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們大家好，我是金戈鐵馬，金戈歷史評說今天開講了，今天是第二講，我們二評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內容分析。

　　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開頭講到“我這個報告不想全面評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跡”，隨后便把話題引向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報告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于個人崇拜的論述，在報告的主體部分，談了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1、“列寧遺囑”問題

　　秘密報告摘引了“列寧遺囑”中有關斯大林的部分，全文引用了克魯普斯卡婭給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寧給斯大林的信，力圖引導人們認為：斯大林違背了列寧明確要求他解除領導職務的遺言，隱瞞了列寧的遺囑。而現在公開發表的歷史材料證明：斯大林在這一問題上是光明磊落的，是忠于和貫徹列寧遺囑的，斯大林繼承列寧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是眾望所歸、民心所向、黨心所向，這才是歷史的事實。

　　所謂列寧遺囑，是指列寧在　1922年12月23日　到26日口述的《給代表大會的信》以及1923年1月4日口述的《對1922年12月24日信的補充》。這兩封信里列寧對聯共(布)的四位政治局委員都做了評價。使列寧感到不安的原因，是黨內可能發生分裂。在談到斯大林時，列寧認為他“太粗暴”，這個缺點在總書記的職位上“是不可容忍的”，建議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但在這兩封信中列寧不僅僅批評了斯大林，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和皮達可夫都做了各種各樣的批評。根據斯大林同事的看法，斯大林與別的蘇維埃領導人有所不同，對自己的同時難得地耐心和有誠意，在極端氣憤時也常常避免說粗話。

　　列寧逝世后，在聯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于1924年5月18日把列寧的這兩封信送交了中央委員會。當時，斯大林和中央委員會都沒有隱瞞這個“遺囑”。5月21日，中央舉行特別會議，政治局委員加米涅夫代表列寧文件接受委員會做了情況通報，向大會宣讀了列寧的這兩封信。加米涅夫代表政治局建議：把列寧的信傳達給出席大會的全體代表，但不在全體會議上討論這封信，由各代表團分別討論。加米涅夫說，政治局建議在討論列寧的信時要考慮可以讓斯大林擔任總書記，條件是：他承認列寧所指出的他的性格上的那些缺點，并同意對此做出必要的結論。

　　聯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是由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共同主持的。大會閉幕后兩天，斯大林就在第一次中央全會上正式提出解除其總書記的職務的請求，但未獲全會同意。斯大林在這次全會上仍然被選為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并再次當選為總書記。由此可以看出，斯大林并沒有背叛列寧的“遺囑”，而斯大林成為聯共(布)和蘇聯的領袖，也是聯共(布)和蘇聯人民作出的歷史選擇。

　　2、“大清洗”問題

　　秘密報告中有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關于20世紀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問題，這也是本文將要進行詳細分析的一個重要問題。

　　在談及“大清洗”問題時，赫魯曉夫首先提到了列寧對于黨內斗爭的處理方式，指出在必要的情況下是可以采取嚴厲的措施的。隨后赫魯曉夫講到：“而斯大林采取最極端的方法，實在革命已經取得了勝利，蘇維埃國家業已鞏固，剝削階級已被消滅，社會主義關系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已經確立，而我們黨在政治上業已鞏固，無論從數量上和思想上已經受到了鍛煉的時候。”

　　赫魯曉夫對于“大清洗”的歷史背景的分析是錯誤的。在20世紀三十年代后期，蘇聯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都非常復雜而嚴峻。從國際背景上來看，德意日法西斯化，瘋狂地擴軍備戰，處心積慮地準備入侵蘇聯。蘇聯亟需做好反抗外敵入侵和保衛國家的準備。從國內背景上來看，社會主義建設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敵對勢力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仍在用各種方式進行反抗，黨內斗爭復雜激烈。黨內一些反對派的首領如亞戈達、皮達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托姆斯基等人也與國外敵對勢力相勾結。

　　在這種情況下，進行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運動，無論對于保持國內穩定還是對于防止敵人內外勾結搞垮蘇聯來說，都是有其必要的，也可以說是備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二戰開始之后，西歐不少國家在法西斯發起進攻后一觸即潰，德國“第五縱隊”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而蘇聯則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其原因就是徹底地肅清了反革命分子。《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結束語對“大清洗”的必要性做了科學的歸納：“在工人階級的領導司令部里，絕不能容許信念不堅定者、機會主義者、投降主義者和叛徒有立足的余地。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壘中有投降主義者和叛徒而去同資產階級做殊死斗爭，就會陷于腹背受敵的地位。不難理解，這樣的斗爭只會遭到失敗的結局。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為要達到勝利，首先必須在工人階級的黨內，在工人階級的領導司令部內，在工人階級的先頭堡壘內，把投降主義者、逃兵、工賊和叛徒清除出去。”曾在1936年到1938年“大清洗”高潮中任美國駐蘇大使的戴維斯在蘇德戰爭爆發后也說，“大清洗”中肅清的反革命分子確實有叛國的罪行，“大清洗”證明“斯大林及其親密戰友具有驚人的遠見”。

　　當然，“大清洗”中確實是存在相當多的錯案，有不少無辜的人被殺，給蘇聯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對此斯大林確實應該承擔責任。但是把“大清洗”中的所有錯案責任都歸于斯大林，則是有失公允的。干部中有些人為了保全自己，或顯示“政績”，或以此機會公報私仇，在“大清洗”中推波助瀾，采取了很多過頭的做法。這些人在“大清洗”中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赫魯曉夫正是這些人中表現得較為突出的一個。1988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專門委員會在一份報告中說，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的檔案里保存著能證明當年擔任莫斯科市市委書記的赫魯曉夫參與大規模鎮壓運動的材料，包括他本人呈交的建議逮捕莫斯科蘇維埃和州委領導人的文件。1938年，赫魯曉夫調任烏克蘭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后，那里有大批黨政機關和經濟部門的領導干部被逮捕。他還寫信給斯大林告狀，說烏克蘭每月報審批逮捕的為17000-18000人，而莫斯科批準的不超過2000-3000人，請斯大林出面干預。

　　赫魯曉夫在論及“大清洗”時指出斯大林在國內實行大規模恐怖的理論依據是1937年中央二、三月全會上《論黨的工作的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及其他兩面派的辦法》的報告中提出的“愈接近社會主義，敵人就愈多”的論斷。赫魯曉夫對這一“理論依據”進行批判，認為“大清洗”中相當多的錯案都是源自于斯大林的這一“論斷”。其實斯大林在此次報告中的原話是這樣的：“相反地，我們的進展愈大，勝利愈多，被擊潰了的剝削階級殘余也會愈加兇惡，他們愈要采用更尖銳的斗爭形式，他們愈要危害蘇維埃國家，他們愈要抓住最絕望的斗爭手段來做最后的掙扎。”斯大林說的是“被擊潰了的剝削階級殘余也會愈加兇惡”，并沒有說“敵人就愈多”，而赫魯曉夫則曲解和篡改了斯大林的意思。可是現在很多關于蘇聯歷史的書卻根據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認為是斯大林提出了“愈接近社會主義敵人愈多”，可見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流毒危害不淺。

　　同志們：我們為什么要對歷史進行評說，因為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不論是中國歷史還是世界歷史，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往往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還原歷史是為了照亮未來。秘密報告中有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關于20世紀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問題，我們很有必要搞清這一段嚴峻的歷史事實，事實是從蘇聯國內背景上來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敵對勢力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仍在用各種方式進行反抗，黨內斗爭復雜激烈。黨內一些反對派的首領如亞戈達、皮達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托姆斯基等人也與國外敵對勢力相勾結。

　　在這種情況下，進行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運動，無論對于保持國內穩定還是對于防止敵人內外勾結搞垮蘇聯來說，都是有其必要的，也可以說是備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至于肅反的擴大化問題責任也并不在斯大林，這些歷史事實我們必須分清，關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我們將繼續系列評說播出。

　　同志們：今天我們一伙無良公知在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后，打著評說斯大林的幌子把矛頭對準毛主席，他們借所謂斯大林“大清洗”運動攻擊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我們必須揭穿這些修正主義分子的丑惡嘴臉！

　　謝謝聆聽，下期待續，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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