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有時候一個人勝過多數，因為真理往往在他一個人手里。如馬克思，

　　真理就是在他一個人手里。列寧講，要有反潮流精神。各級黨委要考

　　慮多方面的意見。要聽多數人的意見，也要聽少數人的意見或個別人

　　的意見。因為，真理往往不在多數人手里，而在少數人手里。”

　　話說1959年3月17日，劉少奇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西藏時局和毛澤東的建議。與會者都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并一致認為：最好設法使達賴留在拉薩，如果做不到，他硬是要走，就讓他走。周恩來說：

　　“這次事件同印度當局有關，英國和美國政府在幕后很積極，支持印度當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線。叛亂的指揮中心在印度的噶倫堡。”

　　會議正在進行時，突然傳來達賴已經暗暗離開拉薩的消息。會議當即決定增調部隊入藏，準備對付可能發生的武裝叛亂，方針是絕不打第一槍。

　　3月18日下午，毛澤東在東湖接見了中午剛剛飛抵武漢的以淺沼稻次郎委員長為首的日本社會黨訪華團。

　　淺沼稻次郎一行是在3月7日飛抵北京的。3月12日，淺沼稻次郎在演講會上發表了“美國占領了日本的沖繩，占領了中國的臺灣，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的著名講話。3月17日，中方和日本社會黨發表了共同聲明。

　　淺沼稻次郎一行走進臨湖不遠處的一幢別墅式樓房的客廳里，毛澤東便迎了上去，和客人們親切握手。他請客人入座后，高興地說：

　　“歡迎你們，你們作了很好的工作。”

　　淺沼稻次郎說：

　　“兩年前，在北京見過毛主席。從那以后，日中關系比較順利，我們曾進行了努力。但是，日本的保守政黨對中國采取了不友好政策。因此，經過很大努力簽訂的第4次日中貿易協定也破壞了，接著又發生了長崎侮辱中國國旗事件，感到對不起。以后日中關系陷于中斷狀態。上次訪華時曾和毛主席說過，中國只有一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日本應早日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由于日本政府方針的錯誤，使日中關系中斷。社會黨為打開這種局面，今年1月，中央執委擴大會議決定派代表團訪華。”

　　“講得好，講得很好。”毛澤東贊許地說：“你在北京的演說，這次的共同聲明，我都看到了。只要有遠見的人就知道我們的方針是正確的。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所作所為，日本當局追隨美國，都是暫時的，總有一天要起變化。當前的中日關系，也是暫時的。一時的中斷是不好，但這是暫時的。現在我們不是又在來往了嗎？社會黨的做法很對，打開這條往來的道路。”

　　他拿起一支煙，點燃后吸了一口，凝視著冉冉的輕煙，沉思片刻，又說道：

　　“貿易總有一天要重開的，不能一萬年不做生意。但是在日本政府這樣做之下，我們只好如此。這是我們唯一能夠走的路。你一定要政經分開，一定要和蔣介石打交道，好，那就按照他的辦法辦。讓他們去和蔣介石打交道吧，我可以等你多少年的，要等多少年就等多少年。”

　　說罷，他忍不住爽朗地哈哈一笑。這笑聲充滿了自信，同時也感染了客人。淺沼稻次郎笑著說：

　　“您說的大家都明白了，不管亞洲的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但亞洲是一個。日本的外交需要大加修改，日本外交最大的壞處是遠交近攻。”

　　毛澤東說：

　　“跟中國戰國時代一樣，是秦始皇的做法。”

　　淺沼稻次郎說：

　　“這是日本外交最大的壞處，這給中國和東南亞各國造成了很大損失。上次毛主席講，中國有豐富的資源，日本是工業發達的有技術的國家，如果日本的科學技術同中國的豐富資源相結合起來就很好。”

　　毛澤東說：

　　“我們兩個國家的事情是互相有影響的。你們搞得好一點，我們高興；中國工作做得好一點，對你們也有益。將來總要做生意，不僅和日本，和美國也要做生意。杜勒斯總不能活一萬年吧？假如活一萬年，一萬年以后中國和美國還要講和。我們和日本總有一天也要講和的。要把暫時的現象和將來的發展區別來看，有時是暫時的悲觀，但前途總是光明的。”

　　談話結束后，毛澤東把客人們送到門口，才依依惜別。淺沼稻次郎也未曾想到，這竟是他和毛澤東最后一次的會見。壯志未酬的淺沼稻次郎于1960年10月12日下午被日本右翼分子刺殺身亡。

　　3月19日晚，西藏叛國集團公然撕毀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堅持分裂祖國，維護農奴制的反動立場。

　　3月20日凌晨，西藏叛亂分子發動了以拉薩為中心的全區性武裝叛亂，向駐藏的人民解放軍發動全面進攻。

　　3月20日上午10時，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部隊對拉薩叛亂進行武裝反擊。

　　中央駐西藏代表和工作委員會立即發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布告》，揭露西藏地方政府與上層反動集團勾結帝國主義和國外反動分子殘害人民、背叛祖國、破壞統一的罪行，號召全藏僧俗人民積極協助解放軍進行平叛。

　　3月22日拂曉，大昭寺和布達拉宮的叛亂武裝繳械投降，拉薩市的叛亂基本平息。平叛部隊繼續向其它地區的叛亂武裝發動進攻。后來，達賴于3月31日匆忙逃入印度。

　　黃克誠、張經武、張國華及總參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等人，來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平叛情況。毛澤東非常高興，在飯桌上給黃克誠4人敬了酒。此時，他正患感冒，自己也干了一杯，然后乘著酒興，對雷英夫說：

　　“英夫啊，你是洛陽人，我問你個問題。”

　　雷英夫趕緊解釋說：

　　“主席，我在洛陽上過學，其實我是孟津人。”

　　“噢，孟津人。那我換一個問題問你，武王伐紂時，到孟津幾次？每次干些什么事？”

　　雷英夫還是被毛澤東問住了。他雖然看過《封神演義》，卻沒讀過有關史書。于是，他就老老實實地說：

　　“主席，我看過《封神演義》，聽過民間傳說和唱戲，都是七零八碎的，也沒留心您提的問題。我只有交白卷了，請主席給我們講講吧。”

　　“洛陽才子回了孟津就交白卷啊？”

　　毛澤東笑著說。其他幾個人也笑著望望雷英夫，雷英夫也笑了，他說：

　　“其實我文化程度很低。”

　　毛澤東左手伸出兩個指頭，晃了晃，說：

　　“武王去過兩次。一次是在公元前1029年，這是第一次去。八百諸侯齊聚孟津，商量伐紂，大家基本都同意。武王很能干，想了想，條件不夠成熟。首先，商紂內部腐敗了，但還沒爛透，還不到馬上垮臺的時候。其次，他的兵力還不十分強大。再次，過黃河的準備工作還沒搞好。最后，爭取人心還需要多做一做。直到要出兵了，伯夷、叔齊不是仍然反對，出走了么，所以，武王下決心回去做準備。做哪些準備？有文有武，有精神有物質。要造輿論，統一思想，要搞統一戰線，他也是講究師出有名哩。還要廣收人才，集聚糧草，打造兵甲，練兵布陣，準備舟船，用兩年時間做了充分準備。這樣，到了公元前1027年，武王從潼關出兵到孟津，發宣言，搞突然襲擊，打殲滅戰，瓦解敵軍士氣，在朝歌南的牧野打敗了商紂。你們都是搞軍事的，中國歷史上這么大的事還是要研究的。”

　　雷英夫忙說：

　　“我這個孟津人實在是不夠格，是不學無術。”

　　毛澤東說：

　　“太過謙了，這不是老實話。”

　　他望了一眼大家，又說：

　　“才子也不能事事都知道，所以都要學習，活到老，學到老。”

　　飯后，雷英夫借毛澤東興致很高之機，試探著請求說：

　　“主席談到學習，我想提高一些文化。什么時候您寫的不要的字，給我幾張好嗎？”

　　毛澤東痛快地說：

　　“別說那不要的呀，要就要那能要的。那好吧，我給你寫一個。”

　　第二天，毛澤東果然叫人送給雷英夫一幅很大的中堂，寫的內容是《水調歌頭·游泳》。

　　爾后，毛澤東從武昌來到了上海，準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這天下午，秦怡與沈浮、金焰、上官云珠、黃宗英等上海電影界人士，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由于被接見的人較多，秦怡與毛澤東沒有交談，只是一次禮節性的握手，彼此印象都不深刻。據秦怡回憶，給她印象較深的倒是陪毛澤東跳舞的那一次。

　　那是幾天后的一個晚上，秦怡和其他女演員接到邀請，到上海文化俱樂部陪毛澤東等領導人跳舞。當時，周恩來也在場，他與秦怡很熟，一見到她，便馬上把她介紹給毛澤東：

　　“這位是上海電影界的著名演員秦怡同志，曾演過《鐵道游擊隊》等許多電影。”

　　毛澤東一聽，立刻與秦怡親切握手，隨后就邀請她跳舞。兩人開頭都未說話，秦怡覺得過于沉悶不太好，便問毛澤東：

　　“主席，不知您看過我們的電影沒有？有些什么意見，請指導指導。”

　　毛澤東坦率地回答：

　　“我看電影不多，看戲曲多，對電影提不出什么意見。”

　　秦怡沒想到毛澤東這么爽快，簡直是不假思索，拘束的心情一下放松了許多，于是她接著又說：

　　“今后您就多看一些電影，這樣好多給我們一些指導。”

　　“你說得對，我接受你的意見。”毛澤東說：“我在這方面太偏，你提醒了我，今后要多看電影。以后看了，再來找你。”

　　秦怡沒想到毛澤東會立刻做自我檢查，有點不好意思，便又補充解釋道：

　　“我只是想得到您的指導。”

　　毛澤東一點也不介意，說：

　　“你說得對。我是有這個缺點。”

　　有了毛澤東的這番鼓勵，秦怡的心里踏實了許多，和毛澤東一直跳到舞曲終止。

　　3月23日，吳冷西也到達了上海，將要列席政治局擴大會議。

　　3月23日晚，毛澤東在中共桐城縣委給安慶地委并安徽省委的報告上寫了一個批注，他擬的題目是《介紹桐城縣的經驗》，他批注道：

　　至少在20年內，不是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不可能這樣快。在大約5年至10年內，也還不是在整個國家內就能完成由集體所有到全民所有的過渡問題，而是只能看情況，逐步地完成由基本的小集體所有制首先過渡到以一個鄉為范圍的大集體所有制。然后經過若干年的發展，情況表示確有可能又有必要的時候，才可再考慮實行過渡到以一個區為范圍的更大的集體所有制。過渡的時候，一定要使每一個小集體都不吃虧，而且都感到比較不過渡對于每一個小集體每一個個人都更為有利些，要是出于各個小集體和大多數社員的要求，否則談不到這種過渡。不管過渡到鄉或區的大集體，目前生產隊這種小集體總還是一級核算單位。

　　毛澤東 3月23日

　　3月25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工業問題、人民公社問題、國家機構的組成問題（即國家主席、副主席、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的人選）。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宣布說：

　　“這次會議著重討論人民公社和1959年工農業生產計劃指標問題。在討論之前，先請鄧小平同志把中央常委對西藏叛亂和中印關系的意見向會議通報一下。”

　　鄧小平在通報中說：

　　“第一、要理直氣壯，堅持平息叛亂。因為8年來中央和入藏部隊執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而西藏上層叛亂集團卻撕毀了協議，背叛祖國，武裝反抗中央，進攻人民解放軍。

　　第二、要聲討西藏上層叛亂集團，但對達賴還要留有余地，還是用‘叛亂集團劫持達賴’的說法，同時，因為原主任達賴出走，宣布由班禪出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代理主任。

　　第三、現在我們的口號是建設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新西藏。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區章程，要進行民主改革，要建設社會主義，這些都要理直氣壯地宣傳。

　　第四、現在暫不公開點以尼赫魯為代表的印度當局的名。毛主席說讓他多行不義。中國古語說：‘多行不義必自斃’，現在讓印度當局多行不義，到一定時候我們再跟他算賬。尼赫魯關于西藏叛亂的一些講話，也暫不報道。因為報道了就要反駁，現在還不到跟他辯論的時候。要看一看再說，這是留有余地。與此相關，印度噶倫堡是這次叛亂的指揮中心，也暫且不提。這同樣也是因為提了就要同印度政府交涉。”

　　鄧小平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意見后，毛澤東指定由吳冷西和有關人員，起草新華社關于西藏叛亂的新聞公報。

　　此后，上海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檢查了八屆六中全會以來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討論了在公社整頓中提出來的若干問題。

　　3月27日，毛澤東在吳冷西呈送的關于西藏叛亂的新聞公報上，作了多處修改，并請其他政治局常委及胡喬木和吳冷西本人在文字上再加斟酌。

　　3月28日晚，新華社全文廣播了關于西藏叛亂的新聞公報。

　　3月29日，毛澤東寫出了第4個黨內通訊，發給中央各部黨委或黨組書記、各市委書記、省（自治區）委書記，他寫道：

　　上海幾個縣的材料可閱。

　　城市，無論工礦企業、交通運輸業，財政金融貿易事業，教育事業及其他事業，凡屬大政方針的制定和執行，一定要征求基層干部（支部書記、車間主任、工段長）、群眾中的積極分子等人的意見，一定要有他們占壓倒多數的人到會發表意見，對立面才能樹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運動才能展開。總支書記、廠礦黨委書記、城市委書記、市委市府所屬各機關負責人和黨組書記、中央一級的司局長同志們，我們對于這些人的話，切忌不可過分相信。他們中的很多人幾乎完全脫離群眾，獨斷專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們胃口的，他們即陽奉陰違，或者簡直置之不理。他們在許多問題上，僅僅相信他們自己，不相信群眾，根本無所謂群眾路線。有鑒于此，爾后每年一定要召開兩次5級或者6級、或者7級的干部大會，每次會期10天，上層，中層，基層干部的錯誤觀點才能改正，他們的僵死頭腦才能松勁，他們才有可能進步，否則是毫無辦法的。聽他們的話多了，我們也會同化，犯錯誤，情況不明，下情不能上達，上情不能下達，危險之至。每年這樣的大會開兩次，對于我們也極有益處，可以使我們明了情況，改正錯誤。這里說的是城市問題，農村問題同樣如此。我在前次通訊中，已經大體說過了。

　　毛澤東 1959年3月29日

　　3月30日，毛澤東在批轉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的《關于五級干部會議情況的報告》時，加了一個《介紹山西經驗》的標題，并在標題下面寫了一個按語：

　　“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頭昏病，還可以愈頭昏。”

　　他根據各地整社中群眾普遍提出清算舊賬，即清算公社化和大煉鋼鐵中平調生產隊的物資、勞力等項賬目的要求，批示說：

　　“舊賬一般不算這句話，是寫到了鄭州講話里面去了的，不對，應改為舊賬一般要算。算賬才能實現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對群眾不能解怨氣，對干部，他們將被我們毀壞掉。有百害而無一利。一個公社竟可以將原高級社的現金收入400多萬元退還原主，為什么別的社不可以退還呢？不要‘善財難舍’，須知這是劫財，不是善財。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是不許可的。”

　　在上海會議期間，毛澤東召集6個大區的負責人到他的住處座談，陶魯笳接到通知晚了，待他趕到時大家正吃午飯，他就坐在毛澤東的對面，他說：

　　“主席，我感到這次會議定的4大指標（鋼、煤、糧、棉——筆者注）都過高了，特別是鋼和糧兩大指標，我已和在家的常委們通過電話，大家一致認為這樣高的指標是無法完成的。”

　　毛澤東聞言，笑著對王任重說：

　　“你有同情者了。”

　　柯慶施卻對陶魯笳說：

　　“要有雄心壯志嘛，共產黨員不說三分大話不算數，有三分大話、七分可靠就行了嘛。”

　　陶魯笳當即爭辯道：

　　“不能把雄心壯志和說大話混為一談。我們山西農民有句話，‘說大話，放空炮，畝產千斤辦不到’，可見群眾對我們那些沒有根據、辦不到的大話是很不滿意的。”

　　李井泉說：

　　“要跳起來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

　　陶魯笳說：

　　“現在的問題是，跳得再高也摘不到果子呀。”

　　曾希圣說：

　　“分配給我們安徽的指標，只要鼓足干勁，是能夠實現的。因此，我們接受。指標低了，不利于調動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

　　陶魯笳說：

　　“我們山西武鄉縣有一個黨支部開黨員大會，支書根據上面的意見，提出畝產要搞800斤。黨員們說‘200斤低，400斤高，800斤你自己背起來好了’，說罷，黨員們都走散了，只剩下支書孤家寡人。”

　　在大家的爭論中，毛澤東一直捂著嘴在一邊笑。他見都不講了，這才說了一句：

　　“有不同意見，可以再討論討論嘛！”

　　1959年4月1日，上海會議結束。在毛澤東的干預下，上海會議對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的指標進行了一些調整。會議對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問題作了若干原則規定。會議形成了《關于人民公社的十三個問題（修正稿）》的會議紀要，準備提交給黨的八屆七中全會討論。

　　4月2日，中共中央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錦江飯店舉行。

　　4月2日晚，毛澤東對《麻城縣萬人大會的情況》等幾個報告寫了一個批示：

　　“這幾個文件都值得看。特別是《麻城縣萬人大會的情況》，值得看，辦法很好，縣社兩級該退還的，迅速地退還給生產隊了，一身清凈，然后進而解決隊與社員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發展起來。”

　　4月3日，吳冷西根據毛澤東指示，在《人民日報》上對印度尼赫魯3月30日的講話做了詳細報道，并著手寫相關的評論文章。

　　4月3日，毛澤東對《麻城縣萬人大會第二次報告》作了批示，他在批語中寫道：

　　此件極好，每一個縣社都應這樣做。算賬才能團結。算賬才能幫助干部從貪污浪費的海洋中拔出身來，一身清凈。算賬才能教會干部學會經營管理方法。算賬才能教會5億農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監督公社的各級干部只許辦好事，不許辦壞事，實現群眾的監督，實現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毛澤東 1959年4月3日

　　4月3日下午傍晚，毛澤東在譚震林來信的批示中寫道：

　　各縣、社4月不開大會。原定5月開社、隊代表大會，可以考慮在5月上旬或中旬到縣里開，徹底解決3月會議沒有徹底解決的權力下放、算清賬目、包產指標3個問題，然后選舉公社各級黨的領導機關和社、隊管理機關。就算賬這個問題來說，3月省、縣大會我們缺乏精神準備。鄭州說的是一般不算，應翻過來，一般要算。有些省已經翻過來了。如湖北，但也沒有翻透。說的是縣、社要向生產隊算清過去幾個月大調大抓的賬，解決大集體與小集體間的矛盾，這當然是要首先解決的。還有一個必須隨著解決的矛盾，生產隊干部與生產小隊干部、全體社員群眾間的矛盾，小集體與社員的矛盾。這個問題，如麻城縣那樣大規模解決，是最近幾天才提出來的，才進入我們的認識領域。這是一個以貪污形式無償占有別人勞動的問題，是一個普遍的問題，也是一個歷史的問題，并非最近才發生，但只有在1959年才能解決，只有在現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眾監督。像這樣一個群眾性的大問題，沒有省的決心、縣的直接領導，我看是不能解決的，因此我建議5月的會到縣里開。是否如此，請你們委員會討論一下。

　　毛澤東 4月3日下午6時

　　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會議期間看了湘劇《生死牌》，劇中海瑞剛直不阿的形象，使他感觸頗多。于是他借來《明史》，看了《海瑞傳》。

　　4月4日上午，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首先說起了海瑞的故事，他說：

　　“海瑞這個人對皇帝罵得很厲害，罵嘉靖是‘家家皆凈’，還把這話寫在給皇帝的上疏里，很不客氣。皇帝看了，幾次丟在地下，又幾次拾起來看一看，想一想，覺得海瑞這個人還是好人。但終究把他關起來，準備殺掉。有一天，看監人忽然拿酒菜給海瑞吃，海瑞很奇怪，便問看監的老頭，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盡管海瑞攻擊皇帝很厲害，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

　　明朝皇帝對臣下嚴酷，廷杖致死，還是堵塞不了言路。無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因此，要學習海瑞精神，海瑞敢說真話。”

　　毛澤東講完了海瑞的故事，接著又講了一個卞和獻玉的故事，他說：

　　“楚國有個卞和，得到一塊很好的玉石，獻給楚王。楚王不識貨，說他騙人，把他的左腳砍掉了。第2次又獻上去，還說他騙人，右腳也砍掉了。卞和堅信真理，堅信自己獻的是一塊好玉，第3次再獻上去，剖開后證明確實是一塊好玉。他由此取得了楚王的信任。”

　　毛澤東由故事引入正題，要求黨內干部為了黨的事業，要敢于講真話，不要怕這怕那。他還說：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問她：上海的情況如何？她說：我是大學教授，不能講。我說：你不問政治？她答：不是不問，而是不敢問。我問柯慶施怎么樣？她說：更不敢講。又問她：我怎么樣？她說：你英明偉大。看來，這位大學教授對我們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

　　他又說：

　　“少奇等是在我身邊多年的戰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講話。”

　　中共中央八屆七中全會討論通過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草案中對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經濟計劃指標進行了一些調整，原指標再次被壓縮，將1959年的鋼產量指標降為1300萬噸，原煤產量指標降為3.4億噸，其他工業品指標也大幅度降低。

　　會議還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

　　4月5日上午，毛澤東在全會上講了十幾個問題。他在講到工作方法問題時說：

　　“現在有些同志不多謀，也不善斷，是少謀武斷。要多謀善斷，重點在謀字上。要多謀，少謀不行。要與多方面商量。要反對少謀武斷。多謀，過去往往與相同意見謀得多，與相反意見謀得少；與干部謀得多，與生產人員謀得少。商量又少，又武斷，那事情就辦不好。謀是基礎，只有多謀，才能善斷。多謀的方法很多，如開調查會、座談會。謀的目的是為了斷。”

　　“要多謀善斷，要多聽人家的不同意見，善于觀察形勢，當機立斷，在黨內，要造成有話就講，有缺點就改進的空氣。”

　　毛澤東還說：

　　“有時候一個人勝過多數，因為真理往往在他一個人手里。如馬克思，真理就是在他一個人手里。列寧講，要有反潮流精神。各級黨委要考慮多方面的意見。要聽多數人的意見，也要聽少數人的意見或個別人的意見。因為，真理往往不在多數人手里，而在少數人手里。”

　　毛澤東強調黨內民主、反對家長制。他以自己和弟弟毛澤覃的關系為例，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說：

　　“我這個人也有舊的東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弟弟毛澤覃同志和我爭論一個問題。這個同志已經在江西犧牲了。他說他對，我說我正確，他不聽我的，我也沒有說服他，就要打他。他當場質問我：‘你怎么打人？’事后，他還在一些人面前講我的閑話，說：‘共產黨實行的是家法、還是黨法？難道我不同意他的意見就打人？如果實行家法，父母親不在，他是哥哥，也可以打我。”

　　毛澤東又說：

　　“對人民、對同志，不能壓服，只能說服，要以理服人，我們都是平等的同志關系。”

　　毛澤東鑒于不少人在全會上仍然堅持生產高指標，不愿意壓低1959年工農業生產的指標，而且，持這種意見的人還占了上風。他們認為，糾“左”已有半年多了，再糾下去會給群眾潑冷水，會給大躍進運動抹黑，而且，右傾大有抬頭之勢。對此，他說道：

　　“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行。1959年不搞‘馬鞍形’是不行的。‘馬鞍形’將來還會有，做計劃要留有余地，給下面留點積極性。不給下面留有余地，也就是不給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處。如農村包產，指標定為2000斤，這就沒有余地了。過去打仗留預備隊，現在搞生產忘掉了。工作計劃一定要留有余地，不能滿打滿算。保證重點是重要的，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我們要按政策辦事情。”

　　“要善于觀察形勢，腦筋不要硬化。形勢不對了，就要有點嗅覺，嗅政治形勢，嗅經濟空氣，嗅思想動態。北戴河會議以后，我們的經濟計劃一直被動，自己毫無主動。武昌會議被迫由3000萬噸鋼搞成2000萬噸。

　　北戴河會議決議是大會通過的，通過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責任，我沒有提出意見，因為我那個時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3000萬噸。但到武漢，我就改了，我說不行了。我經過河北，經過河南，特別是經過河南鄭州會議，形勢不對了，我就提出降低1000萬噸，只搞2000萬噸，或者還少一點。”

　　毛澤東很不滿意幾個會議文件的起草工作，他說：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來。你寫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寫古文，許多問題不交代給人家，人家怎么會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結果忘記了，不懂心理狀態。我是贊成朱自清的風格的。朱自清是清華大學一個教授，他的文章寫得好，另一個側面不好，就是不神氣。第一個神氣的是魯迅，他的話是口語。魯迅的雜感，你看那個《阿Q正傳》不是口語？‘和尚動得，我動不得？’什么‘兒子打老子’之類都是口語。對這個問題，我講了一萬次了，但是許多同志沒有改過來。也許從今天起還是改不過來，但是我有生之年，沒有見閻王，我就要整這件事。6億人民，1300萬黨員，你要給他們閱讀，你寫古文，你寫半文半白結合的文，又不交代問題，又不使人看了通順，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來。你拿出來，我就要反對，立即頂回去。一望之下，你這個東西不行，就要頂回去。”

　　毛澤東最后說：

　　“一個人沒有人恨，是不堪設想的。我這個人是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這樣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為我跟他鬧別扭鬧得相當多。會理會議、延安會議，中央蘇區江口會議，我們倆個人斗。但是我們倆個人我看是好的，有什么不好呢？都是革命黨。我是寸步不讓，你一炮來，我一炮去。我跟彭德懷同志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僅跟彭德懷同志一個人的問題，跟其他同志也是這樣。”

　　“我的缺點，你們也要批評。現在搞成一種形勢，不大批評我的缺點，你用旁敲側擊的辦法來批評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的《海瑞傳》給彭德懷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銳，他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氣，非常不客氣，皇帝看了這封信丟到地下，然后又揀起來看一看，又丟到地下，然后又撿起來，想一想覺得這個人還是個好人，但是終歸把他捉到班房里頭，恨透了，準備把他殺掉。”

　　“我們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樣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要高明多少。我把這個《明史》給彭德懷同志看，同時我也勸你（指周恩來）看，你看了沒有？（周恩來：看了。）我講我跟一些同志的沖突，沖突過后我也過去了，我也不記仇，絕不報復。我們這些老同志沒有打過架的相當少，不打不成相識。你打過來，我打過去。我跟恩來打過架沒有？跟彭德懷打過架沒有？跟朱德打過架沒有？跟你（指劉少奇）也打過架，就是合作化問題。跟陳云我們打過架。跟林彪也打架，我們在閩西一路合作得很好，遵義會議以后我跟你們兩位（一個林、一個彭）都分裂了，搞了一個會理會議整你們。”

　　“劉伯承同志我們兩個不是斗得厲害？我還寫了書，戰略問題，那就是批評你的，你也沒有答復。后來你在軍事學院大概是想答復一下，沒有尖銳地提出那些問題來批評，因為我那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不能駁的，是駁不了的。那個里頭批評了劉伯承，批評了任弼時，沒有指名字。任弼時封我一個‘狹隘經驗論’；劉伯承封我一個‘怕打爛壇壇罐罐’，軍事上不行。”

　　“至于跟粟裕同志，蕭克同志，還有陳伯鈞、還有郭化若同志我們幾個是歷來斗的，他們是我的反對派，但是你們是反對派，你們的官還可以做，我不報復。去年報復一次，不是我的報復。去年報復是開軍委擴大會議，四五百人，是你們犯了錯誤，把你們這一批評，我就開心了。”

　　4月5日下午，毛澤東從上海到了杭州西湖西南岸的劉莊，他辦公、休息都住在南屏游泳池。

　　是日晚，毛澤東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

　　“如果有可能，我就游歷黃河、長江。從黃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質學家、生物學家、文學家，只準騎馬，不準坐車，騎馬對身體實在好，一直往昆侖山，然后到豬八戒的那個通天河，翻過長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從金沙江到崇明島。我有這個志向，現在開支票，但哪一年兌現不曉得。我很想學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末崇禎時江蘇江陰人，他就是走路，一輩子就是這么走遍了，主要力量用在長江。《徐霞客游記》可以看。”

　　毛澤東為了實現這個愿望，讓中央警衛局在北京西山組建了一支秘密騎兵大隊，以備考察之用。由于形勢很快就發生了重大變化，他的這一愿望就沒有能夠實現。

　　4月6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譚震林、陳伯達、胡喬木、楊尚昆，還有田家英、吳冷西、李友九，也來到了杭州，參加毛澤東主持的會議，討論、修改周恩來準備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李先念副總理的預算報告。

　　4月7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汪鋒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汪鋒同志：

　　我想研究一下整個藏族現在的情況。1、金沙以西，構成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包括阿里），人口據說有120萬人，是不是？2、面積有多少平方公里？3、農奴制度的內容，農奴與農奴主（貴族）的關系，產品雙方各得多少？有人說二八開，有人說形式上全部歸貴族，實際上農奴則瞞產私分度日，對不對？4、共有多少喇嘛，有人說8萬，對否？5、貴族對農奴的政治關系，貴族是否有殺人權？是否私立審判，使用私刑？6、喇嘛廟對所屬農奴的剝削壓迫情形。7、喇嘛廟內部的剝削壓迫情形，有人說對反抗的喇嘛剝皮、抽筋，有無其事？8、西藏地方各級政府及藏軍每年的廣大經費從何而來？從農奴，還是從貴族來的？9、叛亂者占總人口的百分比，有無5%？或者還要多些，或者少些，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何者為是？10、整個剝削階級中，左中右分子的百分比各有多少？左派有無三分之一，或者還要少些？中間派有多少？11、云南、四川、甘肅、青海4省各有藏人多少，共有藏人多少？有人說，4省共有200多萬至300萬，對否？12、這4個省藏人住地共有面積多少平方公里？13、青海、甘肅、四川喇嘛廟訴苦運動所表現的情況如何？有人說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屬實？

　　以上各項問題，請在一星期至兩星期內大略調查一次，以其結果寫成內部新聞告我，并登新華社的《內部參考》。如北京材料少，請分電西藏工委，青海、甘肅、四川、云南4個省委加以搜集。可以動員新華社駐當地的記者幫助搜集，并給新華總社以長期調查研究藏族情況的任務。

　　毛澤東 4月7日

　　4月8日，毛澤東在劉莊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了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毛澤東又談到了西藏叛亂事件，他說：

　　“此事國內國外都很關心，估計這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中大家要議論。《人民日報》要著手準備一篇比較充分的、把問題展開來講的社論。現在英國、美國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反華大合唱，支持西藏叛亂集團，反對我們平叛。我們要沉著迎戰，要準備在宣傳上加以反擊。你們回北京后就著手準備。”

　　在常委擴大會議期間，王芳有一次陪毛澤東游泳之后和他一起吃飯，毛澤東知道王芳喜歡京戲，曾在山東根據地演過《黃鶴樓》中的周瑜，就問道：

　　“周瑜是怎么死的？”

　　王芳說：

　　“是被諸葛亮氣死的。”

　　“不對。周瑜不是被諸葛亮氣死的，而是被孫權氣死的。”毛澤東笑了笑，又說：“孫策死后，他的老婆大喬年紀很輕，住在后宮很寂寞，因此大喬經常請小喬去陪她，有時周瑜也陪小喬去后宮看大喬。他去的次數多了，在后宮留的時間又長，孫權因此對周瑜很有意見，但又不能當面講，就處處刁難他，給他臉色看。再加上軍事上不斷失利，一再敗給諸葛亮，孫權對周瑜的看法更大了，臉色更難看。周瑜是個十分高傲而器量又小的人，哪里受得起這種屈辱，憂郁成疾，不久就病死了。”

　　4月12日，毛澤東離開杭州。

　　4月13日,毛澤東的專列抵達山東兗州車站，他聽取了舒同的匯報,決定到東郊公社考察小麥生長情況。

　　是日下午，專列到達濟南。東郊公社書記鄭松隨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白如冰到濟南火車站迎接毛澤東,毛澤東一眼就認出了鄭松,微笑著說：

　　“鄭松,今天到你們公社看看小麥可以吧？”

　　聽到毛澤東喊自己的名字,鄭松為之一驚,沒想到2月25日座談會至今已近50天了,主席還記得自己的名字,“頓生一種幸福感”。

　　毛澤東首先察看了公社黨委的試驗田。這片試驗田有20畝,地頭上插著一塊木牌,上面除了寫著面積、品種、管理措施之外,還寫著“計劃畝產1000斤”字樣。毛澤東一字一句地讀下來,有些懷疑地問鄭松：

　　“一畝能收1000斤嗎？”

　　鄭松說：

　　“計劃畝產1000斤,如果不出現特殊情況,一畝收這些斤問題不大。”

　　毛澤東說：

　　“現在我不相信,打出來的時候我才相信哩！”

　　他俯下身子撥開麥苗，親手拔起一墩反復察看,仔細詢問了麥田的深翻整平和下種量、施肥、澆水等情況，爾后離開這片試驗田，又看了大辛莊的小麥長勢，便乘專列經天津回到了北京。

　　后來在小麥收獲后,東郊公社黨委寫信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視察過的大辛莊1700畝小麥,平均畝產400.6斤,比上一年增產254.31%；而他視察的20畝試驗田平均畝產742斤。

　　再說4月中旬的一天，毛澤東乘車從中南海出來，突然看見表哥文澗泉正在路上徘徊，就示意秘書停下來，把文澗泉接到車上，拉回家中。毛澤東問道：

　　“十一哥，你來了多久了？”

　　文澗泉怏怏不樂地說：

　　“來了幾個月了。”

　　毛澤東又問：

　　“住在哪里？”

　　文澗泉有些生氣地說：

　　“人還沒死，就攤了門板。”

　　文澗泉說攤了門板，是指鄉下有個習俗，死了人之后，尸體要在門板上攤1天，然后再入棺。這顯然是氣話，埋怨他住的地方不好。毛澤東笑著說：

　　“火氣還不小嘛。我從武漢回來剛幾天，前天才知道你來了。”

　　原來，文澗泉這位老農在家鄉種了幾十年的田，對水稻的栽培和管理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他認為水稻要合理的密植，才能增產。可是，他的觀點在大躍進高潮中遭到了批判，說他是經驗主義，是保守，大門上還被插了白旗。文澗泉一氣之下，在1959年初來到了北京，要找表弟討個說法。他住在一個條件較差的招待所里，要見毛澤東，可是每次都被擋了駕，回答是：“主席外出視察，不在家。”就這樣，他在北京一直等了幾個月。

　　這一天，文澗泉在《人民日報》上看到毛澤東在北京會見了一位外賓，就知道他已經回來了，于是就向中南海走去，結果還是被擋了駕。正在他不知所措時，被毛澤東看到了。毛澤東聽了表兄受冷落的經過，就說：

　　“原來是這么回事啊，住宿差，好吧，馬上給你換個地方。看樣子，十一哥有什么不稱心的事啊？”

　　文澗泉說：

　　“能稱心得起來么？我挨了批，還插了白旗。”

　　毛澤東不勝驚訝，問道：

　　“你為什么挨批插白旗了？”

　　文澗泉說：

　　“開頭是為隊里密植。后來是為大煉鋼鐵，砍了黃土嶺的油茶林。你不是說過，油茶是個好東西么？”

　　毛澤東嘆息著說：

　　“黃土嶺的油茶林也砍啦，可惜，可惜！你頂住了瞎指揮，是功臣嘛！怎么還插白旗呢？應該戴大紅花才對！”

　　毛澤東看著文澗泉掏出手帕擦眼淚，長長地噓了一口氣，說：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看來你的怨氣不小。我向你賠不是，給你戴大紅花。”

　　文澗泉說：

　　“我這次來的目的，是要解決一個問題。”

　　“什么問題？”

　　文澗泉便把為密植挨批的事情說了一遍。毛澤東認真地聽著。文澗泉似乎還沒有消氣，他說：

　　“我認為政府的政策不行，種田不能搞密植，要合理密植。我作了一輩子的田了，還沒有看到如今這么個‘密法’。政府有人說我是保守派。我說，人雖然老了，但還可以看水，這么密植會要減產的。”

　　毛澤東只好以好言相勸。文澗泉說：

　　“沒用。縣官不如現管。政府的政策不改變，我回去還得挨批。我要在北京住下去，等政府改變了態度，等我的孫子寫信來，我才回去。”

　　毛澤東知道表哥心直口快的脾氣，也難怪他為密植問題如此惱火，就留他吃晚飯，安慰了幾句，說：

　　“‘忠言逆耳利于行’，難得你有這番好意啊！十一哥熄熄火，在北京住幾天，再回家去。”

　　文澗泉經毛澤東這么一勸說，氣消了，心平了，在北京飯店呆了幾天，便又回到鄉下繼續種田。

　　4月15日，《人民日報》以觀察家名義，發表了吳冷西修改好的、經周恩來審定的評論文章，題目是《不能允許中印友好關系受到損害》。評論披露了帝國主義和印度非官方攻擊中國平叛的言論。評論中說，對尼赫魯演說中所說的“不可讓中印關系惡化”，表示歡迎。評論中引用了《印度快報》對尼赫魯演說的評論，說尼赫魯“在送鮮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大扔鮮花，左手向中國大扔鮮花”，說尼赫魯要“保持這兩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顯然是他最為難的時刻”。

　　4月15日下午，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16次會議。會議主要討論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和第三屆人民政協第1次會議的議程。

　　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長篇講話，他說：

　　“從去年8月起，出了兩件事，都跟我們有關。一個是臺灣問題，一個是西藏問題。”

　　在講了炮擊金門以后，毛澤東又說：

　　“我們要奮斗下去，什么威脅我們都不怕。《聊齋志異》有一個故事，說有一個書生，晚上坐著看書，有個鬼嚇他，從窗戶口伸進舌頭來，這么長，它以為這個書生就嚇倒了。這個書生不慌不忙，拿起筆把自己的臉畫成張飛的樣子，畫得像我們現在戲臺上的袁世海的樣子，然后把舌頭伸出去，沒有那么長就是了。兩個人就這樣頂著，你望著我，我望著你。最后那個鬼只好悻悻地走了。《聊齋志異》的作者告訴我們，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它就要跑進來把你吃掉。我們不怕鬼，所以炮擊金門、馬祖。這一仗打下去之后，現在臺灣海峽風平浪靜，通行無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關于西藏叛亂問題，他說：

　　“有些人對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們只同情少數人，不同情多數人，100個人里頭，同情幾個人，就是那些叛亂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幾的人。在外國，有那么一些人，他們對西藏就是只同情一兩萬人，頂多三四萬人。西藏本部（只講昌都、前藏、后藏這3個區域）大概是120萬人。120萬人，用減法去掉幾萬人，還有一百一十幾萬人，世界上有些人對他們不同情。我們則相反，我們同情這一百一十幾萬人，而不同情那少數人。

　　那少數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剝削、壓迫分子。講貴族，班禪和阿沛兩位也算貴族，但是貴族有兩種，一種是進步的貴族，一種是反動的貴族，他們兩位屬于進步的貴族。進步分子主張改革，舊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舊制度不好，對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興，二不財旺。西藏地方大，現在人口太少了，要發展起來。這個事情，我跟達賴講過。我說，你們要發展人口。我還說，你們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贊成你們信。但是，有些規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們120萬人里頭，有8萬喇嘛，這8萬喇嘛是不生產的，一不生產物質，二不生產人。你看，就神職人員來說，基督教是允許結婚的，回教是允許結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許結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結婚，不生產人。同時，喇嘛要從事生產，搞農業，搞工業，這樣才可以維持長久。你們不是要天長地久、永遠信佛教嗎？我是不贊成永遠信佛教，但是你們要信，那有什么辦法！我們是毫無辦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決定。

　　至于貴族，對那些站在進步方面主張改革的革命的貴族，以及還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間動動搖搖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間派，我們采取什么態度呢？我個人的意見是：對于他們的土地、他們的莊園，是不是可以用我們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辦法，即實行贖買政策，使他們不吃虧。比如我們中央人民政府把他們的生活包下來，你橫直剝削農奴也是得到那么一點，中央政府也給你那么一點，你為什么一定要剝削農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農奴制度，就像我們春秋戰國時代那個莊園制度，說奴隸不是奴隸，說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制度。貴族坐在農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穩固的，每天都覺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個農奴制度了，不要那個莊園制度了，那一點土地不要了，送給農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對革命的貴族，革命的莊園主，還有中間派的貴族，中間派的莊園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贖買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現在是平叛，還談不上改革，將來改革的時候，凡是革命的貴族，以及中間派動動搖搖的，總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邊的，我們不使他吃虧，就是照我們現在對待資本家的辦法。并且，他這一輩子我們都包到底。資本家也是一輩子包到底。幾年定息過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給他工作，你得給他薪水，你得給他就業，一輩子都包下去。這樣一來，農民（占人口的95%以上）得到了土地，農民就不恨這些貴族了，仇恨就逐漸解開了。

　　日本有個報紙哇哇叫，講了一篇，它說，共產黨在西藏問題上打了一個大敗仗，全世界都反對共產黨。說我們打了大敗仗，誰人打了大勝仗呢？總有一個打了大勝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敗仗，又沒有人打了大勝仗，哪有那種事？你們講，究竟勝負如何？假定我們中國人在西藏問題上打了大敗仗，那么，誰人打了大勝仗呢？是不是可以說印度干涉者打了大勝仗？我看也很難說。他打了大勝仗，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喪考妣呢？你們看我這個話有一點道理沒有？

　　還有個美國人，名字叫艾爾索普，寫專欄文章的。他隔那么遠，認真地寫一篇文章，說西藏這個地方沒有20萬軍隊是平定不了的，而這20萬軍隊，每天要一萬噸物資，不可能運這么多去，西藏那個山高得不得了，共產黨的軍隊難得去。因此，他斷定叛亂分子滅不了。叛亂分子滅得了滅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這個疑問。因為究竟滅得了滅不了，沒有親臨其境，沒有打過游擊戰爭的人，是不會知道的。我這里回答：平叛不要20萬軍隊，只要5萬軍隊，20萬的四分之一。1956年以前我們就5萬人（包括干部）在那里，1956年那一年我們撤了3萬多，剩下1萬多。那個時候我們確實認真地宣布6年不改革，6年以后，如果還不贊成，我們還可以推遲，是這樣講的。你們曉得，整個藏族不是120萬人，而是300萬人。剛才講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120萬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來西康區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兒蓋、松潘、阿壩那些地方。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50萬人。第三是甘肅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這4個區域合計180萬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商量在藏族地區搞點民主改革，聽了一點風，立即就傳到原西康這個區域，一些人就舉行武裝叛亂。現在青海、甘肅、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區都改革了，人民武裝起來了。藏人扛起槍來，組織自衛武裝，非常勇敢。這4個區域能夠把叛亂分子肅清，為什么西藏不能肅清呢？你講復雜，原西康這個區域是非常復雜的。原西康的叛亂分子打敗了，跑到西藏去了。他們跑到那里，奸淫虜掠，搶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飯，就得搶，于是同藏人就發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1萬多人。1萬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從哪里來呢？就在120萬人中間吃過來吃過去，從去年7月算起，差不多已經吃了一年了。這回我們把叛亂分子打下來，把他們那些槍收繳了。比如在日喀則，把那個地方政府武裝的槍收繳了，江孜也收繳了，亞東也收繳了。收繳了槍的地方，群眾非常高興。老百姓怕他們3個東西：第一是怕他那個印，就是怕那個圖章；第二是怕他那個槍；第三，還有一條法鞭，老百姓很怕。把這三者一收，群眾皆大歡喜，非常高興，幫助我們搬槍支彈藥。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動農奴主對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幾歲女孩子的腳骨拿來作樂器，還有拿人的頭骨作飲器喝酒。這樣野蠻透頂的叛亂分子完全能夠滅掉，不需要20萬軍隊，只需要5萬軍隊，可以滅得干干凈凈。滅掉是不是都殺掉呢？不是。所謂滅掉，并不是把他們殺掉，而是把他們捉起來教育改造，包括反動派，比如索康那種人。這樣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來，悔過自新，我們不殺他。

　　再講一個中國人的議論。此人在臺灣，名為胡適。他講，據他看，這個‘革命軍’（就是叛亂分子）滅不了。他說，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國的時候，占領了安徽，但是沒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復雜。日本人連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個山共產黨敢去？我說，胡適這個方法論就不對，他那個“大膽假設”是危險的。他大膽假設，他推理，說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么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產黨難道敢去嗎？因此結論:共產黨一定不敢去，共產黨滅不了那個地方的叛亂武裝。現在要批評胡適這個方法論，我看他是要輸的，他并不‘小心求證’，只有‘大膽假設’。

　　有些人，像印度資產階級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點，他們有兩面性。他們一方面非常不高興，非常反對我們3月20日以后開始的堅決鎮壓叛亂，非常反對我們這種政策，他們同情叛亂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們鬧翻，他們想到過去幾千年中國跟印度都沒有鬧翻過，沒有戰爭，同時，他們看到無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經落去了。1954年中印兩國訂了條約，就是聲明五項原則的那個條約，他們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的領土。他們留了一手，不做絕。英國人最鬼，英國外交大臣勞埃德，工黨議員這個一問，那個一問，他總是一問三不知，說：沒有消息，我們英國跟西藏沒有接觸，在那里沒有人員，因此我無可奉告。老是這么講。他還說，要等西藏那個人出來以后，看他怎么樣，我們才說話。他的意思就是達賴出來后，看他說什么話。中國共產黨并沒有關死門，說達賴是被挾持走的，又發表了他的3封信。這次人民代表大會，周總理的報告里頭要講這件事。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還建議這次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他是個年輕人，現在還只有25歲。假如他活到85歲，從現在算起還有60年，那個時候21世紀了，世界會怎么樣呀？要變的。那個時候，我相信他會回來的。他59年不回來，第60年他有可能回來。那時候世界都變了。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長于斯，現在到外國，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我們采取這個態度比較主動，不做絕了。

　　總理的報告里頭要講希望達賴回國。如果他愿意回國，能夠擺脫那些反動分子，我們希望他回國。但是，事實上看來他現在難于回國。他脫離不了那一堆人。同時，他本人那個情緒，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來的，而班禪是要回來的。那時，總理勸解，可能還有尼赫魯勸解，與其不回不如回。那個時候就跟他這么講：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過是當一個寓公，就在那里吃飯，脫離群眾，脫離祖國的土地和人民。現在，還看不見他有改革的決心。說他要改革，站在人民這方面，站在勞動人民這方面，看來不是的。他那個世界觀是不是能改變？60年以后也許能改，也許不要60年。而現在看來，一下子要他回來也難。他如果是想回來，明天回來都可以，但是他得進行改革，得平息叛亂，就是要完全站在我們這方面來。看來，他事實上一下子也很難。但是，我們文章不做絕了。”

　　關于國家領導人的調整問題，毛澤東說：

　　“為什么國家主席候選人是劉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劉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什么是這個，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主持工作，我算一個，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這已經是多年了。在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已經又10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慶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擔任主席比較適合。同時，朱德同志極力推薦少奇同志。我說，你們對調一下，把少奇同志過去的工作（委員長）請你做，他很高興。在上海會議，在七中全會，就決定這樣做。宋副委員長改任國家副主席，還有董必武同志擔任副主席，一正兩副。”

　　欲知毛澤東此后的工作情況，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59年3月29日發給中央各部黨委或黨組書記、各市委書記、省（自治區）委書記的第4個黨內通訊，是一篇極富辯證法的短文。他說：“城市，無論工礦企業、交通運輸業，財政金融貿易事業，教育事業及其他事業，凡屬大政方針的制定和執行，一定要征求基層干部（支部書記、車間主任、工段長）、群眾中的積極分子等人的意見，一定要有他們占壓倒多數的人到會發表意見”。但他又告誡“總支書記、廠礦黨委書記、城市委書記、市委市府所屬各機關負責人和黨組書記、中央一級的司局長”，“我們對于這些人的話，切忌不可過分相信。他們中的很多人幾乎完全脫離群眾，獨斷專行。”“聽他們的話多了，我們也會同化，犯錯誤，”“危險之至。”你看，這不是極高明的兩分法么！為了避免犯錯誤，他提出每年“召開兩次5級或者6級、或者7級的干部大會”。只有這樣，“上層，中層，基層干部的錯誤觀點才能改正。”這的確是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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