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文化民族主義(全文)
2004年01月12日 10:22
 
 

中國需要文化民族主義——康曉光

王魯湘：“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里是“大紅鷹·世紀大講堂”，我是王魯湘。

最近這兩年來，有一個概念非常盛行，叫做全球化。全球化的經濟、全球化的政治。我們知道，全球化的政治我們有一個聯合國，UN；全球化的經濟，我們有一個WTO。那么，在全球化的經濟和全球化的政治這樣一種態勢之下，有沒有一個全球化的文化？面對全球化的這樣一種經濟、政治，甚至是文化，像我們中國這樣的，過去有著幾千年傳統文化的這樣一種地區應該怎么辦？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聲音。其中，有復古主義的，有激進的、后現代的，有強烈的自由主義者，也有比較強烈的保守主義者，各種各樣的思想，在這樣一種全球化的背景之中都在進行交鋒，進行各種各樣的討論和融合。那么在這個中間有一個人的聲音顯得很特別，這個人他旗幟鮮明地扛起了文化民族主義的大旗，他的觀點引起了大家格外的注意。那么我們今天把很勇敢的，扛這一面旗的學者康曉光先生請到了現場，今天他要給我們大家演講的標題是“中國需要文化民族主義”。

康曉光 教授

1986年畢業于大連理工大學，獲數學學士學位；

1993年畢業于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生態學碩士學位；

現為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其主要研究領域為“收入分配”和“國家與社會關系”。

王魯湘：好，康先生，我有一個問題感到很好奇，您作為一個學者，很年輕的時候就到了廣西的一個很貧困的地方做了一個縣長，做七品芝麻官。做這個七品芝麻官的時候，我覺得你作為一個學者，尤其是一個關注民生、民權、民族問題的這么一個學者，你在那個地方怎么施政？

康曉光：實際上我做的是科技副縣長，是掛職的，說老實話，沒什么實權，所以不存在太強烈的施政問題。當時主要是為了幫助縣里去實施和落實世行的扶貧項目，是這樣一個背景下。我之所以要去呢，主要是因為：第一，我當時在研究農村的貧困問題，這是我研究的一個比較重要的領域。再者，我個人主張，當我進行一些社會問題研究的時候，不是做一個置身事外的、所謂的客觀的一個旁觀者，我更多的愿意參與其中，然后，在這個過程中，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比較深刻的體驗，而且也希望通過自己的學術實踐去影響和改變這個社會現實。

王魯湘：您那么關注貧困問題，是不是從小出身于貧困家庭？

康曉光：我們家應該說不算太貧困，因為我父親是在國家機關工作，我媽媽也在學校里工作。考大學的時候基本上是什么也不懂，就是哪一門分數考得高，然后就報考哪個專業。因為那一年碰巧數學考得特別高。1981年我高考，基本快滿分了，這樣的話就報了數學。后來，我對什么東西一旦變成一種強制的時候就非常反感，基本上，我很喜歡數學，但學完數學，我就再也不想碰數學了，我也很喜歡生態學，學完生態學，我就再也不想碰生態學了。

王魯湘：就是從您的學術的履歷可以看得出來，一方面你的學術研究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從你的學術理想來決定你的某一階段的學術興趣。那么還有一點就是說，你一旦對這個東西感到厭倦了，或者感覺這個東西對你有一種強制性了，你就馬上拋棄它。因此，你的學術履歷中間，你看你的年紀并不是很大，可是你的跳躍性就很強，那么這和一般的學者做學問，積累性的那種治學方法好像有點兒不太一樣，你是跨學科、跳躍的東西很多。

康曉光：不過，我想有一點是不變的，就是說我本人實際骨子里還是對這個社會的現實非常關注的，我始終反對的就是為學術而學術。我不認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學者，當你這個國家面對這么多的問題，你這個國家有這么多的人，處于非常艱難的境地的時候，你可以在這里孤芳自賞，在象牙塔里去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我覺得不是那樣的，我覺得對于我來說可能更像一個中國的讀書人。

王魯湘：你覺得作為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他的學術立場當中間應該有一個民族本位。

康曉光：不是民族本位，應該有一種社會關懷，應該有一種使命感和責任感。就是說，我們作為社會中的一個成員，作為相對來說比較成功一點的個人，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應該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實踐，對社會的改善、對社會的提升或者人民福祉的進一步的提高，應該有所貢獻。因此，正是這樣，所以當我有機會接觸各種各樣機會的時候，我就很快地走向了社會科學這個領域。而且你可以看到，我學的東西在變，但是實際上從我從大學校園出來之后，我的研究領域基本上是研究中國的發展問題，這個是沒有變的。

王魯湘：那是不是正是這樣一種責任感，使你在最近開始關注文化民族主義的問題？

康曉光：對。

王魯湘：好。下面就請我們用熱烈的掌聲請康曉光教授給我們做“中國需要文化民族主義”的精彩演講。

康曉光： 我想用康有為的一段話來開始我的演講。在這一段話里，康有為就問，一個人他為什么會與中國生死與共呢？他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他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這樣的一個不解之緣是怎么結成的呢？康有為說，首先是絕對不會僅僅因為中國有那么多的高山大河，不僅僅因為我們都是炎黃的子孫，而是因為我們還有那么多的數千年的文明教化，還有無量數的圣哲精英。有了這樣一些自然的、血統的，還有這樣一些人文和文化的東西，孕之育之，可歌可泣、可觀可樂，這樣的話，當這些中國之魂融入一個人的身心的時候，當一個人纏綿愛慕于這些東西的時候，他才能跟中國結下不解之緣，他才能和中國生死與共。這樣的一個國家、這樣一個民族、這樣一個文化，才能被人所熱愛、所留戀，并且為之向往。我想康有為的這段話，他把文化民族主義的精髓闡述得非常精辟，而且充滿了激情和感情。

我首先想講一下文化、民族與國家的關系。實際上，民族國家、民族文化，還有就是現代的民族概念，它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它實際上是和整個的工業化，和市場的成長，和全球化是聯系在一起的。那么為什么在市場擴張，在一個大工業的時代，它會產生民族國家和民族文化這樣的一些概念？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一般來說，一個主要的解釋就是，工業社會是一個大規模生產的社會。大規模生產的社會要求人員，他在大范圍內，在不同的時間之間要進行流動，同時要進行交流。就是說，隨便的兩個人遇到一起，他能夠進行溝通，通過一些語言，一些抽象的東西進行面對面的，在短暫的一些交流中達成一些合作所必須的信息交換，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這樣的話，就需要一種統一的文化，這種文化應該是一種實質的文化，應該可以用白紙黑字來表達的東西。所以一般來說，一個廣闊的市場，大規模的工業化的生產，它需要一個統一的文化，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民族國家形成之前，它很多部落、種族、部族這樣一些機構，它有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字，所以怎么樣形成，在一定的，盡可能大的空間范圍內、地域范圍內，有一個統一的文化呢？這樣的話它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機構，這是從工業，就是生產技術本身，衍生出對統一文化的需要。而對文化統一的要求本身衍生出對一個統一的政治共同體的要求。因此，現代化的經濟，它需要一個統一的文化，需要一個中央集權的政治。

那么我們可以看到，比如我們中國來說，你要想維持一個從小學一直到大學，這樣一個龐大的教育機器，而且小學和初中它還是強制性的義務教育，這個需要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同時，需要強有力的法律的保護。這樣的話，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現代國家的話，這樣一套機構，這樣一套機制，你是根本運轉不起來的，錢你都沒有，沒法兒運轉。而且一個國家，它也是壟斷了它的文化，就像壟斷了暴力一樣。在它的地盤內，只許宣揚它喜歡的文化，不許宣揚別人的文化。比如說什么是國語？什么是第一語言？什么是母語？都有強制性的規定。

所以這就是為什么，在一個現代社會里，往往既有一些民族國家，然后又有一個民族文化，同時它配合一種大規模的現代工業。

關于未來世界的文化格局問題，目前存在著三種看法：一種是經濟全球化帶來一個全球性的文化，這種全球性的文化將普遍適用于地球上所有的地方。基本上，最強有力的支持這樣一種觀點的理論，就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因為這樣一種理論認為經濟是決定一切的主導性的因素，經濟決定論。全球化往往伴隨著，首先這種全球性的技術擴張，一種高效率的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那么全球會形成一種比較相似的技術體系，甚至基本是完全一致的技術原理，與之相應的一系列的管理制度，所以要按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這樣一種生產方式，這樣的一種生產技術的話，很可能決定相應的政治和文化的，一系列的所謂的上層建筑，這是一種觀點。

還有一種觀點，全球化不會帶來文化的趨同，相反會激發地方主義的、文化民族主義的復興，這也是一個比較風行的觀點。它強調本土性，強調地方性的反應。下面我要講一下亨廷頓的觀點。

還有一種認為，一種折中的觀點，認為全球性的文化將會出現，但它只是一種浮在表面的文化，而本土文化還將在深層次支配人民的生活。就是說這樣一種全球化，全球共同的經濟生活，一種緊密的、頻繁的這樣一種國際交流的話，它會形成一種共同的規則，為了在全球范圍內的交流。所以，這種規則在政治上，可能體現為聯合國，在經濟上最典型的就是WTO，它建立的一整套制度和規范。語言上，可能是英語，這樣的一些各種各樣的東西。但是，它認為，真正的能夠把你，讓你生死與共的，對你的情感有強烈沖擊的，可能還是你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塊地方里，在潛移默化的社會化過程中，賦予你的那樣一種本土文化，這是一種折中的觀點。

現在我想就稍微詳細地介紹一下亨廷頓的觀點，他的觀點就是第二種觀點，全球化不會帶來文化的趨同。亨廷頓把文化和現代化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叫工具文化的現代化，還有一部分是終極文化的西方化，他把現代化和西方化分開。他認為在技術的層面、在工具的層面，他把它歸結為叫做現代化；在終極層面，在價值的部分里邊，叫西化，他把它叫做西方化。

他認為對于后發展國家來說，包括中國這樣的國家來說，在它發展的過程中大概有四種模式：第一種模式，拒絕主義。比如說我既拒絕現代化，又拒絕西方化，這樣是一個保守的、封閉的、拒絕一切變化的一個社會。

還有一種，就是所謂他叫做基馬爾主義。基馬爾就是土耳其特別著名的一個開國元勛，國父，也是進行改革西化的一個領袖，同時土耳其的改革基本上是比較成功的，就是說他在工具文化現代化的同時，他也成功的進行了，完成了終極文化的西方化。

還有一種模式，就是所謂的亨廷頓叫改良主義的模式。這個模式是說，一個社會它伴隨著工具文化現代化的同時，在初期，它有一個比較強烈的西方化的過程，但是當現代化達到了相當成功的一個階段之后，它就開始反過來了，也就是說在初期，它是西方化和現代化并行的，但是當它在經濟上取得了成功，當軍事和政治的實力逐漸強大的時候，從社會層面的一種自信開始回歸，對本土文化的一些自信，一些民族主義的東西開始膨脹，這個時候它往往開始拒絕西方化，開始更多的從它的本土、傳統和歷史中去尋找一些在終極價值觀、道德規范方面的一些東西。所以改良主義是走過這么一個倒U字的曲線。

他還總結了另一種模式，他說是一個比較痛苦的過程。有一類社會它在工具文化的現代化方面沒有任何的進展，但是它在價值終極文化方面西化的卻很徹底。

亨廷頓分析，他認為中國現在毫無疑問是走向了一種改良主義的道路。

第三個問題，我講一下文化與全球的經濟競爭和全球的政治競爭的關系。首先，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這是一個全面競爭的時代，競爭遍及經濟的、政治的、軍事和文化各個領域；另一方面，各個領域的競爭又是相互交織在一起，一個國家的文化的競爭力依托于它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實力，反過來強大的文化也可以有效地提高國家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全球競爭力。所以當大家分析美國的這樣一種實力的時候，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所謂的它的軟力量，軟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它意識形態的力量，它文化的感召力，還有它所宣揚的一整套的價值，以及它為它的國際行動所尋找的各種各樣的理由、托詞或者是說法，這些賦予它軍事行動和政治行動一種強有力的支持，這是非常重要的。

文化對于全球經濟競爭的影響主要在兩個層面。一個是通過跨國公司，影響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還有一個是影響區域的經濟合作。冷戰以后，大量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開始不斷地涌現，這一點國際政治學家分析得非常清楚，他們會發現那些成功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都是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咱們地理空間上挨得近，然后咱們幾個召集到一塊兒開個會，定一些條約，然后我們經濟共同體就會發展得很好，不是的。真正發展得好的，都是既是空間上臨近，同時文化上又是高度一致的。而且即使空間不臨近，只要你文化，還有意識形態等等方面，高度相似的國家，他們之間的貿易往來也是非常密切的。

再者就是說，文化對當前國際政治的格局影響也是非常大的。在冷戰之后，亨廷頓發表了他著名的文章《文明的沖突》。美國它有一個非常龐大的軍事工業，然后在大學里也有一大批高級的研究人員，是為軍事工業、航天工業，國防工業服務的，還有大量的思想庫，還有很多壓力集團，都是圍繞著這樣的一個非常龐大的利益共同體。所以，在冷戰之后，當蘇聯分裂了之后，當其它的社會主義國家都開始轉型的時候，它面臨著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說美國還有沒有敵人？美國的敵人是什么？所以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這些與軍工綜合體相關的這樣一些利益集團，它都要找飯吃嘛，沒有敵人的話他也就沒飯吃了，也沒事干了。所以他們就到處尋找假想敵。當時一種比較樂觀的觀點就是佛蘭西斯·福山提出歷史的終結。他認為行了，蘇聯的垮臺，中國和東歐的轉型、改革等等，就意味著世界上，在未來除了市場經濟還有民主政治之外，人類不會有其它的選擇和途徑。所以，他認為歷史已經從根本上，本質的變遷上來說已經終結了，剩下的就是一個時間問題，就是一個零敲碎打的問題。

那么亨廷頓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觀點，他認為不是。他認為在新的世界中，雖然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這樣的一種冷戰，這樣一種沖突結束了，但是文明之間的沖突不會結束，而且會上升為新的主導性的力量。也就是說未來的沖突，可能不是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沖突，它很可能是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教世界，與儒教世界之間的一個沖突，所以他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論述，我在這里把它引過來。

他說，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認同是影響一個國家結盟或對抗的主要因素。他認為，各個國家、各個地區和民族，在處理認同危機的時候，所謂認同危機就是我是誰？我是屬于哪一伙的？誰跟我是一伙的？誰是我的朋友？誰是我的敵人？當他要尋找這樣一些問題答案的時候，亨廷頓認為，對人們來說重要的是血緣、信仰、忠誠和家庭。人們與那些擁有相似的祖先、宗教、語言、價值觀、體制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疏遠在這些方面的不同者。由于現代化的激勵，他認為全球政治正沿著文化的界限重構，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國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則分道揚鑣。以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關系確定的結盟，讓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確定的結盟，重新劃定的政治界限越來越與種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界限趨于一致，文化共同體正在取代冷戰的陣營，文明間的斷層線正在成為全球政治沖突的中心界線。

所以他構想的未來世界的政治共同體是什么呢？就所謂的某一個文明的核心國家，比如說，他認為三大最重要的文明，一個是基督教文明即基督教世界，還有伊斯蘭世界，還有儒教世界。他認為，在基督教世界里，核心國家就是美國了，在現代來說。其它還有一些周邊國家，跟它相似的，但是實力沒有這個核心國家強大。再有，就是所謂的散布在外圍的那些個人，它的移民，就是在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其它國家和地區生活的，但是它認同于基督教的這些個人，他認為這樣構成了一個基督教的世界。他把中國、朝鮮半島、日本，還有東南亞的一些，像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越南，都歸到儒家文化圈里，毫無疑問，無論從歷史的淵源，還是從一個綜合國力來看，中國都是這樣一個文化圈的核心國家，再加上周邊國家，還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裔，他認為這個構成了儒教世界。他認為未來的沖突就是這樣的幾大板塊之間的沖突。我個人比較傾向于他的這樣一種觀點。

現在我們再反觀一下，中國文化在100多年中它所經歷的命運是什么？

首先，150多年，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文化走上了持續衰落的這么一個道路。

從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來看，隨著漢族農耕文明不斷地擴張，漢族統治疆域在擴張，那么在這個過程中漢族的漢文化也在逐漸地擴張。

古代中國基本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從政府、國家來說，總的來說它還是推行儒家的文化，同時儒家文化也給這樣一種政治體制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我們不能說儒家，比如跟基督教相比，跟佛教相比，沒有那么多廟宇、僧人，專業的那樣一些教師等等，我們認為它不是宗教。實際上在中國可以說整個國家就是一個教會，就是一個儒教的教會，教會既為國家，皇帝實際上就是教皇，所有的官員，還有這些讀書人，準備考試、應試，然后學而優則仕的這些人，都是可以把他理解為教士。基本上全民，大體上來說，都是遵奉儒家所宣揚的那樣的一些倫理規范，也就是說儒家盡管它是一種精英的理論，它作為一種書面的東西，它主要是和讀書人進行交流的，但是它這種書面之外的東西，對民間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比如說他對民間處理父子之間、夫妻之間、長幼之間、朋友們之間的關系，還是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實際上儒家的思想，像通過《三國演義》、《水滸傳》這樣的一些載體，它對民間的影響更大。

但是洋務運動時期，中國文化面臨著一個非常強烈的沖擊。這個時候我想發生了第一個非常巨大的轉變，也就是說這個時候中國的士大夫放棄了天下主義，他終于明白了，中國僅僅是國際社會中的一個，在眾多民族國家的一個而已，不是說我是天朝，我是天朝帝國，老子是天下第一，我是世界的中心，這個觀念已經被徹底打破了。那么進入維新時代之后，第二個巨大的轉變發生了。也就是說中國捍衛傳統的這些人，基本說放棄了形而下的領域，也就是說認了，技術方面我們不行，甚至一些制度方面也不行，這個時候要改，但是這個時候還堅信，我們的道德、我們的理想，孔孟之道所宣揚的終極的、形而上的東西還是有用的。所以，他放棄了形而下領域的抵抗，只求在形而上領域去斗爭。

等到五四時期，基本上傳統文化喪失了最后的陣地，全盤西化成為了一個主導。大家覺得為了富國強兵，我們就要毫不猶豫的徹底地放棄我們的歷史，然后向外面去學習，大家不斷地找祖宗算賬、找文化算賬、找傳統算賬。那么1949年以后，在中國大陸傳統文化經歷了一個最黑暗的時代，特別是在文化革命的時候幾乎是登峰造極，對我們傳統文化的毀滅達到了最嚴重的程度。

但是在故土之外，在臺灣、新加坡、韓國、日本、美國等地，中國的傳統文化還在茍延殘喘，還在發展。同時，東亞的經濟成功，也助長了儒家文化的復興，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隨著日本的成功，東亞四小龍的經濟上的成績之后，世界各國的學者都開始研究東亞現象。為什么在這個地區，可以取得這么好的業績，而且它不僅僅經濟成長，特別成功，而且它在收入分配方面，在社會的穩定方面等等，也是很成功的。所以，在這個背景下，一種假說，儒家資本主義就提出了，過去可能認為儒家學說是一種累贅，是一種包袱、是一種拖累，是阻礙資本主義成長的東西。現在這樣的一種理論認為，當這個國家進行了現代的，重建了這樣一個政治和社會之后，當現在的市場經濟引進了之后，儒家學說反倒成了促進資本主義成長的強有力的一個因素，所以儒家資本主義又開始風行了，大家這回不批判儒家了，說儒家不錯，家族主義，勤勞，服從權威，遵守紀律，勤儉、愛儲蓄，這樣的一些東西，都是有利于現代的經濟增長的。

十年之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文化民族主義在中國大陸興起，我認為最早還是在九十年代的初期，最先討論這個問題的是《戰略與管理》雜志，當時一些討論會我也參加了。在九十年代，這樣的一種文化民族主義復蘇，它有比較深刻的背景，首先，我想“六·四”之后，就是“八九風波”之后，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內外面臨著非常非常巨大的壓力。在這個情況下，政府希望借文化保守主義來抵御西方文化的入侵，抗拒西方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其次，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他對歐洲的觀察，特別是對俄羅斯的觀察，還有對南美洲，還有東南亞的一些國家，民族化的進程中的觀察會發現，改革不僅僅會帶來一個皆大歡喜的、大團圓的結局，改革也可能會帶來社會發展的停滯，甚至一個國家的分裂等等，甚至倒退。當看到這種危險的時候，那么認為民族主義是化解這種危機的一種武器。還有，就是中美關系的轉變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助長了公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再一個，就是民族主義可以比其它的意識形態，多了一個非常強烈的功能，它有利于形成共識，有利于團結。價值真空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當馬列主義不好用了，然后自由民族主義又沒有占據一個主流地位的情況下，我們靠什么來寄托自己的靈魂，就是說我們的價值、我們的道德，我們的一些人生的歸宿到哪里去尋找呢？傳統文化它可能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因此這個也是它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五個問題，我想談一下文化民族主義的必要性。

在一個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一個全球經濟的背景下，這樣的一個政治格局，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逐漸地崛起，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中國應該怎么辦？我個人認為文化民族主義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也就是說對于當今的中國來說，如果我們的文化能夠得到很好的復興，文化得到更好的宣揚和推廣，能夠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認同，特別是，隨著我們經濟實力的成長，隨著社會政治變革的逐漸地與國際社會的接軌，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可能我們可以很好地整合起有中國文化背景的這樣的一些地區、國家、還有個人，形成一個很好的經濟交流的平臺，同時也是一個很好的政治結盟的一個框架，這是非常重要的。而這個對于中國未來在國際上的經濟和政治地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中國發展文化民族主義的優勢就在于，首先它有獨特的語言和文字。而且學習漢語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學習起來成本非常高，轉換起來比較困難。而且它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傳統，使得中華文化很難為其它文化所同化。再一個，龐大的人口數量也賦予天然的一種優勢。還有經過數百年的移民，華人也遍布全球，而且很多人他依然忠于自己民族的傳統。再者中國是儒家，儒教圈里天然的那樣一種核心國家。所以這一切意味著建立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疆域的，文化民族主義的巨大可能性。亨廷頓他就非常明白地說，大中華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是一個迅速發展文化和經濟現實，并開始成為一個政治的現實。

最后一講，我想跟大家交換一下我的看法，就是在新世紀我們怎么樣復興我們的文化。

文化復興的邏輯是什么？首先一點就要肯定，能夠被所有華人認同的可能只有中華文化了，在當今世界上。因此，文化民族主義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復興中華文化，并通過文化的復興實現全球華人的整合，成就一個文化中國。這個文化中國沒有固定的界限，只要信奉這樣一種文化的人，走到哪里，它的邊界就擴張到哪里。康有為指出，中國的一切文明皆與孔教相系相依。正是由于中華文化的理想、價值和道德都集中地體現在儒家文化之中，所以復興文化的根本，我認為是復興儒家文化。而且我們不能把儒家文化僅僅看作是一個學派，實際上它發揮了一種巨大的教化的功能，而且得到過國家支持的全民宗教。而教化它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東西，所謂的“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這么一種東西，它是建立社會秩序的最基本的途徑，無論是政府、還是法律、還是暴力和強制，都是不可替代的。

最后我想談一下，我們如何來復興儒教。我這里就比較坦率地說了，我今天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繼承康有為的事業。我想從當前來看，最緊迫的，當前來看，要采取四項必要的措施。我認為第一儒學教育要進入正式的學校教育體系。不光是中小學，中小學應該把我們的《四書五經》比較系統地讀一讀。同時我認為，凡是與公共管理有關的課程，大學里的研究生的課程，也應該列入進來；同時我也認為像黨校、行政學院這樣的一些地方的學員也應該系統地學一學這些東西。第二，國家也要支持儒教，將儒教定為國教。我提出的基本原則是：國家支持，精英領導，全民參與，建立組織體系，實行民間自治。第三，儒教進入日常生活，成為一種全民性的宗教。第四，通過非政府組織向海外傳播，借助遍布全球的華人社團，建設一個文化傳播的網絡，然后以這一網絡為基礎建立一個文化中國。這就是我大致的一個想法，先跟朋友們介紹到這里。下面我想我們可以進行一些比較坦率的交流。謝謝。

王魯湘：謝謝康教授精彩的演講，我想康教授今天演講的題目也好，包括里頭涉及到的問題也好，肯定是極具一種沖擊力的。其中，我想和康教授進行交流的一個問題是，我們談到了文化民族主義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之下的一種必要性，是吧？因為是在當前的國際競爭中間維持一種民族核心競爭力，我們過去更多地關注于它的經濟的層面、技術的層面，甚至于制度的層面，但是卻很少關注它的文化的層面。但是剛才你已經說到了，美國的國際競爭力，其實一個很重要的核心是它的軟力量，這個軟力量其實就是它的意識形態，它的文化價值，包括它的制度文明的東西，這個東西不僅對內有一種凝聚力，對外，它進行對外的一些國際事務的時候，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說辭。它用這個東西就可以居于正義在手的這樣一種立場，因此在這一點上看的話，實際上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在當前的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競爭的時候，很有用的一種軟的力量。

那么我想問的一點是，中國的傳統文化、民族文化其實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東西，在歷史上我們曾經出過百家爭鳴。到了后來佛教傳入，而且在我們中國本土又產生了道教的東西，然后隋唐以后出現三教合流。然后到了明末以后，其實基督教文明也已經作為一種文化，傳播到我們國內里頭來，到了后來鴉片戰爭以后，西方文化更是大規模的，可以說是整體地進入到我們中國。經過這么一個漫長的，實際上一個中國文化的與自己的，和國外的幾次的這樣一種融合、沖突之后，我們中國文化已經變得非常駁雜，很多的東西實際上已經構成了我們的傳統，那么在這個中間您為什么獨獨選擇“儒家”文化，而不是鎖定在其它的上面？

康曉光：如果我們真要是到源頭去找中國文化的話，無論是道家、法家、墨家這樣的一些東西，它的生命力、它的影響力和儒家都不可能相提并論。所以，如果從我們本土這些東西去找的話，可能那就是儒家了，而且確實儒家對整個中國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影響是非常非常深刻的。還有我們回頭談儒家的話，主要并非說要吸收它所有的東西，而是它要與現代的這樣一個社會能夠比較融合那些部分。顯然我們不會說，女同學都要（遵從）三從四德，這些東西倒是不會了。我覺得這個儒家中它有一些東西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說它一種積極的、入世的精神，它強調一種對現實的強烈的關懷和責任感。比如它主張“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樣一些東西，強調每一個人對社會的一種責任感，然后強調那種自我的修身，然后逐漸地承擔起社會的責任。而且比如說他承諾，所有的人經過你自身的努力，你都可以成就，達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成圣”，這樣的一種東西。我覺得這樣一些東西它是超越時間的，也超越一些生產方式。而且對于我們今天的中國來說，中國人要有一個精神家園，要有一套道德標準來規范和約束你自己的話，除了儒家，你還要到哪里能夠找到這些東西呢？會不會有比它根基更深厚、更有生命力、更有用的東西呢？我看找不到了。

王魯湘：因為您也說到，其實您現在做的事情，實際上是在繼承康有為的事業。因為我記得康有為之所以要提倡孔教的時候，他其實是因為，在游歷了整個西方世界，回來以后產生這個思想。他觀察到了中國人和外國人和西方人之間其實很大的，日常生活中間的一個區別，就是我們沒有一種固定的宗教生活，而西方人有一種七天一個周期的這種固定的宗教生活，他看到西方人這種固定的宗教生活以后，他感到很感動，他認為這恰恰是西方人一種凝聚力的所在，正好是它的這種文化的力量的所在。所以他希望我們也以七天為一個周期，然后建立周期性的這樣一種宗教生活，他認為這種宗教生活能起一個很重要的作用，他說了八個字，第一個“剔其天良”就是老是每天提醒你的良心發現，然后是“養其哉肅”，就是培養你一種非常恭敬的，對待神圣事物的一種畢恭畢敬的感情。這一點的話，我想的的確確是宗教文化所具有的一個特點，為其它的世俗文化所不可具有的。而我們看到今天我們的中國人，和有宗教信仰的、有國教的國家一些民族的人，最大的區別其實就在八個字上頭。

在這一點上，我想聽聽在座的大學生的意見。假如現在康教授的這個建議，這個構想，在我們中國變成了現實，就是儒家重新被確定為一個國教，而且我們每天要像西方的基督徒一樣，過一種比較制度化的宗教生活，你們會有什么看法？

康曉光：我強調一句，這個國教不等于必須（信仰），國教的前提也是信教自由。

王魯湘：也是信仰自由，因為在西方國教的國家里頭信仰也是自由，這是一個前提。

觀眾：我想說的是中國的文化，就是中國的美麗不在于中國的那種山川的美麗何其美，還在于它的多元化的那種文化。中華文化初步形成于隋唐時期的兼容并包的多元化文化中，中華文明的博大在于它的包容性。我想我們有56個民族，55個少數民族，如果像康教授所謂的，儒教主義的那種文化統一下，我們會不會失去我們少數民族或者更多文化的一種存在性？那么失去它，會不會導致我們中華民族文化的單一？

康曉光：這個問題是這樣，首先信仰是自由的。中國歷來宗教非常多元化的，各種宗教在中國并存，這是一個長期的歷史，在過去也是如此。所謂的國教與其它宗教的不同之處在哪里呢？就是說政府應該給予它優惠的條件，比如說稅收上的減免，甚至給它提供財政的支持，甚至比如說政府可以購買它的服務，比如說社區的扶貧濟困，進行一些社區服務，比如說政府要花錢做的一些事情，我可以給儒教的組織，由它來負責，幫著政府來做，這樣的話可以強化它的功能、增加它的吸引力等等。也就是說允許一種多元的競爭，但是政府對自己選擇的國教，包括社會和政府給予它一種不平等競爭的條件，給它很多優惠，讓它去發展，并不是說不許別人去競爭。我想對于中國來說的話，民族主義是一個雙刃劍，對外來說你可以是一個國家獨立，或者是國際沖突和對抗的一個資源，對內中國又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少數民族如果它的民族主義傾向非常嚴重的話，也會導致中國內部的分裂問題。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因此我們更多的強調文化民族主義，不是那種以種族、血緣、血統為基礎的民族主義，是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而且這個文化本身它也是一個不斷的發展和變化，不斷地兼容并蓄的一個過程。

王魯湘：好，我想下面請這位女同學來談一談她的看法。

觀眾：康教授，您好！我聽了您的講座以后，我不反對說把儒教當作一種國教來推行，因為我也覺得，從儒家思想上有很多對于人性的一種解釋，還有對于我們人生歸宿的一種理解，特別對我們現在這種迷惘的狀態很有作用，但是我想問一點就是說，就像曹文軒在那個文章里面講過的一樣，儒教當中有一些，比如說它提倡溫良恭儉讓這樣的一種思想，它更多的就是一種內斂的思想，而這種思想就跟我們現在激蕩的年代有點不同的地方，如果我們要推行這種儒教文化的時候，我們怎么來看待，我們需要的這種銳意進取，還有創新的精神，跟儒教一種比較內斂之間的一種沖突？

康曉光：我覺得各位對我的看法不必當真，這就是一個人的一個看法，一家之見。

你說儒教中有很多內斂的東西，但實際上，我覺得骨子里，儒教中也有很多非常積極的、進取的東西。你比如說他對仁人志士的肯定，他對舍生取義這樣一些立場的堅持，像孔子說士志于道，像孟子提出的大丈夫的那樣的一些標準和情懷，我覺得那樣的一種東西，它所宣揚的那樣一種英雄氣概，那種勇于承擔，那決不是現代的時髦青年的這點兒沖動能夠相提并論的，那種真正深沉的那樣一種承擔和勇氣，那樣一種可以為你所信仰的主義和真理去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那樣的一種精神，所謂的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這樣的一些人格上、道德上的追求，我認為還是非常積極的，特別強調一些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我認為是非常好的一些道德上的教導，我覺得并不矛盾。

王魯湘：今天康教授的演講非常得精彩，我想在這里向教授再最后提一個問題。您能否用最簡潔的語言告訴我們大學生和電視觀眾，我們現在為什么就迫切地需要文化民族主義？

康曉光：簡單地說，第一，對于中國自身來說，它需要一種凝聚13億人口這樣一個大國的東西，那么文化民族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候選人”。同時，這樣一種超越民族國家邊界的文化民族主義，可以幫助我們構造一個無所不在的文化中國，而這樣一個文化中國，可以為中國的全球經濟競爭提供一個很好的平臺。同時，也為中國未來的國際政治競爭當中，提供一些非常好的機會。正是在這樣的一個全球背景和中國現實所面臨的一系列挑戰的前提下，我認為文化民族主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也是有價值的選擇。

王魯湘：好，最后對您的語言表達能力的一個考驗，只允許用一句話來總結您今天的演講，一句話，可以想一想。

康曉光：意猶未盡。

王魯湘：意猶未盡。

王魯湘：好，感謝康曉光先生的精彩演講，也感謝在座的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學生們以及電視機前的觀眾，謝謝大家！下周同一時間請收看“大紅鷹·世紀大講堂”。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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