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野戰軍，是淮海大戰發起前的1948年5月9日由原晉冀魯豫軍區南征野戰軍和晉冀魯豫軍區的陳謝集團編組改稱而來的，同時還重建了中原軍區（區別于中原突圍時期那個“中原軍區”）。迄至淮海戰役發起前，中原野戰軍已發展到了擁有7個步兵縱隊15萬余人兵力，重建的中原軍區所掌握的能夠獨立作戰的地方武裝也擁有1個二級軍區（豫皖蘇軍區）和6個三級軍區（鄂豫、皖西、豫西、桐柏、江漢、陜南等軍區）共20余萬人的兵力——這些地方武裝很多是由南下進入中原地區的原晉冀魯豫南征野戰軍（劉鄧大軍）和陳謝集團派出的骨干為主編成的。[1]

　　這個“編組改稱”的背景，是中共中央圖略中原的大政方針。

　　這個大政方針，實際上早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拉開“戰略反攻序幕”時就已開始籌措——從彼時開始，劉鄧、陳謝、陳粟三路大軍呈“品字型”展開，先后殺入了中原大地。但是，當時這三路大軍還是各自遂行軍委賦予的任務，尚未完全在建制序列和戰役作戰上形成統一的指揮。

　　半年之后的1948年初，鄂豫皖、鄂北、豫皖蘇及豫西各解放區已連成一片，于是中央軍委也“與時俱進”，于1948年1月2日首次提出了“三軍協力”打殲滅戰的意見，并擬以劉鄧、陳謝、陳粟三路大軍在平漢路以西，漢水以北，隴海路鄭州-潼關段以南廣大地域，實施機動作戰[2]——華東野戰軍西兵團一度還準備渡江作戰[3]。

　　如此，統一戰區統一指揮的問題也就是提上了日程。為此，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醞釀重建中原軍區，加強中原局的領導，以劉伯承、鄧小平統一指揮在這片區域作戰的各路部隊。為此，時任華東野戰軍副司令員的粟裕就“三軍協力，統一指揮”的問題提出了兩次重要建議：

　　1948年1月22日，粟裕致電軍委，提出建議：

　　……我一個戰略區之兵力，對當面之敵作戰，則難取全勝，如待三個戰略區兵力集中，則又失去戰機。而敵人則利用其較我優良的運輸條件和建制的臨機變動，以集中或分故對付我軍。但我軍則因缺乏固定補給來源和足夠的運輸能力，又不便長期集中強大的兵團于一個地區（或方向）作戰。因此，建議三軍（劉鄧、陳謝和我們）在今后一個時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戰方式，以求能較徹底的殲滅敵人一路（我們一軍如不擔負打援，兵力是夠用的），只要鄰區能及時協同打援或箝制援敵遲進，殲敵一路是很可能的。在此區殲滅戰結束，敵向此區集中，則我又分散或轉至鄰區，總以何區便于殲敵，即向何區集中。如此能有兩三次殲滅戰，則形勢可能變化。管見是否有當，請示知。如認為可行，則請劉鄧統一指揮。[4]

　　1月31日，粟裕再電中央軍委，對三軍協同作戰再陳擁護之意：

　　因此于最近時期，將三個野戰軍由劉鄧統一指揮，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戰法，于三個地區輾轉尋機殲敵（華野除葉王陶外可以三至四個縱隊參戰——本文作者注：“除葉王陶外”，是因為當時三個縱隊準備由粟率領渡江南下），是可能于短期內取得較大勝利的。如是則使敵人機動兵力大為減少，而我軍在機動兵力的數量上，則將逐漸走向優勢；同時也可因戰役的勝利，取得較多的休整與提高技術的時間。如果我軍在數量上及技術上取得優勢，則戰局的發展可能急轉直下，也將推進政治局勢的迅速變化。[5]

　　粟裕的建議與中央軍委的設想是吻合的，中原戰區統一指揮的醞釀也日漸成熟。

　　1948年3月23日，中央中央決定：“由中原局管轄津浦路東隴海路南包括豫、陜、鄂整個地區，統一該區黨政軍民一切工作之領導”，且“陳毅、鄧子恢同志加入中原局”[6]——在此前，劉、鄧就曾表達過請華東方面派“對土地改革和財經工作富有經驗”的大員來加強中原局的工作，解決各路人馬在中原作戰時的“吃飯問題”。而擅長理財的鄧子恢當作為一個絕好的人選，當然也就成了劉、鄧向中央指名索要之士。

　　而陳毅“加入中原局”，背景稍微復雜一些。自劉鄧、陳粟、陳謝三軍挺進中原以來，陳粟直接指揮的華野西兵團，就一直處于與中原野戰軍相互配合作戰的地位，而原華東野戰軍的山東兵團、蘇北軍區則轉由華東局節制。所以，華野進入中原戰區的部分（西兵團），也就需要在統一領導中原地區黨政軍民一切工作的中原局最高領導層中，有代表性的人物，這個角色，則非陳毅莫屬。就中原方面的劉、鄧來說，陳毅加入中原局最高領導層，則是一件求之不得大為歡迎的事情——這將極有利于中野、華野兩大野戰軍在中原戰區作戰上的密切協調與配合。

　　在后來發生的南線決戰期間，陳毅所擔當的角色，那是具有客觀上的不可替代性的！

　　此前，劉陳鄧在提出“陳毅調中原”的要求時，表達了“無論陳毅同志在中原局任何職，其在華野的任職不變”的意見[7]；中共中央這次擬調陳毅到中原，粟裕也提出“華東離不開陳軍長”的意見。所以，這次陳調中原局工作時，所以其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職務也予以了保留。而粟裕本人，實際上也在“加入中原局”之列（劉鄧于1948年5月5日至軍委電中還提出過由粟兼任中原軍區、中原野戰軍副司令員的建議[8]）。

　　中央在接受粟裕提出的“暫不過江，集中中原野戰軍和華東野戰軍主力，爭取在中原黃淮地區打幾個大規模的殲滅戰”[9]的意見，并決定粟裕兵團（華野西兵團）也加入中原戰場（戰略上受劉鄧指揮）后，粟裕也“加入了中原局”。1948年5月9日，中央軍委正式劃定了中原解放區的轄區：“除華中解放區現轄境地外，凡隴海以南長江以北直至川陜邊區均屬中原解放區。中原中央局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陳毅為第二書記，鄧子恢為第三書記，以劉伯承、鄧小平、陳毅、鄧子恢、李先念、宋任窮、粟裕、李雪峰、陳賡、張際春、謝富治、劉子久十二同志為委員。在中原局下，成立豫皖蘇分局，以宋任窮為分局書記”，“劉伯承為中原軍區及中原野戰軍司令員，鄧小平為政委，陳毅為軍區及野戰軍第一副司令員，李先念為軍區及野戰軍第二副司令員。陳毅仍兼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及政委，粟裕為副司令員，宋任窮為副政委。蘇北兵團仍屬華東軍區建制，但在作戰上受華東野戰軍指揮。”[10]

　　1948年6月22日、23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等兩電中共中央，提出設立或組建中原局辦事廳、財經委員會、軍事小組、中原解放區行政委員會、中原軍政大學和中州大學、中原野戰軍第四兵團和第三兵團等機構組織并有關領導人選[11]。6月26日，得到中共中央批準。[12]

　　7月2日，中共中央中原局發出通知：

　　中央及軍委指定和批準中原局、中原軍區組織及各軍（區）如下：

　　第一，以劉伯承、鄧小平、陳毅、鄧子恢、粟裕、張際春、李雪峰、李先念、宋任窮、劉子久、陳賡、謝富治十二人為中央局委員，鄧小平為第一書記，陳毅為第二書記，鄧子恢為第三書記，并指定劉伯承、鄧小平、陳毅、鄧子恢、李雪峰、張際春六人為常委。第二，以劉伯承為中原軍區司令員兼中原野戰軍司令員，陳毅為第一副司令員，李先念為第二副司令員，鄧小平為政委，鄧子恢為第一副政委，張際春為第二副政委并兼政治部主任，并以劉、陳、鄧、張四人組成軍事指導小組，陳毅為組長。

　　第三，陳毅仍兼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粟裕仍任副司令員，陳離職期所兼軍政職務由粟裕代理，宋任窮任華野第二副政委。

　　第四，中原局成立辦公廳，以鄧子恢為主任，李雪峰為副主任，李雪峰兼組織部長，鄧子恢為宣傳部長，陳克寒為副部長。

　　第五，中原局設立財經委員會，以鄧小平、陳毅、鄧子恢、劉瑞龍、李一清、劉岱峰、范醒之七人為委員，鄧子恢為書記，并設立財經辦事處，鄧子恢兼主任，劉岱峰、范醒之為副主任。

　　第六，組織豫皖蘇中央分局及軍區，以宋任窮、吳芝圃、粟.裕、張國華、劉瑞龍、楊一辰六人為委員，宋任窮為書記，吳芝圃為副書記，粟裕兼軍區司令員，張國華為副司令員，宋兼軍區政委，吳兼副政委。[13]

　　這其實就是人民解放軍方面的“中原戰區”的領導核心。

　　如此，整個中原戰區就被置于了一個統一的指揮中心之下，不僅可以指揮中原野戰軍，也可以指揮進入中原戰區作戰的華東野戰軍——甚至還包括配屬行動的華北軍區部隊，中原、華東兩大野戰軍的協同與配合，也因此而進入了更高的層次。

　　華東局的陳毅、鄧子恢、粟裕加強中原局，而中原局下的豫皖蘇分局書記宋任窮也兼任華東野戰軍副政委，實際上也是在加強正籌劃中的兩大野戰軍在“逐鹿中原打大仗”上的“協力配合”。而且，此后的中野、華野都有比較密切的協同作戰，中野首長指揮過配合的華野部隊，華野首長也指揮過配合的中野部隊，彼此間配合得也十分密切（其實這種配合解放戰爭以來就一直存在著）。

　　當中共中央在中原規劃戰區之時，國民黨軍最高統帥部中也在打量這片地域。

　　差不多在中共中央加強中原局領導，建立南線指揮中心的同時，國民黨方面的也有富于戰略眼光者把同樣的問題提上了日程。1948年6月，“小諸葛”白崇禧就主張“以華中部隊（指黃河長江之間的國民黨軍隊）運動于江淮之間”，對人民解放軍進行攻勢防御，以鞏固南京防衛。為此，也提出了“統一指揮”問題：華中只能有一個“剿總”（即一個戰區），這個“剿總”的總部應該設在蚌埠，由他自己來擔任指揮官。李宗仁也向蔣介石建議：“將黃淮平原劃成一個戰區，由白氏統一指揮，因為從戰略上來說，黃淮平原……本是一個地理單位；更有隴海、平漢、津浦三鐵路縱橫構成一交通網，調遣部隊和指揮作戰均極方便。”[14]

　　應該說，李、白二位是頗具戰略眼光的。

　　當年8月間，國民黨軍統帥部在南京召開的“軍事檢討會議上”通過的《改進指揮機構決定》中的第6條，也作出了這樣的決定：

　　根據現擬作戰計劃，長江以北地帶應分為兩戰區，各置統帥一人節制之。其中，一區包括長江、黃河間之地域，另一區則包括華北及東北。每一區仍可由其統帥劃分為若干作戰區。[15]

　　然而，由于國民黨軍內部根深蒂固的封建軍閥關系及由此而生出的紛爭，更由于這個建議提議者的派系屬性，犯著了小心眼兒的最高統帥蔣介石的忌諱——蔣公對野心很大的桂系總是有著很堅固的心理堤防，所以“毫不隱諱地對白崇禧明言：徐州將另設一‘剿總’，以劉峙為總司令；華中‘剿總’即設武漢，指揮江北上游部隊”。

　　于是，就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統一中原戰區轄地及指揮系統的一個月后，國民黨軍統帥部卻將這片至關重要的區域一分為二，分劃給了以劉峙為首的徐州“剿總”和以白崇禧為首的華中“剿總”：華中“剿總”擁兵35萬，轄平漢路東，津浦路西，長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區，總部駐節武漢；徐州“剿總”擁兵70萬，轄蘇、魯、豫、皖地區，總部駐節徐州。

　　就這么著，國共雙方對同一個問題，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

　　關于國民黨軍統帥部的選擇，李宗仁先生曾有如下評判：

　　為指揮這一方面的戰事，蔣先生曾于三十七年春（1948年）初召開戰略會議，決定白崇禧兼任華中剿匪司令長官，駐節武漢，與徐州形成犄角之勢。我聞此訊息，即向蔣先生建議將黃淮平原劃成一個戰區，由白氏統一指揮。因為在戰略上說，黃淮平原西至潼關、宜昌，東達濱海岸，本是一個地理單位；更有隴海、平漢、津浦三路縱橫構成一交通網，調遣部隊和指揮作戰均極方便。無奈蔣先生不接受這一建議。他硬要把這個戰略單位分裂為“華中”、“華東”（注：應為徐州）兩個剿匪總指揮部。此種分割已鑄大錯，而以劉峙擔任更重要的華東（應為“徐州”）剿匪總司令長官，尤非其選。[16]

　　李老先生的評判相當準確精當?；春４髴鹌陂g任國民黨國防部作戰廳廳長的郭汝瑰老先生也曾回憶，當時他也向顧祝同詢及此事：

　　……“南京不少人說：‘徐州是南京的門戶，不派一只虎將鎮守，也應派一只狗守門嘛！怎么派一條豬呢？’”

　　顧祝同連忙解釋說：“你不知道，蔣銘三（鼎文）日嫖夜賭，不理事，劉經扶雖然老實一點，還肯管事，總比蔣銘三強。”

　　這大概就是曾一度傳說蔣鼎文任徐州“剿總”司令，而終于換成了劉峙的原因。[17]

　　同一個戰略區域，兩個截然不同的選擇，一個劃一了，一個劃不了一，這對后來的戰事發展，特別是淮海戰役的戰事發展，影響至大。

　　大戰前夕，兩軍在“統一指揮”上的決策過程與結果，當然也就截然不同。

注釋

　　[1]《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㈣》第248～第249頁，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2]《對大別山作戰部署的意見（1948年1月2日子時）》，《毛澤東軍事文集㈣》第360～第361頁，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3]《中央軍委關于粟裕率部渡江南進實行寬大機動任務致粟裕等電（1948年1月27日）》，《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第271～第27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4]《對今后作戰建軍之意見（1948年1月22日）》，《粟裕文選㈡》第432～第433頁，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5]《對中原戰局的認識及渡河南進的方案（1948年1月31日）》，《粟裕文選㈡》第442～第443頁，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6]《中共中央關于統一中原區黨政軍民一切工作之領導致中央工委并中原局電（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第271～第27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7]《劉伯承、鄧小平關于中原機構人選致中央軍委電（1948年5月5日）》，《陳毅傳》418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8]《劉伯承、鄧小平關于中原機構人選致中央軍委電（1948年5月5日）》，《陳毅傳》418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9]《華野三個縱隊暫不渡江南進的建議（1948年4月18日）》，《粟裕文選㈡》第458～第462頁，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10]《中央軍委關于改變華北、中原解放區的組織、管轄境地及人選的通知（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檔案館編）第17冊第151～第153頁，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11]《關于中原地區黨政軍人事及工作問題（1948年6月26日）》注釋[1]，《組織沿革·文獻⑶》（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422～第423頁，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12]《關于中原地區黨政軍人事及工作問題（1948年6月26日）》，《組織沿革·文獻⑶》（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422～第423頁，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13]《中原局通知（1948年7月2日）》，《中原解放區㈠》（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第93頁～第44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14]《李宗仁回憶錄》第664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5]《改進指揮機構決定》，轉引自《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㈣》第27頁，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16]《李宗仁回憶錄》第664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7]《郭汝瑰回憶錄》第285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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