的原因與人民幣匯率低估和產業結構不合理有關。

貿易條件的改善首先是出口產品價格在理論上隨匯率升值成比例提高,比如3年之內人民幣升值30%,出口價格即提高30%,說不會打擊出口無人相信。

問題在于第一,由于J曲線效應,出口的下降將在1年以后;第二,加工貿易部分基本不受影響;第三,一般貿易出口產品成本中,進口部分也在60%以上;第四,工資不會隨匯率升值有很大提高;第五,進口價格下降會促使其它更多地使用外國原材料和設備,從而提高生產效率。以上原因使企業能夠消化大部分升值因素,出口價格并不會隨名義匯率的升值而成比例提高,比如人民幣升值30%,一般貿易品的出口價格可能只提高15%。

人們最擔心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價格提高,其實是有好處的。一條褲子在美國賣50美圓,現在提高到60美圓,沒有理由認為美國消費者就會不賣褲子,或者轉向墨西哥購買。即使如此,我國減少廉價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數量而提高售價,也不會降低出口金額,同時可以減少國際貿易摩擦。

現實情況卻是,中國的出口25年以來從95億美圓增加到4000億美圓,但貿易條件沒有改善甚至出現惡化,貿易結構有“一高一低”的特點。“一高”是勞動密集型產品比重過高,占出口總值70%,其中紡織品與服裝占出口23%。“一低”是指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出口比重低,占32%,低于主要發達國家47%的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42%的水平。依靠廉價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數量擴張實現出口導向戰略,在中國持續25年,已難以為繼。國際對華反傾銷直線上升,中國也應該促進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勞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型,實現比較優勢的動態升級,而人民幣升值是符合這一戰略的。

其五,匯率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與財政貨幣政策共同起作用的,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于總需求擴張及其他原因,而非匯率升值。

其六,能源資源和技術大量進口時期貨幣升值有積極意義,可以緩解國內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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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息并不能緩解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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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升值期,其實從1994年已經開始,但反對升值的聲音一直非常強大。

1994----1997年為第一時期,因國內通貨膨脹,外經貿專家紛紛出面,以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為依托,堅決主張人民幣貶值。他們實際代表了計劃經濟利益集團的殘余:國內出口集團的利益。此次干預政策失敗以后,匯率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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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2000年,亞洲金融危機加劇了人民幣貶值預期,國內外輿論以“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反對中國政府的穩定匯率與香港政府的托市政策。中國政府沒有接受他們的意見,人民幣不貶值與香港托市成功,中國發揮了穩定亞洲與世界經濟的積極作用。當時國內通貨緊縮促進了出口,抵消了周邊國家貶值的影響。

2001年以來升值呼聲越來越高,產生嚴重升值預期,巨額國際投機資本聚集于香港,或曲折進入國內購買廉價人民幣資產,等待人民幣升值。境外聲音主要是日本美國政府,國際部分金融機構及產業組織。美國在受挫之后,把要求人民幣升值,變為要求匯率機制更具彈性,表面具有市場理念,實際仍舊是壓迫人民幣升值,因為低估不改變,擴大浮動只能使人民幣馬上升值到上限,不斷擴大就不斷升值。在升值20%以前,人民幣是浮動不起來的。中國政府一再宣布人民幣不升值以圖打消升值預期,事實上,中國出口僅占世界百分之五,不可能產生那么大影響。

被譽為“歐元之父”、主張固定匯率的蒙代爾認為,中國出口的強大競爭力源自其勞動力價格優勢,和人民幣匯率無關,允許人民幣升值無助于緩和世界貿易不平衡,只會讓投資昂貴,導致中國經濟增長顯著放緩。 人民幣升值須具備三個前提條件:可自由兌換、國際收支平衡、全球經濟穩定。目前這些條件都不具備,銀行不良貸款、國企改革沒有解決,不可能放開匯率。蒙代爾認為升值對中國經濟產生六大影響:打擊出口,加大通貨緊縮,減少外商直接投資,降低企業利潤,增大就業壓力,增加財政赤字和銀行壞賬,影響貨幣政策穩定。

中國銀行界存在強硬的反對升值意見,根據是:由于銀行呆帳等深層次原因,政府將被迫發行越來越多的基礎貨幣以緩解各種問題,通貨膨脹不可避免。目前雖有升值壓力,也應堅持不升。政府兩年以來使用一攬子措施化解人民幣升值壓力,包括:出臺QFII,研究QDII,支持企業國外投資,允許外資企業國內融資,允許國際金融機構發人民幣債券,允許跨國公司集中操作外匯資源, 提高個人出國換匯限額標準,放寬出境攜帶外匯限制,移民非居民國內資產可兌換匯出,放寬經常項目下企業開立外匯賬戶及管理,降低出口退稅率等。

楊帆指出,上述宣言與政策沒有能夠扭轉升值預期。2004年10月人民銀行隨美圓加息開始提高人民幣利率,其政策含義仍舊是:在升值與升息之間首選升息。但社會上拋售美圓更強烈,現在把美圓換成人民幣可獲得較高利息。加息并不能緩解通貨膨脹,反而打擊房地產和股市,有可能使中國經濟走向停滯膨脹。國內通貨膨脹已從需求拉動轉為成本推動,現在將人民幣升值可降低進口品價格和國內物價。因此加息不能代替升值。

匯率問題實質是水平長期低估應該調整,而不是機制改革,擴大浮動是沒有爭議的,但也沒有什么實質性作用,浮動會成為單邊浮動升值,并進一步加劇升值預期。因此首先不能回避的,就是人民幣升值或者不升值的理論依據。特別是研究可貿易品和貿易品價格的雙重運動,深入發掘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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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升值的三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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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還得權衡利弊。

“這就應該深入研究升值與不升值的利與弊,人民幣匯率長期低估產生升值壓力。”楊帆在得出人民幣升值的同時,也做了深入地研究,“升值預期誘導投機資本大量進入中國購買廉價人民幣資產。國家為維持匯率不變不得不收購外匯,形成特殊的資本循環與國內外經濟不平衡。在中國大量進口能源資源與技術設備階段,在目前中國面臨經濟發展與通貨膨脹的兩難選擇中,應該研究人民幣升值的可能性。”

他在報告中建議,人民幣升值有三種辦法:第一種,一次性超額升值后擴大匯率浮動范圍,以消除升值預期。第二種,改變人民幣定值基礎與一籃子貨幣掛鉤,把人民幣名義匯率與實際有效匯率并軌,靠近均衡匯率,這意味著人民幣對美元一次性升值15%。第三種最為實際,繼續與美元掛鉤,先升值10%,再擴大浮動到3-5%,估計人民幣會連續升值2—3年,大約20-30%,然后穩定下來。這種辦法對企業和沖擊小,風險是小幅度升值期間會強化升值預期,我們只能承擔這一風險,并依靠外匯管制控制投機資本進入。

但“最大風險在升值預期而不在升值本身,這就需要一系列的應對措施。”楊帆教授認為。

重化工業化時期大量進口資源技術,貨幣升值首先可以降低進口成本,緩解通 貨膨脹,促進技術進步,因此不會打擊出口,不會擴大貿易逆差,可以改善貿易條件,提高人民幣資產價值。如果升值,應采取系統對策,使中國經濟接近穩定的國內外平衡。

3年左右的升值期可容忍年200---300億美圓貿易順差,400億美圓經常項目逆差。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可能受到影響,但總體出口額不會下降,只是增長率會減慢。出口退稅不能削弱,可在升值期加速技術升級。

進口增長率超過出口增長率是由于經濟高速增長和重化工業化。中國作為資源進口大國,貨幣升值可降低進口價格,國家應有能力集中進口石油、糧食、礦砂、生產資料和技術設備,限制進口奢侈消費品,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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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值意味著人民幣資產價值提高,擁有人民幣資產的人因此受益,中國收入和資產占有程度非常不平均,升值會惡化收入分配,繼續擴大財產占有的不平均。因此需要國家調節,征收財產稅,遺產稅和所得稅。

目前國內經濟面臨高速增長與通貨膨脹矛盾,爭論極大,是升值好機會。貨幣對外幣升值意味著國內通貨緊縮,是通貨膨脹的天然克星。特別是中國不得不大量進口國際資源能源,輸入國際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可遏止物價上升,促進技術進步。2003年突然出現經濟高速增長和通貨膨脹,給人民幣以升值機遇,避免出現升值與通貨緊縮惡性循環。

楊帆認為,借此機會實現新的國內外經濟平衡,值得認真考慮。同時也是考驗決策的魄力與政策配套的跟進效率。相反,害怕承擔升值期間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以不變應萬變”,消極等待國內通貨膨脹,不能以升值克服通貨膨脹;減少出口退稅放慢技術進步速度而不是促進技術進步;長期低估人民幣,會惡化貿易條件造成國民福利損失;把人民幣資產廉價賣給國際資本;大量進口資源能源技術時期維持低匯率,損失巨大。我們應主動迎接和克服風險,這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如收入分配,控制奢侈品進口,控制泡沫經濟,促進企業技術升級等。

楊帆擔心的是,如果說還有什么認識問題沒有解決,就是不要急于把人民幣自由兌換。“三元定理”說貨幣自由兌換,獨立貨幣政策,固定匯率不能兼得。如把自由兌換作為前提,后兩者就無法兼得。維持固定匯率并且不升值,國內貨幣政策就無法獨立;放棄固定匯率任其浮動,必引起人民幣大幅度升值和波動。現在的政策選擇是:是在升值期不實行自由兌換,嚴格管制投機資本,還是不升值,利用升值預期實現完全自由兌換。

擴大匯率浮動范圍是可以的,但必須明確,在匯率水平嚴重偏低時會出現單邊升值,不斷擴大浮動幅度成為升值的形式,加強人民幣升值預期,引起投機資本大舉進入。此時放棄外匯管制,宣布人民幣自由兌換是不可能的。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只能放到最后,那就是人民幣匯率接近均衡水平,國內各項改革基本完成,經濟發展狀況良好且穩定時,才能實現。如果我們能夠真正清醒地看到,目前40多項資本管制措施,能放開的基本都在放開,不能放開的也難以馬上放開,資本項目完全自由兌換數年之內不能實現,可以考慮實行浮動升值,控制國內通貨膨脹的政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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