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著名作家劉繼明花費五年時間創作的長篇新作《黑與白》出版后，在讀者中引起了熱烈反響。《黑與白》描寫了80年代以后數十年間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社會全景，是一幅改革年代蕓蕓眾生的奇幻畫卷。同時，它又以倒敘和補敘的手法，通過幾個主要人物的經歷，寫出了一部撲朔迷離的百年中國革命史。被認為是“一部形象化的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史”和“人民現實主義的尖鋒之作”，是一部改革年代的“傷痕文學”，它不僅寫出了工人階級的“傷痕”，也寫出了農民的傷痕，女性的“傷痕”，青年的“傷痕”。

　　劉繼明老師在談到《黑與白》的創作心路歷程時，認為這部作品是他真正擺脫精英文學體制，回到20世紀中國新文學史上源遠流長的無產階級文學和人民文學傳統的一次精神突圍，是他向產生過丁玲、趙樹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的偉大時代獻上的一份禮物。

　　郭松民老師認為，我們不了解思想史，就不知道我們是從哪里來的，也不可能知道我們要到哪里去，而《黑與白》是一部形象的當代思想史，如果一個讀者想了解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史，就應該讀讀《黑與白》。

　　孔慶東老師認為這部小說堪稱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的一面“照妖鏡”，如果有一部“照妖文學史”，劉繼明就是照妖大師，眾多妖魔鬼怪在他筆下無處遁形。《黑與白》找到了革命事業多災多難的內部根源，是中國照妖文學的一座嶄新的燈塔。《黑與白》不僅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大收獲，早晚有一天也會列入世界文學名著的家族，因為它對歷史的挖掘，對人性的拷問都遠遠超過了大多數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的作品。

　　劉繼明老師現授權烏有之鄉網站對《黑與白》進行連載，敬請廣大網友關注。欲購此書，請點擊此處（https://book.kongfz.com/777769/6736302495/）。

3.手表的故事（1）

　　在許多人眼里，勞改農場的人都是十惡不赦的壞人。罪犯罪犯，沒犯罪怎么會關到這兒來？可他們不知道，高墻內也有不少蒙冤受屈的倒霉蛋，就像古戲文唱的那樣，“滿肚子冤情無處申，只能打破門牙往肚子里吞”。這樣的人大多從心里拒絕接受改造，因為他們壓根兒就沒有罪，也不承認自己有罪。所以，為了讓他們認罪伏法，都給分配到農業隊來了。

　　我自己也是這樣一個倒霉蛋。

　　我是五年前被送到勞改農場的。我為啥被判刑？說出來你恐怕不相信，因為一塊手表。

　　那塊手表，是我爹賣了半年山貨，在丹陽縣城給我買的。那一年，我剛高中畢業回到村里。我是我們村唯一一個回鄉務農的高中生，在村里人眼里，算是有文化、有身份的知識青年。大概因為這“身份”，我爹拿出賣山貨積攢下來的錢，去丹陽縣城給我買了塊手表，上海牌，一百二十元一塊。那時，我們大隊支書戴的也只是一塊寶石花手表，價錢不到上海牌的一半，而且不是快幾分，就是慢幾分，很沒準頭。

　　由于這塊手表，我在村里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回村沒多久，我就當上了大隊團支部委員兼四小隊隊長。正當我滿懷信心，準備像電影《青松嶺》里唱的那樣，帶領鄉親們“沿著社會主義大道奔前方”時，生產隊卻突然解散了。

　　那天，當我在大隊會上聽完上級關于解散生產隊集體，實行聯產承包制的政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尋思我們小隊從前年開始，每個社員的工分增加了兩角錢，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起來，我當上隊長后，正準備在東青河上建一座小水電站，水電站建成后，不僅可以讓每戶社員用上電，還可以通過水電站灌溉，每畝地的收成在原來的基礎上又能增加三成。如果解散生產隊，把集體的田分到各家各戶，這計劃豈不一下子泡湯？我站起身大聲問支書：“集體搞得好好的，為啥要解散？你莫不是弄錯啦？”

　　支書抖了抖手里的文件說：“這是中央的紅頭文件，怎么會錯？”

　　我像泄了氣的皮球蹲到地上，咕噥道：“紅頭文件又咋樣？我想不通呢！”

　　支書叉起腰用手指著我說：“想得通想不通都要執行！”

　　我擰著脖子頂撞道：“想不通就不能執行，前幾年中央還號召要敢于反潮流呢！”

　　支書聽了，扒開坐在地上的幾個隊長，從會場中央幾步跨到我面前，眼睛一瞪訓斥道：“好你個郭文才，仗著喝了幾年墨水就翹尾巴，驕傲起來了，中央文件精神都敢不服從，你還想不想入黨？”

　　支書一邊說，一邊擼著袖子，像要打人的樣子，支書身材魁梧，比我高出一大截，真要打架我肯定打不過他。再說，前不久我剛向大隊支部遞交入黨申請書，支書答應了要做我的介紹人，他這句話等于戳到了我的命門，我耷拉下腦袋不吱聲了……

　　我擔任隊長的四小隊是全大隊最后一個分田到戶的。由于執行中央精神不力，我很快被免去了隊長職務，入黨的事也黃了。原本已經訂婚的未婚妻突然提出要跟我解除婚約。倒霉事一樁接著一樁，我像遭霜打的茄子，在村里人前人后抬不起頭來，以前當隊長時，村里人見了老遠就跟我打招呼，現在卻沒等走近便遠遠避開了，像躲瘟神一樣。

　　我本來是個心高氣盛的人，哪里受到了這種窩囊氣？家里分的那幾畝山坡地也懶得去拾掇，整天無精打采，心灰意冷，躺在家里睡大覺，對什么也沒興趣。我爹見了，罵我沒出息，經不住一點風浪。但罵歸罵，該為我這個兒子操心的還是得操心。

　　我爹倒騰山貨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前幾年割資本主義尾巴時還為這個挨過批斗。包產到戶后，再沒人批他搞投機倒把，生意自然比以前好多了，收的山貨堆滿了大半個院子，正愁沒人幫忙賣呢，見我整天待在家里無所事事，就讓我幫他去鎮上賣山貨。我在家里憋久了，也想出去透透氣，就答應了。

　　那時候，市場剛放開不久，生意十分火爆，山貨的價格也年年看漲。到處都能見到從縣城甚至省城來收購山貨的人。就這樣，我跟爹賣起了山貨。爹負責收購，我負責在鎮上的集貿市場銷售，父子倆配合得十分默契。隨著生意越做越好，我灰暗的心情也漸漸好起來。

　　過了沒幾年，我家就成了村里數得著的富戶，我爹把我們家那幢住了幾十年的土坯房推到，蓋起了一棟寬敞高大的紅磚瓦房，還托媒人給我在丹江河邊上找了個漁戶的女兒做媳婦。我娘死得早，是爹一手一腳把我拉扯大的，爹省吃儉用供我上學，是望子成龍，現在這個希望破滅了，便只剩下盡早讓我娶妻生子，給老郭家延續香火這點念想了。媳婦娶進門第二年，就給我生了個大胖小子，八斤三兩，取名八斤。我爹高興得合不攏嘴來，在村里挨家挨戶請人上門喝喜酒，擺了十幾桌酒席。

　　那是打我記事以來我爹在村子里最風光的一天，當初我高中畢業后回村當團支部委員和小隊長時，也沒見他這樣風光過。

　　俗話說，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正當我日子過得順風順水，芝麻開花節節高時，一場橫禍飛到了我的頭上。

　　那時，我兒子八斤快兩歲了，不僅學會了走路，還會喊爹了。每次我賣完山貨一進家門，八斤就抱著我大腿，伸出小手掏我口袋，找好吃的，所以我每天回家，都要在集市上買點兒糖果啥的裝在口袋里。

　　那年冬天，我的高中同學張耀祖結婚，請我去喝喜酒。張耀祖也是農村人，畢業后原本跟我一樣要回村參加勞動的，但他爹是公社郵政所的郵遞員，雖然只是個臨時工，但按月拿工資，也算是半個公家人。

　　張耀祖高中畢業那年，他爹進山投遞郵件時，掉到懸崖下摔死了。由于是因公殉職，縣郵政局不僅給死者家里發放撫恤金，還讓張耀祖頂替他爹在郵政所當了投遞員。過了兩年，還給他轉了正式職工，成了正式的公家人。由于是公家人，張耀祖的婚禮也比農村人操辦得有排場、有檔次，不僅去吃喜酒的親戚朋友多，酒菜也比一般農村人家的豐盛，我平時不大喝酒也喝多了。

　　那天，我喝完酒往家走時，天已經快黑了。從鎮上到我們村，是一條曲曲彎彎的山路，約莫四五里遠，以前我在鎮上的高中讀書，后來去鎮上賣山貨時，每天都要在這條山路上走一個來回，所以我對那條路熟得不能再熟了，閉著眼也能走回家。但那天我的確喝高了，臨出門時，張耀祖問要不要找個人送我，被我給拒絕了。

　　那條山路一直順著東青河邊向前蜿蜒，腳下是滾滾的河水，頭上是長滿茶樹和荊棘的山坡。我高一腳低一腳地走出鎮子，踏上了回村的路。

　　農歷十一月的天氣，氣溫已近零度，前兩天剛下了一場小雪，山坡上的積雪還沒有融化。東青河上的漁民也早已在岸邊泊好船，準備過冬了。天黑得像一口倒扣的鐵鍋，看不到一顆星星。夜晚的風比白天更加刺骨，貼著山坡吹過來，鉆進脖子，我不由打了個寒噤，酒勁一下子發作了，肚子里翻江倒海般，我感到天旋地轉，踉蹌著往路邊走了兩步，嘴一張，吐了個天翻地覆。肚子里的東西倒完，渾身上下也像被抽了筋似的，沒了一絲力氣，兩眼發黑，腿一軟，歪倒在路邊的草叢里……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我聽見有人在我耳邊喊：“郭文才，你醒醒、醒醒！”

　　我吃力地睜開眼睛，看見有個人用手電筒對著我，晃得我不得不閉上剛睜開的眼睛。

　　借著黃黃的手電筒光，我認出是同村的翁彪。這個人是我的小學和初中同學，跟我同歲，鼻子有點塌，說話甕聲甕氣，有人便給他取了個綽號，叫“翁鼻子”。翁鼻子讀小學和初中時其實成績不差，每次考試總是排在前幾名，但由于家庭成分高，按當時的政策沒能上高中。為這個，他一直耿耿于懷，覺得我的學習成績并不比他好，卻上了高中，心里很不服氣，但面子上還過得去，畢竟我們曾經是同學嘛。在我回村當上團支部委員和小隊隊長后，翁鼻子還主動向我套近乎，不過，我被撤職后，他對我的態度很快就冷淡下來了……

　　“你喝了多少酒，醉成這樣子？”翁鼻子一邊拉扯著我的衣服，一邊嘟噥。

　　我的腦子這才清醒過來，想起自己是在鎮上喝了喜酒倒在路邊的。同時，我從翁鼻子身上聞到一股刺鼻的酒氣，便磕磕巴巴地問：“怎么，你也喝、喝酒啦？”

　　“嗯哪，老丈人六十大壽，我去給他祝壽，喝、喝了點兒。”翁鼻子也跟我一樣磕磕巴巴地說，“要不我也不會回來這么晚，不是讓我碰上，寒冬臘月的，你在野外躺一夜還不凍、凍死個球……”

　　翁鼻子比我結婚還晚，媳婦是東青河對岸小王村人，叫王翠花，長得很俊俏，聽說，翁鼻子為了娶媳婦，花光了這些年種田攢下的全部積蓄。去年成的親，還沒有懷上孩子。翁鼻子很疼媳婦，平時都舍不得讓王翠花下地，田里的活都是他一個人干的。

　　這會兒，我聽了翁鼻子的話，才感到一陣徹骨的寒意襲來，在山路邊睡了一覺，手腳都凍麻木了。我抬起手腕，擼起袖子看了看我那塊上海牌手表，手表是夜光的，表盤上的時針正指向凌晨一點三十五分。

　　“都后半夜了，我扶你回家吧？”翁鼻子打了個哈欠，嘴里又噴出一股嗆人的酒氣，伸出手來抓住我的手腕，他不愧是個能干的莊稼把式，力氣很大，一下子就把我從地上拽起來了。

　　我跟著翁鼻子往前走了幾步，一陣凜冽的山風貼著地面吹過來，攜帶著一股濃烈的土腥味兒，鉆進我的鼻孔，我忍不住打了個響亮的噴嚏。我覺得清醒了不少，睜大眼睛環顧一下四周，看到這兒離村子已經不遠，隱約聽見傳來幾聲狗吠。于是，我掙脫開翁鼻子的攙扶，擺擺手說：“你回、回吧，我自個兒能、能走……”

　　“你真、真能行？”翁鼻子見我走了幾步，才放心地松開手，自己打著手電筒往村里走去。

　　我跟在翁鼻子身后，他走得快，我走得慢，一會兒就把我遠遠地拉在后面，不見了蹤影。

　　回到家，爹和媳婦孩子都睡了。我沒有吵醒他們，用熱水擦了把臉，就上床睡覺，躺下之前，我習慣地抬起手腕，想看看時間，誰知一擼起袖子，手腕上空空的，那塊上海牌手表不見了！

　　我腦子激靈一下，半醉的腦子頓時全醒了。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手表丟了。丟到哪兒了呢？剛才在半路上不是還當著翁鼻子看過時間嗎？我想起翁鼻子把我從地上攙扶起來時，抓過我的手腕。莫非……手表是翁鼻子順走了？

　　整個后半夜，我都沒有睡著。天快亮時，我已經確信：手表真的是翁鼻子順走了。

　　除了他，還會是誰呢？

　　天一亮，我就起了床。冬天的晨霧籠罩著村子里大大小小的房屋和四周靜悄悄的山巒。大多數人家的大門都緊閉著，村道上看不到一個人。我穿過村道，遠遠看見村西頭那幢新蓋不久的兩層樓磚瓦房敞開了半邊門扇，心頭一亮，仿佛看到了丟失的那塊上海牌手表。

　　“翁彪，翁彪！”我站在翁鼻子家那扇半開的大門前喊了幾聲，卻沒有人應聲。正要往屋里走去時，從那半扇門里閃出一個人來。

　　是翁鼻子的媳婦王翠花。

　　“誰呀，一大早就跑到人家門口大喊大叫的……”王翠花沒好氣地說。她手里拿著一只裝著包谷米的葫蘆瓢，正在給雞喂食。

　　“是我呀，弟妹，翁彪在家吧？”我走上前說。

　　王翠花顯然剛起床，身上穿著一件藍底紅花格子小棉襖，領子沒扣緊，露出一截雪白的脖子，再加上那張紅撲撲的臉蛋，顯得格外俊俏。去年翁鼻子成親時，我專門從鎮上回來吃喜酒，送過一個數額不小的紅包。王翠花和翁鼻子還一起給我敬過酒。按照山里人的習俗，對送大紅包的親友，新娘過門后是要親自敬酒的。

　　但今天，王翠花見了我卻像不認識似的，掀起眼皮瞥了我一眼，說：“我家翁彪不在家，你找他干啥？”

　　“不在家？怎么可能？后半夜我還在村外山道上碰見他來著，我倆是一前一后回村的……”我以為王翠花是跟我開玩笑，就對她說：“別逗了，弟妹，昨夜里我在鎮上喝喜酒喝多了點兒，正好碰見翁彪從東青河對岸你娘家回來，他陪我嘮了會兒嗑，還把我那塊上海牌手表擼下來了，我知道他是跟我開玩笑呢……”

　　“他擼沒擼你的手表我不知道，可他沒回家，我還擔心他是不是跟我爹一起喝酒喝多了呢！”王翠花站在門口，冷冷地說，“你要不信，自己去瞅瞅。”說著，閃開身子，把堵住的大門讓開了。

　　我猶豫了一下，往屋里走去，走進他們夫妻倆的臥房看了看，床上兩床繡花被子和枕頭疊得整整齊齊，果然沒有看到翁鼻子的影兒。

　　我愣怔了片刻，趕緊從臥房里退出來了。

　　昨晚我明明跟著翁鼻子回村的，他怎么可能沒回家呢？我滿腦子疑云，越想越覺得不對勁。如果是這樣，翁鼻子就不是借著酒勁兒開玩笑順走我的手表，而是一種蓄謀的劫財行為。如果是這樣，性質就變了。我想，絕不能讓這種卑劣的行為得逞。這不僅是一塊手表的事，而且關系到我的人格尊嚴和權利。除了找回手表，還應該讓翁鼻子得到應有的懲罰。

　　我越想越來氣，心里被一股憤怒的火焰燃燒著，回到家時，我已經想好了如何找回手表和懲罰翁鼻子的辦法。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