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這一專題的時間跨度，大概從1935年底中央到陜北召開瓦窯堡會議開始，到1945年9月抗戰勝利。包括如何突破困境，通過主動作為轉變時局，促成國共合作，結成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如何進行預見性的思想理論準備，如何在敵后打勝仗，如何發展壯大最后戰勝日本侵略者；還有在抗戰中如何建黨建軍，如何建設根據地，如何處理統一戰線中各種矛盾和摩擦等問題。

　　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是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洗禮之后，系統總結了勝利和失敗的經驗教訓，又在指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實踐中，解決了種種前所未有的難題形成的。這是一個極其曲折豐富、最后走向勝利的理論和實踐過程，讓我們一起踏上征程吧！

　　第一部分：扭轉歷史車輪

　　九、紅軍東征掀起民族革命大風暴

　　這一節的主題是：紅軍東征掀起民族革命大風暴。

　　毛主席領導紅軍東征山西大勝而歸，之后又西征甘肅寧夏，鞏固和擴大抗日后方根據地。這個精心策劃的重大戰略行動，不只是贏得了戰場上的偉大勝利，更重要的是一石激起千層浪，掀起了全中國抗日救亡的民族革命大風暴。

　　馬克思曾說：“一步實際行動要比一打綱領更為重要。”[1]就是不能只有想法，只發文件，要付諸扎扎實實的行動，才會產生改造世界的作用。

　　東征是落實瓦窯堡會議策略方針的一個關節點，對整個局勢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看不到這一點就難以理解它的戰略意義。在蔣介石堅持對日妥協投降不抵抗，全社會極度苦悶、無望和憤懣之時，紅軍全力以赴東征抗日破題造勢，并聲明愿意拋棄前嫌建立包含所有力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無疑打在時代痛點上了。理所當然地引起全國各界的強烈共鳴和連鎖反應，尤其引起華北、華中民眾的狂熱贊助，進而形成了轉變時局的強大合力，使抗日統一戰線向著勝利的方面推進了一大步。[2]

　　為什么這樣說呢？從毛主席、張聞天等在通報情況時列舉的事實[3]，還有此后發生的一系列變化來看，中國社會真的反應強烈，毛主席用“政治形勢取著暴風雨般的姿態向前發展”[4]來形容。

　　一是上海許多抗日團體及魯迅、茅盾等均有信來，擁護黨與蘇維埃中央的主張。在東征第40天時，中國文化界領袖魯迅、茅盾發來賀信說：近紅軍在山西的勝利，已經證明了賣國軍下的士兵是擁護中共、中蘇此項（抗日救國）政策的。北平、上海、漢口、廣州的民眾，在軍閥鐵蹄下再接再厲發動反日反法西斯的偉大運動，證明全國的民眾又是如何熱烈地擁護中共、中蘇的救國大計。英勇的紅軍將領和士兵們！你們的勇敢斗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國民眾期待你們的更大勝利[5]。要知道，魯迅他們是在國民黨統治的上海，這是冒著很大風險的。魯迅還曾明確表示：“中國的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6]作為中國文壇的領袖，他們的讀者和追隨者眾多，思想態度對社會影響很大。

　　二是宋慶齡、覃振也來信表示支持。他們是當時幾乎無人不曉的重要政治人物。宋慶齡是孫中山先生的夫人，也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追隨者和堅定捍衛者，尤其在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之后，她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選擇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對推動抗日救亡斗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還有覃振，現在的人們不熟悉，他是赫赫有名的國民黨元老，辛亥革命時，他剛從監獄出來就組織革命力量打下南京，之后各省聞風響應，清廷土崩瓦解。1924年孫中山召開國民黨一大，他是24個中央執行委員之一，毛主席是17個候補執委之一，當時蔣介石連會議代表也不是。覃振是國民黨右派，參與組織反共的西山會議派，在毛主席之后擔任過國民黨中宣部長，曾任立法院代院長、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等，但很快就成了蔣介石的反對派。后來在宋慶齡等人影響下追隨進步潮流，支持共產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由反共骨干變成了共產黨的朋友。重慶談判時，他曾兩次宴請毛主席，毛主席送了他一件黑色羊皮袍。兒女說他時常翻來覆去地撫摸，說這是一件紅皮袍啊，中國要富強，只有靠共產黨了。

　　三是馬相伯、何香凝在上海街上領導示威游行。馬相伯何許人也？他當過北京大學代校長，是復旦大學的創辦人，輔仁大學的創辦人之一，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都是他的弟子。九一八事變后，他不遺余力地為救國奔走呼號，連續發表12次國難廣播演說，被公認是著名的救國領袖、愛國老人，紅軍東征時他已96歲高齡，依然為抗日救國呼吁吶喊不止。何香凝是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廖仲愷的夫人，國民黨左派的杰出代表、著名畫家。國民黨一大她也是24個執委之一。孫中山逝世不久，她丈夫廖仲愷就被國民黨右派殺害。蔣介石發動“4·12”反革命政變后，她辭去國民黨政府一切職務，進行了不懈的斗爭，后來她的女兒廖夢醒、女婿李少石、兒子廖承志都走上革命道路，成為著名的共產黨人。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不抵抗導致山河淪喪，她兩次給蔣寄去女人裙子，并附詩怒罵：“枉自稱男兒，甘受倭奴氣。不戰送山河，萬世同羞恥。吾儕（我們這些）婦女們，愿赴沙場死。將我巾幗裳，換你征衣去！”表達對蔣介石的極端鄙視，成為一時的新聞笑談。

　　【大師傅抱石與潘天壽一起觀賞觀何香凝先生作畫】

　　【何香凝國畫作品《虎》】

　　當她聞知紅軍高舉抗日大旗東征，也是堅決支持。何香凝還將一套狼毫湖筆（浙江湖州所制，號稱筆中之冠），一本廖仲愷詩集及自己的畫集，送給陜北的毛主席。毛主席給她回信說：“先生的畫，充滿斗爭之意，我雖不知畫，也覺得好。今日之事，唯有斗爭乃能勝利。”[7] 這斗爭二字，講出了何香凝和她的畫作的靈魂。

　　【毛澤東給何香凝的回信。“先生的畫，充滿斗爭之意，我雖不知畫，也覺得好。今日之事，唯有斗爭乃能勝利。”（標紅部分）】

　　四是媒體輿論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僅上海一地擁護我們主張的公開刊物就多至30余種，其中《大眾生活》銷數約達20余萬份，突破歷史總紀錄，蔣介石無法制止。

　　紅軍東征結束當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推動下，來自全國20余省市60多個救亡團體及十九路軍代表在上海開會，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宗旨是：“團結全國救國力量，統一救國方策，保障領土完整，圖謀民族解放。” 明確要求蔣介石改變先安內后攘外的政策，與紅軍停戰議和，共同抗日。還提出：廢棄一切引導人民親敵，墮落民族氣節的所謂合作、親善、敦睦邦交等可恥口號，給人民以抗日的組織和言論自由。這個全救會在各地包括歐美東南亞華僑中迅速發展[8]，但過了不長時間，南京政府就以“危害民國”罪將其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等逮捕并投入監獄，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救國有罪激起全社會公憤，宋慶齡、何香凝等自帶行裝自請入獄，于右任、馮玉祥、李烈鈞等20余人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鄭重處理”，李宗仁、白崇禧請求無條件釋放“七君子”，張學良氣憤地質問蔣介石：“對待人民愛國運動這樣殘酷，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么區別？”連世界著名的哲學家杜威、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等多位國際知名人士，也聯名致電蔣介石表示“甚為不安”。

　　【左起：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沈鈞儒、沙千里、李公樸、鄒韜奮】

　　不要認為只是文化輿論界、國民黨一些政治領袖和政治人物支持共產黨的主張，地方實力派和軍事實力人物也迅速做出反應。

　　一是李濟深對紅軍東征發表擁護通電。他是粵軍首領，北伐戰爭時任國民革命軍上將參謀總長、第四軍軍長。這個四軍因在北伐中驍勇善戰，獲得“鐵軍”稱號，共產黨領導的葉挺獨立團就是四軍屬下，后來，朱毛會師后在井岡山建立紅四軍，再后來抗戰時期建立新四軍，都與這個鐵軍的稱號和榮譽有關系。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時，李濟深與蔣是一起干的，但他很快就從反共變成公開反蔣，被蔣介石3次“永遠開除黨籍”。尤其在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喪權辱國不抵抗，粵軍骨干部隊十九路軍先是淞滬抗戰，后又發動震驚全國的“福建事變”，成立了以李濟深為主席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這是國民黨軍反蔣抗日的第一個兵變。但博古等人認為他們是“小軍閥”，不愿軍事上策應而錯失良機，導致福建事變失敗后，蔣介石集中全力“圍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不得不突圍長征。李濟深逃亡香港堅持反蔣抗日，組織了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得知紅軍東征抗日，通電擁護是很自然的。還專門派人到陜北聯系，帶來合作協定[9]。解放戰爭后期，他又與宋慶齡、何香凝等國民黨內的民主進步人士，一起創建了分化瓦解國民黨、擁護共產黨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他任主席。新中國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是主席，李濟深是6個副主席之一。

　　【1927年，旅居武漢的粵籍團體在漢陽兵工廠鑄造了一塊鐵質盾牌，表達民眾的敬慕之情】

　　二是馮玉祥主張抗日與不打紅軍。他是西北軍統帥，當過袁世凱新軍的管帶（相當于營長），辛亥革命時帶領所部起義；北洋軍閥時期，他從直系陣營中殺出，通過北京政變推翻賄選總統曹錕，邀請孫中山北上；國共北伐時，馮玉祥在北方與直奉聯軍作戰，大大減輕了北伐軍正面戰場的壓力。在部隊幾乎崩潰時組織五原誓師，宣布集體加入國民黨，還要求共產國際和中共幫他，用中共北方區委書記李大釗提出的戰略方針取得成功。鄧小平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后的第一站，就是在他屬下的西安中山軍事學校任中共黨組織書記、政治處處長兼政治教官，幾個月后國民黨“清黨”時離開。西北軍最盛時，有9個方面軍20多個軍，號稱50萬人，是國民黨4個集團軍中兵力最多的，孫良誠、孫連仲、韓復榘、宋哲元、岳維俊、石敬亭、劉鎮華、鹿仲麟，還有馬鴻逵、石友三、劉汝明、鄧寶珊、李云龍、楊虎城、龐炳勛等都曾是他的手下。馮玉祥曾與蔣介石聯合反共，但蔣介石不止屠殺共產黨，還以裁軍為名排除異己，反目成仇開始新軍閥混戰。蔣、馮、閻（山西閻錫山）、桂（廣西李宗仁）大戰失敗后，西北軍瓦解，馮玉祥失去了與蔣對抗的實力。他是國民黨高層堅決主張抗日的。

　　還有，從藍衣社（這是以黃埔系骨干分子為主，國民黨內帶有特務性質的派系組織，后來演變為軍統）、國民黨起，至國家主義派止（一個反蘇反共的政治派別），全國幾十個政治派別在聯共反日或聯日反共的問題上，起了分裂震動與變化。包括南京政府內部，也分裂為聯日反共與聯共反日兩派，正在斗爭中。我黨與各黨各派的統一戰線正在積極組成中。所有這一切都證明，紅軍東征后，中國革命發展是取著暴風雨的形勢。

　　如果說，這些還是政治上的分化和站隊，緊接著就是武戲出臺了。

　　紅軍東征結束不到1個月，1936年6月1日，震驚全國的兩廣事變爆發。廣東陳濟棠與廣西李宗仁、白崇禧聯合，高舉起抗日反蔣旗幟，宣布成立‌抗日救國軍進軍‌湖南，北上抗日。粵軍和桂軍兩大軍事集團造反了，蔣介石急調軍隊阻截，大戰一觸即發。

　　【左起：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歸根結底，還是因為蔣介石倒行逆駛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一再對日妥協投降，不止與日本人合作反共，阻攔紅軍東征抗日，還處心積慮地消滅異己，即便面臨亡國滅種危機依然如此。當時兩廣是胡漢民主持，一直對蔣介石保持著半獨立狀態。胡漢民曾是孫中山的主要助手，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內最具實力不是蔣介石，而是汪精衛、胡漢民和廖仲愷，那兩個是左派，他是右派，與蔣介石合作反共，蔣平時總說胡是他的老師、前輩。胡對蔣介石獨裁不滿，不斷對蔣說，做事要尊重大家的意見，蔣就翻臉把胡誘捕，把他的手腳都綁起來，兩臂兩腿捆的都是血印[10]。1935年底當國民黨主席，是國民黨軍名義上的最高職務，而這個人所共知的國民黨反共右派，發表的政見卻是：“與其亡于日，毋寧亡于赤！寧斅掛紅旗，不斅掛日旗！”說明在亡國滅種形勢下，只要對國家和民族還有責任感，即便頑固反共領袖的思想也在轉變。1936年5月12日，胡漢民因腦溢血突然病逝，兩廣頓失政治靠山。蔣介石要乘機收回西南權力，圓自己做總統的迷夢，向握有廣東軍政大權的陳濟棠提出三條原則：一是中央協助廣東出兵，徹底消滅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二是廣東驅逐蕭佛成等反蔣元老；三是廣東維持原來局面不變。這讓陳濟棠大驚失色，蔣介石今天授意廣東解決廣西，明天就可以用中央軍解決廣東，便立即請李宗仁、白崇禧到廣東共商對策，決定起兵抗日反蔣，蔣介石失算。這場兵變從6月初開始，一直延續到9月底失敗，蔣介石通過收買分化等手段，瓦解了兩廣同盟，最后以陳濟棠出走香港，李宗仁、白崇禧服從蔣介石領導結束。

　　【左起：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

　　兩廣事變是繼福建事變之后，國民黨軍事集團中第二起大的抗日反蔣兵變，之后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是第三起，此時兩廣事變僅過半年。這說明什么？不排除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爭奪，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天下大勢和人心所向，大家不愿同蔣介石一起當賣國賊與亡國奴，蔣介石不改弦易轍已經不能維持下去了。但在兩廣事變解決后，蔣介石不但沒有汲取教訓認清大勢，反而認為，兩廣收服，統一告成，實為歷史鮮有。表現得極其得意忘形。這樣的錯誤認知，很快就給他帶來幾乎是滅頂之災。

　　而遠在陜北的毛主席卻看得非常清楚，極具預見性地指出：蔣介石繼續投降賣國，統一與停止內戰已是不可能，全國必將繼西南之后到處舉起反蔣的旗幟。[11]

　　當時，政治局開會研究兩廣事變及整個形勢，周恩來作關于西南問題的報告后，大家討論發言。毛主席認為，時局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日本派兵到華北，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的勢力退出華北，中國內部整個起了很大變化。帝國主義世界也起了變化，英國原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國的，現在變為反對日本侵略中國。西北是抗日的大本營，西南事變的發動，對西北也起了作用。我們的口號，我們的重心是抗日，請蔣出兵，以掃除抗日阻礙。我們的辦法是，堅決駁斥胡適之的亦即蔣介石的民族改良主義的言論，指出蔣介石的政策是賣國的政策。[12]

　　【胡適（1891-1962）】

　　為什么要堅決駁斥胡適呢？胡適的所謂民族改良主義，就是和帝國主義妥協的主義[13]。蔣介石的論調與胡適一致。日軍侵占東北之后，胡適到處宣揚：反正東北已丟，我們又打不過，不如成人之美，將東北送給日本人，并承認偽滿，如此便可獲得和平發展的機會。他給蔣介石提出的建議是：“我們應該抱定壯士斷腕的決心，以放棄東三省為最高犧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與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兩國關系的徹底調整。”當時南京政府內有一大群漢奸掌握著實權，基本也是這樣想這樣做的，甚至有過之無不及。提出批胡適的民主改良主義，就是批蔣介石南京政府的賣國投降政策，就是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抗日救國在思想政治上開道。

　　紅軍東征后，不僅牽動了華北政局，也牽動了南京政府及山西周邊的利益攸關方，各地方實力派和國民黨政治上的各派勢力，紛紛通過各種關系與中共中央秘密聯絡。

　　兩廣事變爆發后，幾乎第一時間，李宗仁和白崇禧就派人到上海和平津地區尋找共產黨的關系。在上海，王公度找到了馮雪峰，表示非常渴望與中共合作，兩廣方面反蔣堅決不會動搖，希望在輿論宣傳、群眾團體的策動與配合、軍隊的聯絡特別是南方各省的紅軍游擊隊等方面一致行動。還派人到陜北與我聯系，討論統一戰線及西南問題[14]。我們也派出重要代表南下聯絡，以做到互相配合。中革軍委毛主席和朱德，還專門發表宣言表示支持，提出立即召開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也派人與我聯系。我們派張曙時、馮雪峰秘密去成都做劉湘的工作，簽訂了中共與劉湘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秘密協定，劉湘把反共政策改為“抗日、反蔣、聯共、建川”的八字政策，還將一些重要情報送給中共，給了6萬銀元做活動經費。[15]

　　西北“剿總”代總司令張學良已與紅軍密切合作，陜西省政府主席、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代理甘肅省主席新一軍軍長鄧寶珊[16]，河北省政府主席、國民黨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第29軍軍長宋哲元等都與我有聯系，甚至派人到陜北[17]。山西土皇帝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被紅軍東征打過后，準備聯共抗日。綏遠省政府主席、35軍軍長傅作義也開始與共產黨接觸，商談合作抗日的問題。[18]

　　主動與我聯絡的還有，打響抵抗日本人第一槍的東北軍將領馬占山，淞滬抗戰的粵軍抗日愛國將領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等。甚至新疆王盛世才，也給中共代表團王明寫信，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統一戰線政策，說自己是共產主義的信仰者，提出要加入共產黨，要把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五省變成中國革命的可靠根據地。[19]

　　還有，英、美、法等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更加趨向于鼓勵中國政府對日本采取較強硬的政策。共產國際和蘇聯積極支持中國對日抗戰。[20]

　　出現這樣眾望所歸的局面，到底是共產黨和紅軍沒有出路了，還是蔣介石陷入四面楚歌了？中國文化界領袖支持紅軍；進步的政治領袖支持紅軍；國民黨重要將領和地方實力派舉起抗日反蔣大旗，要與蔣介石直接刀槍相見；那些過去與蔣介石一起反共的重量級國民黨元老，不但不再反共，還強烈的反蔣抗日；各地各派的軍事政治人物，也紛紛派人聯絡中共和紅軍，要合作抗日。從一般意義看，中央紅軍到陜北之后，根據地周圍強敵環伺，似乎無路可走。但在紅軍東征后，竟然出現了近似多米諾骨牌效應，民族革命的大風暴竟然掀起來了。尤其西北地區和北方的實力派，本來與蔣介石聯系就少，并被蔣介石視為異己力量，現在都開始與共產黨聯系，表示抗日反蔣、聯合抗日的意愿，再加上蘇聯、美國、英國、法國等大國的態度變化，時局發展方向越來越與共產黨的主張一致了。蔣介石為共產黨和紅軍設置的包圍圈，最后竟然把自己包圍起來了。

　　東征剛剛結束時，毛主席就指出：紅軍東征動員了全國，軍事上、政治上打敗了閻錫山，政治上打敗了蔣介石，推動了各派軍閥的反蔣運動。我們的同志中，長征以后覺得自己小了，山西的勝利，掃除了這種觀念。[21]

　　抓住抗日救國這個主要矛盾，掌握了政治、軍事、輿論和人心上的主動權，改變了黨和紅軍的被動局面，不但掌握了自己的命運，還成為引領時局轉變的旗手。蔣介石不承認主要矛盾變化，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堅持對日不抵抗，搞得眾叛親離，最后幾乎走到絕路，只能讓命運牽著鼻子走。

　　由此想起，中學課文中曾經學過的孟子的千古名言：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誠哉斯言！古人誠不欺我！

　　注釋：

　　[1]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頁。

　　[2] 中共山西省石樓縣委宣傳部編：《紅軍東征——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戰略行動》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280頁。這個評價源自：1936年5月20日毛主席等中央領導給紅四方面軍領導電報，1936年5月26日一方面軍政治部《東征的勝利和目前的任務（討論大綱）》。

　　[3] 中共山西省石樓縣委宣傳部編：《紅軍東征——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戰略行動》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頁。

　　[4]《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33頁。

　　[5] 任石平、郭寶主編：《數風流人物——1936年紅軍東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74-75頁。

　　[6] 倪墨炎著：《魯迅革命活動考述》，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234頁。

　　[7]《毛澤東書信選》，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頁。

　　[8] 李新：《中華民國史》第八卷（1932-1937下）。

　　[9]《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頁。

　　[10] 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頁。

　　[11] 張迪杰主編：《毛澤東全集》第八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頁。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51頁。

　　[13] 金沖及著：《毛澤東、蔣介石與抗戰中的國共關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315頁。

　　[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76頁。

　　[15] 王光遠著：《馮玉祥與中國共產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頁。

　　[16]《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33頁。

　　[17]《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頁。

　　[18] 徐占權、徐婧著：《決策•存亡——長征中重要會議的解讀》，解放軍出版社2016年版，第360頁。

　　[19] 楊奎松著：《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133頁。

　　[20]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第三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頁。

　　[21] 任文主編：《東征•西征》，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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