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上是‘搶產’，向富

　　隊共產。舊社會謂之賊，紅幫謂之搶，青幫叫偷。對下面不

　　要去講搶，搶和偷的科學名詞，叫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

　　話說1959年3月5日下午，毛澤東主持鄭州會議最后一次會議，出席會議的又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他們有：北京的劉仁、內蒙古的烏蘭夫、黑龍江的歐陽欽、吉林的吳德、遼寧的黃火青、福建的葉飛、浙江的江華、江西的邵式平、廣西的劉建勛、云南的謝富治、新疆的王恩茂等。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全文如下：

　　放一大炮是否靈，放對了沒有？

　　要拿王國藩窮棒子社對窮戶、窮隊、窮社，解決窮社、窮隊、窮戶問題。一是貸款，二是公共積累。國家每年拿出10億解決這一問題，社工業少辦，主要是解決這問題。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謂之賊，紅幫為搶，青幫叫偷，對下面不要去講搶，搶和偷的科學名詞叫作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地主叫超經濟剝削，資本家叫剩余勞動，也就是剩余價值。我們不是要推翻地主、資本家嗎？富隊里有富人，吃飯不要錢就侵占了一部分，這個問題要想辦法解決。一平、二調、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價值法則和等價交換，是不能持久的。過去漢族同少數民族是不等價交換，剝削他們。那時不等價還出了一點價，現在一點價也不給，有一點就拿走，這是個大事，民心不安，軍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購糧款也被公社拿走，國家出了錢，公社攔腰就搶。這些人為什么這樣不聰明呢？他們的政治水平哪里去了？問題是省、地、縣委沒有教育他們。整社3個月沒有整到痛處，隔靴抓癢。在武昌會議時，不感到這個問題，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著覺。9月就充分暴露了，大豐收，國家征購糧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趙紫陽的報告（2月19日關于雷南縣干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給省委的信，見上一章毛澤東2月22日為中央寫的批語——筆者注）和內部參考中的材料（筆者注：杜導正在《坎坷的記者之路》中說：1959年初，廣州市100多萬人口，國家糧庫里只有供應7天的糧食了。廣東省處處糧食告急。廣東省委和我還懷疑是不是農民把糧食藏起來不賣給國家，省委便在東莞縣搞反瞞產運動試點,在東莞召開反瞞產現場會，我去看“搜糧”。其實是事先專藏下的。我又發了幾篇長篇文章，說廣東城鄉缺糧是假相，1958年糧食大豐收，是農民將糧食藏起來了。所以陶鑄、趙紫陽同志領導的反瞞產運動是正確的。）你們看到沒有？我就不相信長江、珠江流域馬克思主義就那樣多？我抓住趙紫陽把陶鑄的辮子抓到了（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在1958年《紅旗》雜志第8期發表了他寫于7月15日的文章《駁“糧食增產有限論”》——筆者注）。

　　我們要看到農民確有共產主義精神，但不要只看到這一面，還要看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他們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都還是集體所有。修武縣委書記的考慮是正確的，他不敢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他擔心宣布全民所有制實行供給制以后，災荒發生時，國家是否發工資；豐收時，國家把糧食調走，也發不起工資。災荒、豐收都有苦悶。他是代表農民考慮這個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當考慮這個問題。是輕率地對待這個問題好呢？還是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好呢？我認為還是應該像修武縣委書記那樣，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好，不要像徐水縣委書記那樣急急忙忙往前闖。我勸吳芝圃同志不要同陳伯達搞在一起，他的“馬克思主義太多了”。

　　聽說徐水已經把人民公社宣布為全民所有制。他們那里的人力、物力、財力，都還不能像鞍鋼那樣由國家來調撥。盡管他們宣布了全民所有制，實際上最多也只是大集體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還是根本不同的。我們決不能把集體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來，把人民公社同國營工廠混同起來。如果混同起來，就沒有一個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任務了，就沒有奮斗目標了。現在有不少干部，對這個界限分不清楚，認識模糊。如果有人說徐水還不是全民所有制，就被批評是“右傾”。

　　瞞產私分很久了，開始在襄陽發現。劉子厚談話對我有很大啟發，河北1月開黨代會，開始搞共產主義，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2月13日就感到有問題，決心改變主意，但還沒有接觸到所有制問題。到山東談了呂鴻賓合作社，開條子調東西調不動，就讓許多人拿秤去秤糧食，群眾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進而進行神經戰，一頂帽子“本位主義”一框，你框農民就看出你沒有辦法了，他也不在乎，這一著神經戰也不靈。一張條子，一桿秤，一頂帽子，三不靈后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鑰匙解決思想問題，但也沒有接觸到所有制。河南說“雖有本位主義，情有可原，不予處分，不再上調”。安徽說“錯是錯了，但不算錯”。什么叫情，情者情況也，等價交換也。不是人家本位主義，而是我們上級犯了冒險主義。翻箱倒柜，“一平、二調、三收款”，一張條子，一桿秤，一頂帽子，這是什么主義？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錢就往那里跑。你不等價交換，人家人財兩空。呂鴻賓改變主意，一張安民布告，一個樓梯下樓。要下樓，首先要下樓的是我們，就是解決所有制問題。

　　土地屬誰所有，勞動力屬誰所有，產品就屬誰所有。農民歷來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勞動力、產品是可以搬得走的，這就怕了。拿共產主義的招牌，實際實行搶產，如不愿不等價交換，就叫沒有共產主義風格。什么叫共產主義，還不是公開搶？沒有錢嘛！不是搶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歸公。現在什么公？豬、鴨、雞、蘿卜、白菜都歸公了，這樣調人都跑了。河北定縣一個公社有七、八萬人，二、三萬個勞動力，跑掉一萬多。這樣的共產主義政策，人都走光了。勞動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呂鴻賓的辦法，還是一個改良主義的辦法，現在要解決根本問題——所有制問題。

　　整了3個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義工作，修修補補，辦好公共食堂，睡好覺，一個樓梯，一張布告之類，但未搞出根本性辦法。要承認3級所有制，重點是生產隊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所有人、土、財都在生產隊，5億農民都在生產隊，上面只有幾個工作人員。如不承認所有制，就立即破壞。我是事后諸葛亮，以前還未看到這個問題，在批轉趙紫陽的報告，就有此思想。六中全會有好處，農民不怕中央了，認為中央好講價錢，中央雇工是拿錢的，購糧油是拿錢的，征購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時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縣，縣也調了些人，調了些東西，縣、社辦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對公社同志講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務做不完。你們有經驗，你們過去不是罵中央統死統多嗎？現在你們當了婆婆就打媳婦，就忘記了。現在中央已經改了。去年權力下放，說了不算，拿出一張表來你們才放心。現在你們領導之下的公社，就實行“一平、二調，三收款”，調，一曰物、二曰人。當然出賣勞動力，不是出賣給資本家，而是出賣給中央、省、縣、公社，但也要等價交換。過去長沙建筑工人罷工，我們叫增加工資，他們叫漲價，那是1921年的事，到現在38年了，我們還不懂漲價這個道理嗎？勞動力到處流動，磨洋工，對這點我甚為欣賞，王任重很緊張無心跳舞，一夜才轉過來，放一炮。瞞產私分，勞動力外逃，磨洋工，這是在座諸公政策錯誤的結果。上千萬隊長級的干部很堅決，幾萬萬社員擁護他們的領袖，所以立即下決心瞞產私分。我們許多政策引起他們下決心這樣做，這是合法的。我們領導是沒有群眾支持的。當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鍋碗筷，去年工業抗旱，大鬧鋼鐵，獻工獻料，什么代價也沒有。此外，還要拿人工，專業隊都要青年，還有文工團都是青年，隊長實在痛心，生產隊稀稀拉拉。這樣下去一定垮臺，垮了也好，垮了再建。無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萬隊長級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來貫徹，我一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嚴格按照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辦事。……要窮隊趕上來，窮隊變富隊。窮變富每個省都可以找到例子，像王國藩那樣，最大的希望是窮隊。不能把蘇聯的鋼砍給我們二千萬噸，如果這樣，蘇聯也要造反。世界上的事沒有不交換的，人同自然界作斗爭，也有交換，如人吃東西，吸空氣，但要拉屎拉尿，新陳代謝。吃空氣，1分鐘18次，有吸必有呼，你交還自然多少二氧化碳、皮膚散熱，這也是等價交換。大魚吃小魚，小魚吃大魚的屎。重工業各部門之間也要等價交換。趙爾陸造機器要原材料，就是糧食，機器就是他拉的屎。紡織工業出紗要棉。基建也是如此，吃投資就能出工廠，總要相等就是。王鶴壽不給他交換焦炭、礦石，就拉不出鋼鐵。物質不滅，能量轉化。要科學。夏熱冬寒，一切都等價交換。國家給錢，就是公社不給錢，犯了個大錯誤。謝富治同志講，云南提出供給與工資比例是三比七。這個原則在武昌會議是講了的。六中全會的東西現在有許多沒有執行，就是否定價值法則，所謂擁護中央是句空話，起碼暫時還難說，其實是不通。無代價的上調是違反中央的，要搞工業，不搞農業，未到期的貸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兩條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10億，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貧農貸款是4年，60年才到期，現在就收回了。我看這可以給人民銀行行長戴一頂帽子，叫作破壞農業生產，破壞人民公社，也不撤職。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們可以打個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為了對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來個全部退回，你要左傾，我要右傾，就是到期還可以延長。

　　人民公社正在發展，需要支持，不能攔路搶。李逵的辦法，文明的說法叫作“剪徑”。綠林豪杰叫“剪徑”，現在綠林豪杰可多了，你們是否在內。對付剝削者無罪，綠林的理由叫“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如生辰綱。我們也干過，叫打土豪。后來者文明一點收稅。成吉思汗，占了中國，不會收稅，叫“打草谷”，無代價搶劫人民，結果打走了他們自己。遼金也如此。蒙古是世界第一個大帝國，除了日本、印尼外，占了整個亞洲和大半個歐洲。第二是英國，日不落國。第三是希特勒，占了整個歐洲，半個蘇聯，還有北非。現在是艾森豪威爾最大，實際控制整個西歐，整個美歐、澳洲、新西蘭、東南亞、印度，對印尼也在天天增加投資，科倫坡國家也在舊金山開會，可厲害了。美國控制的地區超過成吉思汗。伊拉克7月14日革命成功，美國15日占領黎巴嫩。我們8月23日打炮，他立即調部隊集中太平洋，杜勒斯說是最大一次集中。他的戰爭邊緣政策主要是對付我們。我們也可以學一點，你邊緣我也邊緣。打了3個月，他失敗了。我宣布領海12海里，他只承認3海里，我警告30多次，他國內外都不滿意，我說一千次也不打，記一筆賬，這是對付流氓的辦法。后來掛了30幾筆賬，他就不來了，手忙腳亂，不知道我們為什么要這樣干。我們是10個指頭按1個跳蚤，美國是10個指頭按100個跳蚤，因此都按不住。中國、伊拉克都按不住。中國是一個“大跳蚤”。

　　打土豪大概從打草谷學來的。蒙古統治時，有人建議打草谷不如收稅，收稅才能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不知比打草谷強多少倍。現在公社黨委實際上是恢復蒙古打草谷的辦法，落后的搶劫辦法。過去打土豪是正確的，“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和宋江一樣。現在對農民能這樣嗎？唯一的辦法只能等價交換，3級之間要有買賣關系，勞動必須出工資，義務勞動切不可太多。

　　王安石創始免役法，把服勞役改為征稅，由政府雇人，出工資，做各種服役的事業，這是很進步的辦法。我們退到王安石以前，退到司馬光的辦法了。司馬光是代表大地主，反對王安石的辦法的。公社可辦對社有利的工業，但雇人要出工資。一種是固定工人；另一種非固定工人，這部分人不能太多，技術工人要有較高工資。亦工亦農的，待遇應與農民不同。工業、教育、體育只能一年一年地發展，量變有一個過程。寫詩不能每人都寫，要有詩意才能寫詩，如何寫呢？叫每人寫一篇詩，這違反辯證法。專業體育、放體育衛星、詩歌衛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沒有衛星了，蘇聯才有3個衛星呢。

　　你們認為怎樣才能鞏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調、三收款，還是改變？我看這樣下去公社非垮臺不可。……斯大林30年之久實際沒有實行集體所有制，還是地主超經濟剝削，拿走農民的70％，因此，30年還是只能進行單純的再生產。俄皇時代，無機械化和集體所有制。斯大林搞了這兩點，糧食產量和沙皇時代相等。那時可能是為了搞重工業，留的只夠農民吃，無力擴大再生產。當然不是斯大林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有一批熱心于搞重工業、搞共產主義。我們是辦公社工業，如果這樣搞下去，非搞翻農民不可。任何大躍進、中躍進、小躍進也不可能，生產就會停滯。

　　搞3、5、7年，來個過程，基本上以原來的高級社為基礎，等價交換，不能亂開條子。隊與隊是買賣關系，若干調劑要協商。災隊、窮隊沒有飯吃由省解決。

　　一個是瞞產私分，一個是勞動力外逃，一個是磨磨洋工，一個是糧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蘿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贊成，這樣做非常正確。你不等價交換，我就堅決抵制。河南分配給農民30％，瞞產私分15％，共45％，否則就過不了生活，這是保衛他們的神圣權利，極為正確。還反對人家本位主義，相反應該批評我們的冒險主義。真正本位主義，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險主義。錢交給公社不交隊，他們抵制，這不叫本位主義。給他錢，他不繳，才是本位主義。

　　安排時應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在前面，要占百之幾十。人民生活，公社積累（15—18％）國家稅收（7％—10％），應同時安排。義務勞動要減少，公共積累要減少。多給一些社員看到的東西，減少供給部分，增加工資部分。糧食供給要堅持下來，“無竹令人俗，無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筍炒肥肉”。多種經營，副業生產都要歸隊辦。

　　大問題是把6級干部會開好，公社黨委來一個書記，管理區來二人，生產隊來二人，都要一窮一富。河南簡報要看兩遍，這是現場會議。對窮隊要講王國藩。河北省遵化縣雞鳴村區，窮棒子王國藩社現在是一個大社，很富了。開始只有23人，3條驢腿，無車無糧，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國家貸款，不要救濟，砍柴賣，從此出了名，變為幾十戶，幾百戶。現在多少戶了？各省都可以找出這樣例子來。自力更生為主，外援為輔，由貧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國家投資，第一是扶助工業，第二是扶助窮隊。四六開或三七開，窮隊占六到七。10億人民幣，3億交公社，7億交窮隊。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國家。窮人要有志氣，送給我，我也不要。窮隊有依賴思想。何應欽不發錢，我不搞生產如何行。

　　我們黨過去有很多山頭，逐步聯合成為統一的黨。軍隊也有幾個山頭，1方面軍有兩個山頭，2方面軍兩個山頭，陜北兩個山頭，4方面軍4個山頭。在延安黨校，夕陽西下，散步時也分山頭。上館子吃飯也分山頭。山頭之內無話不講，話不好給別的山頭講。在陜北甚至躲飛機時，外來干部和本地干部也分兩條路走，要命時也不混雜。我們采取什么政策呢？要認識山頭、承認山頭、照顧山頭、消滅山頭。山頭是歷史原因和地區不同造成的。現在看山頭消滅得差不多了。當時的共產黨有個共同綱領，中央實際上是聯合會。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什么托洛斯基。教條主義者到處整人，蘇區、白區都怕欽差大臣。批評人家為機會主義，奪取了黨、政、軍、財權，他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不準說敵強我弱，不準說泄氣話，只能講壯氣的話，曾幾何時（三年半）長征了。整得人人自危，怎么能有積極性呢？斯大林搞托洛斯基，反復幾次，赫魯曉夫不敢讓莫洛托夫當中央委員，我們對待教條主義，采取治病救人，團結同志的方針。“七大”之前七中全會決議，會前搞清問題，大會是開團結大會，錯誤讓他自己講。除了王明是個未知數，其余信任他們。

　　現在講的是生產隊山頭。每個生產隊是一個山頭，不認識，不承認，不照顧，就不能基本消滅山頭。英國是第一個帝國主義，現在美國超過了它。世界在變化。窮隊也會變化，窮的搞得好，大多數會過富的。公共積累辦的事業一年一年增多，將來可變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隊的所有制永遠會有的。做為一個過程來看，過去我們沒有分析，武漢時沒有分析，1、2月才分析。謝謝幾億農民瞞產私分，使我來想這個問題。要使公社一般懂得這個問題，這是客觀法則，違反它就會碰得頭破血流。如果我們不能真正說服他們，還是這樣猶猶豫豫，公社就會垮，人就會跑。供給部分要少，工資部分要多，不要一縣一社（修武除外）。一社統一集中分配，任意調人調東西，很危險。要迅速講清楚；辦法是開6級干部會。有人說富隊會搞資本主義，我不信，他能離開地球嗎？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現在他就跑了，這還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沒有動刀槍，會不會離心離德？照現在的情況有脫離太陽系的危險。現在我贊成跑，這樣可以使我們警覺，將來就不會跑了。

　　已發文件作為初稿，我在河南取得經驗，然后到武漢去，你們不要等，放手去作，基本觀點不會變的。六中全會，缺少3級管理，隊為基礎，社與國家、社內隊與隊等價交換，這是認識問題。發現矛盾，分析矛盾，才能解決矛盾。發現是感覺，分析是理性，要有個過程，開頭是接觸，所謂分析就是揭露，解決是綜合階段。

　　一盤棋要三照顧。生產隊有5億人口，千萬干部（隊長、會計），得罪他們不得了。過去70萬個小社，一社50個干部，則是三千萬干部。瞞產私分為什么有那么大的勁，決心那么大，因為有5億農民支持他們，我們則脫離了群眾。認識這個問題，時間有5個月之久，相當遲，客現實際反映到主觀，有個過程。

　　文件還要修改，但基本觀點就是這樣，你們可以照辦。里面供給和工資問題沒講，勞動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講。

　　工人寄錢問題，中心是說服公社，不能攔路劫搶。軍官寄錢回去，公社扣了，軍官有很大反映。財產權利必須神圣不可侵犯，這樣反而建設得快。要說服公社，懂得發展過程，懂得等價交換。邵大哥3支鋼筆，將來不只3支，共產主義可能有10支。

　　城市辦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說，要辦就辦一個，人民代表大會就是人民公社嘛。企業、學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于要辦食堂隨你辦，至于家屬就業要怎么辦就怎么辦，已經是國有制還辦人民公社干什么？小城市和縣城還可以辦。

　　有些東西，不要什么民族風格，如火車、飛機、大炮，政治、藝術可以有民族風格。干部下放，軍官當兵，5項并舉，螞蟻啃骨頭，是中國香腸，不輸出，自己吃，這是馬列主義，沒有修正主義。公社倒是有修正主義，攔路劫搶、不等價交換。一平二調三提，不是馬列主義，違反客觀規律，是向“左”的修正主義。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已弄清，但根本未執行，等于放屁。

　　第2次鄭州會議結束后，各省、市、自治區都準備召開5級或6級干部會議，傳達和貫徹會議的精神及其所規定的方針、政策。

　　毛澤東還是不放心，為了直接掌握和指導這一工作的進行，便以黨內通信的方式，隨時提出指導性的意見，解決各地提出的重要問題。

　　3月9日清晨，毛澤東寫出了第1個黨內通訊，他寫道：

　　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志們：

　　中央決定在3月25日在上海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你們都要到會。各省市區黨委根據此次鄭州會議決定精神，以討論人民公社為主題而召開的下級干部大會，約需要開10天左右，因此應當立即召開。例如湖北省委定于3月11日開會是適當的。開遲了，不利。時間太短，問題的分析，揭露和討論，勢必不充分，解決得不會很適當，很徹底，就是說，不深不透。各省、市、區大會應當通過一個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和若干具體政策問題的決議，第一書記要做一個總結性的講話，以便又深又透的解釋人民公社當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諸項政策問題。將這兩個文件立即發下去，使下面獲得明確的根據。而這兩個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時間。假如3月11日大會開幕，可能要開到3月20日或者22日才能結束，各第一書記才有可能抽出空來，于3月25日到上海開會，這樣就從容些，不至于太迫促。河南的6級干部大會，3月10日可以結束。他們的一個決議，一個總結性講話，3月9日可以最后定稿。這兩個文件，中央將在3月14日以前用飛機送到你們手里以供參考。河南的下一步，是開縣的4級干部大會，傳達和討論省的6級干部會議的出席人是：（一）縣級若干人；（二）公社級若干人；（三）生產大隊每隊1人至2人；（四）生產隊每隊1人。外加著若干觀潮派，算賬派。共計少者千余人，多者二千人。會期7天至10天。河南各縣定于3月13日或14日同時開會，3月20日或24日以前結束，3月份還剩下一星期，各級公社、大隊、生產隊去開會。總之，3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決人民公社問題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觸問題。4月起，全黨全民就可以一個方向地展開今年的大躍進了。我希望各省、市、區也這樣辦。各省、市、區的6級干部大會，如果能像湖北那樣在3月11日召開，3月20日或22日以前可以結束，3月底可以結束縣的4級干部會議，4月10日以前可以結束社和隊的討論，比河南的也只遲10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認為倉促，無準備，大會召開的時間應當推遲。我認為不宜如此。我們已經有了明確的方針，把6級干部迅速找來，把方針即刻放下去，3、4天內就會將大小矛盾轟開，就會獲得多數人的擁護。我們取得主動，觀潮派、算賬派無話可講。當然會有一部分人想不通，罵我們開倒車。這些人會有幾天睡不好覺，吃不好飯，但也不過幾天而已。三幾天后，就會想通的。總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做些準備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縣兩級思想，不必全通，有3天時間也就可以了。拖長反而不好。

　　以上是我的建議。是否可行，還是由你們根據你們自己的情況去決定。

　　毛澤東1959年3月9日上午4時于鄭州

　　3月9日下午，毛澤東在湖南省委關于執行鄭州會議指示的報告上寫了一個批語：

　　湖南省委3月8日的報告，9日上午12時收到。6級干部大會宜早不宜遲。先布置生產，很對。縣、社、大隊和隊，都有一兩個強的領導者留在當地指揮生產，農時決不能誤。但全省大會宜早開，分兩批到省，第1批4級，第2批兩級，一開始就是大會，河南就是這樣開的。大會有公社3級干部，把方針一放，立即轟開，情況暴露，就是最好的調查。不必事先做調查，以省時間。很多同志作了幾個月的調查，開過不少的大會小會，結果對于存在的事物，卻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原因是方法不對，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讀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政治經濟學，辦起事來卻在長時間內不認識公社的集體所有制要有一個由小到大、由量到質的變化過程，幾乎普遍否認價值、價格和等價交換的經濟法則。這不是很奇怪嗎？但卻是事實。現在已有了鄭州會議的方針，只須將6級幾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針一放，幾天工夫，情況就會明白了，思想就會弄通了。會議早開早結，于農時也有利。

　　毛澤東1959年3月9日下午1時于鄭州

　　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了以拉薩為中心的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叛亂分子宣稱：“同中央決裂，為爭取西藏獨立而干到底。”

　　3月11日，譚冠三政委鑒于中央駐藏代表、工委書記張經武與軍區司令員、工委第一副書記張國華均在北京，便寫信給達賴喇嘛，他寫道：

　　達賴喇嘛：

　　現在反動分子竟敢肆無忌憚，公開地狂妄地進行軍事挑釁，在國防公路沿線（羅布林卡北面的公路）修了工事，布置了大量機槍和武裝反動分子，已經十分嚴重地破壞了國防交通安全。過去我們曾多次向噶廈談過，人民解放軍負有保衛國防、保衛國防交通安全的責任，對于這種嚴重的軍事挑釁行為，實難置之不理。因此，西藏軍區已去信通知索康、柳霞、夏蘇、帕拉等，請他們通知反動分子，立即拆除一切工事，并撤離公路。否則由此引起惡果，完全由他們自己負責。特此報告，您有何意見，亦請盡快告知。

　　此致敬禮并祝保重

　　譚冠三 1959年3月11日

　　3月11日這一天，毛澤東到了武昌，下榻于東湖賓館。就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公開叛亂問題，他致電中央說：

　　“照此形勢發展下去，西藏問題有被迫早日解決的可能。目前策略，應是軍事上采守勢，政治上采攻勢。目的是分化上層，爭取盡可能多的人站在我們一邊，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內，使他們兩派決裂；教育下層，準備群眾條件。”“如果達賴及其一群逃走，我軍一概不要阻攔，無論去山南，去印度，讓他們去。”

　　毛澤東提出兩種處置辦法：

　　“1、宣布為叛國者，以后只有在他悔過認罪之后，才可以回來。2、宣布為被人挾持者，仍然希望他設法脫離叛眾，早日回來，羅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給他留著。”

　　據此，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在給西藏軍區的指示電中也說：

　　“在敵人向我進攻之前，應嚴守自衛立場，不先打第一槍，以爭取政治主動。”

　　3月13日，毛澤東在武昌東胡賓館會見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她的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婦。關于這次會見的情形，斯特朗是這樣描述的：

　　“1958年10月，我曾向毛澤東請求過與他們進行一次會見，但沒有得到回音。1959年3月，突然來了一個電話，問我是否能與杜波依斯夫婦去南方，與毛進行一次會見。我們離開北京前往毛澤東所在的武漢市。

　　到達武漢的第3天，正好是3月13日，星期五。這天早晨，我們在早飯時被告知：‘主席將在10點鐘接見你們。’飯后，一輛小車把我們載到了東湖毛澤東的住地。毛澤東身穿一套縫制得很好的灰色毛料衣服，走下別墅的臺階歡迎我們。

　　毛澤東精力充沛，他看上去不但非常健康，而且還無憂無慮，幾乎處于一個開玩笑時的情緒狀態。他對杜波依斯的膚色表示驚奇，并用自己的手去比較杜的膚色，說：‘誰能告訴我，我們倆誰更黑一些？’杜回答毛澤東：‘你不比我黑。’確實，毛澤東的手由于太陽照曬，與杜波依斯的由于年齡而變得蒼白的手一樣黑。他在與我握手時，用英語說了句：‘你好’，而我在同時卻用漢語說了‘你好’，他大笑了起來。

　　當我們走上臺階進入別墅時，毛澤東提醒我，自從我們在延安的最后一次談話以后，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未曾見面了，前后大體有22年。毛澤東告訴我說，10月份，他收到了我的來信，本打算回復，但卻沒有時間。這是他答應給予美國人的第一次會見。

　　我們走進了一個不大而明亮、三面有窗、可以看湖的房間。毛澤東在一個狹長、蓋著紫色毛毯的桌旁坐下，杜波依斯坐在了毛澤東的對面，我則坐在杜的身邊。毛澤東坐直了身子對我說：你是老朋友了，你在中國已經很長時間，現在已成了中國人。毛澤東接著說，杜是新朋友，是客人，按照中國的習俗，客人應受到更加熱情的接待。為此毛澤東十分禮貌地告訴我，杜波依斯享有談話和提問的優先權利。

　　談話是在半嚴肅半開玩笑的氣氛中進行的。毛澤東問起了我的年齡，得知我73歲，而他自己是66歲，杜波依斯是91歲。‘3代人’，毛澤東評論道。我接著說，只不過是兩代或兩代半。毛澤東拋開了他的評論，說杜波依斯大概足可以做他的父親。

　　毛澤東接著說道，‘雖然我感到上了年紀，但我仍然很有精力和體力。由于精力體力充沛，我每年仍然可以暢游長江。我自小就喜歡游泳，我已游過了許多江河，還希望游得更多。如果你們不反對，我愿意去游密西西比河。但是我想另外3個人可能會反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和艾森豪威爾總統。’毛澤東說著向杜波依斯投去了詢問的一瞥。

　　‘相反，’杜波依斯回答說，表情有點嚴肅，‘他們可能愿意看見你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特別是靠近它的河口。’

　　毛澤東對杜波依斯的回答持半信半疑的態度，他高興地說：‘如果真的那樣，我可以在幾天以后就去，完全像一個游泳者。我不談任何政治，只是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爾總統允許，我將看他打高爾夫球。也許去醫院拜訪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一本正經地回答說：‘那一定會給杜勒斯一個打擊。’毛澤東馬上糾正說：‘這不是我的本來愿望。我希望杜勒斯先生健康，作為國務卿，他對我們很有用處，對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同樣有用處。確實如此。杜勒斯之所以有用，是因為他堅持自己的原則。他反對共產主義，反對蘇聯，反對中國。為了這一目的，他壓迫人民，在全世界各地派駐軍隊，建立軍事基地。所有這一切，對整個世界都是有用的，你們不這樣以為嗎？’毛澤東盯住杜波依斯問道。

　　杜波依斯回答說，這取決于多少人的覺悟，能夠理解杜勒斯的所作所為。他認為，覺悟的人民對杜勒斯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麻煩。我不希望這種形勢繼續太長的時間。

　　毛澤東不同意杜波依斯的看法，說這一階段不是太長，而是太短。他希望杜勒斯再將他的政策繼續10年，美國軍隊現在占據著中國的臺灣，但他們終將不得不離開。美國第7艦隊在中國沿海時間越長，就越能教育中國和世界人民。

　　毛澤東繼續評論杜勒斯，用半嚴肅的嘲弄口氣說，杜勒斯制造的國際緊張局勢，對我們是有利的。他把局勢弄得越緊張，我們就越容易動員世界人民。每一個人都被迫面對戰爭問題。杜勒斯本人已經開始認識到了這一點。并且懷疑他所制造的緊張局勢，究竟是對他有利，還是對東方有利。

　　毛澤東列舉了由于杜勒斯制造的緊張局勢而引起的12起世界性事件。首先是委內瑞拉的反叛；其次是尼克松副總統對8個拉美國家的訪問，所到之處，人民用雞蛋和痰來歡迎他；第三是伊拉克的革命；第四是美國軍隊在黎巴嫩的登陸；第五是中國對金門的炮擊。

　　毛澤東接著說道，我們與蔣介石的戰爭，已經持續30年了，但因為我們炮擊金門，美國派出了其半數的軍用飛機。不管怎樣，這是我們的地方。杜勒斯堅持其‘戰爭邊緣’的政策，他們護送蔣介石的船只，但在我們追擊時，他們總是在3英里以外的地方觀看。他們停止在邊緣，所以，我們把杜勒斯當作老師，我們也是停在邊緣。我們炮轟蔣介石的艦船，美國的艦船掛著巨大的國旗，因此我們能夠容易與蔣的艦船區分開來。我們不炸美國的軍艦，我們向杜勒斯學習，也把戰爭避免在邊緣。為了把他的意思表達清楚，毛澤東用茶杯、煙灰缸和煙盒在桌上擺了一個‘沙盤’，標出了金門外面美國軍艦和蔣介石軍艦的位置。

　　毛澤東繼續列舉了因杜勒斯造成的緊張局勢而產生的各個世界性事件。毛澤東提到了美國共和黨在選舉中的大敗和美國的經濟危機，提到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部摩擦的增加，”他說：“北約四分五裂，主要是由于美國、英國、法國、西德之間的利害沖突，這種沖突在年底明朗化了。我們對戴高樂有兩方面的感覺：第一，他還不錯；第二，他有缺點。說他不錯是因為他有勇氣同美國鬧獨立性。他不完全聽美國的指揮棒，他不準美國在法國建立空軍基地，他的陸軍也由他而不由美國指揮。法國在地中海的艦隊原由美國指揮，現在他也把指揮權收回來了。這幾點我們都很欣賞。另一方面他的缺點很大，他把他的軍隊的一半放在阿爾及利亞，進行戰爭，使他的手腳被捆住。”毛澤東還“提到了赫魯曉夫將西柏林變成自由城市的建議，提到了蘇聯的衛星發射和第7個五年計劃。毛澤東特別強調了‘古巴革命’的重要意義，‘古巴，是一個很小的國家，只有600萬人民，相當于美國黑人的三分之一。古巴離美國很近，恰好在它的腳邊，但古巴并不畏懼原子彈和氫彈。對古巴人來說，它們并不能說明什么。’

　　毛澤東接著說：‘過去，我們的人民害怕美帝國主義，這是一種疾病。他們羨慕美帝國主義，也是一種疾病。當恐懼和羨慕聯系起來時，就成了崇拜。在中國，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被這種崇拜所擊垮，甚至于中國的工人階級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響。在過去的9年中，我們已經能夠改變人們的這種心理。’”

　　這正是：大師最善拋氣球，亦莊亦諧巧籌謀。老朋新友作媒介，可惜杜勒斯如牛。

　　毛澤東談到此處，提議大家一起出去散散步。大家同意了，走出別墅，來到了東湖邊，沿著湖邊曲折的小道緩行。爾后，他們回到餐廳，毛澤東與客人共進午餐。

　　席間，毛澤東向斯特朗推薦了“蔥爆海參”這道菜，被斯特朗謝絕了，因為她不喜歡海參，看起來就惡心，更不用說吃它了。飯后，斯特朗在談話中問毛澤東：

　　“為什么西方人不管是反動的還是進步的，都害怕第3次世界大戰？科學家們說，已經有了足可以毀滅全人類的原子彈，而這些原子彈有可能會被錯誤的或被事故引發，而中國好像一點也不受這種威脅的困擾。”

　　毛澤東笑著說：

　　“如果西方人對世界大戰的恐懼使他們力求阻止帝國主義者發動戰爭，那么這種恐懼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國無人想發動戰爭。我不相信會有第3次世界大戰，盡管戰爭可能會繼續存在多年，而且在有些戰爭中可能使用核武器。我不相信會因為偶然事件而使用全部核武器，也不相信它們能毀滅全人類。即使核戰爭發生，全部熱核武器也不能毀滅地球上的全部生命。而且，如果人類全被毀滅，進化將會再次產生出人類。不管怎樣，由于人民要求和平力量的增強，這種戰爭不可能發生。社會主義陣營不會發動戰爭。因此不應該害怕。害怕帝國主義，只會促使他們行動。必須反對他們，但要認真。”

　　談話就要結束了，毛澤東說他欽佩杜波依斯年高而身輕體健。他還說：

　　“我已經66歲了，我可能死于疾病，也可能死于飛機失事，也可能會被蔣介石派來的特務殺死。但是光怕死是沒有用的。害怕不能避免死亡，反而會導致死亡。我不想死，我仍然認為，我是有可能活著看見帝國主義的末日的，那正是我所欲求和希望的。但如果我一定得死，我也不害怕。”

　　杜波依斯擔心他死后的處境。他說，因為我的朋友和敵人，都認為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在座的都知道，我實際上并不是共產黨員。毛澤東笑著對他說：

　　“你不要擔心，你現在91歲，當你見到馬克思時，他會承認你是他的同志。當然嘍，也可能我比你先去那里，如果那樣，我將很高興地作你的介紹人。”

　　毛澤東送走客人后，就西藏局勢致電中央，他寫道：

　　“拉薩上層反動集團可能認為我們軟弱可欺，鬧事可能擴大，我們不得不準備提前實行民主改革。我們在西藏軍事上采取守勢，政治上采取攻勢，分化上層，教育下層，準備爆發叛亂，請中央考慮對達賴可能出走采取何種措施。中央以中央駐藏代表譚冠三將軍名義，寫信答復達賴在3月10日以后的3次來信，寬大為懷，希望達賴實踐歷次諾言，與中央同心。”

　　3月15日，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將中央以他的名義寫的“第3次”致達賴信，送給達賴喇嘛，規勸他“改變錯誤態度，立即負起責任，平息叛亂，嚴懲叛亂分子。”

　　3月15日下午，毛澤東致電中央，他寫道：

　　“要準備一封信，歷述幾年以來中央對諸大事件寬大、忍耐的目的，無非等待叛國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頭，希望達賴本著十七條及歷次諾言，與中央同心，平息叛亂，杜絕分裂分子，歸于民族團結，則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則將貽害西藏人民，終遭人民棄絕。”

　　這一天，毛澤東還寫出了第2個黨內通訊。他寫道：

　　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志們：

　　我到武昌已經5天，看了湖北6級干部大會的材料，同時收到一些省市區的材料，覺得有一個問題需要同你們商量一下。河南文件（指《中共河南省委關于人民公社的管理體制和若干政策的規定》和《中共河南省委六級干部會議總結提綱》——筆者注）已經送給你們，那里主張以生產大隊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和分配單位。我在鄭州就收到湖北省委3月8日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問題和糧食問題規定（指中共湖北省委《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和若干具體政策問題的決議（草案）》——筆者注），其中主張“堅決以原來的高級社即現在的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原高級社已經分為若干生產隊的，應該合為一個基本核算單位，不得再分。少數原高級社規模很小，經濟條件大體相同，已經合為一個生產隊的，只要是這些社的干部和社員愿意合為一個基本核算單位，可以經過公社黨委審查決定，并報縣委批準。”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同志來此，和王任重同志一起，談了一下。我問小舟，你們贊成河南辦法，還是贊成湖北辦法？他說贊成河南辦法，即以生產大隊（管理區）為基本核算單位。因為他們那里一個生產大隊大體上只管6個生產隊。而這6個生產隊，大體上是由3個原來的高級社劃成的，即一個社分為兩個隊。后來又收到廣東省委3月11報告，他們主張實行“三定五放”。“三定”中的頭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單位，一律以原來的高級社（廣東全省原有23000個高級社，平均每社320戶左右）為基礎，有些即大體相當于現在的生產隊（或大隊），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兩三個生產隊的，可以立即合并，成為一個新的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原有的高級社如果過小，一個自然村有幾個社的，及雖不在一個村，而經濟條件懸殊不大，經群眾同意，也可以合并，做為社的基本核算單位”。這樣，河南、湖南兩省均主張以生產大隊（管理區）為基本核算單位，湖北、廣東兩省均主張以生產隊即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究竟哪一種主張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據王任重同志說，湖北大會這幾天正辯論這個問題，兩派意見斗爭激烈。大體上，縣委、公社黨委、大隊（管理區）多主張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即原高級社）支書絕大多數或者全體主張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我感到這個問題關系重大，關系到3000多萬生產隊長、小隊長等基層干部和幾億農民的直接利益問題。采取河南、湖南的辦法，一定要得到基層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們覺得勉強，則寧可采用生產隊即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不致使我們脫離群眾，而在目前這個時期脫離群眾，是很危險的。今年的生產將不能達到目的。河南雖然已經做了決定，但是，仍請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開的4級干部會議上征求基層干部的意見。如果他們同意省的決定，就照那樣辦，否則不妨改一改。《鄭州會議記錄》上所謂‘隊為基礎’，指的是生產隊，即原高級社，而不是生產大隊（管理區）。總之，要按照群眾意見辦事。無論什么辦法，只有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則終究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辦，請你們酌定。

　　毛澤東1959年3月15日，于武昌

　　3月17日清晨，毛澤東寫出了第3個黨內通訊，他寫道：

　　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志們：

　　關于縣和公社的會議問題。各省市區6級干部大會即將結束，是否應開縣的4級或5級干部大會呢？我的意見應當開，并且應當大張旗鼓地開，只是一律不要登報。河南各縣正在開4級干部大會，開得很熱鬧很有益。河南省級負責同志正在直接領導幾個縣，以其經驗，指導各縣。湖北、廣東、江蘇，均已布置全省各縣一律開會。江蘇省的江陰縣委，已經布置開萬人大會。河南有兩個縣是萬人大會，多數縣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議縣應召開5級干部大會，即縣委一級，公社黨委一級，生產大隊（或管理區）一級，生產隊（即原高級社）一級，生產小隊（即生產組，又稱作業組）一級，每級都要有代表參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隊長，所有支部書記和生產隊長，所有管理區的總支書記和生產大隊長以及公社一級的若干干部都參加會議。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觀潮派、算賬派的人參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員中的積極分子，也可以找少數人到會。使所有這些人，都聽到縣委第一書記的講話。因為他的講話，比一般公社第一書記的水平要高一些。然后展開討論，言者無罪，大大鳴放，有幾天時間，將思想統一起來。要使3種對立面在會上交鋒：一種，基層干部與他們上級（公社或縣）之間交鋒；一種，思想不通的人與思想已通的人之間交鋒；一種，十分之一的觀潮派、算賬派（有許多被認為觀潮派、算賬派的人，其實并不是觀潮派、算賬派，他們被人看錯了）與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間交鋒。辯論有3天至4天的時間就夠了。然后，再以3天至4天時間解決具體問題，共有七、八天時間就夠了。縣的5級大會一定會比省的6級大會開得更生動，更活躍。要告訴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和縣委第一書記如何做工作。在會中，專門召集這些同志講一次，使他們從過去幾個月中因為某些措施失當，吹“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暫時脫離了群眾，這樣一個尖銳的教訓中，得到經驗。以后要善于想問題，善于做工作，就可以與群眾打成一片。應當討論除公社、管理區（即生產大隊）、生產隊（即原高級社）3級所有、3級管理、3級核算之外，生產小隊（生產小組或作業組）的部分所有制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王任重、陶魯笳兩位同志提出來的。我認為有理，值得討論。縣的大會在3月下旬即可完結，4月一個整月可以不開公社的代表大會了，忙一個月生產，開些小會，解決些具體問題，由各生產隊在工作余暇，召開黨員大會，再開群眾大會，形成全民討論。因為每個公社都有幾百人在縣里開過會了，問題已講透了，可以直接進行工暇全民討論。湖北已有些縣在進行全民討論。到5月間，全國各公社抽出3天時間（3天盡夠了），開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壞，但要有富裕中農），討論一些問題，選舉公社管理委員會。這種代表大會，建議一年開4次，每次1天、2天至多3天。公社第一書記要學會善于領導這種會議。我們的公社黨委書記同志們，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縣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強公社的領導，要派政治上強的同志，去幫助政治上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幫助領導較弱的縣委。縣委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強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生產隊（一般指原來的高級社）的領導骨干。

　　以上只是當作建議，究竟如何處理較為適宜，請你們考慮決定，迅即實行。縣開會時，公社各級都要留人領導生產，或交替到會，不誤農時。

　　毛澤東1959年3月17日上午7時，于武昌

　　欲知毛澤東此后的工作重心是什么？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本章中抄錄的3篇黨內通訊，充分體現了毛澤東一貫的工作方法和民主作風，如今已經成為探索中國農村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十分難得的里程碑性質的重要史料。不知讀者在認真研讀以后，能從中看出多少在毛澤東身后出現的那些人身攻擊屬于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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