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經過來自全國各革命根據地610名代表的選舉，產生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并組建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俗稱中革軍委，朱德任主席）。范樹德和王稼祥、葉劍英一起被任命為中革軍委下屬的總經理部、總政治部、總參謀部的部長職務。1931年12月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人民委員會，委任范樹德、毛澤民為財政人民委員，財政人民委員部是人民委員會中主管財政工作的行政機關。

　　總經理部下設軍需處、軍實處、財政處、審計處、軍械處、軍事工業局、采購處等單位，主要承擔軍需、軍械、軍用物資的計劃、征收、采購、生產供應、經費的籌措和管理，以及各項供應標準制度的制定和執行等任務。

　　中革軍委總經理部（后改為總供給部）的成立，標志著我軍歷史上，最早的后勤領導機關的誕生。范樹德名正言順地成為我軍歷史上第一任后勤部長。

　　范樹德和朱德共同簽名向全軍下發訓令

　　瑞金革命歷史博物館等單位展有兩件與范樹德有關的非常珍貴的歷史文物，從中可以看到范樹德開展后勤領導工作的片斷掠影。

　　第一件文物是瑞金革命歷史博物館展出的，1932年1月7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與總經理部部長范樹德共同簽名，向全軍下發的有關后勤工作的訓令，并蓋有中革軍委的大紅印章。第二件文物是中央軍區供給部印發的油票，票面上方寫有“凈茶油貳拾斤”字樣。并寫有油票使用的四條規定。票面中央蓋有大紅印章：“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央軍區供給部”。其左側下方落款為部長范樹德的手章，政委陳潭秋的手章，此票雖沒注明時間，估計為1934—1935年中央蘇區之文物，是紅軍反“圍剿”沖破經濟封鎖，卓有成效地開展后勤工作的歷史見證。文物收藏近80年，保存完好，實屬不易。

　　前來紅都瑞金參觀的人們，每天成千上萬，絡繹不絕，人們在這些珍貴的歷史文物面前，很多人感到疑惑不解，議論紛紛：與朱德總司令共同簽發訓令之人，只知有毛澤東而不知還有范樹德。而且還和蘇維埃共和國第一任政府銀行行長毛澤民一起被委任為財政人民委員。又有和共產黨的創始人、“一大”代表陳潭秋共同蓋手章的油票。人們不禁要問，范樹德何許人？這么大的官過去沒聽說呀？不知其人的原因是，紅軍長征后，范樹德留在蘇區堅持斗爭，在一次戰斗中負傷被俘而脫離紅軍。多少年來，他成為歷史上一個被抹掉的名字，或被回避，或被刪掉，就連范樹德制作和親筆題字的朱德扁擔，也與他風馬牛不相關了。這是造成人們不了解范樹德“鎖在深閨不相識”的主要原因。

　　近年來，瑞金革命歷史博物館堅持實事求是，尊重歷史，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恢復了范樹德在中革軍委供給部的歷史地位，并且在供給部展室門前豎起了“范樹德同志簡歷”的展牌。

　　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范樹德，又名范哲明（1906—1986），出生于河北省無極縣東朱村一個農民家庭里，1922年考入保定河北省立第二師范學校，1925年10月經同學王鶴壽（原中紀委第二書記）介紹加入共青團，后直接轉入黨組織。在學校因開展聲援上海學生、工人的“五卅”運動和開展各種革命活動，被反動當局開除校籍。后經人介紹考入廣州黃埔軍校，為第四期經理科學生。1926年10月畢業后，到葉挺獨立團任中尉連指導員，團輜重隊隊副，曾參加北伐戰爭。1927年7月調入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俗稱武漢政府警衛團）任少校團副兼輜重隊隊長（相當于團后勤負責人）。這個團在團長共產黨員盧德銘（秋收起義任總指揮）的領導下，遵照黨的指示準備參加南昌起義。出發前，范樹德找到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留守處主任陳勁節，調來招商局“德興號”巨輪，在黃鶴樓下全團官兵乘船東去。因沒趕上南昌起義，他們便在江西省修水縣參加湘贛邊秋收起義。原定參加秋收起義的四個團，整編成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范樹德任師部中校經理處處長兼第一團團副和輜重隊隊長職務。起義前夕，范樹德和何長工等人一起仿照蘇聯軍旗的樣子，設計并制作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的第一面軍旗。各路秋收起義軍第一次舉起了鑲有斧頭鐮刀的工農革命軍的旗幟。參加秋收起義的部隊有國民革命軍的正規部隊，有穿安源礦警服裝的工人，有穿農民服裝的農民自衛軍，為了統一起義部隊的標識，范樹德親自設計并組織生產了印有工農兵錘、鐮、槍圖樣的紅布袖章幾千個，每人一個戴在左臂。

　　秋收起義失敗后，范樹德堅定支持毛澤東向井岡山進軍的正確主張，他們帶領800人的隊伍來到了永新縣的三灣村。經過著名的三灣改編后，原四個團的起義隊伍縮編為一個團，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步兵第一團”共轄兩個營七個連隊，范樹德任該團團副兼輜重隊隊長。1928年4月，朱、毛軍隊井岡山會師后，部隊改編為中國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范樹德任軍需處處長，成為井岡山時期紅軍后勤工作的最高領導者，軍需處下設財政科，會計科，糧食科，被服廠，糧庫，運輸隊，造幣廠等機構，在各種物資非常緊缺的情況下，軍需處克服重重困難，保障了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后勤供應。

　　1927年10月上旬，我工農革命軍先后進駐了寧岡縣的古城、茅坪等地，為恐引起井岡山農軍首領的懷疑和不安，毛委員決定贈送茅坪一帶農軍首領袁文才部步槍一百支，贈送茨坪一帶農軍首領王佐部步槍七十支，并讓范樹德親自挑選槍支安排人員帶上毛委員的親筆信分別給他們二人送去，使他們很受感動。作為回報，袁文才回贈革命軍1000元大洋，并幫助安家，王佐痛快地將他儲存的500多擔稻谷（每擔一百斤）無償地贈送給革命軍。部隊才得以在井岡山中心安心休整。在二十多天的整訓中，針對一些人的消極悲觀的情緒，毛委員親自給官兵們上課，召開各級黨組織會議，分析形勢統一思想，范樹德和軍官連連長陳毅安二人分別給大家教唱《工農兵大聯合歌》《少年先鋒隊歌》《國際歌》等歌曲，使官兵們的精神為之一振，鼓舞了斗志，悲觀情緒得到了遏制。

　　1927年11月，工農革命軍攻克了湖南省茶陵縣，在當地黨組織的配合下成立了茶陵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由大革命時期潛伏在某一小紙張鋪內當店員的譚震林同志擔任主席。1928年1月，又攻克遂川縣城，毛委員親自指揮部隊在黃坳、堆子前、大汾、草林等地打土豪分田地，并建立黨組織，毛委員還指定范樹德兼任遂川縣籌款專員，在縣委書記陳正人的支持下向縣商會籌助軍餉大洋5000元，并在城廂附近調查沒收土豪家浮財、谷物等情況。范樹德還清楚地記得，在遂川縣城內還沒收了天主堂制存的一些葡萄酒，分給了團直屬隊食用。在一家大貨棧內，沒收了八十捆（每捆20匹）白土布，在遂川城染成灰色，縫制了一批棉衣、夾褲、子彈帶、綁腿等分別補充各連隊，還將剩余的約30擔白布送到井岡山桃寮村（張家祠堂）被服廠備用。

　　1928年8月30日，范樹德協助營長陳毅安參與了黃洋界保衛戰的指揮和備戰準備工作，這次戰斗以我軍2名戰士受傷的代價，取得了使敵人傷亡400余人的空前大捷。毛委員知道后非常高興，曾寫詩詞歌頌之。

　　范樹德與朱德的扁擔

　　朱德扁擔的故事，因幾十年來編入小學語文課本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在中國家喻戶曉，但是你是否知道，扁擔的制作者以及在扁擔上題字者正是軍需處長范樹德。

　　為了解決紅軍吃糧和儲糧問題，部隊開展了下山挑糧活動，朱德軍長也報名參加，戰士們擔心朱軍長軍務繁忙又年過四十，怕累壞身體，就偷偷地把他挑糧用的扁擔藏了起來。朱德找到范樹德讓他再準備一根挑糧扁擔，據范樹德回憶，“我當即帶名勤務員到桃寮村張家祠堂附近，找到一個姓張的老板娘（當時紅軍對當地中年以上婦女的稱呼），用一個銅子向她買了一根毛竹，砍成兩根扁擔，一根送給朱德同志，另一根我留著用。在朱德同志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筆寫了‘朱德扁擔——不準亂拿’八個字。我去送給朱德同志時，笑問，‘你看這根扁擔行嗎？’朱德同志接過去看了看，笑道，‘好啊，明天就用上了。’”從此朱德扁擔的故事傳遍天下。

　　◆收藏于井岡山革命博物館內的“朱德的扁擔”。

　　解放后，當年朱德軍長的通信員朱良才上將，在《星火燎原》書上發表《朱德的扁擔》文章，教育部門又根據這篇文章縮寫成短文編入小學語文課本。范樹德看到這篇文章后，他作為這個故事的經歷者和見證人，在1982年《文史通訊》中撰文指出與事實有出入的地方，尤其是朱德扁擔上寫的字，并不是“朱德記”三個字，而是范樹德親筆寫的那八個字。朱良才上將晚年也糾正了他失實的回憶。

　　井岡山革命歷史博物館知道這一歷史真相后，又經多方調查和考證，認定范樹德的回憶是正確的，并派專人帶上井岡山毛竹削好的扁擔，到他晚年居住地桂林請他在扁擔上重新題寫這八個字，現在井岡山革命歷史博物館朱德扁擔的展品就是范樹德親筆題寫的那八個字。

　　我軍后勤工作的創始人

　　1929年1月，范樹德隨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四軍向贛南、閩西進軍創建新的根據地。范樹德仍任軍需處處長，負責全軍的后勤保障工作。1930年春任紅三軍軍需處處長，后任紅三軍參謀長，他和軍長黃公略、政委蔡會文一起指揮紅三軍浴血奮戰，消滅敵十八師，活捉師長張輝瓚，俘虜敵人近萬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一天，范樹德到總部駐地黃陂圩找毛澤東匯報工作，當談到張輝瓚時，毛澤東說，我已經給他談了話，讓他寫出三個方面檢查材料。毛澤東讓范樹德去給張輝瓚進行教育。范樹德在毛澤東的警衛排長張金榮的帶領下，見到了張輝瓚，對其進行審訊和教育。并讓他按照毛澤東指出的三個方面的內容趕快寫出檢查材料。在第一次反“圍剿”戰斗中，范樹德促成了敵人一營官兵向我軍繳械投降的事例。在戰斗中，軍長黃公略見前方高山上，被我軍圍困的敵人拒不投降負隅頑抗，當即派范樹德帶上四名戰士前去查看，半路上遇到了兩名紅軍干部和一名敵軍軍官，我紅軍干部向范樹德敬禮后說：“這是敵軍一營長，因與黃軍長是同學，恐繳槍后有危險，故前來面見黃軍長，接洽投降事宜。”并讓范樹德告訴黃軍長現在何處。范樹德說：“我是第三軍參謀長，黃軍長尚在后面山上，如去面談往去需時，現有黃公略軍長的私章在我衣袋內可以為證。”乃取出手章給敵營長看，他看后說：“今見軍長私章，又有參謀長講解的優待政策，我完全相信，請轉告黃軍長，我們可繳械投降了。”隨后全營官兵向我軍投降。

　　◆紅軍反“圍剿”繳獲的戰利品。

　　1931年5月范樹德任蘇區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經理部部長。同年11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革軍委總經理部部長，1932年9月總經理部改為總供給部，范樹德仍任部長職務。1933年冬范樹德調任中革軍委參謀部（劉伯承任總參謀長）第四局局長（第三局局長葉劍英），仍然主抓軍隊后勤工作。他參加了中央根據地五次反“圍剿”戰役的后勤保障的組織領導工作。

　　蔣介石多次派重兵對中央蘇區進行“圍剿”和經濟封鎖，不讓“一粒米，一撮鹽，一勺水”落入紅軍之手，企圖將紅軍困死在蘇區。當兵要吃糧，打仗要花錢。面對強大的敵人和重重困難，后勤供應部門是如何既管軍隊生活，又管打仗的物資供應？在毛澤東和朱德的正確領導下，他們采取了以下主要辦法：第一“打土豪、籌款子”。既發動了群眾，又得到了給養，是最直接、最見效的辦法。第二，利用戰場繳獲的物資補充自己。1929年3月汀州解放后，繳獲了大量布匹，范樹德和其他人一起組織了許多縫紉組日夜加班生產，縫制出4000套灰蘭色的軍裝和八角帽，并給每個戰士發了軍餉。紅軍戰士非常高興地第一次穿上統一服裝。第三，為了支援前線，中央蘇區政府向人民群眾發起了“借谷運動”和開展購買戰爭公債活動。戰爭公債發行后，人民踴躍購買，超額完成任務。賒賣紅軍稻谷活動競相開展。在蘇區糧食最困難的時期，寧化縣每年向蘇區政府和紅軍提供“千擔紙、萬擔糧”。1934年8月，范樹德親自到福建寧化、清流一帶負責籌集軍糧五萬擔，并組織車輛運往江西石城縣一帶。為紅軍開展反“圍剿”做好物資上的準備工作。除此以外，蘇區政府在抓好農業的同時，還抓了工業、手工業、商業、邊貿、稅收等項工作，為蘇區政府和紅軍后勤供應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范樹德黃埔軍校畢業后，與后勤結緣，可謂學業對口，發揮專長。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再到紅都瑞金，他一直做后勤工作，是紅軍早期后勤工作的創始人，對我軍后勤建設工作多有建樹，在籌集軍糧，保障供給等后勤工作中有很大貢獻。時逢建軍初期，敵強我弱，紅軍數度遇險，絕處逢生，其難、其險可想而知。在黨的領導下，范樹德盡職盡責，辛勤工作，使紅軍的后勤工作搞得有聲有色，既保障了戰士們的生活需求，又保障了前線戰爭的物資供應。可以肯定地說，中央紅軍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與強有力的后勤保障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遵義會議決議曾對紅軍后勤供應工作做出高度評價，稱“黨在‘一切為著前線上的勝利’口號下，解決了前線紅軍財政上、糧食上和一切其它物質上的需要”。（見瑞金供給部展室簡介）黨中央遵義會議對后勤工作的肯定，既是對中革軍委供給部工作的肯定，又是對我軍第一任后勤部長范樹德的激勵和褒揚。

　　解放后范樹德隨妻兒遷居廣西桂林，曾任桂林市政協委員，1984年在北京應邀參加黃埔軍校建校60周年慶典活動，1986年病逝于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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