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老子以清白

（2004年12月10日晚與北航同學座談的摘要）

同學們，晚上好：

之所以我以“還老子以清白”為題，是想介紹一個你們所不知道的老子。你們是大學生，你們已經進入到能獨立思考的階段，但是，你們所知道的歷史，卻有限得很。我在這里向你們介紹的就是一段你們比較模糊的中國歷史，也是所有中國人對這段比較模糊的自己祖宗的歷史竟一無所知，這是從商到西周乃至東周直至秦漢的漢武帝以前的這段意識形態演變的歷史！也就是中華民族從公元前十六世紀到公元前一百年前后的一千五百年內的思想史。這是我們的先民—祖先們所過來的一段歷史。只有對這段歷史有一個較為清晰的印象，才有可能認識我們祖先的足跡、認識自己的歷史。正因為我們自身祖先的歷史，所以我只側重這段時間內的意識形態的表現。我個人認為，只要搞清楚這段歷史中的意識形態的主要表現，一些必要的，我們需待討論的問題，那么，我們所欲認識的問題就會自然而然的凸現出來。也將可知：認識老子不僅是認識歷史的需要，也是對現實的檢驗乃至于是對未來的督導。是否是這樣：我做如下陳述：望共同探討、討論。

一、          西周前的意識形態的表現

西周前是商，也就是殷商，這時候已經有了文字，它就是甲骨文。在商以前傳說的是夏，但是，夏沒有文字給我們留傳下來。雖然，在遺址之中我們看到了青銅器和某些刻畫符號，但形成不了任何文字概念，研究不出意識形態的表現。除了牽強附會以外，則什么也說不清了。

可以明顯地知道，甲骨文字是商與夏最大最明顯的區別（當然，不排除夏末有甲骨文的發生事例），在目前出土已知的150000多片甲骨文中，說的是什么呢？高度概括一下就可以知道：它們之中透露出一件事，這就是：上者和為上者，遇事必問卜于人！問卜而記是甲骨文字所承載的主要功能，甲骨文字也就是伴隨“問卜”而產生和發展的?！皢柌贰边€不是簡單的“問卜”，而是每事必問所形成的規矩、制度、規則。不論對它的印象如何（如低級、幼稚、愚昧、迷信、對天神的依賴····），它必是規范人們行為的一種方式。而這樣規范又僅限于“上者”和“為上者”！換句話說，我們的祖先在實踐進程中，在當時的社會時期內認識到一個特殊的問題，也就是社會行為之中，最應該必須要得到規范的人，是“為上者”！

于是，由上可知夏之所以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則必是夏桀的為所欲為、自以為是、一意孤行、胡作非為，什么事都是自己說了算，從而葬送了自己和夏王朝。所以，成湯在伊尹等人盡心竭力的輔佐下，以成湯的自律而取代了夏王朝的政權。并且把遇事必問于人，保存、應用、傳承下來，形成了“問卜”的制度。雖然現在我們看來，這是極為幼稚、愚昧、無知的行為，但是，它卻伴隨商王朝近五百年之久。

成湯建立了商之后，通過十余年的努力，使“占卜”終于成了商王朝的“禮制”。然而，當成湯之孫太甲繼位之后，卻討厭這樣的“禮制”，限制了自己的手腳，不守于“占卜”的規矩、禮儀、程序，欲我行我素。這時的重臣伊尹還在商王朝中掌握大權，于是只能抬出乃祖，廢黜太甲，逐至桐宮，面祖在家廟內反省。太甲反省三年后，不再違拗成湯所建立的“占卜”制度，伊尹才又還政于太甲，這就成為了商王朝內的一段插曲。

然而，在數百年計的固定“禮制”的實施進程之中，幾興幾衰的現象，也就成了必然，其主要原因在于那些從事“卜”的人的身份不斷提高，隊伍不斷壯大，形成了一個巨大階層，貞、祝、巫、卜等人遍及商王朝各個領域。他們成了“智者”的化身，變相成為他們說了算。所以在武丁之后，晚商的前期，使得原頤指氣使的赫赫大員—貞人們，變為記錄例行公事的無名差役，這是對“智者”們的當頭棒喝。但是，“智者”們無所不在，無孔不入，在王的身邊又形成了新的“智者”群。商朝晚期在“智者”的誘導下，全國上下一起為著新形成的概念“得”為最高、最終目的，這有商末時的九件青銅器皿上的銘文作證，是銅證，當然更是鐵證。它們分別為：“得”、“得鼎”、“□得”、“貫得”、“得父乙”、“得亞父己”、“亞｛得｝父丁”、“亞｛得｝父癸”、“亞｛得父庚｝”、等九例（見《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2001年版廣西教育出版社）。

正是商末追逐“得”，贊美“得”，崇拜“得”所形成的社會浪潮，把商末的上層，變成了貪欲成性，如狼似虎地不擇手段，巧取豪奪，無所不用其極，一切為了“得”而奮斗，不惜一切手段貪“得”無厭的本性，從而暴露出商王朝上層人們的猙獰。

然而，就在這一時期，為避開犬戎的糾纏，以“不得”為代價，舍棄了原居住地而搬到周原來的古公亶父及其家族建立的新的根據地，以“不得”的精神，也喚來了其他小國的歸附！“不得”正是針對當時商王朝“得”的！所以，古公亶父在理論上就站住了腳，擴大了自身的影響，并且把“不得”的具體內容規范了一下，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德”論，其要旨為：“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逼渚唧w落實到事時，表現為五不“得”：五色、五音、五味、馳騁畋獵、難得之貨。所以自已只能為腹而不能為目（眼所見，心所想）。顯然，古公亶父這是在總結成湯取代夏王朝所得出來的自身“不得”的經驗，從而對自己提出的行為規范。同時古公亶父還認識到一個誰也沒有意識到的問題，在周邑這個根據地內，“仁”是十惡不赦的意識形態！“仁”字在公元后100年左右的許慎的《說文解字》中說“仁從二人”，可是在古公亶父的當時乃至整個西周時代“仁是從上人”的，因為上面一短橫下面一長橫，此字不讀“二”讀“上”，所以“仁”是從“上人”的，直白的說，“上人”的行為多為不好，“上”也孕育著，差異、區別，上的行為，“仁”的行為，正是造成親疏、貴賤、利害等差別的起始點！

正是古公亶父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勵精圖治而形成的“德”的概念，“德”的內涵就是“不得”，就是約束統治者自己，就是最高統治者頭上的緊箍咒，絕不能作任何轉嫁。

二、          西周時的意識形態的表現

自武王打敗商紂后，奪取了政權，西周在武王的治下，改天換地了。這可從周朝建立后在金文中的“得”字消失得一干二凈體現出來。從武王起到穆王100余年之中，一例“得”字也沒有，“得”已經不是問題了。從武王到昭王（穆王的父親）只有十三例“德”出現在人們的眼前，這正是中國文字中“德”字的開始！在被傳為“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四十余年刑錯不用”的周康王二十三年有一大盂鼎，其銘文中記載了康王的話：“……令女盂紹榮敬雍德經敏朝夕入諫……”這就是周康王高度自律的語言，并命令他手下的官員嚴格檢查督促他。文中的紹：繼承、發揚；榮：光榮傳統；敬：誠心、一絲不茍；雍：應用、運用；德：條文、戒律；經：經常、隨時隨地；敏：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方式、手段，不顧及任何情面。于是我們翻譯成現代語言，則是：“……我命令你盂呀，要發揚繼承我們老祖宗的光榮傳統，你必須誠心誠意、一絲不茍地應用老祖宗所訂下來的‘德’的戒律，隨時隨地，不分任何場合，不要顧及我的面子，采取你認為可以采取的一切手段，督促、檢查、阻止、審查我的一言一行，從早上到晚上我都要置于你的監督檢查之下”。這就是西周早期的現實。在西周乃至東周800余年的歷史長河之中，在金銘文內，前面說的那個“仁”字都絕了蹤跡，這與西周的意識形態是有關的，請參考拙文《老子十九章考、辯、析、讀》。

這就是西周，用自己“德”論的高度自律代替了商王朝的“占卜”，這是意識形態的轉換，也是“禮制”理念的轉換。也就是用一個較為開明的“德”的約束來替代那種“占卜”形式的約束，顯然同樣是約束統治者的。在西周開國之中，除了接替商王朝的統治開始時，有所混亂，后來成康之際，則天下大治。后來所有的封建王朝都沒有出現那樣的大治景象。

好景不長，周昭王的繼承，沒有長進，至穆王，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在穆王時期定格了“天子”的稱呼！形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慣例，從穆王起，上下齊呼“天子”！周穆王也飄飄然，處處以天子自居，再也看不到他爺爺時的大治了，顯然為溜須拍馬者開了方便之門，“智者”們也一涌而出禍國殃民始也。再一件事是：大興“呂刑”，呂刑細微達三千多條，可想而知，其矛頭對準的是下面之人，這背離了古公亶父的教導：治國必先治君，而不是治民。

于是在穆王之后的共王等的治下就出現“得純”的政治口號，“得”字重新出現在我們歷史上，雖然它滅跡了百多年，現已經說明“得不純了”，也是西周王朝的膏肓頑癥！這時的“得”字的寫法也很直接，上手下貝，或上貝下手，手要能攥得到貝（金錢）就是“得”，反之貝能攥得到手中也是“得”。

直至西周晚期，“得純亡民文”共出現八次，“民文”乃不聽政令之民，“得純亡民文”就是“得”純結了，清明了，不聽政令的老百姓都沒有了，也看不到擾亂社會治安之民。同學們，這是在當時的西周社會里的呼聲，不發人深省嗎？

值周“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執政四十六年，頗為小有“中興”之舉，這時在整個西周王朝時期，可謂是又一個輝煌的年代，它有下列諸事可證。

金文的文字已發展近于完備，長篇的銘文，層出不窮，且金文書法也發展到花團錦繡，非官方的詩也廣為流傳和興起，意識形態上有概括性的高度認識，如見于銘文中的“不侮鰥寡”，不得中飽私囊，“得純亡民文”、“純”、“祿純”、“引其唯王智，乃唯是表我國”……等等。

重申“國之有咎在予一人”的觀點，這也是西周建國以來所持有的固定觀念，執行的好壞是另外一回事，認識上必須如是。

“治亂在庶官”的觀點也亦形成并完成，從而看到了智者的破壞性。

《老子》文章的構思必形成在西周晚期，周宣王之時，因為《老子》文章所表現出來的就是西周所形成意識形態的終結。如《老子》十九章，亦反映出一個西周晚期所形成的重要概念，“絕學無憂”，由于有這個概念被公認后，所以在東周時期在金文之中，再也沒有看到一例“學”字出現，并且影響到秦漢，直到東漢的許慎的《說文解字》之中，還沒有列出學字專條，而僅在不顯眼的地方曰“學是覺的省字”。這當然是對孔子的子曰“學而時習之”的嘲諷！因為許慎也是一大儒，可是他卻不知道有句“學而時習之”，才在他的解字之中，沒列學字專條。

絕學無憂是一個綱領，其內容是，絕禮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這正是對西周的歷史的寫照，也是對商王朝的歷史所終結出來的經驗，教訓。

這也就是說，無論是商朝的“占卜”，還是西周的“德”論，這兩種禮制雖然在開始出現之前，都是柔弱的，它們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然而，一旦固化，老化，物壯則老，是為不道，它們也就以一種“禮制”的形式，想把它們固定下來，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它們走向了反動！之所以走向反動，問題還在于那些吹捧這“禮制”的人，正是所謂的“智者”，他們聲嘶力竭地維護“占卜”和“《德》”論都是對事物本身的背叛，所以西周晚期，正直的人們，都會看清這一點，老子正是代表這一樣一批人，行之于文寫出“絕禮棄智”！

至于“絕仁棄義”則是西周早期的認識，在西周的歷史中，就看不到被后來的人們吹捧得神乎其神的“仁”字，金文可證。

所以說，老子所總結出來的“禮、智、仁、義等四個是怪物，是必須絕棄的對象，這就是老子之所以是西周時代的人的道理。禮、智、仁、義這四個怪物，卻是春秋戰國的后學諸人所撿起的破爛。

三、          西周后東周時的意識形態表現

自從西周經老子總結了意識形態后寫出了《老子》五千言，然而周幽王只束之高閣按慣例收入周室作為藏書而已。但是，大家都不約而同地知道，這是治國寶典，傳言為之《三絕》。且誤傳為：絕學，絕禮，絕仁。也是所有讀書人爭相閱讀的經文，也是指導大家的必讀之書。當然大家都知道，有一個老子，公元前776年，作了五千言，公元前770年老子已死。

約公元前720年—前645年，管仲在齊國提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輔佐齊桓公首次稱霸，挾天子以令諸候，轉嫁治國必須治君的問題，為后世稱霸帶了頭，也是歷史上公開挑起內戰的禍首。

公元前551年—前478年的孔子，在管仲的基點上，修訂提出“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把“仁”這個周天下早已成為過街老鼠的理論怪物，重新打扮，讓它復出，雖然粉之以忠孝信義，但各諸侯國，誰也不敢買這樣的賬，他處處碰壁也就理在其中了。

公元前476年—前390年，墨翟以為孔子的提法太過，要薄禮（節葬節用）兼相愛、交相利，變相的繼續鼓吹仁義，雖然也代表部分民眾的利益，但也不受各諸侯國的歡迎。

公元前385年—前304年（或前372年—前289年），孟軻較完整地提出仁義禮智為之四德；并且要以仁為質，以禮為形，徹底地否定了老子的認定，也就徹底背叛了西周的意識形態，成為所謂的儒之亞圣。

公元前369年—前286，莊周虛無的道論，獨與天地精神而往來，架空老子為博大真人，骨子里卻以仁義禮智為是，抬出黃帝，販賣己論，這就是他虛偽而使后人誤以為他就是老學的傳承，實則是老學最大的叛徒！

這種“百家”爭鳴的局面延續到東周晚期的稷下學宮乃至秦的統一，以至始皇的焚書坑儒就不無道理！秦滅漢興，至漢武帝，公元前134年，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然而它的核心要害卻是“天人感應”學說，是為君權神授服務的，以完整地提出仁義禮智信為五常，以君為臣綱為總綱。競因漢武帝所納董仲舒這一建議，就在中國歷史內綿延困縛中華兒女達兩千余年！

四、              我們的思考（由于“善良”的干擾，此問題被阻，沒有講成）?，F把當時的構思錄在這里；什么是傳統；明顯地可以知道我們的意識形態思想史是斷裂了的；《老子》這本書的巨大作用；這些當是一個全新的領域。

同學們，你們不是敢問路在何方嗎，我可以告訴你們，路在你們的腳下，是不是這樣呢？請同學們自己想一想。

謝謝大家！

陳光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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