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失敗之后，大傷元氣的紅四方面軍被迫西進康北舔傷裹創。此間，張國燾在不得不考慮“北上”的同時，又再次打起了“西進青、新”的主意，還派出邵式平、余洪遠到甘孜調查經德格進青海的路線，但調查的結果卻是“天公不作美”——“大部隊走不通”……

　　在這個時期，在紅四方面軍內部，“北上”的議論和呼聲，也越來越大。張國燾的個人權威，也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潛在或非潛在的挑戰。比如，紅四方面軍主力西進康北前擬定的《康道爐戰役計劃》，原本是旨在“繼續擴大南下勝利”且“向康定進擊，以首先消滅李抱冰匪部，取得康定”[1]，但徐向前、陳昌浩等在執行過程中強調的卻是“應先取道孚……開展新方向的發展”[2]。而據劉伯承回憶，當他率紅三十軍八十八師作為先遣隊從丹巴出發前將“南取康定”為主的原計劃改作“北進道孚”時，就連張國燾的親信、紅五軍政治委員黃超都未予阻撓[3]。雖然此后張國燾仍然堅持“決以主力首先滅李抱冰取康定，為將來向西北發展的準備”，甚至還以嚴厲口吻聲稱“反對可能因此次行動所引起的失望消極的情緒”[4]，然而在3月間紅軍總部擬定下達的《康道爐戰役補充計劃》中，他的那個“決取康定”的企圖，還是變成了“相機取康定”，而且還被追加上了“派一部出觀音河地區活動，以開通將來主力北進之道路”[5]……

　　1936年4月中下旬紅二、六軍團抵進金沙江畔，張國燾在派出羅炳輝等率紅三十二軍前去接應后，又擬增派紅三十一軍和紅四軍主力南下雅江地區，以“相機消滅雅江李[抱冰]敵”，并要徐向前前去統一指揮[6]，而徐向前回電的口氣卻是相當地不客氣：“我軍是否想在雅江附近與敵決勝負？”甚至還明白無誤地表示：“與二、六軍會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7]。

　　——那個時期的紅四方面軍的高級將領們，似乎是再也聽不得見不得有人再提“南下”了。

　　年前草地分裂后，張國燾曾經另立了自任“主席”的“臨時中央”和“中革軍委”（主席原為朱德）。而在紅二、六軍團進至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之前的6月初，在里里外外方方面面的壓力之下，張國燾也不得不宣布“軍委、總司令部、總政治部等組織仍恢復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的舊制[8]”，幾天后又宣布取消了自己另立的那個“臨時中央”[9]。

　　時任紅三十軍代軍長的程世才曾經回憶道：“當時軍中有些干部已多少看出張國燾領導錯誤的地方，也有些不滿，雖然不是有組織與自覺的反對，可是已有不團結的現象存在著。例如在職干部不愿意工作，要求去紅大學習，要求調換工作等現象，雖然還不是普遍的，但在甘南及到會寧會合后，卻不斷的發生，三次北上過雪山草地時，新劇團小鬼罵張國燾機會主義，戰士偷著罵的更多，只不過未向上級匯報罷了。”[10]

　　張國燾的個人威望，的確已經降低到了自他執掌這支紅軍主力以來的最低點。

　　20世紀60年代初，陳昌浩在一次談話中回顧這段歷史時也曾說過：“中央的到達陜北和二方面軍的到來，對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也起了很大的影響作用。從這時起我們的思想就發生了變動，想到我們過去反黨反中央是大錯特錯，那時與張國燾在思想上開始有距離。……張國燾是不準備北上的，看到我們朱總、二方面軍都要北上，他才不得不被迫同意。那時是七月，再不走就遲了，草地也不好過了。實際上北上的意見以前已經占優勢，四、五、六月份就已經開始準備，三次過草地的準備是很充分的”[11]。

　　“北上”看來已是勢在必行。

　　然而北上之后是向西還是向東，尚有操作空間。于是，張國燾又打起了“西進青、新”的算盤——6月10日，他在以“朱張徐陳”名義給“陜北同志”的電報中提出：“我們擬于6月底出動，向夏、洮西北行動，大約七月二十日前后可達夏、洮。二方面軍大約六月二十號前后集甘孜休息十天跟進”，“你們主力似不宜出天水，宜偏北”[12]。到6月中旬，徐向前率領紅四方面軍直屬隊和部分部隊率先啟動了北上的行程。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主力在甘孜會師時，他已率部進至了杜柯河下游的“下偌科”（今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縣吾伊鄉一帶）[13]。

　　6月19日，黨中央復電張國燾等，明確反對紅二、四方面軍“向夏洮西北行動”：“關于二、四方面軍的部署，我們以為宜出至甘肅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并詳列了相關理由[14]。幾天后，紅二、六團與紅四方面軍實現會合，而會師后紅二、六軍團首長“謀求黨內團結”的表態，也使張國燾很難再作他想。

　　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后，張國燾還希望爭取紅二、六軍團領導人站在自己一邊，對由此增加與黨中央討價還價的資本還抱有一絲僥幸心理，也曾派人往紅二、六軍團送《干部必讀》，乃至個別約見紅二、六軍團干部，不料碰到的卻基本上都是釘子——個別人雖然一時被忽悠，經朱德總司令談話后也立即轉變了態度。

　　張國燾還不死心，在與同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且同為黨內元老的任弼時單獨談話時，又提出“六軍歸我指揮”、“二、六軍換首長”、“另派政委”等等要求，卻均為任弼時所拒絕。張國燾又派周純全向任弼時傳話：擬召開兩軍干部會議以求政治上“首先一致”，在中央蘇區積極批判過毛澤東卻有著很強黨性的任弼時當即對周純全坦言相告：惟有在中央十二月政治決議（即瓦窯堡會議）基礎上才能一致，明確表示反對召開兩軍干部會議，理由是“造成上面的對立將要使工作更困難”。而當張國燾繼續要求召開兩軍聯席會議時，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則一起向張國燾設問：開會誰作報告？發生爭論由誰作結論？不能以多數壓少數。任弼時甚至直接了當很有底氣地對張國燾說：“我反對開這個會！如果你堅持要開，我敢肯定，會上爭取四方面軍的進步干部是沒有問題的。如果二、四方面軍干部對你的態度尖銳起來，我不負責任。[15]”……

　　張國燾是不得不懷揣著別別扭扭的復雜心結，踏上了北上行程的。

　　說張國燾是“別別扭扭”地踏上北上行程，那還真是沒有冤枉他——就在紅二、四方面軍走出草地到達求吉寺時，這位“張主席”又故伎重施，想如同年前一樣掉頭西返，在西北局求吉寺會議上提議改道西去。其“復雜心結”，當然還是不愿與中央會合，繼續尋求逃避民族革命斗爭大方向的偏安、托庇之所。

　　時任中共西北局組織部長的傅鐘回憶道：

　　在救濟寺[引者注：即求吉寺]會上討論北進計劃時，張國燾卻對原擬的北進岷、洮、西的計劃，只是在口頭上說一說，而不做實際部署。相反，卻提出要部隊從齊哈瑪過黃河。由西面北出青海到新疆。[16]這遭到了多數同志的強烈反對。原來，二方面軍到甘孜之前，他曾派人探過去青海的路，因為根本無路可走，也走不出去，就沒有再聲張。現在看到部隊已和黨中央愈來愈近，就又提出這種計劃來。朱總司令細心分析，判定事關全軍的戰略方向，不能走西去的路。任弼時同志也說，有三條理由不能西去。一是兩廣事件的發生，說明國民黨內部在全國人民的抗日高潮面前不同派別的矛盾尖銳了，對蔣介石的現行政策是個搖動；第二，我們和一方面軍會合，突破張學良的“圍剿”，陜甘寧三省會成為我們抗日前進的根據地，結束我們的流動；第三，紅軍主力配合全國人民抗日高潮有重要作用，若到黃河以西處于偏僻之地就不行了。會上，同志們對任弼時同志的精辟分析，十分佩服。張國燾看勢頭不對就放棄了從齊哈瑪過黃河的企圖。[17]

　　而在當時的紅四方面軍高級干部中，懷揣如此復雜心結的應該遠不止張國燾一人。

　　應該說，有相當多的“復雜心結”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年前鬧僵了，分手了，分手后還把中央罵得一錢不值，狗屁不是，這邊還另立了一個中央！現在哩，還真讓人家說著了：“不出一年你們也會北上的！”這回要是兩邊兒一照面兒，咱是羞也不羞惱也不惱？都是槍林彈雨闖過來的血性漢子，都是尸山血海拼出來勇冠三軍的沙場戰將，就那么輕易認輸？若有東山再起的機會，誰不想是騾子是馬咱走著瞧遛著看？！如此等等情緒攪在一起，一旦遇上了合適的能夠重新證明自身能力本事的機會，其迸發的動力也是很強勁的……

　　不愿意南下愿意重新北上是一回事兒，愿不愿意與黨中央重新會合又是一回事兒——西路軍失敗的親歷者黃火青在其回憶錄中就曾經言及，在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北上甚至西路軍殘部向新疆前進的途中，還有相當多的干部認為“南下是正確的”。[18]

　　而且，這種心結一旦與山頭宗派情緒摻和起來，也大有成倍放大其負面效用之虞……

　　作為后人，我們在進行相關歷史研究時，沒有必要刻意回避這些就連張國燾在內的諸多當事人也并不諱言的情結。這是歷史發展進程中具有客觀必然性的一種慣性，“告別昨天”和“擁抱明天”之間，還橫亙著一個“承前啟后”的“今天”！消除“昨天”的慣性，是一個漸進磨合而不是截然分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也一定會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和斗爭，這也是一個“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怕”的心態也勿需諱言和回避：怕被上“路線綱”，怕被黨內斗爭“清算”！想當初，我們從通南巴千里轉戰歡天喜地來迎接中央，想中央盼中央，盼來的好些中央大員卻一拉下臉子就指責我們“軍閥”、“土匪”、“逃跑主義”。現在哩？我們落了難，走了背字兒，要再遇上他們，被損了罵了可能還算是輕的，要是再“開展黨內斗爭”予以“清算”，那……

　　如何在今后的“黨內斗爭”中自保，恐怕是當時紅四方面軍一些領導人都在掂量的事情。

　　正是這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心態，為張國燾在北上途中乃至會師之后的“故態復萌”，為后來西路軍“未能克服張國燾路線”，提供了得以生長的情緒環境和思想基礎。

　　注釋

　　[1]《康道爐戰役計劃（1936年2月上旬）》，《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2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陳昌浩、徐向前關于取道孚和堅守銅爐房陣地致董振堂等電（1936年2月23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38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劉伯承與紅四方面軍戰史編委會同志的談話（從張國燾看紅四方面軍歷史上的一些問題）（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4]《張國燾關于決取康定為向西北發展作準備致邵式平電（1935年3月2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2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康道爐戰役補充計劃（1936年3月）》，《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3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張國燾、朱德關于迎接紅二、六軍團的部署致徐向前、王樹聲電（1936年4月20日10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024～第102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徐向前關于與二、六軍團會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致張國燾、朱德電（1936年4月2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43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朱德等關于軍委、總部等組織仍恢復紅一、四方面軍會合時舊制致各軍首長電（1936年6月3日7時～9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7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9]《張國燾宣布取消第二“中央”（1936年6月6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71～第87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程世才：《西路軍的材料（1945年2月）》，《紅軍第四方面軍和鄂豫皖邊區、川陜邊區史料》第411～第447頁。

　　[11]《陳昌浩介紹情況記錄（未經本人審閱，僅供參考）（1961年5月10日）》，紅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辦公室（1961年6月14日印）。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12]《張國燾、朱德、陳昌浩等準備向夏洮西北行動致中央電（1936年6月1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54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 時任紅四方面軍三局政治委員的伍云甫在1936年6月14日的日記稱：四方面軍直屬隊當日“由爐霍出發……”，《紅軍長征日記》第242頁，檔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朱德、張國燾關于敵我情況致李先念電（1936年6月28日21時）》中稱：“向前已到下偌科”，《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55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中共中央領導人關于紅二、四方面軍宜北出甘南致朱德、張國燾及任弼時電（1936年6月19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072～第107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5]《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29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7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6]張提議“從齊哈瑪渡黃河”之說存疑待考：張國燾有可能在會上提出過西進的設想，但不太可能是“從齊哈瑪過黃河”，因為這意味著要重新返回到草地那頭。參照劉伯承的相關回憶，這次會議上張國燾道出的西進設想有可能是經甘南的郎木寺去夏、洮劉伯承在1961年1月26日談話中稱：“他（指張國燾）是往西。一次是想從漢中去，二次是想從青川、平武去，三次是想從下邊大雪山彎著走，還曾經想從玉樹到西寧，到阿壩又想從草地去，四是從北彝喇嘛寺，五次是臨洮，六次是西路軍”，其中的“北彝喇嘛寺”有可能就是指的郎木寺（地名）的“格爾底寺”，從該寺與求吉寺的相對地理位置上看來，張國燾在求吉寺會議最有可能提出的西進路線就經過這里。（《劉伯承與紅四方面軍戰史編委會同志的談話（從張國燾看紅四方面軍歷史上的一些問題）（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17]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73～第77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8]《黃火青回憶錄》第137～第138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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